雒陽太學前的廣場上，陳琳作為文淵中的骨幹分子領著以青年為主的太學生和一幫儒生彼此對峙，天子以朝廷之名下達的宣稱要對鮮卑人進行報複的血腥詔書，和儒家中的‘修文德以使遠人來服’的思想發生了劇烈的衝突，在過去帝國強盛時期，朝廷往往會對前來投降的部進行賞賜，免去他們的罪責，而現在天子不但下令斬殺對方前來獻降表的使節團，命令邊地士卒將其頭顱懸掛於長城之上，更是說出了十倍殺之以行報複的暴虐之語，足以讓那些傳統的普通文人感到很不舒服。
儒學在帝國的思想體係中，很長時間都處在一種尷尬的地位，在孝武皇帝時代，名著天下的大儒董仲舒為了能使儒學走上政治舞台，而引入了法家的觀點，利用大一統和君權天授迎合孝武皇帝，而有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局麵，但是實際上孝武皇帝隻是借用尊儒的外衣使法家走上了帝國的政壇，因為高祖皇帝正是打倒了以法家思想一統六國的秦朝才建立了大漢，對於孝武皇帝而言，讓法家名正言順地取代原本治國的黃老思想，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得到整個貴族階層支持的，於是才有了儒皮法骨的政治格局，董仲舒終其一生也未得到重用，不過儒家因此也擴大了影響力，至少在表麵上，儒家關於道德倫理方麵的思想成了帝國的主流思想，慢慢地對帝國各個階層施加著影響。
光武皇帝中興以後，由於光武皇帝本人和中興功臣大半都是儒家出身，儒家才真正得到了實質上的發展，而光武皇帝中興以後，帝國的政治也漸漸走向了倫理道德政治，在皇權強盛的前期，這種政治模式對安定社會起到了一定作用，可當皇帝孱弱，以後族為代表的豪強集團逐漸把持朝政時，這種倫理道德政治就變成了帝國政治中的病變體，孝桓皇帝時代開始越演越烈的名士風潮和門生故吏集團便是其引發的後果，倫理道德政治對於人的道德提出過高的要求，最後隻會導致虛偽矯飾，人情關係也取代了正常的官僚秩序，而且由於過分重視倫理道德的作用而忽視了律法，於是法紀對帝國官僚的約束降低，直接造成了法律對犯罪者的區別對待，官僚和權貴者失去約束，普通百姓則苦於酷法，帝國在建寧以前的各種問題，從表象上看是豪強把持皇權和貪官汙吏橫行，但實質上卻是倫理道德政治在製度上的天生缺陷，因為倫理道德政治要求皇帝本人作為道德楷模去統禦臣下，若是遇到皇帝賢明而且擁有高明的治國手腕，那麽倫理道德政治無疑能發揮它的作用，但可惜的是由於皇帝本人站在整個帝國的至高點上，很容易自我失陷在欲望中，倫理道德政治更多時候都是處於失效狀態，而那個時候用以維係帝國運轉的便是官僚製度和一些正直官僚，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皇帝或政治家出現，那麽很快帝國就會轟然倒塌，死於內部的農民起義，即使倫理道德政治和儒家學說再利用安撫百姓，但是民眾的忍耐是有極限的，當失去製約的官僚和權貴侵害到他們的底線時，原本看似溫順，受到傳統觀念和儒家學說忠孝服從思想熏陶的底層百姓會像火山一樣爆發，將帝國拖入毀滅的深淵。
一直以來，劉宏都在淡化帝國的倫理道德政治，而降其納入到社會秩序中去，政治應該是高效而講究實利的，更是血腥和冷酷的，倫理道德政治注定隻能碌碌無為，淪為一塊遮羞布，在他看來中國曆史上之所以每個王朝都是初期強大，而後每況愈下，便是因為儒家的倫理道德政治模式會漸漸取代原本高效的法家模式，每一個王朝之初，除去開國皇帝和功臣本身的才能，都會強調法紀的作用，但是隨著後繼者在能力上的缺失，王朝之初對法紀的重視會慢慢被侵蝕，無論是法家還是儒家，其本質都是迎合皇權，因此不管是法家的法治還是儒家的民貴君輕，到最後都隻是一句空話，當賢明強幹的開國君主逝去，之後的王朝皇帝們會破壞先人所定下的規矩，因為個人的好惡而進行賞罰，帝國的基礎就在這樣的情形下被破壞，貪汙腐敗的情況一旦開了個頭，就很難得到遏製，最終使整個國家像病變演化，逐漸衰弱以至於死亡，而這個時候倫理道德政治往往會被那些利益攫取者當作一塊遮羞布來使用，他們既沒有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修養，也沒有確切的才能，他們所有的隻是勾心鬥角和爭權奪利的本事，靠著開國君主和功臣們製定的製度使王朝苟延殘喘。
曆史上所有的中興之主，幾乎都是恢複王朝初始的法紀，約束失去控製的利益集團，才得以重新振興王朝，就像現在的帝國，在光武皇帝中興之初，依靠豪強起家的光武皇帝甚至不能對犯罪的大豪強施以製裁，但是隨著皇權的鞏固以及獨裁製度，光武皇帝晚年時豪強勢力便得到了抑製，而他的繼任者孝明皇帝延續了他的政策，在這一段時期內，豪強勢力被皇權全麵壓製，隻可惜孝明皇帝之後，孝章皇帝開始對外戚縱容使得豪強勢力反彈，最終在孝和皇帝以後危及了帝國，若不是劉宏上台以後利用光武皇帝製定的獨裁製度，再次獨攬了皇權，恐怕整個帝國將如原先的曆史軌跡一樣，被農民起義摧毀最後的統治根基，陷入軍閥混戰中，以最暴力的方式宣泄帝國累積的各種問題。
太學，作為劉宏改造帝國政治的大本營，從建寧以後，由他借鑒後世各種政治思想所提出的新儒學便在太學悄然崛起，而這個時候儒家學說的包容性就體現了出來，因為無論是大國沙文主義，還是帝國主義，劉宏都可以將它們披上儒家的外衣，孔子本身作為一個堅持周禮的貴族，尊王攘夷，貴中華，賤夷狄的思想始終貫徹整個儒學，在他死後，儒家一度有過八個學派，在戰國時代，儒家也並非一直都碌碌無為，隻是其所堅持的倫理道德思想和對君主過於苛求的道德使得他們沒有太大作為，但是即使如此，秦朝在一統六國以後，始皇帝依然使用了儒家學說，隻不過因為在郡縣製一事上儒家和始皇帝硬頂，才導致了儒家被棄用，至於所謂的焚書坑儒，也不過是帝國建立以後，出於政治宣傳的目的而炮製出來，當時始皇帝焚燒的是六國史書，坑殺的也隻是那些方士，至於儒生根本未受到打擊，最多是在政治上全麵遭受挫折和失利，若說秦末的典籍遭到損壞，應該說是項羽在鹹陽的一把大火，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
學說是為政治服務而產生的，這幾乎可以說是百家學說的成因，而這一條也是貫徹整個中國曆代王朝的一條準則，當家天下的製度形成以後，所有不適應皇權統治的學說都被摒棄了，而剩下的法家由於在秦帝國的失敗而注定隻能隱藏在儒家的外衣之下，但即使如此法家在之後的曆代王朝裏照樣被閹割，至於儒家更是直接被進行肢解和完全為政治而進行解讀，這也是儒家學說自戰國時代以後，不但沒有進步，而且甚至倒退的主因，劉宏並不認為自己能依靠先於整個時代千餘年的積累而另外開創什麽學派，因為曆史早已經證明，即使出於政治目的被進行解讀和修改，儒家學說的核心倫理道德依然是最適合帝國的，他所要做的隻是修正它的缺陷並使其為自己服務就可以了，劉宏並不是一個多麽高尚的人，冷酷或者自私的評語更適合他，因此他依然會為自己的後代打算，作為從秦末統一至今的帝國，皇權的神聖性已經深入人心，在原本的曆史軌跡裏，三國混戰之後，魏篡漢，晉篡魏，使得皇權失去了原本的神聖性，才導致了士族門閥製度的形成，自那以後，再也沒出過超過四百年的皇朝帝國，劉宏的私心讓他決定利用新儒學將皇權和整個國家連為一體，讓普通百姓和帝國的精英階層將皇權和國家看得高於家族利益。
七年的努力，讓劉宏在太學裏培養了一批忠於自己的年青太學生，而他們也是他麾下輿論的主要實力，盡管他們的名望還比不上那些成名已久的士大夫，但是青年所具備的衝勁讓他們比起那些士大夫更加狂熱和充滿幹勁，在太學裏正是靠著陳琳這些青年太學生，劉宏掌握了帝國的未來，但是眼下新舊思潮的對立依然嚴重，至少那些傳統的儒生和文人並不喜歡劉宏帶給太學的變化。
在帝國的知識分子階層中，嚴格意義上來說，無論是高門望族還是寒門庶族，都屬於地主階級，兩者之間的區別不過是前者在帝國的豪族政治趨向瓦解時依靠時運取得了先機，從而阻擋了後者的仕進之路，利用攫取的政治地位試圖為將取得的特權延續下去，在原本的曆史軌跡中，席卷整個帝國的內戰最終確立了這種比之豪族政治更為落後的門閥製度，導致了自秦漢大一統之後集權帝國的中央衰弱，最後釀成了五胡亂華的惡果，但是現在，由於劉宏的出現，在一切都隻是處於轉變初期時，逆轉了這種變化，一方麵壓製高門望族，一方麵扶植寒門庶族，使得整個帝國在原本的豪族社會走向崩潰時建立起了一個更加健康的士族社會，雖然這種轉變還未完成，也遠未定型，可是兩者的差距已經被縮小，足以形成一個撐起整個帝國的精英階層。
在太學裏，來自地主階級的太學生占據了大多數的位置，但是這不代表太學裏便是以他們為主，一個帝國若是底層的百姓永遠沒有出頭的機會，那麽它也就離滅亡不遠了，即使以帝國的社會結構，一部分底層出身的人依然有機會出頭，隻是這機會相當的渺茫，而太學便是機會之一，雖然太學裏年輕的貧寒太學生幾乎一邊倒地站在了劉宏這一邊，但是仍有相當一部分人非常固執於以前學的經義，而這一部分人便可以算作一個典型，他們代表了帝國目前知識分子階層裏最底層但同時也是最堅定的一批人，他們並不喜歡劉宏那種違背傳統的做法，在幾乎沒有參與過政治的他們心目中，理想的君主應當是仁慈而非殘暴的，劉宏對鮮卑人那種**裸的血腥報複的詔書宣言，在他們看來是一種先兆，劉宏會因此而變成暴君，遲早會將這種殘暴帶給本國百姓。
曆史上，在一個王朝後期，撐起國家的隻是少數正直的精英，而朝堂上多的是無能而且卑鄙的同僚，至於民間則更多是思想僵化的知識分子，而這並不能歸咎於這些人本身，因為這本就是統治者天生對統治下的百姓的防範，以帝國為例，光武皇帝中興以後，大肆推廣儒學教育，並且使用儒家典籍作為選官的標準，但是實際上官僚依舊以豪族或者崛起的高門世家為主，而這些人往往並不使用儒家的手段治國，但是表麵上他們都是儒家徒，而民間得到教育的普通人更多的是受到教條式的儒家思想教育，他們看似得到了出頭的機會，但是最後真正能夠成功的隻有極少數人，而這極少數人也會立刻成為前者一樣的人，脫離原有的階級。
僵化的教條式儒家信徒，這就是整個帝國裏劉宏所要麵對的一群麻煩，但是從另外一種角度來說，這些僵化的教條式儒家信徒雖然大多仍舊屬於社會底層和知識分子階層裏最低的一群人，但他們中有不少可以算是真正的儒著，至少他們在德操方麵比那些偽君子之流要好得多，也正因為如此，劉宏對他們保有一份敬意，而不願意對他們使用非常手段，隻是在輿論上一如既往地壓製，在太學裏內部的爭鬥裏則放任不管，掌握了青年一代的他已經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實在沒有必要去迫害這些難以對他造成損害的儒生，文字獄這種事情有百害而無一利，利用暴力去消滅輿論是最愚蠢的做法。
車駕內，劉宏看著太學前廣場上彼此對峙的兩群人，輕輕歎了口氣，那些守舊的儒生最終將被時代所拋棄，現在的儒家勢力並不強大，皇帝個人的喜好就能影響一家學說的興衰，儒家真正的獨大是在科舉大興，唯儒學思想取才以後才實現的，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出身的官僚才徹底讓被皇權改造後的閹割儒學淩駕於了一切之上，皇權，儒學，官僚三位一體的統治並不是一件好事，因為那時的儒學已經成了一種僵化的製度，無論皇朝更迭，官僚變化，家族興衰，始終不變的便是儒學帶給人們的思想觀念，周而複始的王朝讓中國有了讓西方人讚歎的長久曆史和穩定繁榮，可是中國卻在一治一亂的循環裏原地踏步，直到明末出現了儒學自漢朝以後的第一次前進時，卻被天災和農民起義以及野蠻遊牧民族的入侵而徹底斷送，接著便是儒學史上最黑暗的三百年時期，原本隻是被閹割篡改的儒學徹底給扭曲了，連帶在治亂循環裏得以保留的中華道統也幾乎被斷絕，直到劉宏生前的那個時代，中國依舊在承受著那三百年黑暗時期所餘留的惡果。
劉宏曾是曆史係的學者，雖然他知道自己的觀點也許有些偏頗，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儒學和中國的關係實在太過深厚，深厚到沒有人可以去割裂，他能做的隻是修正儒學固有的缺陷，並且通過一切手段使儒學向前發展，而這一切都被他寄托在新儒學之上，盡管裏麵摻雜了很多後世外國的東西，但是他不認為這是一種背叛，儒學的本質精神是學習，儒家學說始於孔子，卻絕不是孔子建立，由他的弟子所開創的八個學派，在春秋戰國時代學習別派學說，才漸漸形成了儒家，而曆史也應證了這一點，中國人始終是最善於學習的民族。
廣場之上，由陳琳帶頭的新儒學的青年太學生們和那些守舊的儒生辯論激烈，事實上這種辯論並無意義，因為舊儒學注定是要消散的，很多時候實力代表著一切，尤其是在舊儒學的基礎上誕生的新儒學更加易於取代它。行政，教育，選官資源上對新儒學的傾向性讓這一切都成了時間問題而已，但是劉宏依然讓這種辯論進行了，這是他向那些舊儒學傳統下知識分子表達的最後敬意。
在劉宏看來，後世外國所謂的各種政治思想中國在戰國這個百家爭鳴的時代都有過，無論是秦的軍國主義體製，漢初的自由經濟政策，又或者是道家的無政府主義和法家的絕對集權主義以及儒家的‘民主’都有著相當的造詣基礎，他所提倡的新儒家，是以儒家的倫理道德觀作為社會核心準則，法家作為治政思想，同時輔以軍國主義體製，在他的理想中，帝國的臣民應當如同戰國時代的秦人一樣，勇於公仇，怯於私鬥，整個國家保持著旺盛的侵略意誌，他要讓帝國變得如同秦國一樣，但是又沒有秦國的缺陷。
而從目前的狀態看，劉宏的理想正在穩步地前進著，太學裏年青太學生正在朝他所希望的方向蛻變著，而這一切轉變的基礎則是他不遺餘力的財力投入，不過對他來說，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青年本就是血性的，隻需要對他們加以引導他們就是帝國日後的脊梁，現在這種掌控一切的感覺讓劉宏覺得有一種難以言語的感覺，就似乎他站在世界之巔，俯視著腳下的一切，總有一天他會達成自己的野心。
廣場上，對峙的氣氛已經變得激烈起來，對於深信自己是正確的辯論者而言，對方任何的說辭都不會對他們產生影響，而所謂的辯才能夠壓倒對方，有時候更多是氣勢上的，而現在新儒學的青年太學生們無疑占據了優勢，他們占領了大半個廣場，個個目光犀利，身體健壯，在太學裏他們可以得到天子的補助和各種工作機會，足以讓他們吃飽，有充足的精力鍛煉身體，‘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蠻其體魄’，這句出自天子的聖訓被他們銘記在心，年青的他們相信帝國和野蠻的遊牧民族之間，隻有戰勝他們，才能讓他們接受秩序和文明，國家與國家之間，強權就是真理，在孝武皇帝時代，是衛青，霍去病，羽林軍打敗了北匈奴，而不是現在他們麵前那些儒生口裏所說的仁義。
要讓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安分守己，就要為他們樹立一個榜樣，讓他們知道什麽是帝國的威嚴，而那不是鮮卑人入侵帝國邊境，殺害帝國子民，隨後上一道降表就可以什麽事也沒發生，而是血腥的殺戮和報複，隻有這樣，那些遊牧民族才會牢記什麽是秩序，才會接受帝國的文明，在將來的日子裏才不會發生戰爭，用一個鮮卑民族換取日後草原的世代安寧，才是真正的仁義，年青的太學生們堅信他們才是真理的一方，殺一人，救千萬人才是真正的大仁義，他們現在麵前的隻是一群什麽都不懂的腐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