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軍護送的車隊末尾的馬車內,卑君穿著漢服,手裏捧著一卷書,在敦煌住了十六年的他看上去已經完全不像一個車師人,倒像是位飽學的大儒,隻有他的膚色和眼瞳依稀能看出些端倪來,除了李儒,隨行的所有人包括那些車師後國使團的人都不知道的存在,其實就算他現在出現在那些故國的人麵前,也沒有人能把他認出來,儒學的熏陶已經把他從當年那個曾被帝國立為國王的蠻勇青年變成了如今溫文儒雅的中年文士。

和卑君同乘一車的是位照顧他的十一軍團的年青參謀,出身細柳營,與卑君相處倒也愉快,尤其是兩人都頗好帝國如今正蓬勃發展的新儒學,自從建寧三年開始以後,帝國原本的儒學就開始出現新舊兩派,舊派自然不用說是過去已經發展到瓶頸的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若是沒有劉宏的介入,古文經學會在鄭玄這個一代宗師手裏發揚光大,從而取代今文經學,成為儒學今後的發展方向,不過現在鄭玄和一批這個時代頂尖的學者則被劉宏籠絡,加入了新儒學的研究中去。

儒學其實嚴格意義上來講並不算是孔子開創,孔子一生述而不作,而當時所謂的儒也隻是負責喪事禮儀的術士,地位卑下,孔子一生所追求的便是擺脫這種小人儒的地位,成為他所向往的君子儒,雖然從表麵上看,孔子始終是在維護守舊的禮樂製度,可實際上他所提倡的禮治以及在魯國的官僚生涯,卻充滿了改革的意味,也正是因為他的私學,原本貴族和庶人間不可逾越的鴻溝開始被打破。

而儒家學派實際上是在孔子死後,由他的弟子所開創,當時一共產生了八個學派,最後更是分裂出了墨家和法家這兩家學派,至少在先秦時代,儒學始終都在發展著,即使是始皇帝在一統六國以後,也曾經有過使用儒家治國的念頭,不過可惜的是當時儒家向始皇帝提出了恢複分封的主張,才被始皇帝所摒棄。

從後人的角度來看,當時儒家提出的分封主張無疑是倒退的,可是從當時的實際情況而言,在邊遠地區分封宗室子弟作為諸侯經營地方,而對中央的繁華地區實行郡縣製才更加穩妥,秦朝的二世而亡其中並不乏這個原因,至於始皇帝的焚書坑儒和儒家更是沒有多少關係,所焚的書籍以六國的史書為主,而且嚴格意義上來說,這些書籍也並非全部銷毀,全都在當時的鹹陽皇宮藏有副本,而坑殺的也幾乎全是些方士。先秦文化的散佚歸根結底還是在於項羽在鹹陽的一把大火,把當時整個秦朝所藏的書籍都付之一炬,再加上連年的兵禍才使得當時的文化和科技幾乎倒退了百年,帝國建立以後,花了極長的時間才恢複過來。

而劉宏在回到了這個時代以後,在他登基以前,除了記錄他在後世的學識以外,為了徹底融入這個時代,很是下了一番苦功學習當時的儒學,所以劉宏對儒學印象並不壞,至少儒學有很強的包容性和世俗性,所以才會被世人所接受,但實際上儒學在帝國始終都隻是一層外衣,有名而無實。

劉宏在後世的時候,曾經有無數人咬牙切齒地痛恨董仲舒,認為他閹割了儒學,可實際上董仲舒為了迎合孝武皇帝,而使儒家學派走向帝國政治舞台所提出的大一統等思想,卻是被敵對的學派法家的核心思想,而最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過是孝武皇帝為了讓法家上台而已,董仲舒一生終未得到重用。

因為曆代戰亂和清朝大規模禁毀書籍,劉宏在後世大學的時候,也隻能通過一些發掘的史料進行研究,當他親自學習了這個時代的儒學,並且在登基以後,可以從皇宮的藏書裏看到各種保存下來的珍貴資料以後,才讓自己結合原本的曆史走向對儒學形成了客觀的看法,劉宏依然堅持他的理念,儒學不能運用到治國的具體層麵,因為儒學是用來治人的,它有其天生的缺陷,可是卻可以用來補足其缺點。

用兩千年後的眼光去批判帝國的儒學,劉宏認為對當時的學者並不公平,後世的人對曆史進行批判是用來汲取教訓經驗,是用來自我改善的,而不是以譏諷的心態去埋怨前人,就如同董仲舒在孝武皇帝的策論文章,劉宏在看了起原文以後,始終認為那是當時頂尖的政治主張,除了儒學對科技一貫的輕視以外,其他都算得上無懈可擊,沒有人可以開創沿用千年,萬年的學說,尤其是當他們受限於身處的時代和生產力限製,儒學最大的功能便是在生產力並不發達的時代和法家一起為統治者提供一個相對‘高效’的統治模式,自帝國建立以後的儒皮法骨的模式一直沿用了兩千年,如果沒有西方文明的崛起,或許這種模式和王朝興滅的穩定循環仍將持續下去。

在劉宏眼中,儒學和法家是被皇權所閹割的,儒家所堅持的民本,法家所堅持的反對貴族世襲,都是被皇權所閹割的,所謂儒學閹割民族血性毋寧說是統治者在閹割被統治者的血性,而儒學則是最合適的工具,隻不過當這個工具被皇權異化以後,壓過了皇權而已,或者說和皇權合二為一,不分彼此。

不過盡管如此,劉宏還是認為儒學至少在曆史上對中國有著促進作用,撇開實際並不使用儒學的漢唐不論,宋明時期正是因為儒學的發展才使得當時的王朝有了長足的發展,人人都說宋朝理學不堪,可實際上理學所培養出來的儒生極為剛烈,金國入侵南宋,嶽麓書院的由理學所培養的儒生個個棄筆從戎,壯烈殉國者超過九成,而朱熹本人更是堅定的主戰派,最後也因為主戰而被貶,南宋士人最後自殺投海殉國的超過十萬人,也許有人認為這些人連拿起武器反抗都不敢,所謂的殉國也不過是懦弱而已,可是劉宏從來都認為自己曾經所處的那個時代那些誇誇其談的人或許連自殺殉國的勇氣都沒有,他們所能做的就隻是以自卑的心態去批判古人,他們生活在物質最好的時代,可是精神卻處於最空虛的時代,不知道有多少人從不曾真正去了解自己所批判的東西,而隻是為了批判而批判,在劉宏看來,真正毀滅了儒學傳承的是清朝,大規模的禁毀書籍,剃發易服,徹底湮滅了漢人所有的光榮,他們用了三百年時間讓漢人變成了奴隸,終清一朝,除了晚期因為西方帶起的工業革命進入後的生產力,在它所謂的盛世時期甚至遠遠不如明朝末期,在清朝,儒學徹底被閹割,被掐死,最後使得中國竟然需要用外國的理論來建立國家,有著數千年文明傳承的中國就這樣被擊倒。

儒學,是劉宏建立一個真正世界帝國的基石,而融匯了劉宏在後世全部知識作為大綱的新儒學則是他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儒學最大的缺點便是它本身是構建倫理道德,從而建立一個穩定和諧的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結構,注定它隻能提倡忠義仁孝悌,而國家之間的政治則是肮髒和陰暗的,儒家在普通人中所提倡的美德絲毫不適用於國家之間,因此儒家是用來治人而非治國,這是儒家在政治上最大的缺陷,此外儒家對於具體治國手段的缺失更是讓儒學最後隻是成為統治階層手裏的一樣工具而已,從漢唐以後,所謂的儒學出生的官僚有幾個真正配稱儒生,幾乎大半都背叛了儒學所強調的美德,而這恰恰是人性中所無法規避的弱點。就如同劉宏所在的後世,你讓官員再進黨校,再學馬列,他還是會貪,就算是那些民主國家也是一樣。

但盡管如此,儒學始終有其積極的一麵,那就是治人,劉宏將儒家教義包上道教的外衣作為國教,最真實的目的便是為了影響社會風氣,而新儒學則是用來影響知識分子和統治階層,至少在漢朝,在皇權依舊具備神聖性,儒家的先賢隻是聖哲而非聖人的時代,他可以做到這一切。

帝國的新儒學利用了儒學本就具有的包容性,而將諸子百家都納入其中,劉宏有時候覺得中國文字言簡意賅,博大精深,有時候也未必是件好事,就像記述孔子言行的論語,如何解釋全看個人怎麽想和老師怎麽教,而所帶來的結果必然是被利用。所以劉宏在創建新儒學的時候,不帶使用了標點符號,還借著報紙推廣白話文,同時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印刷和紙張優勢,讓新儒學在傳播上徹底占據了壓倒性的優勢。

卑君所在的馬車內,所帶的書籍清一色的全都是由新儒學所引申開來的一係列書籍,裏麵多以闡述政治和經濟為主,盡管劉宏放開了紙張的限製,現在整個帝國能夠製作新紙張的商會不少,可是印刷術卻自始至終都保持在劉宏手裏,他要利用這種技術優勢完成對整個漢民族在精神上的改造。

卑君一路上和同行的軍官相談甚歡,因為兩人都是新儒學的信奉者,在敦煌的生活讓卑君已經徹底認同自己是一個漢人,他娶了漢人女子為正妻,在敦煌他的七個子女也從小受到儒學教育,如果不是因為帝國需要,他並不願意回到車師後國當什麽國王。

因為卑君在心理上對帝國的認同,使得同行的軍官也沒有半點歧視之心,在細柳營的信仰灌輸裏,雖然是以大漢至上,帝國至上為原則進行教導,可是除了極少數的狂熱分子外,大多數人都不是極端的種族主義者,而劉宏也更多的強調文化認同感,因為過分的強調種族,會讓帝國同化周邊民族上陷入很大的麻煩。

對於細柳營培訓出來的年青軍官而言,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是一條原則,但是這條原則必須服從於夷狄之有君不如中國之無也,他們會接納認同自己是漢人的外族,而且並不排斥和他們一起共事,在帝國軍中就有不少入了漢籍的南匈奴和烏丸軍官以及士兵。

在和卑君同行的軍官眼中,尊崇天子,認同自己是漢人的卑君無疑是自己人,所以在很多問題上他並不避諱自己對車師人的厭惡。

聽著同行軍官的話,卑君並沒有惱怒,盡管對方說的是在種族上和他一致的人,可是他卻並沒有什麽認同感,甚至他認為同行軍官說得很正確,車師人的確是朝秦暮楚,沒什麽忠誠可言的民族,所以才需要帝國進行統治,對他們進行教化,有時候不得不說文化的入侵才是最高效的東西,至少在敦煌完全漢化的卑君在考慮問題時已經完全把自己當成了一個漢人,而車師人則是他眼中的外族。

軍事征服和文化同化一直都是帝國軍研究的話題,即使是像曹操那種嗜殺的人在並州時,也始終和當地的官員一起維持著劉宏的命令,平等地對待當地的南匈奴人和漢人,他們不會縱容漢人去欺壓南匈奴人,同時也不會容忍南匈奴人對漢人的冒犯,當初投誠帝國的羌渠在把兩個兒子送去雒陽,享受著優越的物質生活的同時,對於剩下的十幾萬南匈奴人正在飛速漢化的現實則視若罔聞,就連那些剩下的貴族在被帶著上了一圈雒陽,見識到了真正的貴族生活以後,也全都是有了加入漢籍的打算,若不是劉宏希望慢慢消化南匈奴,恐怕南匈奴早就除名,而並州將多出十幾萬新漢人。

當高等文明在麵對低等文明時,願意用一種克製和平等的方式去同化外族時,其效率無疑是驚人的,而涼州,並州,幽州等地的遊牧民族正在以一種平和的方式融入帝國的進程讓不少士人都是成了這種方式的擁護者,當然實際上這種兵不血刃的融合方式有著其另一麵,高等文明看似平等而且溫和的方式往往是徹底湮滅一個民族的開始。

要消滅一個民族,有兩種方式,一種自然是直接而暴力的消滅其每一個個體,從肉體上徹底抹殺,而另一種就是從精神上消滅,甚至將其化為自身的一部分。劉宏之所以願意執行平等的同化政策,是因為帝國有著龐大的人口優勢,隻要帝國願意主動同化周邊的外族,那麽五十年裏麵,通過通婚他就可以讓那些外族融進漢人之中,而這樣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民族融合,至於五胡亂華時期那時候,他是不承認發生過什麽民族大融合的,漢人女子摔頭胎的習俗就是那時候開始的,之後的元清時代也是一樣,不然的話後世聯合國做的漢人基因檢測沒道理南北漢族的父係基因相同高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後世叫囂的民族融合論不過是出於為政治服務的目的,而某些人所謂漢族是雜種的論調更是無稽之談,至少從基因分析來看,這世界上沒有比漢人更純血的民族了,當然拿炎黃時期說事就更可笑,漢族本來就是秦漢大一統以後才形成的一個統一民族,炎黃子孫和華夏後裔隻是一種文化淵源上的說法,就好比那些五胡亂華時的外族,拚了命要給自己臉上貼金,往漢族發源的老祖宗那邊認親,如果真要按這種做法,那麽全世界的民族都很純潔,因為大家都是猴子進化來的。

在新儒學中,對外的政治觀點很鮮明,帝國有義務教化周邊的外族,使其脫離野蠻愚昧,納入帝國的統治中來,至少非常受到帝國內的那些外族血統的漢人歡迎,以雒陽為例,雖然西域各國背叛,可是原來所派遣的那些侍子幾乎一邊倒地支持帝國對自己的母國進行討伐,甚至不認同自己是個西域人,他們認為自己脫離了夷狄,接受了儒學教化,那麽他們就是一個漢人,而他們也都順利地取得了漢族的戶籍,全都娶了漢女為妻,不少人更是擔任了一些下層官吏的職務,而對此帝國的普通人也沒有任何異樣的情緒,最多隻是一開始以新奇的目光看待,會讓那些新漢人有些不習慣,時間長了也就沒什麽事了。

所以像卑君這樣的人在帝國有很多,當然換一種說法是帝國也在刻意的培養這些人,像並州和幽州,入漢籍的南匈奴人和烏丸人所聚居的地方就有相當比例的本族中下級官吏,不過這些人已經不認同自己曾經的遊牧民族身份,這些原本是貴族的新漢人更渴望成為真正的漢人貴族,所以在並州和幽州地區,入籍的原南匈奴和烏丸人在帝國改貴族封爵以後,能夠得到正式承認的貴族基本上都會徹底和原先的一切殘留的遊牧民族習俗徹底分離,他們瘋狂地追逐漢人的生活方式,同時也會千方百計地迎娶一位有身份的漢族女子做正妻,雖然並州和幽州的世家大戶沒多少會把嫡係的女子嫁給他們,可是那些旁支或是破落的分家女子則並不介意,至於那些新漢人中的女子則是做夢都想找一個漢人男子做丈夫,可以想象在這樣的狀況下,人口基數處於絕對劣勢的新漢人後代很快會成為真正的漢人,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這種因為文化上的高等意識形態侵蝕可以持續五十年時間以上,並且不會被打斷。

而西域也是一樣的處理方法,而且西域各國中,靠近帝國的幾個重要國家人口都不多,劉宏有信心他可以在十年之內就讓漢人的移民數目超過當地的人口,更何況他的平等同化政策也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平等,而是有選擇的同化,不然話,涼州,並州,幽州也不會有大批的南匈奴,烏丸,羌人奴隸做為勞工在修築道路,和做各種苦工。

在良好的討論氛圍中,卑君在半個月後到達了他離開了十六年的故國,不過曾經讓他失去王位的阿羅約已經死了,死在了同樣是他叔叔的軍蓋手裏,當他透過車簾看著那熟悉的低矮城牆時,沒有半點激動的心情,和車師都尉國以及車師後城長國相比,車師後國更傾向於草原上的遊牧民族,而三國雖然都有車師之名,可實際上卻不是一個民族,盡管從血緣上講他們都是印歐人種,但是普通人多以族群分類,這也可以解釋西域國家改朝換代的速度為何極其頻繁的緣故。

進城以後,卑君仍舊隱藏著自己的身份,混在一群帝國派遣使團的西域出身的官吏中,前來迎接的人沒有人注意他,當然即使注意了他們也認不出來。

一路上的打聽和刺探,李儒對自己的對手軍蓋已經很了解,作為習俗更偏向於草原遊牧民族的車師後國來說,他們雖然是車師三國裏實力最強的一家,可相對的也是最貧窮的一家,至少從三國的王都上就可以看出巨大的區別,而軍蓋能斬殺前國王,並非他掌握了車師後國的全部軍權,隻不過他實力最強,而車師後國那種遊牧民族的習氣又讓他們信奉強者為尊,所以當軍蓋斬殺了前國王,剩下的貴族就都奉他為王了。

看著親自來迎接自己的軍蓋,李儒隻是打量了一眼,便確認了那些車師後國使臣告訴他的情報沒有假,這的確是個傳統的草原領袖人物,強壯有力,有野心魄力,當然也很聰明,不過這種聰明並不值一提。

很快李儒他們就進了城,宣讀正式冊封的詔書馬虎不得,當然李儒也是為了拖時間來進行準備,所以最好宣讀詔書的吉日選在了七天之後,足夠他暗中聯絡一批心懷叵測的貴族了,對於車師後國這種情形來說,隻要成功斬殺軍蓋,便可以說大事抵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