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官員們的身份證書（一）
告身是“幹部”證明自己官階和職務的憑證，領取時要交納一筆數額不菲的工本費。
《水滸傳》第五回，敘述高俅大興馬步三軍圍剿梁山。前敵總指揮呼延灼要建大功，點名索求原在東京甲仗庫任副炮手的“轟天雷”淩振趕赴前線效力，“當下淩振來參見了高太尉，就受了行軍統領官文憑，便教收拾鞍馬軍器起身”。此“文憑”不是學校發給學生的畢業證書，眾人皆知；但也有解釋成“作為憑證的官方文書”的，又嫌太寬泛了一些。確切點說，文憑二字，在這裏的意思是高俅當場給淩振頒發了從軍士提升為武官（統領）的身份證或任命書，而且還是借用明代的詞匯來表達宋代的概念。這是一個不太令人注意的話題。
給正式成為國家官員者頒發身份證或任命書的做法，一般認為是從北周開始的，其中具有證明官職品級效力的，官方術語叫“告身”，大抵可以作“告知身份”來理解。《北齊書·傅伏傳》記：後主武平六年（575），北周武帝攻克並州，派人招降北齊名將傅伏，授其上大將軍，連“告身”也事先辦好了。其後，這個製度由北周曆經楊隋，再傳入唐代。
唐代的告身製度，比前代完備，凡階官、職事官的授予，以及封贈、加勳，分為五類，其中三品以上稱冊授，五品以上稱製授，六品以下稱敕授，其任命程序，都是中書省奉旨，以皇帝的口吻，寫好通稱為“製書”的任命詞，經門下省審查通過再由皇帝畫可後，將禦批原本存檔，另抄副本送尚書省辦理正式手續。如屬文官則交吏部經辦，武官則交兵部經辦。這兩個部，都有專門製作告身的機構。製作辦法大體就是將本人鄉貫、出身、年甲和任命詞抄寫在上等的麻紙上，從抄寫人員直至逐級審驗的領導，都要署名蓋章，並蓋上專門的“尚書吏部告身之印”，再用錦綾裝裱成卷軸，品級高者甚至鑲嵌金銀貝玉等，所以告身又有鈿軸、錦軸等別稱。官員領取告身，要交納一筆數額不菲的朱膠綾軸錢，俗稱官告費。有些新入仕者拿不出這筆錢；也有一些人因為是“常調官”，就是老在一個品級內調動職務，換一個機關就要交一筆辦職務證的工本費，實在劃不來。那也可以，就用尚書省發給的一紙錄有製書文字的公文代替，相當於近世的任命狀，統稱敕牒或劄。這裏有幾個細節不可忽視：其一，凡領取告身者也必領敕牒；其二，在本品職務以外的越品兼職，如正五品官代替從四品職，或從五品官兼攝正六品職，隻給敕牒，不另外辦理告身；其三，高品階的官員，其官告費照例都是皇帝賜予，不用自己掏什麽朱膠綾軸錢。
五代時，“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敕牒而無告身”的習慣，逐漸演變為“官卑者無複給告身”的通例。（《新五代史·雜傳·劉嶽》）當時尚書省的行政權已歸並中書門下，低品卑職官員的任命都由中書省錄其製書文字，編號備案，稱為“敕甲”。官員憑敕牒去所屬機關報到，機關首長或上司（如持牒者本人就是縣令即縣府機關首長，其上一級政府就是上司）按規定時間將敕牒送還中央核驗，因為各人的任命製書文字都有些區別，如果有人偽造敕牒騙官，中書門下在對照敕甲核驗時，馬上就可以發現。
湖州參軍因告身被劫而不能赴任，幸遇宰相裴度出手援助，連被人奪走的未婚妻也追了回來。
乍看起來，告身與敕牒都是官員證明個人身份的憑證，似無二致，其實在實踐中仍有很多區別。敕牒相當於任命書，告身則還有證明持告者就是任命書上這個人的配套證明作用，可以減少一些麻煩。如《玉堂閑話》載，唐憲宗元和年間，有新任湖州錄事參軍（正七品上至從八品上）某人，在赴任途中遭到土匪搶劫，“告、敕、曆任文簿，悉無孑遺”。假使還有告身在，或可繼續赴任，或可向吏部申請再補一紙敕牒，現在卻連證明自己是官身的憑證也沒了，要從頭補起，麻煩極大，一道一道的花費更多，結果隻好住在旅館裏歎氣。正巧，宰相裴度因休假，微服出行，也來此旅館小憩，兩人攀談起來，裴度對他的遭遇很同情，但七八品的小官多如牛毛，誰能指認。這個倒黴人說：還有比這更晦氣的事，我有一個尚未迎娶的未婚妻，也被故鄉長官硬弄到手，當禮物送給了宰相裴公。裴度聽了，忙問此女姓氏名字，回相府把這個叫黃娥的姑娘叫來仔細盤問，果然都對得上號。低品階的官告，宰相府裏有現成的，裴度馬上叫人去旅館將此人召來，當場填寫姓名、職務等，送他一道，又將黃娥還給他，另送“行裝千貫，與偕赴所在”。
其二，敕牒是與任命有關的，臨時的，要交給所在機關備案的，告身卻是由自己永久保存的。假使某官因生病或其他緣故辭職，日後又謀求重新分配工作，告身便是向吏部提出申請的依據。習慣上，人們都把官員的職位名稱叫做“官銜”，其語源就是吏部在向皇帝奏請此人擬任某職時，“先具舊官名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封氏聞見記》）。能夠作為“舊官”硬證的，自然非告身莫屬。
其三，封建時代的做官途徑之一是子孫憑借先人的資曆“蔭襲”。假如某官員死時，兒子尚小，甚至兒子先已故去，孫子還在繈褓乃至腹中，日後想要走這條路進入官場，先人的告身便是證明。《闕史》稱，唐武宗時的宰相李回，早年負才落魄，常旅遊遣懷，有一天途經一戶農家，想弄一頓白食。主人姓王，“先世薄宦，子孫以力稼自贍”，敬重李回是讀書人，“殺雞炊黍，以備日餉”，招待他吃了一頓難忘的午餐。後來他考中進士，一路猛進，官居宰相，那農戶的兒子把先人的告身找出來，來到長安，打聽好宰相出行的路線，跪在道旁求見。李回看了好一會，終於想起來這就是當年蹭飯那戶人家的孩子，喜曰：“故人也！”盡管那份告身不知是哪一年的古董了，但有宰相指示，遂得順利“落實政策”。
告身或許還有許多別的用處，上述幾條僅是筆者瀏覽閑書時歸納出來的，但缺乏告身的種種不便已經可見，所以五代時“官卑者無複給告身”的製度，自然會引起廣大“基層幹部”的不滿。迄後唐明宗時，劉嶽任吏部侍郎，專折提出“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的失誤，“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劉］嶽始也”（《新五代史·雜傳·劉嶽》）。
剛慶幸擠進“公務員”編製，忽然又被吊銷告身，大喜大悲之際，有人痛哭失聲。
宋代告身製度的史料比唐代豐富得多。據《宋史·職官誌》記，神宗元豐改製時的規定，“凡入品者給告身，無品者給黃牒”，到哲宗元符時，給告範圍放寬到承信郎（屬小使臣八階列，當時屬於不入品）以上。告身由隸屬吏部的官告院統一製作，所用綾錦裱帶等材料，均屬定點生產和供應的“法物”，民間企業敢“仿效製造及買販服用者”，都算犯法。告身所用綾紙、幅數名色、裱帶、網軸等裝飾，都按官位高下分十二個等級。如第一等官告用於三公、三少、侍中、中書令的任命，用色背銷金花綾紙十八張，滴粉縷金花大犀軸、色帶、暈錦裱韜；第二等用於左右仆射、使相和諸王，綾紙十七張，中犀軸，色帶。第十二等是小綾紙五張，黃花錦裱，次等角軸，青帶，凡幕職、州縣官，三省樞密院令史，書史、令史，流外官，諸州別駕、長史、司馬、文學、司士、助教、技術官，都給這個起碼貨。現藏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的《範純仁告身》，就是哲宗元佑三年（1088）範純仁官拜右仆射兼中書侍郎時發給的告身原物，對照《宋史》記載，屬第二等，由十七張色背銷金花綾紙連接而成，全長六百三十五厘米，寬二十五厘米多。關於這件彌足珍貴的曆史文物的發現，最初見於日本宋史研究專家近藤一成發表於1986年3月日本《亞洲史年代記研究》專號上的文章，何忠禮先生以《介紹一件現存日本的宋代告身》為題，在《紹興師專學報》1988年第一期上作了詳細譯述，文中還說：“從格式上看，與唐代的告身幾乎完全一致”，抑或唐代告身原物現在還有傳世的？
據《宋會要輯稿·職官》上的記載，告身除抄錄製詞或命詞全文外，還要寫明三代、鄉貫、年甲，並有主授長官及承辦人員的簽名、用印等，如上述《範純仁告身》上，就有元佑三年四月五日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給事中臨（人名，古代文書上有時不書姓氏，後同）等人奉旨傳旨的字樣，製書由時任翰林學士的蘇東坡撰稿，四月六日就做成了告身，上麵有左司郎中黃廉、尚書左丞摯、尚書右丞存、吏部侍郎覺等人簽名，按道理，尚書令和左、右仆射也要簽名，但告身上寫明尚書令缺職，左仆射呂大防和右仆射範純仁都是四月五日剛受命，還“未謝”，所以沒簽名，吏部尚書蘇頌正在休假，因此寫明“式假”。此外如吏部主事丁玠、令史魏宗式等具體承辦人員的姓名，也寫在告身上。由此可見，一件告身的製作，要經過多道程序，有十多個各級領導和經辦人的簽名。像範純仁、呂大防這種宰相級長官（宋代尚書令多是虛職，例由左右仆射負實際責任）的任命，由製書傳達到製成告身，是第一流速度，因為速度快，還來不及謝恩到任的本人是不可能在授給自己的告身上簽名的。假使是州縣官、流外官這一檔次上的告身，雖然製作要簡單一些，但數量大，而且也要走這些程序，肯定要慢得多。
《宋會要輯稿》裏還有官告院的編製，除主管官員二人外，計主事一人、令史一人、書令史三人、守當官五人、貼書七人、楷書十二人，此外尚有工匠、看官兵士等。聽起來人數不少，但所有文武官員的告身，王公妃嬪的冊封除授，以及內外命婦的封贈（就是給官員家屬的“誥命”）等各類憑證製作，都由該院承擔，而據苗書梅先生征引史料，僅北宋的官員總數，在元時為兩萬八千餘，到政和時為四萬三千餘，到宣和時更增加為四萬八千餘（《宋代官員選任和管理製度》），想一想，不計其餘如妃嬪宗室、內外命婦的告身，僅發給官員的身份證，就是一個驚人的數字，而且都是手工製作，這個工作效率應該說是相當高的。官告院的附屬機構有綾紙庫，職掌之一便是“掌管修寫各式官方所需綾紙”，大概低等次的發給廣大“基層幹部”的告身格式，都是由他們先按千篇一律統一書寫好的，抄寫文字的吏人每月夥食津貼為一貫，而《宋會要輯稿》另有記載，當時隸屬大晟府（中央樂團）的執各色樂器演奏的樂工總數為六百三十五人，凡參赴登台演奏時，每日特支食錢一百文，主唱和跳舞的想必更多一些，因知書法藝術遠遠不及歌舞演藝的行情，自古皆然，不過當初還未形成天差地別而已。現在明星獻歌一曲的市價動輒上萬甚至十數萬，一件當代書家的作品，也就是八百上千吧。但是傳世的告身書法，比如唐人朱巨川授濠州鍾離縣令時的告書（徐浩書寫，今藏台灣），及其後來授守中書舍人時的告書（顏真卿書寫，編入《三希堂法帖》），現在都算是國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