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不得不說的履曆（一）
個人履曆是國家選拔“幹部”的第一依據，其項目設置和填寫經常讓人哭笑不得。
古代的官吏選拔考察及任免升遷等幹部人事管理，統稱“選舉”，劃進範圍的對象都叫“選人”，意即有入仕資格而候選於吏部的人。凡選人報請“選舉”，或參加相應的考試，都要填寫一份類似今日之“幹部履曆表”的文書，作為個人檔案。履曆的叫法，因時而異，有“行狀”、“家狀”、“簿伐”、“出身”等種種名目，到宋代稱“腳色”。《朝野類要》卷三：“腳色：初入仕，必具鄉貫戶頭、三代名銜、家口年齒、出身履曆；若注授轉官，則又加舉主、有無過犯。”就是假如已經是在職官員而聽候調動工作或提升職務者，還要加填推薦人及入仕以來的獎懲記錄等項目。“腳色”名稱又為元、明沿襲，元雜劇《曲江池》中，就有“取他遞的腳色來我看”的台詞。近人黃遵憲詩雲：“指問座上客，腳色能具詳。”（《番客篇》）說明該稱呼一直保留到晚清。
履曆對於官員選拔任命的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後漢書·呂強傳》雲：“舊典選舉……谘其行狀，度其行能。”行狀即當時的履曆稱謂，說明遠從漢代起，國家選任幹部的第一依據，就是從他的履曆記載來衡度他的品性才能。唐初，陳章甫科舉及第，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具備了參加國家公務員考試的資格了。但不知哪道環節出了毛病，吏部沒找到他的履曆，所以公布“選人”名單時沒有他的姓名，由此引出一場行政訴訟（《封氏聞見記》）。北宋時，副宰相呂惠卿的弟弟呂諒卿本無選人身份，卻想出任監官。呂惠卿“不度法之可否，威使流內銓供腳色……即出敕以授”（《續通鑒長編》卷二六九）。說白點就是利用權勢，強迫組織部門給他弟弟辦理轉幹手續，使其因填寫了正規的幹部履曆表而獲得當官資格，旋即任命兌現。
如果是現職官員任期已滿，要調任升遷，或因替父母守喪期滿要起複銷假，聽候組織部門重新分派工作，則如前文所述，還要在填表時附上推薦人的姓名、職務和薦語，以及過去的獎懲記錄等。北宋名臣範仲淹的文集中，有一篇他寫給宰相兼樞密使韓琦的私人信函，信裏提到某故人的兒子已“得殿侍左班”（後備幹部），但一直沒能實授，窮得難養老母，而自己這裏又無差使空缺，所以央請韓琦“如有指使、安排處，乞留意”，並道“曾申腳色狀來，今上呈”（《與韓魏公書》）。由此可見，即使是求人幫忙跑官，一份能代表幹部資格的腳色必不可少，如果像範仲淹、韓琦這等有名望的領導願意為之寫上推薦意見，“含金量”就更高了。所以呂惠卿這種做法的性質，實在是挺嚴重的。
腳色和仕途的關係如此密切，其項目的細密便成題中應有之義；又因為每一項都必須本人親筆填寫，有時竟會顯得荒唐可笑。以宋代為例，崇寧、大觀年間，政府以繼承熙寧新法為施政綱領，籍定司馬光、文彥博等三百多個反對新法的保守派為“元佑奸黨”，選人在填報腳色時，必須申明“不係元佑黨籍”，劃清政治麵貌；到了紹興年間，當初把別人定為“奸黨”的蔡京、童貫等人，如今也成了“奸黨”，選人在填報腳色時，必須申明“不係蔡京、童貫、朱勔、王黼等親屬”，厘清社會關係；到了慶元年間，又有朱熹、“二程”等五十九個理學家被定為“偽學逆黨”，選人在填報腳色時，要聲明“不是偽學”，撇清學術上的師承關係（《朝野類要》）。
《夢溪筆談》卷二五記有一則趣聞：福建一帶有個黑社會頭子廖恩，擁有徒黨千餘，掠民害官，罪行累累。不少官員都因鎮剿無功，被罷免職務。可他又走通了“殺人放火受招安”的路子，補授右班殿直，居然搖身一變成為“後備幹部”了。及前往組織部填報腳色時，正巧那些當初因受他牽連而撤職的官員也在那兒送腳色，照例都要在“有無過犯”這一項中，寫明各自所犯過失所受處分。“獨［廖］恩腳色稱：出身以來，並無公私過犯”。用白話講，就是自從取得國家後備幹部身份以來，沒有任何公私方麵的過失和違法。推敲起來倒並非誑語，但光憑腳色內容來衡量，竟是一個清白的“選人”了。
官場上履曆作偽的現象屢見不鮮，從偽造家世到虛報年齡，無奇不有。
對於有關部門在選拔任命官員時過於看重履曆，曆來批評不絕。東漢時傅嘏說：“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簿伐則德行未為敘”（《三國誌·魏書》卷二一），指出履曆所記未必符合事實。唐代楊綰說：“今自取人，令投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舊唐書》卷一一九），對自報履曆的可信性表示懷疑。宋代洪邁則有專文，對腳色的定本格式及填寫規則之僵化，多加指責。比如他的剛滿周歲的兒子因“恩蔭”而弄到一個入仕資格，腳色中也要在“有無過犯”這一項內寫明過去是否補過官，後因犯罪停廢，或是否有過“決笞”、“翦刺”等刑罰前科，“一歲嬰兒而問曾與不曾入仕坐罪，豈不大可笑哉”！不過除非你存心不想當官，否則都要照要求一一填報，有時甚至還得被迫造假。如南宋紹熙四年（1193）秋，各路漕司（即轉運司）奉旨舉試本路選人，當時政府正厲行禁絕“偽學”（指程朱理學），故“漕司前期取腳色，必欲書‘委不是偽學’五字”。譯成白話，就是漕司在通知選人填報個人履曆時就講明了，必須做出“委［實］不是偽學”的聲明。彼時已任臨川推官的柴中行，也在這次選拔考試範圍內，接到通知後便寫了個報告，自稱從小攻讀程伊川（即“偽學”代表人物之一程頤）之書，這才考取舉人，有了出身。但當時並沒有說他是偽學。現在政策變了，一定要聲明委不是偽學，隻好放棄這次選試。“漕〔司〕難其報”，取消他選試資格尚不算，朝廷還要加其罪名。幸虧諫院有人站出來講話：“其人所守不變，可罪之乎？”這才免去一場災禍（《遊宦紀聞》卷九）。其實慶元年間的選人，包括許多在職官員，都是靠“偽學”入仕的，腳色上“委［實］不是偽學”的聲明，好比盲人發誓親眼目睹，彼此心知肚明而已，像柴中行這種寧可不當官也不肯造假的，反倒成冬烘先生了。
比較起上述因拘泥於條目格式的被迫造假，更為常見的是很多選人在填報檔案時故意作偽，動機不脫“要官”二字，手法則有五花八門。
最為常見的是年齡作偽。如兩晉南朝選拔幹部，優待世家豪門，對庶族寒門卻搞“限年之製”，就是不滿三十歲不得當官，所謂“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通典》卷十四）。庶族子弟為求及早入仕，率多“增年矯貌以求進”。隋唐起實行科舉製後，國家為鼓勵士人讀書做官，對於那些屢試屢敗而一生潦倒場屋者，會搞一些特別錄取授予小官的優惠政策，但仍有必須是年齡未滿五十或六十的上限（曆代及各種科目不盡一致）。許多人便在報考時“減年”，為日後爭取優待留下餘地。《儒林外史》第三回，“花白胡須”的“童生”範進對周學道實話實說：“童生冊上寫的是三十歲，童生實年五十四歲。”相反，那些通過“蔭補”便可直接入仕的公卿官宦的子弟，又以增報年齡為及早顯達的慣伎，如前述洪邁的兒子，才滿周歲便成了登記在冊的後備幹部，但當真轉為實授，畢竟有一定的年歲要求，很多人便在填報檔案時將出生年月提前。真相的暴露，往往又發生在與年齡要求有關的關節點上，南宋著名詩人楊萬裏《再乞引年致仕奏狀》雲：“官年雖六十有六，而實年已及七十。”原來彼時政策，年滿七十才可辦理退休手續並享受相應待遇，隻想準點致仕的老先生不得已，隻好把當初在履曆上的造假主動交代出來。
都說中國人篤敬祖宗，又謂“大丈夫坐不改姓，行不更名”，倘從履曆造假的史實看，也不盡然。東漢權臣梁冀與夫人孫壽狼狽為奸，按國家的幹部選拔政策，蔭補入仕的對象隻限於梁氏子弟，於是“孫氏宗親相冒名為侍中、中郎、校尉、守、長吏者十餘人”（《後漢紀·質帝紀》）。《後唐書·韋陟傳》說韋陟任吏部侍郎時，“常病選人冒名接腳”，可知也是普遍現象。“接腳”之“腳”，或指腳色，看來這個名稱在唐代就有了。
自漢末魏晉至南朝的授官，“按閥閱而選舉”（《文苑英華》卷七五四），就是看選人履曆上的家庭出身，是否門閥世族，是否累世做官。於是偽造譜牒家世便成了時代風尚。隻要有助於爭名跑官，亂認祖宗是不礙事的。蕭衍在南齊任相國時，曾有專表揭露此事：“是以冒襲良家，即成冠族；妄修邊幅，便為雅士。”（《梁書·武帝紀》）譜籍中含金量最高的，當然莫過於皇族家譜，無論進學入仕或授官賜爵，都享有許多特權。然而三宮六院的皇家出生率特高，嫡庶親疏的血緣關係又特複雜，所以譜牒紊亂，更容易造假。以漢朝為例，司馬遷編撰《史記》時，距西漢建國不過百年，已慨歎“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史記·太史公自序》），迄新莽代漢，自然愈加成了一團亂麻。原本湮沒無聞的劉盆子，隻因有人為他編造了“皇族”譜係，馬上從放牛娃一躍而為建世皇帝。到東漢末世群雄並起時，更不知從哪兒一下子冒出來這麽多天潢貴胄，連鞋販子出身的劉備亦成了“中山靖王［劉］勝之後”。查劉勝乃西漢景帝的兒子，前元三年（前154）封王，史傳稱其荒**酒色，僅登錄譜籍的兒子就有一百二十餘人（《漢書·景十三王傳》）。一百二十餘人的子子孫孫該有多少，三百五十年間又呈何狀態增減，大概是一道“奧數”題目，也就難怪連同劉備在內，這麽多聰明人都把家世往中山王身上掛靠了。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譜學大盛，蓋與看譜牒提拔幹部直接相關。眾多庶姓寒門多在此時采取編造家世、冒名頂替等手段擠進了“甲族”譜係，現在又成了人們尋根認祖的“曆史文獻”，這一筆糊塗賬是很難理清楚的。
學曆摻假是履曆作偽的通病，伴生現象是教育腐敗，文憑貶值，學位品評攪成糨糊一團。
無論出身高低或年齡大小，當官理民而必須具備一定的文化知識，應是秦漢以來封建國家選拔幹部的一條基本標準，於是偽造學曆便成了古代選人履曆造假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