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錢穀搭配 工資的智慧（一）
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的故事，提出了古代官員職務收入及其結構的懸疑。
東晉義熙元年（405）冬天，大詩人陶淵明辭去了他仕途生活中的最後一任官職——彭澤縣縣令。有關這次辭職的經過，蕭統的《陶淵明傳》敘述最詳：
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
這故事的緣起，很像劉備在安喜縣尉任上的遭遇，不過劉備臨走前痛毆督郵，泄了怨氣，而陶令隻擅吟詩，不會打人，便來個君子動口不動手，留下一句“豈能為五鬥米折腰”的千古名言。也正是這句話，後來成為教授們爭論不休的課題。有人認為此言應當做“不能對五鬥米道下腰鞠躬”解，也有人釋成“不能為求一飽之故折腰”。最占上風的觀點，則是將五鬥米解釋為陶淵明的職務收入。但也有質疑的：要說陶令的年薪或月薪僅五鬥米，自然不可能；即便是日薪吧，似乎也對不上號。一天五鬥米，一月就是十五斛，一年才一百八十斛，而考之晉朝製度，縣令的年薪應是四百斛，怎麽會相差二百二十斛呢？該不會被管財務的主簿貪汙了吧？
這個懸疑，恰好為我們了解一些古代官員職務收入及其結構方麵的常識，提供了一個由頭。
西漢時官吏的俸祿實行年薪製，全發糧食，每年領取糧食的重量，就是他們的品秩，於是就有萬石、二千石、六百石等種種名目，像劉備擔任過的縣尉這一級，最低年薪是一百石。從東漢開始，俸祿的形式有了改變，統稱為石，實際上是發一部分糧食，發一部分現錢。這個辦法頗受官員們歡迎，因為在此之前，官員要用現錢的話，得設法把糧食賣掉或用以交換其他物品，到底麻煩一些。陶淵明的那個引起爭議的五鬥米，其實也同這種錢穀搭配的俸祿結構有關。按照《晉百官注》記載，當時縣令的年薪是四百斛，按月發放，每月米十五斛，錢二千五。十五斛米除以每月三十天，恰好是五鬥米。古今量器不同，五鬥米究竟值多少，需要有個比較。《梁書·何胤傳》上記何胤自稱，“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鬥米不盡”。可知陶縣長一天的俸米，可供一個年近六旬者食用一月。如果當時政府也要求大家搞“一日捐”的話，那麽五鬥米外還應加上現錢八十三文，無論怎麽講，這份收入不算是太低。
其實再深究起來，陶令的職務收入還不止這筆由錢穀合成的年薪。從晉代開始，政府又推行品官占田製，即官員可根據品級高低，向國家領取一塊田地，所有權屬國家，田裏的收獲歸個人，簡稱占田，實際上也是職務收入的一部分。據蕭統《陶淵明傳》上講，陶令的占田是三頃，他想全種上可以釀酒的秫（糯米），道是“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可是縣令太太不同意，“固請種粳（大米）”。夫妻坐下來商量生產計劃，最後決定“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當然，這種田的事是“悉令吏種”，用不著陶令自己去打赤腳下田的。據其《歸去來辭序》自述，在辭官之前，他曾“猶望一稔”，意思是等占田裏穀物熟了，全收下來再走吧。誰知武昌傳來了他妹妹病故的消息，這才下決心趕快開路。照筆者揣測，“猶望一稔”倒更像是他太太的意見，眼看稻米長在田裏沒法帶走，豈不可惜？而妹妹的噩耗，則正好替他動員太太立即走路提供了借口。
田地、糧食、現錢三位一體的俸祿製度一直持續到唐代，碰到陶淵明這種中途去職換人的情況，田裏的收成究竟如何分配呢？據《南史·循吏列傳》介紹，最初的辦法是同穀錢的年薪製配套，田裏的收入也以年度為發放單位，芒種日以後去職的，收入歸己，在此之前去職的，收入歸後任。有個襄垣縣令叫阮長之，將離任時，後任還沒有趕到，遂“於芒種前一日解印綬”，以便後任名正言順地得到這份收入。這是品德高尚的表現，所以被史官記載進《南史》中。然而這樣一來，不隻會造成縣政府裏有一個權力真空的過渡階段，還有不少移交手續方麵的麻煩，所以自宋文帝“元嘉末（453）改此科，計月分祿”，就是包括田地收入在內，官俸都從年薪製改為月薪製。不過照筆者想來，田裏的穀物不是每月一熟的，不見得去任官員俟秋收後再專程前來割禾折算。“計月分祿”的辦法，大概就是估算一個彼此都能接受的產量，再由後任按時間為計算單位，以實物或現金折算給前任帶走。
種田是“靠天吃飯”，所以這種產量估算，不免像現代人做糧食期貨一樣，是帶點風險的，再加上由此引發的其他各種弊端，因此自唐代起，地方官員的職務收入中的穀物部分又從月薪製改回到年薪製。當時配給官員的公田叫職分田，像陶淵明這一級七品縣令，依然是占田三頃，但規定不能再“使吏耕種”，即平調機關吏役的勞動力，而是出租給他人，無論收成好壞，都照事先約定的數額收租。為控製官員倚勢盤剝，中央明文限定地租每畝“無過六鬥”，並嚴禁租糧之外加征桑課（《唐會要·內外官職田》）。對於前後任交接換班的問題，據《封氏聞見記》載，是以端午日為標誌，“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職田米”。該書又稱，濠州刺史高利奉旨調任楚州，為了讓前任得到那份職田米，故意在上任途中隨處耽擱，拖過端午後才去接印，“士論稱之”。這行為與南朝時的阮長之差不多，都是實行年薪製的情況下出現的佳話。與此同時，在京師供職的官員仍然按月領俸，其中“基本工資”部分依官品分等，還有一些雜色名目的補貼則與職務掛鉤。
宋代官俸中現金比例有限，蘇東坡貶謫黃州期間所支俸祿，竟有一堆官辦第三產業賣酒後退還的包裝袋。
從北宋起，由於職分田取消，不再存在計算田地收入之類的麻煩，實行了多年的年薪製也改回到月薪製。依《燕翼詒謀錄》披露，宋朝建國初期的官員俸入都很低，縣令的月薪不滿十貫（每貫一千文錢），其中還搭配一部分茶葉、鹽、酒等一批實物折算。到了真宗景德三年（1006），有過一次“普調”，其中縣尉的月薪由三貫五百七十加到五貫五百九十。《夢溪筆談》記有一則故事：一位縣尉剛剛上任，有個舉人寫信給他哭窮，要求資助點糧食。縣尉作詩答曰：“五貫五百九十俸，省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尚未厭糟糠，僮仆豈免遭饑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夢？為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謁索覓甚甕。”
所謂“省錢”，指不足一貫之數的五百九十文錢也要當一貫使用。對比當時的物價看看呢？《續資治通鑒長編》記熙寧七年（1074）時官賣糧價，是“上等粳米每石為錢一千，中等粳米每鬥為錢八十五文”。假定這位主管一方治安的縣尉要供養家屬十口，外加幾個仆役的口糧，以平均每人月食五鬥計，差不多就要把他的不足六貫的月薪花完了。當然這僅是“正俸”，此外尚有廚料（飯貼）、茶湯（飲料費）、薪炭（取暖費）等各種名目的補貼，但一家人的開銷決不隻買米一項，如周密《浩然齋雅談》錄一絕句：“小小園林矮矮屋，一月房錢一貫足。”假定這位縣尉租賃這麽一套住宅，又得費去其月薪近五分之一。因此盡管不至於落到妻兒吃糠、僮仆挨餓、衣物押在當鋪裏沒錢取回的窘狀，但肯定不能同陶淵明的“五鬥米”相提並論。
再借有關史料分析，北宋一直為“錢荒”問題所困擾，官員薪水中的現金部分還是有限。蘇東坡《初到黃州》詩雲：“隻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自注：“檢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原來當時各級政府為增加機關收入，多大辦釀酒廠、釀醋坊之類的第三產業，於是賣酒後退還的包裝品也成了工資的“折實”，就好比現在的西裝廠用西裝折算年終獎發給員工一樣。像蘇東坡這類被貶到地方安置的管製分子，恐怕還特別要受欺負。看他在《與秦太虛書》中自述：“初到黃州，癝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猶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過百五十錢，每月朔後取四千五百錢，分為三十塊，掛屋梁，每平旦以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由此估算，其每月領得薪水中的現金還不到“五貫五百九十俸”。
因為錢少，所以就格外珍惜。當時官員的月俸是到任後發給，估計隻要趕在月底前報到，就可支全薪。《夢溪筆談》記有這樣一件事：信州杉溪驛舍（官辦招待所）牆壁上，有一篇數百字的“自述”，作者是一位少婦，自言是一個縣級或副縣級官員的兒媳婦，公公為早拿一個月的月俸，竟不顧媳婦分娩才三天，催著全家跟他趕路上任。現在自己病倒在杉溪驛內，眼看快要死了，特留下遺書在壁上，要讓過往住宿的人都知道真相。據沈括記憶，這個州縣小官姓鹿，名字忘記了，但讀過這篇控訴的人，都特地去驛後憑吊這位少婦的墳墓，並題詩痛罵鹿某，牆壁上都寫滿了。
一個進士出身的縣級官員隻有如此微薄的收入，在其之下的又何以堪呢？據《夢溪筆談》記，舊製，凡剛入仕途的低級官吏，都先入三班奉職，月薪是七百文錢，再加驛站供給的半斤羊肉，憑驛券領取。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有人在驛舍題了一首詩：“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這番牢騷上達天聽後，皇上感歎：“這樣下去怎麽能夠要求他們做清廉的官吏呢？”於是為全國官吏加了一次薪水。不過由於底數不高，上調的幅度也就有限。宋室南渡後，官員俸祿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瞿宣穎先生輯《中國社會史料叢鈔》引黃庶《伐檀集·自序》雲：“曆佐一府三州皆為從事，月稟於官，粟麥常兩斛，錢常七千。洪（邁）容齋謂，今之簿、尉蓋七八倍於此，若兩斛七千隻可祿一書吏小校。”不過很可能那時的物價漲幅也相當大。
光看品級官俸，清代“公務員”的薪水遠遠不及漢唐，但隱藏在“養廉”名義後的巧取豪奪和隱性收入，足可保證工資基本不用。
到了明代，又發生了大轉彎，官員的俸祿遠比宋元低微，並且是米鈔（紙幣）搭配，縣太爺年俸為九十石，丞、簿、學官等由七十八石到六十六石不等，未入流的雜職才三十六石，其中十之七八給米，現鈔才十之二三，雜職則全部給米。米和鈔怎樣折價呢？據《大明會典》載是一石折鈔二十貫。《典故記聞》又說到了宣德九年（1434）時，禮部尚書胡濙兼管戶部事，為節流而在官俸上動腦筋，提出以每石折十貫發鈔，少師蹇義與之爭論，最後折中為十五貫，“自是小官不足者多矣”（《典故記聞》卷十）。其後通貨膨脹，鈔價日賤，又以布折米，比價是一匹布折二百貫。江南織布業發展極快，布價又跌，一匹布才折銀三分。州縣衙門官員可以明份賬從國家那裏拿到幾多“俸祿”，讀者可以自己去計算了。在有關“清官”的描寫中，人們驚奇地發現這類大老爺往往連割幾斤肉打打牙祭也要斤斤計較。確實，明朝的州縣小官倘不生出第三隻手敲詐勒索貪汙受賄的話，幾乎就是窮光蛋了。
走過了明代這個低穀，清朝的官員俸祿又逐步回升到南宋水平，甚至超過。起初分俸和薪兩項發給，俸是祿米，薪是白銀。縣太爺的俸銀是四十五兩。光這點數，當然還不能與宋元相比較，元朝時品級最低的官員亦有三十多兩銀子可得。原來清代從雍正皇帝時起，又給地方官搞了一個“養廉銀”，意思是通過增加他們合法收入的方式來保證他們為官廉潔。“養廉銀”全來自對民眾的額外征收，所以同樣級別同樣職務的官員能得多少“養廉銀”，沒有全國統一的標準，全看州縣的“經濟效益”。以知縣論，大致從每年幾百兩直到幾千兩不等。至於“廉潔”這個要求是否能因為銀子喂養而得實現，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俗話說，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中國封建社會的曆史如此之長，也是無奇不有。比如北魏有一段時期內，官員都是不拿國家俸祿的。官員也是肉身，不見得不食人間煙火吧？那就是要大家自己動腦筋想辦法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親民之官”就吃小民。《魏書·高允傳》上說，杜超鎮鄴，派出一批人去州縣幫助工作，除高允一人外，個個貪汙受賄。那麽高允靠啥過日子呢？他讓兒子們都去砍柴，賣了換米。有人去他家裏，隻有草屋幾間，穿布衣，吃鹹菜。魏明元帝聽說州縣官員搜刮特別厲害，曾專門派出一批使節到各地巡行，任務隻有一項，查點這些太爺們的財產，倘非自家生產所得，一律作為贓物。清代史學家趙翼對此的評價是：“是懲貪之法未嚐不嚴，然朝廷不製祿以養廉，而徒責以不許受贓，是不清其源而徒遏其流，安可得也？”（《廿二史劄記》卷十四）
其實，還有一條更重要的事實，或許趙翼根本不敢說出來：有祿也罷，無祿也罷，自古以來州縣衙門中大大小小的老爺們，真正全靠吃祿的總是極少數。用現代話講，就是“工資基本不用”。
財政製表，單位填報，專司審核，國庫驗證……古代的官俸支付要走一套完整嚴格的程序。
最後，還有一個怎樣發俸的細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