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轎輦裏麵學問多 官員的出行（一）
軺車出行是一種身份標誌。社會等級的階梯，隱藏在朱輪華蓋的背後。
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秋天，日後以禁煙抗英著聞的愛國名臣林則徐以翰林院編修外放江西鄉試副主考。編修的官階隻有正七品，在冠蓋如雲的京師毫不起眼，不過代表皇帝來協理一省掄才大典，便是“欽差”身份。所以“自進省時，地方即備八座肩輿”，林則徐“力辭之，改為四人”。但是到了八月初六正副主考率領分房閱卷、監試提調等官員正式進入貢院考場時，雖然林則徐已在前一天預先講明仍用四抬轎子，可是到了規定的放炮入簾的時刻，江西撫署為他準備的依然是八抬大轎。對此，林則徐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倉卒不及改，心甚愧之！”
他是在為違犯了清朝有關官員乘坐轎車的規定而作自我檢討。從前後記述看，確是發自內心而且相當誠懇嚴肅的。借此由頭，本文略述古代官員車轎乘行的大概情況。
遠從先秦起，諸侯公卿都以乘坐馬車為體現身份的標誌之一。孔子因得意門生顏回早亡哭得死去活來，可是當顏回父親提出要用他的車子改製成槨安葬顏回時，他不幹了：不乘車，我怎麽同大夫交往呢？衛懿公當國，政治腐敗，連他的寵物也乘上了高級官員檔次的軒車，群眾大為不滿。所以當狄人攻衛時，大家一哄而散，說是讓您的寵物去打仗吧。可見乘車要講身份要講等級的觀念在當時已經深入人心了。秦始皇看見丞相李斯出行的車隊過分煊赫，馬上表示不滿，也是這個緣故。
現在所能看到的有關乘車方麵最早的較完整的規定，是西漢景帝中元六年（前144）頒布的一個文件，除駕車馬匹數量有差外，體現等級的主要有兩項，一是轓，即車廂兩旁用以遮蔽塵土的屏障，官品六百石以上至千石的可以將左轓漆成紅色，兩千石以上的可以將兩轓都漆成紅色。由是“朱轓”或“朱輪”便成了高級官員的代稱之一。楊惲在寫給孫會宗的信中吹噓：“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漢書·李尋傳》：“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嚐至此。”一是車輛上避雨遮陽的車蓋。平民乘車隻許用青布蓋，官吏兩百石以下用白布蓋，三百石以上用皂布蓋，千石以上方可用皂繒覆蓋。於是車蓋連同冠服合稱“冠蓋”，也成了仕宦的代稱。《水經注·沔水》記，漢宣帝時，襄陽郡峴山南至宜城百餘裏，住有卿士、刺史、兩千石數十家，朱軒華蓋，炫麗奪目，荊州刺史外出巡視經過這兒，感歎其盛，因稱此地為“冠蓋裏”。左思《詠史》雲：“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更出名的是杜甫《夢李白》中的兩句：“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西漢工商業發達，許多私營業主多金善賈，發了大財，但前述漢景帝時的這個文件特別規定，商賈不許乘馬車。
一方麵是嚴格限定乘車者的資格範圍，另一方麵入圍者要自降等級也不允許。有一天早晨，漢宣帝主祀惠帝，適逢天雨泥淖，韋玄成等幾個前來陪祀的列侯便棄車騎馬來到惠帝廟前，“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韋玄成懊悔莫及，作詩自責：“惟我小子，不肅會同，惰彼車服，黜此附庸。”直到臨歿前猶引為教訓，告誡子孫切莫在這種看似小事的方麵釀成大錯。鮑宣以豫州刺史巡視分管區域時，按其身份應乘駟馬軺車並配備覆繒車蓋等裝飾。他搞輕車簡從，隻用一匹馬，撤去車蓋儀從，結果以違製免職。東漢時，孔恂任某州別駕從事，有一天隨刺史出行。依規定，別駕從事的乘車要配備一種叫“屏星”的裝飾，但安裝時頗費手腳。刺史嫌麻煩，傳令說屏星全都撤去。孔恂說這是製度，“別駕可去，屏星不可去”，當即宣布辭職。刺史情知理虧，隻好傳令前命作廢，好言好語地勸他複職。
魏晉南朝的官吏乘車規定基本上沿襲兩漢，等級鮮明。較明顯的變化是拉車的畜力由馬變成了牛。西漢初期有過“將相或乘牛車”的現象，那是因為國力貧困不得而已。迄百石以上官吏都有馬車可乘後，牛車便成了平民商賈的代表**通工具。到後來製度廢弛，隻要有錢，不論是什麽身份，都乘馬車，於是貴族士人又以乘牛車彰顯身份，這也是“魏晉風度”的一個內容，其道理就像大家都作西裝革履裝束時，便服布鞋反倒是另一種體麵了。《太平廣記》裏有則故事，謂東晉名相王導私養小蜜於別館，“妻曹氏偵知，率婢仆二十餘人持刀欲出。［王］導遽命駕，親以麈尾柄助禦者打牛”，乃得將小蜜趕快轉移。設想當時的情勢何等危急，無論怎麽說馬車總比牛車要跑得快吧？但王宰相依然不肯棄牛用馬，其緣故就像當初劉邦被項羽窮追時始終不肯棄車騎馬一樣，說到底還有一個觀念問題——劉邦棄車便是丟了漢王體麵，王導駕馬就是丟了貴人風範。
一葉落而知天下秋，乘轎車的老爺，總是不敵騎在馬背上的勇士。
沿襲這種時尚積澱成的傳統，雖然南朝宋時的法定官員乘行工具依舊是馬車，但實際上是各乘各的，如宋文帝“好乘羊車”（《南史·潘淑妃傳》），顏延之“常乘羸牛笨車”（本傳），沈慶之“每朝賀，常乘豬鼻無帷車”（本傳），多認為瀟灑得很。其後牛車正式訂入製度，如南朝梁“二千石四品以上及列侯皆給軺車，駕牛”，“諸王三公有勳德者皆特加皂輪車，駕牛”（《南朝梁會要·輿服》）。《顏氏家訓·涉務》嘲笑梁朝士大夫博帶高冠，出入乘車，尚書郎以上的官員騎馬甚至要遭到彈劾。因為京城建康犢車冠蓋流行，以致建康令王複竟連馬也沒見過，偶爾看到馬便驚駭失色，說這是老虎呀！作者尖銳地抨擊這種追慕虛榮、養尊處優的風氣，痛感這是蕭梁亡國的原因之一。
繼承北朝尚武務實的傳統，也是懲於南朝浮靡亡國的教訓，隋唐的百官乘行製度，除陵廟巡幸、王公冊命等重大典禮應“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外，其餘場合一概騎馬。史載唐憲宗時武元衡為相，因力主討伐叛逆，在上朝的路上被分裂勢力遣人暗殺，他騎的馬跑回去後，家裏人才知道出了事。同一時刻，刺客的刀子還指向另一位宰相裴度，剛巧那天他戴了一頂揚州氈帽，“賊遂揮刀中帽，墜馬，［裴］度賴帽子頂厚，經刀處微傷如線數寸”，護騎趕來撲救，這才僥幸逃生（《續定命錄》）。可見即使尊為宰相，乘行工具與民眾也無二致，區別在於另有品服、佩飾和儀衛等標誌身份及等級。
照《史記·河渠書》上的記載，轎子在先秦時就有，但逐漸流行起來似從南朝開始。王安石退居金陵後常騎驢代步，有人要送他一頂雙人抬的小轎，他發怒說：“奈何以人代畜！”與此觀念相照應，北宋始終繼承百官乘馬的唐製。《雲麓漫抄》稱，徽宗政和三年（1113）十二月十一日，因下雪地滑，曾特許百官乘車或坐轎上朝，但不得入宮門，俟天晴雪化後，仍依常製。及宋室南渡，由於南方少馬，以及京師多用磚石鋪地不便乘騎等緣故，轎子始見普及。《容齋五筆》的作者洪邁說他在高宗紹興三十年（1160）任參詳官赴貢院時，大家都乘馬去，至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主持貢舉，“則乘轎者十人而九矣”。對此，南宋政府似乎並無明令禁止。民間用花轎迎娶新娘的習俗，也是自南宋起流行起來的。最終，坐在轎子裏的老爺不敵騎在馬背上的勇士，南宋的垮台與南朝的滅亡該有一些相似的原因可尋。
吏治愈壞，“僭越”愈顯，官員乘行的規定總是在周期性輪回中被不斷突破。
創建明朝的朱元璋很擔心養尊處優的轎車代步會導致吏治腐敗，重走南宋亡國的老路，所以開國未久便規定隻許婦女和年老有病者乘轎，其後逐漸形成一整套規定，大抵是三品以上文官特許乘坐四人抬的轎子，餘皆騎馬；勳戚和武官“不問老少，皆不得乘轎；違例乘轎及擅用八人［抬轎］者，奏聞”（《明會典》）。這套規定對於光祿、太仆卿轉僉都禦史，是個有趣的節點：光祿寺卿掌祭享宴勞、酒醴膳饈諸務，太仆寺卿掌牧馬政令，都同朝政距離甚遠，還要經常接受禮部或兵部的指導。僉都禦史是都察院的副貳長官，掌監察內外官員。就實權而言，由光祿卿或太仆卿調任僉都禦史，應算升職。但這些京卿的官階是從三品，僉都禦史的官階是正四品，所以又有虛降實升之說。問題是這一升一降，恰好出入在四品乘馬三品乘轎的界限之間，接到調職的任命後，坐著轎子去皇宮謝恩，再赴都察院報到時就得改乘坐騎了，故又有“抬轎謝恩、騎馬到任”的趣談。明穆宗時，勳貴孫文棟等乘轎出入，被給事中徐尚彈劾，皇帝給的處分僅僅是奪俸，因知這時的君主對於有關製度的維護已經不那麽重視了。天啟時，朱國禎感歎：隆慶以來，南京官員不分大小都乘轎子，唯有兩人四人之分。北京官員亦用肩輿出入，連武官也是如此。甚至州縣小官，“唯典史乘馬，恐不久亦當變矣”（《湧幢小品》）。
清初統治集團顯然是把晚明官員不分文武率皆坐轎子當做文恬武嬉的敗象看的，所以他們對保持滿人騎射優勢極為重視，特別規定滿族在京官員不分文武一律乘馬，一品文官年老疾病不能乘馬者，要經過特許才可以乘轎。反之，漢人文官皆許乘轎，在京者三品以上許乘四抬大轎，出京可乘八抬，四品以下許乘二抬轎，出京可乘四抬；地方官員中，督撫可乘八抬，司道以下至州縣正官、佐貳等可乘四抬，典史等雜職乘馬。如果京官以欽差身份去地方，三品以上享受督撫待遇，四品以下享受司道待遇。本文開篇敘林則徐乘轎故事，他是七品官，在北京隻能乘二人轎，赴江西主考是欽差身份，但按照規定也隻能乘四人轎，所以當其因為“倉卒不及改”乘八抬時，便有了“心甚愧之”的自責。此外，清初的製度又規定，漢人武官隻要做到總兵這一級，有年老不能乘馬者，都可請求改乘轎子，這與對滿人乘轎的限製至嚴，形成鮮明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