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古代官員的休假和退休
古代官場上爾虞我詐，危機四伏。不少追逐名利的人陷身其中，不能自拔，連身家性命都賠了進去。但如果能幸運地殺出重圍，全身而退，就可以光榮退休、衣錦還鄉。古代官員的退休叫“致仕”。據何休說：致仕，還祿位於君。”（《公羊傳宣公元年》注）可見是把國君交與的職務歸還給國君而退休。與罷官不一樣。《白虎通義》上明確劃分兩者的界限：“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也。”白居易就是“以刑部尚書致仕”，相當於今天的司法部長退休。
“致仕”又叫“乞骸骨”。這是謙詞，意思是留下一把老骨頭養老。楚漢戰爭時範增屢次勸項羽殺了劉邦，項羽反疑他有異心。範增一氣之下對項羽說：“天下大事定矣，君王自為主，願賜骸骨歸卒伍。”《史記項羽》本紀）辭職不幹了。
致仕之製始萌於商朝，《尚書》中已有關於伊尹告老退休的記載。春秋戰國時期，致仕已是普遍現象。《左傳》中有個“祁奚請老”的故事。祁奚退體後，晉侯要他推薦接班人，他先推薦自己的仇敵解狐，不料解狐沒上任就死了；於是他又推薦自己的兒子。這就是我國古代有名的“舉賢不避親”的佳話。其他還有很多類似的例子都說明先秦的官員們勇於讓賢，為後世退休開了一個好頭。
官員致仕之後，朝廷一般都要發給一定的退休津貼。在漢代前期，退休津貼還沒有具體的規定，由皇帝根據不同情況賜予，往往是一次性發給很高的賞賜，以示養老尊賢。如漢宣帝時，丞相韋賢多歲請求致仕，皇帝特賜“黃金百斤”，另“賜第一區”。就是給了一所住宅。到了漢平帝時才作出統一規定：凡是年俸二千石粟以上的官員退體後，可以終身享受原俸祿三分之一的退休津貼，二千石以下的官員沒有固定的退休津貼，仍由皇帝視情況不同賞賜。唐代退休官員的生活待遇比漢代更高。凡五品以上官員可終身得半祿，一些有功之臣如房玄齡、宋璟等退休後還享受全祿。另外，有不少人退休前都先升官一級，然後才俸祿減半。不過，唐代俸祿並不多，所以除了津貼之外，唐代均田製專門為退休官員設了一條規定：大小官員都要授與永業田，“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這樣，官員在退休之後仍可享受這一部分田產的收入。宋代在我國古代素以官冗費冗、百弊叢生而著名，退休製度卻相當嚴密。它明確規定“給半祿”和若幹賞賜的標準，而且把凡退休者均晉升一級的作法定為定製。僅就製度而言，宋代皇帝對退休官員們可以說是優厚有加，無微不至的了。明清時期，官吏們都想當官撈錢，不願退休。為了鼓勵退休，明代規定三品以上的官員退休照領原俸，三品以下晉升一級再酌減；清代則規定世襲官員不論大小，都拿原俸，其他官員凡是到了一定的年紀就要求退休的，可以拿一半的俸祿。各朝退休製度對政治局麵的清明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官吏的隊伍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更新。一方麵優厚的退休津貼使得一批年老體弱的官員心甘情願地回到家鄉安度晚年；另一方麵，一些年輕有為的人才得以選拔提升，建功立業。
我國古代還湧現了眾多的賢臣，為了使國家官僚機製年輕化，自動退休，主動讓賢，為後世樹立典範。唐朝開國元勳魏徵就主動提出致仕，上奏皇帝說官吏應以“天下之興衰”為己任，“非一人之窮達”。為了讓有報國之誌的英才都能從政，他自己帶頭讓賢。退休之後，他仍以顧問的身份經常向唐太宗進諫，“拾遺補闕”。另一位元老李靖也隨唐高祖打天下南征北討，功高蓋世。到年老時腿腳不便，就請求退休。唐太宗李世民稱讚他“身居富貴而能知止”，能識達大體”。李靖身為開國功臣，不惜祿位之舉，被後世引為“一代楷模”。當然，像魏徵、李靖這樣德高望重的權臣致仕，內中不乏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皇帝為了保持政府官吏的活力與朝氣，不斷的更新換代，從而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尤其是創業的馬上皇帝更深深懂得官吏的年輕活力對於新政權的深遠影響。被譽為我國封建社會典範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皇帝唐太宗和唐玄宗都非常重視官吏的退休問題。著名詩人賀知章以秘書監退休時，唐玄宗親率百官為之餞行，賦詩贈別，不僅向天下人表明自己尊重有德行的老人，而且還表示鼓勵其他老臣也能光榮退休。
可惜的是曆朝中晚期，朋黨紛爭，宦官專權，法製廢止，致仕實際上成了一紙空文。大詩人白居易在《秦中呤·不致仕》中形象地諷喻那些老官吏：“七十而致仕，禮法有明文。何乃貪榮者，斯言如不聞？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掛冠顧翠緌，懸車惜朱輪。金章腰不勝，傴僂入君門。”官吏貪戀祿位，競相搜刮民脂民膏，想方設法躲避退休。眾所周知，政局是否穩定，吏治是否清明，與致仕大有關係。官吏老化得像白居易詩中所描述的那樣，還能幹什麽事？唐以後各朝官吏老死不退的事例不勝枚舉。其中又以晚清一位高齡的京官“鞠躬盡瘁”的趣事最為典型。據何剛德《春明夢錄》記載，這位老臣上朝“步履稍差，每過一門，必蹲下一歇，方再行”。朝見皇帝時，“起立時一跌，幾有兩足朝天之勢”。晚清之所以成為我國封建社會最腐朽、最黑暗時期之一，由此可見一斑。
還要再提一下官冗費冗、機構臃腫的宋朝。宋朝的官員退休製度有個非常獨特的地方。對於大批年老不能管事或因其他原因不能或暫時不宜執掌軍政事務的官吏，宋代有一大發明，就是掛名管理道教宮觀，仍舊領取高額俸祿。稱作“祠祿官”，停職留薪，不問政事，“優遊山水，吟詠自樂。”據說是王安石變法時，“欲去異議者。彼皆先朝舊臣，素有名望。一旦去之無名，乃為祠祿處之”。（《池北偶談》）宋代許多名臣如李綱、張浚都當過祠祿官。可見祠祿官既是一種退休的方式，同時又暗含“靠邊站”的意思。宋代這種退休方式考慮得十分周全，名、利都照顧到了。唯獨沒考慮官冗費冗的惡果，終致亡國，為後世所不取。祠祿官是“空前”的創舉，也是“絕後”的敗棋。
我國古代官場還有所謂“丁憂”製度“。丁憂”，就是辭官回鄉為死去的父母或祖父母奔喪守製。《尚書》中記載殷王要在墓旁草廬中為死去的父親憂傷守孝三年，沉默少語。丁憂”的“丁”是正當或正在的意思。丁憂期為三年。起源於商周，定於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重孝，主張長期守孝；墨家注重節斂，認為三年太久，費時費力。所以直到董仲舒提出儒教“大一統”思想，並被漢武帝采納後才固定下來。三年其實也隻是個概數，實際上隻有兩年多，第三年就可複職上班。
古代官吏“丁憂”有許多繁瑣的禮儀規定。據葉夢珠《閱世編》記載：“守製鄉紳謁當事，見賓客，必麻冠喪服，轎傘俱用白布。”在漢代，祖父、祖母、父親、母親去世，官吏都要辭官回鄉，穿孝服，不婚娶，不問政事，不能參加各種喜慶活動和歌舞活動。即《禮記》中所說的“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這一製度在後世得到沿襲。如《紅樓夢》中林黛玉病死一節，當時正值賈寶玉成親，全家人都去祝賀，唯獨寡婦李紈未去。可見當時丁憂已成習俗，在民間廣泛流行。
但丁憂的對象自漢以後從父母和祖父母發展到叔伯、兄弟、姐妹、從兄弟、伯母……乃至妻兒，而且一去三年，“曠官廢事”，官員們忙於丁憂守孝，根本無瑕政事。所以隋唐以後各朝紛紛采取靈活措施，比如“奪情”。“奪情”是指官吏本應丁憂回鄉的，但因公務需要又確實不能離開，可以由朝廷命令其留任。但在守孝期間隻能穿素服辦公，盡量少會客，不得參加吉慶典禮。這種做法被認為是沒能盡人情孝道的，故稱“奪情”。清末大臣曾國藩、林則徐等人因軍務需要，都被“奪情”，未能回鄉守孝。另外，丁憂在家的官員，如果守孝期沒滿時，朝廷就因公務需要命令其離家赴任的，也屬於“奪情”，不過又有一個專門的名稱“起複”。曆代的丞相由於身負重任，大多在丁憂時都被召回朝廷。像北宋的丞相富弼，在皇帝下詔起複六七次的情況下，都堅請守孝不出，在古代是極為少見的。
我國古代長期實行官吏休假製度。前麵提到的“丁憂”就是為父母或祖父母奔喪守孝的休假製度，屬於事假類。另外還有病假。漢代病假稱作“賜告”。因為漢朝法律規定，官吏請病假不得超過三個月，超過三個月就要免官；但是，當時皇帝在官吏滿三個月前讓他再繼續休病假，這樣，就可以不被免官，這叫“賜告”。《漢書》中記載琅玡郡太守馮野王生了病，滿了三月後由皇帝批準“賜告”，他這才帶著妻小回鄉養病。皇帝不“賜告”，滿了三月就要免官。不過到了後代，“賜告”實際上名存實亡了。像辛亥革命時袁世凱正在老家“養病”，每天悠遊山水，釣魚為樂。皇帝三番四次詔令他出山，他還討價還價。“賜告”隻能約束那些小官，手握重權的大臣們隨時都可以打個招呼就自去休病假。
日常的固定例假稱作“休沐”。《漢律》中說：吏五日得一休沐。”另外王先謙在注解《漢書》時也說：“漢製，中朝官五日一下裏舍休沐。”所謂“休沐”，就是休息洗澡的意思。可見在漢代官員五天休息一次已成為製度。漢代除了這種周日休息製外，還有一年一度的節假日休息製度，每年夏至、冬至日為固定節日休假。當時有個主管水火盜賊的官員張扶不肯休息，仍舊照常坐衙辦公。他的上司教導他說：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你雖有公職事，家裏人亦盼望你團聚歡樂。所以你應該隨大家一起，回家和妻子兒女在一塊兒，擺上酒席宴請鄉親父老，縱情歡笑。”可見，“休沐”實際上並不一定隻是洗澡，而是為了讓官員在公務操勞之餘休息，與家人團聚，相會親朋好友娛樂而設定的休假。在唐代，規定官員每月上、中、下旬每十天休假一日，利用這個時間搞個人衛生，整理家務。官員們則利用節假日趁閑探親訪友。王勃的《滕王閣序》中就有當時“十旬休假，勝友如雲”的熱鬧場麵的描寫。
明清時期有了類似於今天過春節的休假規定，稱作“封印”和“開印”。明朝的田汝成《西湖遊覽誌》中提到：除夕官府封印，至新正三日始開。”所謂“封印”，就是把印信、關防等加封條鎖起來，停止辦公。“開印”就是啟開封條，恢複辦公。清代的封印休假時間很長，假日多達一個月。每年臘月十九、二十、二十一日封印，到第二年的正月十九、二十、二十一日才開印，三天中具體哪一天封印或開印由欽天監選出吉日，奏明皇帝後頒示各官署遵行。
每年封印和開印官府都要舉行非常隆重盛大的典禮。屆時衙門四處都張燈結彩，粉飾一新。官員們身穿朝服，喜氣洋洋地互相拜賀，“望闕行九拜禮”。孫寶瑄在日記中記錄了光緒年間某衙門的開印盛況：“是日正午開印，內外皆張幕結彩，朱綠輝映，煥然改觀。”典禮之後還要舉行團拜會，吃喝慶賀一番。清代上海知縣葉廷眷在每年的封印和開印日都要大辦魚翅席，會宴眾官，其間還要燃放大量鞭炮，以求吉利。京師的衙門甚至在開印之後仍然玩興不止，還要舉行各種團拜演戲活動來娛樂。其筵席之豪華，費用驚人，可窺見平日裏這些官吏貪汙所獲之一斑。往往是一席之費夠養活一村百姓一年，甚至還要多。
從封印到開印，為期一個月，這是清代官員們最逍遙自在的日子。一封印，就表示一年的公事完畢了，天大的事也得等來年開印後再辦。清人藍鼎元《鹿州公案》寫到有件人命案需要開棺驗屍，但當時恰值臘月十八，隻好等到明年開印後再驗。一個月後屍體腐爛根本無法檢查，隻得草草了事。封印後的一個月，官吏們不問政事，可以自由自在地休息、玩樂、探親訪友。但一到開印之日，各衙門就必須恢複辦公。《官場現形記》中寫道：“官場上一到（正月）二十又要開印，各官有事，便不能任情玩耍了。”於是大小官吏都趁此良機恣意玩樂，通宵達旦地吃酒看戲，攜妓狎遊。而且清代“自交正月，例不禁賭”。使得那些嗜賭成性的官員們放心大膽地大賭而特賭。《官場現形記》裏寫一個官員“天天在公館裏請朋友吃喝。吃完之後，前兩天還隻是‘搖攤’，後嫌‘搖攤’氣悶，就改為‘牌九’，已經痛痛快快地賭過幾夜。”另一位官員也熬戰了兩夜，次日清早上衙門拜賀上司，揣著籌碼就去磕頭。不料旁邊的人不留神踩住的他的官服。他“起來的匆忙，也是一個不當心，被衣服一頓，身子一歪。究竟兩夜未睡，人是虛的，一個斤鬥，就跌了下去”，籌碼撒了一地，出盡了洋相。這些官吏一年到頭勾心鬥角，活得擔驚受怕，戰戰兢兢的，到了封印休假可以全部解脫，盡情放鬆，玩得忘乎所以了。
封印開印之間恰值年關，所以休假期間豪門大族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習俗，那就是除夕日祭祖宗。《紅樓夢》中專門有一章描述這一隆重的儀式。賈府從封印就開始籌備：“開了宗祠，著人打掃，收拾供器，請神主，又打掃上房，以備懸供遺真影像。”到臘月二十九，“各色齊備，兩府中都換了門神、對聯、掛牌，新油了桃符，煥然一新”。除夕日，合家老小身穿朝服，挨次排站好，然後是上供酒食，跪拜祝告，感謝列祖列宗的保佑，希望來年再加官進祿，老小平安。儀式相當莊重肅穆，禮節非常繁瑣。清代封印休假期長達一月之久，也正是注重這些禮儀，多給時間籌備。
但是，封印休假在某些地方衙署就遠不如京城嚴格，封印期間仍有辦公活動。如四川的一些衙門在封印後仍舊照常啟用印信，隻是在印外加蓋一個“預用空白”或“遵印空白”的戳記，以示區別。《官場現形記》中河南按察使賈筱芝的一頓牢騷很說明問題：“我一年到頭，隻有封了印空兩天，你們還不叫我閑……你們曉得我這幾天裏頭，又要過年，又要拜客，哪有一天空。我做官也算得做得勤了，今天還是大年初五，不等開印，我就出來問案，還說我耽誤百姓。”可見當時不少外省官員並沒有嚴格遵行封印製度，完全憑個人意願開門辦公。因而外省自有一套與京城不同的習俗，每年隻象征性休息兩天表示一下。名義上仍遵照中央定出封印和開印日，實際上印信在休假期間照用不誤。
封印和開印本是朝廷讓大小官員們在工作一年之餘休閑，探親訪友，與民同樂；但有些官吏玩得太“過火”，縱情**樂，大肆揮霍，為所欲為。尤其是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對比下，更受到老百姓的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