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所謂的字號封贈學（一）
古代帝王、諸侯、卿大夫、高官大臣等死後，朝廷根據他們的生平事跡給予一種稱號以褒貶其善惡，稱為諡或諡號。在中國古代的官場上，圖慕虛名的士大夫是很計較、重視諡號的。因為絕大部分諡號都是褒義的，這正應了中國的一個俗語：蓋棺論定，人死都死了，還是多說好話。這自然可以流芳千古，庇護兒孫了。所以說諡號有很大的虛偽性。
諡號是固定的一些字，這些字被賦予特定的涵義，用來指稱死者的美德、惡德等。諡號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表揚的，例如：
經緯天地日文布義行剛曰景
威強睿德曰武柔質慈民曰惠
聖聞周達曰昭聖善聞周日宣
行義悅民日元安民立政曰成
布綱治紀曰平照臨四方曰明
辟土服遠曰恒聰明睿知曰獻
溫柔好樂曰康布德執義曰穆
批評的，例如：
亂而不損曰靈好內遠禮日煬
殺戮無辜曰厲
同情的，例如：
恭仁短折曰哀在國遭憂曰湣
慈仁短折曰懷
如此等等。
比如三國時蜀丞相諸葛亮，封武鄉侯，諡忠武。他的文集稱《諸葛忠武侯集》。南朝梁武帝的太子蕭統，諡昭明。他主持編輯的一部文學作品選集稱《昭明文選》，他的文集稱《昭明太子集》。宋代大文豪歐陽修諡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南宋民族英雄嶽飛諡武穆，後人稱他武穆王。
除了諡號外，官僚士大夫還盛行私諡，因為這種諡不出於朝廷，而是由親朋門人評議所定的。如春秋時代魯國大夫展禽，死後由他的門徒諡為惠，因居柳下地方，即稱柳下惠，這是一個被官場傳為佳話的“坐懷不亂”的講名節、講廉恥的正人君子。東漢著名士大夫陳寔死後，赴吊者三萬餘人，諡為文範先生。晉代大文豪陶淵明死後，著名文士顏延年為他作誄（一種紀念性文體），諡為靖節徵士，世稱靖節先生，他的詩注稱《陶靖節詩注》。
封號是帝王封給臣屬爵位或士地時所加的稱號。士大夫階層更是終身追求的。如戰國時代衛國人公孫鞅，在秦國執政，因功封商，於十五邑，稱為商君，也稱商鞅。他的著作稱《商君書》。漢高祖劉邦之子劉安，封淮南王。他主持編寫的一部書稱《淮南子》。唐代的張說，封燕國公。他的文集稱《張燕公集》。宋代大政治家、大文學家王安石，封荊國公。他的年譜稱《王荊公年譜》。
這樣，諡號、私諡、封號無異又成了這些士大夫的又一名號。
在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特別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誌趣等為自己取號。“號”就成了一種固定的別名，因而又稱別號。如唐代大詩人李白，家居綿州昌隆（今四川江油縣）青蓮鄉，故號青蓮居士。宋代大文豪蘇軾謫居黃州（今湖北黃岡）時，築室於東坡，因自號東坡居士。又如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鄭燮的板橋，都是後人熟知的別號。有的別號的使用率（如蘇東坡、鄭板橋等），甚至超過了本名。別號是使用者本人起的，既不像姓名要受家族、行輩的限製，也不像諡號、封號要受朝廷的追封。因而可以自由地抒發或標謗使用者的某種情操。別號中常見的“居士”、“山人”之類就是為了表示使用者鄙視利祿的誌趣。宋代歐陽修晚年號“六一居士”，就是以一萬卷書，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張琴，一局棋，一壺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個“一”取號。南宋愛國詩人陸遊憤世嫉俗，被權貴們譏為不守禮法，他就自號“放翁”，表示對他們的蔑視。南宋畫家鄭思肖在宋亡後自號“所南”（表示心向南方，和文天祥詩“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誓不休”是同樣的意思），又號穴國人”（木穴合寫就是“宋”，表示不忘故國）。明代畫家朱耷在明亡後取號“八大山人”（這四個字豎行連寫似“哭之”或“笑之”的字樣，寓“哭笑不得”之意），來抒發自己懷念故國的悲憤之情。當然，更多的官僚為自己取的各種動聽別號不過是附庸風雅，沽名釣譽罷了。
除了自取的別號外，還有他人所取的別號，這就相當於今日的“綽號”了。春秋時人百裏奚淪落楚國為奴，被秦穆公用五張羖（指黑公羊）皮贖回秦國，人稱“五羖大夫”。唐代奸相李義府同人說話時，滿臉笑容，可是他的內心卻非常陰險，被人稱為“笑中刀”。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領旨、傳旨”外不幹別的事，被時人稱之“三旨相公”。這兩個綽號形象又入木三分地漫畫出封建官僚的可憎嘴臉。
在中國古代官場上，還盛行用地名、官爵名等來代替個人姓名的現象：
例如用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職所在地等）來代替的，如東漢孔融，曾任北海相，被人稱為孔北海。唐代文學家韓愈，河南河陽人，自謂郡望昌黎，被人稱為韓昌黎。柳宗元家居山西河東，世稱柳河東，又貶官柳州刺史，又人稱柳柳州。以地名稱人在封建時代的官場裏是表尊敬，叫做稱“地望”。清末有人做了一副對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上聯指任北洋大臣（相當於宰相）的李鴻章，他是合肥人。下聯指任戶部尚書（相當於司農）的翁同龢，他是常熟人，就利用了“地望”，辛辣地諷刺了封建官僚的貪婪。
又如以官爵名，包括職銜、封號來代替名字的。東漢發出“窮當益堅，老當益壯”豪言的馬援曾任伏波將軍，被人稱為馬伏波。蔡邕曾任中郎將，被人稱為蔡中郎。唐代杜甫曾任工部員外郎，左拾遺，後人就稱他為杜工部、杜拾遺。以封號為名的，前有敘述，就不贅述了。
這些起著姓名作用的地點名稱、官職名稱等，大都是他人、後人使用的，自己並不使用。因而這與自己起的別號是有區別的。
以上所說的諡號、私諡、封號、別號、綽號等，都體現了中國古代社會封建宗法製度和倫理道德觀念，也是官場禮俗的一個重要內容。
“當年萬裏覓封侯，匹馬戍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陸遊的這闕詞道破了封建士大夫追求功名的心態，即以得到封贈，博得“封妻蔭子”為終極目的。
封贈是指皇帝給予親族、功臣及其妻室、父母的榮典。每逢開國之際，皇帝就要大封群臣、親族，就是所謂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劉邦建立漢朝後，不僅封了自己的親族子弟為王，還分封了許多異姓諸侯王，如封韓信為齊王，封彭越為梁王等。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後登上帝位，為獎賞功臣，專門修建了“淩煙閣”，將開國功臣長孫無忌、杜如晦、魏徵等人的畫像繪在上麵，令後來欲立功名者仰慕不已。
當一個朝代進入承平時期，想得到封贈就極不容易了。隻有走科舉和軍功兩種途徑，先得官而後得封贈。李白有詩雲：“莫怪無心戀清境，已將書劍許明時。”科舉滿足了中下層知識分子進入士大夫階層的願望，所以在隋唐以來就成讀書人博取功名的一條重要途徑。科舉主要設進士、明經二科取士，考中者再經過吏部的選拔，便可以得官，以後有機會不斷地擢升，成為高官便可得封妻蔭子。但從來考進士難於考明經，有“五十少進士，三十老明經”的說法。唐代大詩人白居易二十九歲中進士後，得意洋洋地賦詩道：“十七人中最少年”。而明經考試由於太容易則被人看不起。與白居易齊名的元稹就是明經及第，他去拜訪李賀時，雖然當時任宰相，李賀還是看不起他，說道：“明經及第，也配來看我。”科舉考試，造成了“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的社會觀念，於是這條路便擠滿了讀書人，大有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勢頭，有些人一生都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一些科舉失敗的人便走向另一條路從軍。獎勵軍功，曆史非常久遠，那些開國功臣，多是由於軍功而受到皇帝的封贈。而在承平時期，從軍則多到邊塞，所以是非常壯烈而且危險的。東漢時班超投筆從戎，後來出使西域，最終得以封為定遠侯。由於從軍更易得封贈，所以很多人都不畏危險、從軍到邊塞去。
李白說：“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高適也說：“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道。”甚至連最文弱的書生李賀都寫道：“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請君暫上淩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這三位詩人中，隻有高適走通了軍功之路。他先是“孤劍通萬裏”地投身於歌舒翰的幕府之中，後來逐漸地騰達，最後得到節度使的高官。但憑軍功得封，還是要講機遇的，漢代飛將軍李廣，身經數百戰，手下兵士都有封侯的，但他一直沒有封侯，連皇帝都為他歎息：“使李將軍遇到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
科舉要十年寒窗苦讀，軍功無疑是刀口舔血，所以這兩者被視為正途，但進展速度極慢。官場的鉤心鬥角，常常使有才之人不得舉，有功之人難受祿。於是產生了一條“終南捷徑”，即用速成的手段達到封贈的目標。
古代官場中為得封贈而玩的花招千奇百怪，其手段之高明，令人拍案叫絕，瞠目結舌又不寒而栗。司馬相如知漢武帝好仙術，為得到高官，通過同鄉武帝狗監楊得意，獻上自己所作的《子虛賦》，漢武帝讀後飄飄然有仙人氣，於是大喜，司馬相如和楊得意都得到了好處。明世宗時，想任命嚴嵩為大學士（相當於宰相），但恐其年輕不能勝任。於是，讓他和原大學士一起知政進行考察，嚴嵩知道明世宗喜歡扶乩（占卜）之術，在深夜，他點燈夜讀扶乩所寫的“青詞”（即乩仙詩），而原大學士由於年老體衰，早早地睡了。明世宗派人暗中查訪，見嚴嵩夜讀“青詞”，非常高興地任命他為大學士執掌朝中大權。如此巧妙地迎合皇帝口味，這個馬屁算拍到家了。唐玄宗的要臣房琯也是此中高手，本來是一布衣，“與杜甫布衣交”（《舊唐書》）但二人走了不同的道路，房琯靠引薦張果（即八仙中的張果老）給玄宗，迎合了皇帝而得到高官。杜甫則老老實實地沒有走通科舉之路，又獻賦去討好唐玄宗也沒有成功，隻得到參軍一類的八九品小官。
要得高官，不但要迎合，而且要善於迎合，見機行事方能飛黃騰達。春秋戰國時的縱橫家說客們都是見風使舵的高手。商鞅說秦孝公時，先說之以王道，預言行王道幾百年就可以成帝業，孝公不悅，認為太過久遠。於是，商鞅轉而說之以霸道，以武力征服天下，孝公於是大喜，封他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這種以三寸不爛之舌說動君主得高官的法門，成為後世官場中士大夫們學習的榜樣。《三國演義》中的星象占卜家譙周，在勸劉備稱帝的時候，他夜觀天象說“近有祥風慶雲之瑞”。劉備登基後，他得以封高官。後來鄧艾兵臨城下，譙周又夜觀天象，預言漢家壽數已盡，勸降了後主劉阿鬥，他自己也被封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