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公章 官印裏的知識（二）
正如今人所熟悉的公章使用現象，古代官印在國家行政機製運轉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文書印蓋上。秦漢時代，公文書於竹木簡冊，但不能在上麵蓋印。用印的辦法是用熟牛皮條將一件公文的簡冊按順序編串起來，裝進特製的布囊，其開口在中間，頗似現代的公文包，用兩根繩子捆緊，再拿一團膠狀紫泥放在繩子打結處使之粘結，當泥巴將幹未幹的時候，用官印在上麵撳壓，便能刻出一個清晰的官印——這就是晚清以來時有出土的“封泥”。封泥的意義，一方麵同如今用火漆密封文件、隨後蓋上印章的保密措施相似，一方麵又表示公文主發與簽署者的身份。官印的發明，使得中國自秦漢起就有一套成文的公文主發和簽署製度。如漢朝規定，各級官府行移公文應由機關首長主發。如長官不在，可由“近次”者代行長官職權主發文書，但代行者隻能用自己的官印發文，表明責任。如前所述，凡文書封泥上有二百石以上印鑒的，便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通官文書”，假使是二百石以下的“半通”印鑒，其效力相應減半。近現代出土的漢簡中，經常可看到屬掾、令史即吏員代替長官主發文書的現象，這種情況與一官一印的製度正相吻合。
東漢已有紙張發明，但因技術未臻精良的緣故，還未被采用做公文材料。《三國誌·吳書》記，劉備去世後，吳蜀重建同盟，凡孫權主發的報答蜀漢的外交文書在封緘以後，都先讓人送給駐守荊州的大都督陸遜過目，隻要他認為不妥當，“便令改以封行之”，為此而“並刻［孫］權印，以置其所”。可見直到這時，官印的用法還是“封之以泥，抑之以印”。大約從魏晉之際開始，紙張成為公文載體。東晉以後，一般公文用白紙，重要公文用加工處理過後可防蟲蛀的黃紙。這在公文製度上是個劃時代的轉折，同時也引發了官印製作和使用方法的重大變革：在此之前，官印的印文多為陰文，鈐於紫泥上後呈陽文，宜於辨識。迄紙入公文後，印章直接用朱紅印泥蓋在紙上，印文也就相應地轉變為多用陽文了。這個變化，可以從出土文物中南北朝以後的璽印樣式看出來。北魏明帝時，尚書左丞盧同審閱吏部呈送的軍功授勳名單，經過與中兵局的奏案對照，發現有假冒嫌疑者達三百多人，遂上書皇帝，建議今後製作這種名冊時，由吏部和中兵局兩個單位派人會同辦理，“若名級相應，即於黃素（就是黃紙）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這條資料，也許是佐證官印使用方法轉變，即用朱紅印泥鈐蓋於紙的最早的記載之一。盧同還提出名冊宜“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案對掌，進則防揩洗之偽，退則無改易之理”（《北史·盧同傳》）。由“揩洗”等語可以看出，彼時的印泥調製技術也有待改進。《隋書·禮儀誌》中又提到，北齊時由國家財政部門掌管的戶口冊，都有“印籍縫”，就是在兩紙連接的地方蓋印，以防抽換和散落。這大概又是關於“騎縫章”的最早記載之一吧。
印章使用方法的改變，還帶來了印文書體和鈐印格式的新問題。《舊唐書·段秀實傳》記，唐德宗時，涇原兵變，皇帝逃往奉天，正想篡位的鳳翔節度使朱泚趁機占據長安，又遣其將韓旻領馬步三千疾趨奉天“偽迎鑾駕”，實欲殺害。司農卿段秀實獲知其陰謀後，情急中“乃倒用司農印印符以追兵”，就是偽造一份要韓旻立即返回長安的命令，又因為沒有朱泚的節度使印，便用他所管機關司農寺的官印顛倒鈐蓋在偽令上，“軍人亦莫辨其印文，惶遽而回”。從保護皇帝安全的角度講，這是一份大功，但也暴露出直到中唐時期，官印上的文字恐怕還是篆籀古體一類，不易辨識，鈐印格式亦無嚴格規範。據《文獻通考》記，北宋英宗時，曾命知製詔邵泌和殿中丞蘇唐卿“詳定天下印文”，這兩位老古董“皆通篆籀”，搞出來的印文不稱旨意，“尋複廢罷”，大概再改一次後，方便大家辨認了。與此同時，官印的鈐蓋格式也開始講究起來。《宋史·王旦傳》說，王旦為中書省任相，主發一道文書給樞密院，“印違詔格”，樞密使寇準馬上向皇帝舉報，結果王旦受批評，辦事員（堂吏）“皆被罰”。不到一個月，樞密院有公文發送中書省，“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王旦”，以為報複寇準的機會來了。可是王宰相肚裏能撐船，吩咐“送還樞密院而已，寇準大慚”。
鈐印格式最趨細密的要數明清時代。如清代《各行事件》規定州縣衙署蓋印方法：凡上行文件都要在正麵上方蓋“天印”；凡下行文書都要在年月日上蓋“正印”，並以“斜印”騎縫；凡檢驗屍體的“屍格”，每一頁都須在文書下方蓋“地印”，填注致命傷痕處的要用“連印”；凡收納地丁錢糧的憑單串票（近似現在的三聯單、四聯單），騎縫用“斜印”，蓋印時還要將串票倒放，謂“倒用印”等等。這些講究，準備考進士考舉人時沒有專修過，資深的吏胥反而要比機關領導還精通。不過局外人要想偽造公事，就不容易蒙混過關了，應該說有其可以借鑒的長處。懂一點古代用印知識，於收購官文書之類的“古董”時也有好處。
印信保官是重中之重。胡連長（百戶）隻因把關防寄放在別人家裏，被明太祖發配到邊陲充軍。
官印的謹慎設置和保管，曆來是典章製度的重中之重。如宋代《職製律》關於機關申請置印的規定：“諸官司應鑄印記，先具以某字為文，保明申所隸，再行審驗，關申尚書禮部。”如因舊損需換新印者，“給訖限，當日以舊印申納尚書禮部棰毀”，也有先銼去印麵一個角，俟時集中銷毀的。總之，作廢公章仍完好保留在世間這種事情，絕對不允許發生。官印的保管方式，在秦漢魏晉一官一印的時代，各自隨身佩帶，朝夕不離。唐代起，印為機關公章，保管在府。《因話錄》稱：“尚書省二十四司印，悉納值廳，每郎官交值時，吏人懸之於臂以相授。”可見守夜值班護印之嚴。清製，在京各機關印信封儲在署，如有竊失，當月專司監守的值宿官員革職，機關首長革職留任。如能自行拿獲者，亦以失竊時間長短分別降等處分。地方各級機關印信存儲在署，或出差官員印信存儲行寓，如有竊失，有印官革職。若能自行拿獲，亦以失竊時間長短分別降等處分。
朱元璋《大誥武臣》中，有一篇《寄留印信》，原文不長，照錄如下：
鎮南衛百戶胡鳳，將他掌的印信，寄在小旗方細普家，三日不取。印信是個關防，軍職衙門的更是緊要，必須十分掌得仔細，如何可將寄放在別人家裏。百戶的印信，幹礙一百戶的軍馬，倘或人將去印幾紙文書出來嗬，好生不便當。這等人，利害也不知，他如何做得那管軍的官人？所以將他發去金齒充軍了。
可見，即使沒有釀成嚴重後果，違犯規定的印信保管行為，也要治罪。
官印的使用程序及責任人員，也有嚴格規定。以唐代中書門下即政事堂的“堂印”為例，凡需要用印的公文，必須經主管長官判署、簽押，並經謄寫、校對後，再由“堂頭”（相當於政事堂的辦公廳主任）審核，審核無誤後，方可蓋印。有一篇唐代的墓傳文字，傳主叫邵才誌，前文提到唐德宗逃往奉天的故事，他就是跟著“蒙難”的堂頭，銘文稱他“執持堂印，隨駕奉天，重圍之內，苦曆艱危，克服之時，功勳崇獎，遂遷五品”，估計原先的官階至少是從六品。再看清代《欽定工部則例》中關於工部衙門使用堂印的規定：“每一月專派滿、漢司官四員，按日挨次輪流監用堂印。每日筆帖式請領堂印鑰匙，到時即開。用［鈐］尋常稿件後再用［鈐］題本，用畢將堂印鑰匙暨印單仍交承值筆帖式呈送。”清代的司官起碼也是六品。由唐及清的監印級別，都表明了對“公章”使用的慎重。
用印為什麽要有專人監督，原因之一就是防止作弊，特別是以吏胥即具體經辦人員為防範對象。如唐代前期，吏、兵兩部分掌文武官員銓選事務，大概不時有醜聞上達天聽，故唐玄宗有詔責備兩部首長說：“……不能自親，並委猾吏，恣成奸濫，為蠹尤深”，要求今後概定專員親自作業，尤其是“印記不得委其胥吏”（《冊府元龜·銓選部》），因知此前的教訓多與胥吏蓋印缺乏監督有關。不過“任你官清如水，怎敵吏滑如油”，他們對付監印製度的辦法是暗中配就印匣鑰匙，需要用印作弊時，自己偷鈐。《南部新書》說，裴度任宰相時，某日，忽然發現政事堂大印不在印匣裏，一時大家驚惶。裴度“即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大家酣飲到半夜，左右忽報印信又回來了，於是極歡而罷。事後，裴度解釋說：“此出於胥徒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不複更得之矣。”這件軼聞，一直被當做宰相有臨事不撓的雅量來傳頌，其實折射出當官的無奈。因為印信竊失，首先追究值班官員責任，連帶機關首長也受處分，所以隻好裝聾作啞，不予追查，坐等偷印者用過後再物歸原處。
這種“淘糨糊”的辦法，似乎也是曆代相傳的。《揮麈錄》說，北宋時，“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稱印匣而後開”。如稱出來印匣是空的，索性不開，免得報失印信，大家連累。據說蔡京任相時，就碰到這麽一回，“一日秤匣頗輕，疑之，搖撼無聲”，於是蔡相說“不須啟封，今日不用印”。第二天再稱，分量正常，遂開匣用印。蔡京的解釋同裴度差不多：“此必省吏有私用者，偶倉猝不及入。倘失措急索，則不可得。”這種為逃避處分有案不報的因循敷衍，後果必然是姑息養奸。又因為曆代製度關於官印失竊的規定，都是首先追究領導和專員責任，所以也有吏胥借偷印來挾製報複領導的。《淵鑒類函》上有一段故事，也發生在北宋：某部失印，皇帝欲從嚴懲治郎官何洵直。宰相呂公著說：“洵直失印誠有罪，然重譴之，則［以］後猾吏皆得以製主司矣。”結果何洵直僅受薄懲。看來呂相同裴相、蔡相一樣，都是經過三昧真火修煉的。
《萬曆野獲編》卷十三記，明宣宗初，胡濙任禮部尚書，久任三十餘年，其間“失去本部印者凡三度”，皇帝看在他過去深受明成祖寵信，又是三朝老臣，前兩次都放他一馬。到最後一次失印時，終於下獄，“而印偶獲，則部吏所盜也，上始宥之”。此也見得一旦發現公章丟失，不能大張旗鼓地追查，否則就不會跑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