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君叫臣死 官員的劫數(一)

《水滸》七十回本第九回“柴進門招天下客,林衝棒打洪教頭”中,寫店主人介紹柴進時說:你不知!俺這村中有個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喚做‘小旋風’。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賜與他‘誓書鐵券’在家,無人敢欺負他……”五十二回中柴進也提到:“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孫,家間有先朝太祖誓書鐵券。”

這所謂“誓書鐵券”,就是封建皇帝賜給功臣世代相傳保持優遇及免罪特權的一種憑證。功臣本人及後裔如果犯罪,以鐵券為證,得推念其功,予以赦減,因取堅久之意,故以鐵為之。簡單地說這“誓書鐵券”就是俗稱的免死牌。根據史書記載,它可能起源於漢代。《漢書·高祖本記》記載,劉邦戰勝項羽,一統江山,登上皇帝寶座後,“與功臣剖符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漢初的開國功臣,如蕭何、曹參、張良、陳平、周勃、樊噲等人皆被封為列侯,並得此鐵券。當時,分封功臣時有一定的典禮和儀式,在典禮上有誓詞,據《漢書·高惠高後文功臣表》載其誓詞是:“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意思是,即使奔騰的黃河變成絲帶一樣的細流,高大的泰山變為一塊磨刀石,被封的諸侯國也永遠存在,可傳給子孫後代。這誓詞用丹砂寫在鐵製的契券上,契即券,所以稱為“誓書鐵券”,又可稱“丹書鐵券”。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鐵券的別稱不少於數種。《漢書·高祖本紀》作丹書鐵契,《後漢書祭遵傳》作丹書鐵券,《資治通鑒·梁紀》作銀券,《隋書·煬三子》作金書鐵券,《遼史·耶律重元傳》作金券,《明史》則因鐵券可世代相傳而稱為世券。既是契券,為了取信和謹防假冒,於是將鐵券從中剖開,朝廷和諸侯王公各保存一半,朝廷的一半則存放在石徹的房子中用金屬製作的櫃子裏,即金匱石室裏。

曆代所頒的鐵券幾乎遺失殆盡,現僅存唐朝乾寧四年賜給彭城王錢鏐的鐵券。清人錢泳在《履園叢話·閱古》中對其祖上傳下的這塊鐵券描述道:“其形如瓦,高今裁尺九寸,闊一尺四寸六分,厚一分五厘,重一百三十二兩,蓋熔錢而成,鏤金其上者。”這枚鐵券雖經曆千餘年,但仍“鐵色如墨,並無鏽濫,而金書燦然,光彩奪目,尚如新製”。鐵券券文是用皇帝名義刻上的敕文,除書有賜券日期,賜券對象的姓名、官爵、邑地、功績外,還記皇帝念功,賜恩免該臣死罪等語,以使功臣“永荷祿位,長受寵榮”。有時皇帝還有“如違此誓,天不蓋,地不載,國祚傾危”的保證,以申信用。

頒發鐵券,自漢以來,逐漸成為一種封建製度,並日趨完備。鐵券製因其維護皇權之功能突出,而被大力推崇。鐵券本是皇帝頒給開國功臣的一種榮譽憑證,可到後來,向臣下頒發鐵券越來越普遍,成為了一種常製,除開國功臣外,中興功臣以及皇帝的寵臣,甚至連少數民族首領和宦官都可被賜予鐵券。如唐玄宗賜券給安祿山,唐昭宗賜券給田令孜。有些大臣執政後,甚至向太後、皇帝乞討鐵券,以作為護身符。到了明代,朱元璋對鐵券更為重視,並對其作了一整套規定,將鐵券根據功臣爵位高低分為七等,各依品級頒發,不得逾越。功臣晉爵,鐵券也得改製。同時又將鐵券製列入國家的最高典禮,把頒賜鐵券看作是一種極其重要的朝廷大事。

在封建社會漫長曆史進程中,盡管皇權時盛時衰,但鐵券製總是行而不衰。統一江山時,可以賜予降將,采取懷柔政策,收服人心。如宋太祖趙匡胤賜與南朝降將任果以鐵券。皇權堅固時,可以賜予功臣,加以籠絡。地位衰弱時,用鐵券相賞,可換取強藩悍鎮們的暫時安定。唐德宗時,王武俊等節度使手握重兵,舉兵叛亂,德宗聞訊,立即賜給鐵券,並在券文中雲:“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實不德,兆民非咎。”低聲下氣,引咎自責,對叛將又是赦免,又是加官晉爵。王武俊等在擁兵割據的要求得到滿足後,便收起鐵券,稍作收斂,繼續作封疆大吏。在防範重臣,剪除異己時,用鐵券可安其心而圖謀一舉消滅,作用不可等閑視之。遼朝道宗耶律洪基即位後,皇室權臣耶律重元握重兵,擅威權,凱覦皇位。道宗雖心知其圖謀不軌,卻無力與其抗衡,便欲擒故縱,“冊為皇太叔,免拜不名,為天下兵馬大元帥,複賜金券,尊寵所未有”。耶律重元誌驕氣滿,認為皇帝軟弱可欺,不加提防,最終被道宗一舉剪除。

鐵券,雖小,卻非同小可,這是特權的象征,其有特殊的威力。通常無論何人,一旦得鐵券,便身價百倍。隋末,煬帝被殺,段達、王世充等七人便擁立越王楊侗為帝,史稱皇泰主。楊侗即位便對段達諸人加封,頒給金書鐵券。一夜之間,七人飛黃騰達,於是洛陽人稱段達等七人為“七貴”。由於鐵券在手,免死牌在腰,犯刑可免,死罪也可赦,因此一時間,擁有鐵券者,目無法紀,為所欲為,魚肉百姓,霸道鄉裏。明代時,受券的人恃功驕恣而作奸犯科的越來越眾,而且越來越猖狂。明初功臣藍玉,因功得券,自此便專恣暴橫,有恃無恐,不僅趁征戰私吞戰利品,侵占民田,而且販賣私鹽,趕走禦史,甚至違抗帝令。對此,地方官吏奈何不得,當朝天子朱元璋也頗感棘手,不得不命工部作鐵榜,製定戒條,以保朝綱不亂。

鐵券,可以免罪免死,這隻是在通常情況下,並非是一道萬能的護身符,時時刻刻都行得通。鐵券是皇帝頒賜的,當然不可以此犯上作亂,它隻有在犯了除謀反大逆外的普通罪時才有效。如果得到這種特權的人起兵反叛時,或勢足覆朝,功高震主,致使皇帝猜忌時,鐵券在手也無濟於事,皇帝仍會將其處以極刑,甚至罪及九族,滿門抄斬。後唐莊宗滅後梁得力於大將朱友謙,莊宗親自賜他鐵券,怒其死罪。後來莊宗聽信了奸臣的讒言,逐漸對朱友謙生了猜忌之心,最終將朱友謙及其家族二百餘口一並斬首,以絕後患。朱友謙的妻子張氏臨刑時,在劊子手麵前拿出莊宗所賜的鐵券說“此皇帝所賜也”,以乞求保命,但也乏回天之力。李善長是明太祖朱元璋取天下的左右臂,得力幹將,功不可沒,但是朱元璋生性多疑,於是借胡藍黨案,趁機大批殺戮功臣,李善長雖有鐵券,也不能幸免,全家七十餘口被斬草除根。

可見,鐵券雖然免罪免死,但卻不可恃它而危皇帝家天下,否則如一塊爛鐵無異。

仕途險惡,是久曆官場的官吏們經常感歎的。鄭板橋曾寫道:官途有夷有險,運來則加官晉爵,運去則身敗名裂。”對仕途之險的體會是很深的。清代一首俚曲這樣寫道:“有多少宦海茫茫籲可怕,那風波陡起天來大。單聽得轎兒前唱道喧嘩,可知那心兒裏曆亂如麻,到頭來空傾軋。霎時間陞美缺錦上添花,驀地裏被嚴參山頭落馬。”寫出了官場上人對仕途之險的恐懼心理。

仕途險惡首先表現在官場傾軋上,為了營私結黨,發財升官,攻訐、誣陷,無所不用其極,甚至必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庚子西狩叢談》載:隨慈禧西行的督辦岑春煊在粵督任內傾軋報複眾官,曾參罷過一千四百多名大小官員,其中獲罪者數百人。這一千四百多人中,“非但睚眥(小怨小忿)必報,即素所受恩庇者亦皆以怨報之,狠心辣手,絕是不留餘地”。官場傾軋往往是殘酷無情的,但與得罪君王相比又是小巫見大巫了。

官場有句古語:“伴君如伴虎。”如果違逆了皇帝的意旨,那就是九死一生了。且不說先秦以前被車裂的商鞅,剖腹挖心的比幹,醃為肉幹的鄂侯是如何被君王用酷刑致死的。我們僅擇撿封建社會中晚期幾種皇帝對臣下施用的刑罰來看,就足見宦海風浪的險惡了。

廷杖,是明朝獨有的刑罰,就是皇帝叫人用棍杖打臣子的屁股。明《刑法誌》載:“凡廷杖者以繩縛兩腕,囚服逮赴午門。每人一門,門扉隨合。至杖所,列校尉百人,衣襞衣,執木棍林立。司禮監宣駕帖訖,坐午門西墀下。錦衣衛使坐右其下。俳而趨者數十人,須臾,縛囚至,左右厲聲喝:‘閣棍!’則一個執棍出,閣於囚股上。喝:‘打!’則行杖之三,則喝令‘著實打!’或伺上意不惻,曰:‘用心打!’則囚無生理矣。五杖則易一人,喝如前。每喝則環列者群和之,喊聲動地,聞者股栗。凡杖以布承囚,四人舁之,杖畢則舉布擲諸地,凡絕者十恒八九。”

杖打的時候,是用布將犯臣兜起行刑的,可怕的是打完後還要把布兜舉起來往地下摔,所以致死者甚多。

明代後期,宦官專權,主持了東廠和西廠這樣的特務機構,操全國的生殺予奪大權,他們不僅主持廷杖的執行,甚至可以“矯詔”(假托君命),說打誰就打誰。仕途愈加險惡,連管彈劾、監察的官吏也難免遭打。如明成化朝的都禦史牟俸、待郎馬文升和司禮監汪直不合,“汪直誣陷侍郎馬文升、都禦史牟俸等。有詔切責給事中(言官)李俊等二十七人,禦史王濬等二十九人互相容忍不言,各廷杖二十”。正德年間,荒**無度的明武宗要到南方遊玩,一批官員和禦史勸諫,這位皇帝竟下旨廷杖舒芬、黃鞏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

廷杖在正德、嘉靖兩朝的次數最多。嘉靖帝更拒諫成習,經常打那些給他提意見的人。他本來是外藩親王入繼皇位,卻非要把他的生父追封為皇帝。一批官員認為違反了皇家禮法,群臣爭大禮,聚哭左順門”。嘉靖帝龍顏大怒,“杖五品以下豐熙等一百三十有四人,死者王思等十七人,於是裏創吮血,填滿犴陛,此其最酷者矣”。嘉靖帝打得最多的是禦史、給事中一類“言官”。有一次嘉靖派太監替他祭太廟,戶部給事中張選進諫,說應該讓武定侯郭勳代祭,嘉靖大怒,命執送闕下,杖八十,帝出禦文華殿聽之,每一人行杖畢,輒以報數。杖折者三,曳出已死。帝怒猶未息”。

宮刑,也是皇帝老官對付臣下的一種酷刑。所謂“宮”,即“丈夫割其勢,女子閉於宮”(《周禮》秋官司刑注)。就是閹割男子**、破壞婦女生殖機能的一種肉刑。這種刑罰起源甚早,最初作用,僅限於懲戒不正當的男女關係,這在人類從婚姻製度上跨入文明門檻的當時是現實的。但是濫施宮刑則在階級社會以後,將宮刑擴大到政治對立麵,擴大到對付違反君王旨意的臣下,在西漢以後就非常普遍了。

漢代偉大的史學家史馬遷就曾因跟漢武帝唱了一下反調,就以“誣上”的罪名,被武帝打進蠶室,慘遭宮刑。又據《通誌卷十六》載,北魏凡犯“大逆不道要斬,誅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魏書·卷九十四》載平季被處宮刑,就是因為他的父親與和尚一齊企圖謀反而被牽連致刑的。這種使犯者斷子絕孫的刑法是夠狠毒的了。

宮刑對受刑者身體及精神的摧殘是十分嚴重的,連司馬遷這樣能忍辱負重的人物每當想起自己受宮這一恥辱,就發汗沾背,想“引決自裁”。宮,又稱蠶室,是因為“凡養蠶者欲其溫早成,故為蠶室,畜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為蠶室耳”。(《漢書張湯傳》注)人在受宮刑後,因創口極易感染,若要苟全一命,須呆在似蠶室一般的密室中,在不見風光的情形下蹲上百日,創口才能愈合,對受害者說來,不但肉體痛苦,而且心靈受辱,從此似一株腐朽之木,有杆但不能結實。

封建時代對待犯臣的酷刑,莫過於“淩遲”了。淩遲,又稱臠割、剮、寸磔,就是用刀把人肉一塊一塊從骨頭上割光。

元、明、清時,這種酷刑十分盛行。《大明律·刑律·盜賊》載:“謀反大逆:凡謀反,謂謀危社稷;大逆,謂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淩遲處死。”

顯然,這種酷刑主要是用來對付政治對立麵,敢於反抗朝廷的人。

淩遲這種死刑,無非是為了使“罪犯”死得更痛苦不堪,以殘酷來震懾人心。《渭南文集》記淩遲,“肌肉已盡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聽猶存”。《國史舊聞》載了明代二件犯臣被淩遲處死的事。一是太監劉瑾被“淩遲三日”,“例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先十刀一歇一喝。頭一日該先剮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開刀”。一是鄭鄤被淩遲,“黎明臠割之旨乃下。行刑之役俱提一小筐,筐內均藏鐵鉤利刃。時出刃與鉤,穎以砂石磨利之。埊陽(即鄭鄤)坐於南牌樓之下,科頭跣足,對一童子囑咐家事,絮絮不已。鼎沸之中忽聞宣讀聖旨,應剮三千六百刀,劊子手百人群而和之,如雷震然,人皆股栗。炮聲響後,人擁擠之極,原無所見,下刀之始,不知若何。但見有丫之木,指大繩勒其中,一人高距其後,伸手垂下取肺肝兩事,置之丫巔,忽又將繩引下,聚而割之者如蝟。須臾小紅旗向東馳報,風雲電走,雲以刀數報人大內”。

七盡高的漢子,割成指甲片大小一塊塊,真是千刀萬剮,使人毛骨竦然。

曆代遭受這些酷刑的,固然有的犯了法,但更多的是無辜者,更不乏剛正之士,這就足見宦海的險惡了。麵對官場這種風浪無定的情況,不少官員都深以做官為苦,辭官不幹的大有人在。有的雖不想辭官,卻總想找個清閑保險的官職度日,如學官一職是位卑祿薄的“冷官”,但因宦海風浪較少波及,故頗能讓一些任職者滿足。清代有個叫宋成勳的學官撰聯雲:“宦海風波,不到藻芹池上;皇朝雨露,微沾苜蓿盤中。”這裏的藻芹池即指官學,苜蓿指代學官的清苦生活。

我們在戲劇影視中,經常可以看到古代某官署大堂上赫然懸掛著諸如“愛民猶子,執法如山”或“明鏡高懸”等的大匾,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古代官箴的一種,所謂官箴就是封建社會對於官員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所作的規戒。官員遵守官箴,清廉勤政,就被稱為“不辱官箴”;反之,則被稱為“有玷官箴”。官箴的規定一方麵使官員在做有諱官箴的事時有所顧忌,利於維護封建統治;另一方麵,也有大量封建官員無視官箴的存在,掛羊頭賣狗肉,在“為政清廉”的招牌背後幹一些有諱官箴,蠅營狗苟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