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君叫臣死 官員的劫數(二)

官箴的形式很多:有皇帝親自對官員進行的訓誡,如明太祖曾經訓示臣下:“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如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息之。”明神宗也曾下詔訓示群臣:“從今以後,你們須赤膽忠心,遵守自己的職責,不要懷著私心隱瞞朕。”這類官箴是皇帝的“金口玉言”,官員們恪守也嚴,執行也嚴,對維護封建統治有重要的促進作用。也有些官員在自己的衙署中掛上自撰的官箴,如“陽奉陰違,天有難遮之眼;民窮財盡,地無可剝之皮。”明代無極縣令郭允禮則自警曰:“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則吏不敢慢,公則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再有像戲劇《七品芝麻官》中的徐九經的“口頭禪”“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實際上是一種未形諸文字的自箴,也就是對“愛民如子”與“執法如山”等官箴的通俗闡釋。又如湯顯祖名作《牡丹亭》中杜寶的那則告示:“禁為閑遊奸詐。”“自三巴到此,萬裏為家。不教子侄到官衙,從無女婿親閑雜。”是官員對於自己親眷的行為規定,也是官箴的一種形式。

官箴的內容多從維護封建統治秩序,加強封建統治,宣揚封建教化出發,且形式多種多樣。如清朝有戒石銘,即州縣衙門前一律立一石碑,上書“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原是皇帝用來警告官吏要奉公守法,不得貪髒虐民的,但很多官吏仍公然肥己殘民,根本視戒石銘為無物,使之成為一具空文。於是有人改銘文為“爾俸爾祿,隻是不足;民膏民脂,轉吃轉肥。下民易虐,來的便著;上天難欺,他又怎知?”是憤怒的鞭撻,也是無情的嘲諷。

值得一提的是“清慎勤”的官箴。關於其緣起,說法不一。據清人王之春《椒生隨筆》載:“‘清慎勤’三字為司馬昭訓長史之言,見《三國誌》。”宋代,“清慎勤”已成為官場普遍流行的官箴。另一種說法認為此官箴是明太祖規定的。曆史上著名的清官,明朝海瑞為官就恪守“清慎勤節”。史載其“清苦之行,舉朝不能堪,亦舉朝不能及。”他一輩子清正廉潔。到了老年,雖然官居要位,但是其臥室中的被蓋都用粗布做成,看起來似寒窗苦讀的書生。他拒絕饋送,反對奢侈,不愧為官場中“出淤泥而不染”者。清朝,因清帝的親倡,“清慎勤”成為極為重要的官箴之一;到晚清時,吏風敗壞,“清慎勤”三字遂成空文。

如果說官箴是統治者為其下屬官員所規定的行為準則的話,與之相對,官訣則可以被看作是下層官員為迎合(或者說適應)上層統治者而為自己規定的行為準則了。曆經了鉤心鬥角,見慣了口蜜腹劍,勘破了翻雲覆雨,參透了背信棄義的官場中人,是清醒地認識到“如今淩煙閣一層一個鬼門關,長安道一步一個連雲棧”的。

富貴青蠅競血,進功名白蟻爭穴。官場的殘酷使得許多身處其中的官員不但夾緊了尾巴,而且煉就了心腸,也煉厚了臉皮。他們拋不下世俗的榮華,做不到浮雲富貴、糞土王侯,於是便為了一己的得失,為了個人的榮辱,不惜將“為民請命”之訓置之腦後,熟諳並且身體力行了各種官訣,從而成為風雲多變的宦海中的“不倒翁”。

官訣作為封建官員個人的處世原則,隻注重實際中的運用,一般並不形諸文字。官員們是不會在大堂上“明鏡高懸”的大匾旁邊再掛上一“欺上瞞下,一緊二慢三罷休”或“圓滑趨避,八麵玲瓏”的匾的。當然,也有許多官僚的官訣被人以文字記載下來,成為後人的話柄笑談。清人朱克敬《閹二識》中記載了這麽一段:“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門生某請其故,曹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曹文正公即清初顯宦曹振鏞,他就是靠了“多磕頭,少說話”的官訣,才得以成為三朝元老,官運亨通的。

近人李宗吾《厚黑學》一書中總結做官六字真言為“空、恭、繃、凶、聾、弄”。其實,封建社會的許多官員是諳熟此道的。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這六字真言是對所謂官訣的一個不完全的總結概括。例如,李宗吾解釋說“恭就是卑恭折節,脅肩諂笑之類。”吳沃堯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分析當時的官場說“如今晚的官場,隻要會逢迎,會巴結,沒有不紅的”。書中寫一個叫卜世仁的典吏向其侄孫現身說法:做官的第一秘訣是巴結,人家巴結不到的,你巴結得到;別人做不出的,你做得出。如果上司叫你老婆進去當差,你不要怕難為情,送了進去,馬上可以高升。”有人作聯諷刺這種無恥求官者說:“不怕頭巾染綠,須知頂戴將紅。”可見卜世仁已將“恭”字訣煉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曆史上這種事例也很多。漢武帝時的名臣公孫弘也是慣熟此招的高手。每當朝廷議事,他不同意的事,並不表露出來。他常常與汲黯相隨,什麽事情都讓汲黯先說。如果武帝高興,他就附合;如果武帝不悅,他就反對。可謂是察言觀色的老手了。為此,他被汲黯罵為“不忠”,但他也因為多順風承意,阿諛奉承的迎合而“以此日益親貴。”所以任別人怎麽說他壞,隻要皇上滿意他就什麽也不在乎。當然,公孫弘的官訣決不僅限於此,他還奉行“口蜜腹劍”的原則,即當麵說好話,背後下毒手。汲黯當麵頂撞過他,但他看起來並不在意,其實心裏麵早在打主意整汲黯。終於,他把汲黯弄到右內史上任,隨時準備以某種理由致汲黯於死地。

自然,並不是所有的官員都有自己的官訣的。有的封建官員從中國傳統的中庸之道出發,持“我不害人,不求人;雖不求有功,亦不會有過”的態度;與那些欺上詐、瞞天過海的腐官朽吏相比,他們應該說是封建官場中比較好一些的官員了。但既持這種態度,必不能“為民請命”。明人有對聯諷刺當時不說話、不做事的大臣雲: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清朝的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即對這類人進行了諷刺:一人做夢到了冥府,見一個官大人穿著公服昂然走人殿中,自我標榜說:我所到之處,隻飲一杯水,現在是無愧於鬼神的。”閻王笑曰:朝廷設置官員是用來治民的,下至驛丞之類的小官,都有利有弊。如果不要錢就是好官,那放一個木偶在大堂上,滴水不飲,不比你更好嗎?”官又辯曰:我雖無功,亦無罪。”閻王曰:你一生處處求自全,為避嫌疑你不辦理棘手案子,不是有愧於民嗎?為怕繁重你不辦理某件大事,不是有負於國嗎?這些年來對你的考查根本上就說不出什麽,難道無功不是有罪嗎?”此官大人大為尷尬,鋒棱頓挫。

《紅樓夢》中,賈寶玉曾經諷刺那些死諫、死戰的文武官員。其實,在封建官場中,能夠死諫死戰的實在是可歌可泣的有大勇氣者。舊製度下人民呼喚“青天”的出現,但“青天”畢竟寥若晨星。包拯是有名的“青天”了,他清心直道,鐵麵無私,有“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的美譽。但是,就是這位龍圖閣大學士,當初麵對斬不盡,殺不絕的貪官汙吏,也隻有上書陳事,乞求皇帝老子不要再把印把子授給那些如狼似虎,貪得無厭的貪官們。

晚清大員李鴻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這人連官都不會做,那就太不中用了。”也許,應該給這句話加一個前提“如果掌握官訣的話”那樣,才是封建官場的寫真。

宦官,它是我國封建君權製度下的奇特產物。

“宦”的本義是帝王豢養在宮中的奴仆。唐昭宗就說:“此輩皆朕之家臣也,比於人臣之家,則奴隸之流。”《舊唐書·宦官傳》)所以宦官又被稱為“寺人”(寺通侍)、內官”、“中官”“、內侍”“、內監”。宦官稱“太監”,是隋唐以後的事,地位較高的內監就被稱為太監。到了明代,宦官權勢日增,人們也就把所有的宦官都尊稱為太監,太監就成了宦官的代稱了。

不過,早期的宦官並非全是閹人,直到東漢時,才有了“宦官悉用閹人,不複雜調它士”的規定《後漢書·宦者列傳序》)。這顯然是“父傳子,家天下”製度下的產物。

為了維護帝王後代血統的純潔性,在後妃成群,春宮怨曠的宮廷之中,如果讓男性仆役交混其中,就會造成後宮混亂,血統不純。但是全用女**仆,有些苦力重活又不堪任。所以,選取經過閹割,失去性機能的閹人充當宦官,既能承擔勞力性的工作,又可以放心地讓“宦豎傅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仲長統《昌言》)。由於帝王生活的豪奢,後妃人數的眾多,為之服務的宦官隊伍也十分寵大,如明代,總數就超過了十萬,還專門設有二十四衙門來管理這支閹宦隊伍。

數量龐大的宦官隊伍從何而來呢?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民間的窮苦人家迫於生活無路,將子弟賣給或被騙給一些閹割匠,這些年幼的孩子被閹割以後,加以訓練,然後被賣入或貢入宮中。唐代著名宦官高力士就是這樣入宮的。

也有一些希望富貴的,自願接受閹割,主動要求入宮。清代末年著名宦官李蓮英就是這樣入宮的。

還有一些罪人被強行閹割之後投入宮中充當宦官。如漢代李延年就是如此。

更有甚者,一些為獲私利的有權人物也大量製造閹童。如明朝天順四年,被朝廷派往湖廣、貴州鎮壓苗族人民的太監阮讓,一次就“閹割東苗俘獲童稚一千五百六十五人”(《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一《閹幼童》)。

宦官出身卑微,官品不高,但因為他們是君王近侍,可以比一般的外臣更容易受到君王的寵信,所以能對君王施加某些影響。除了開國君主外,很多帝王基本上深居宮禁,從小不知世事。對天下情況的了解全憑他人進言;又要時刻防範臣下的不忠,就必然產生帝王在政治生活中的孤立感與猜疑心。於是,日夜隨侍在側而又絕不可能篡奪帝位的宦臣就成為帝王最信任的親信。加上“家天下”的世襲製度,曆史上每每出現一些“荒主童昏”,即隻知縱情享樂的昏君或未成年的孩童理所當然地成為“兆民之主”,這些帝王被宦官操縱就成了很自然的事了。比如東漢自中期開始,章帝以後,每個皇帝即位時都是娃娃,和帝歲,殤帝才出世一百多天。政權往往旁落到外戚手裏,宣帝成年後,不甘心於外戚專權的局麵,便依靠宦官的力量,發動政變從外戚手裏奪回政權,但是權柄又落到了宦官集團手中。宦官就這樣控製了皇帝,成為“手握王爵,口含天憲”的特殊人物而“竊取威權,詐傳詔旨”。

在中國封建專製曆史上,宦官專權,幹預朝政的事比比皆是。唐代天寶年間的著名宦官高力士就有權處決一般政事,四方奏表也由他決定是否送達皇帝。安史之亂後,宦官李輔國擁立肅宗有功,權勢亦大,甚至太上皇唐玄宗,也實因李輔國幽禁而死。從德宗朝開始,為防止武將擁兵作亂,特置左右神策、威遠等禁軍,命宦官掌握,這樣京師的兵權盡歸宦官。之後宦官又有將兵於外者,稱軍容觀察使,連在平定安史之亂過程中,立下赫赫戰功的大元帥郭子儀、李光弼竟要受擔任監軍的大宦官魚朝恩節製,形成“監軍持權,節度反在其下”的怪事。宦官有了兵權以後,幹政專權便有恃無恐,連皇帝也任其擺布,唐朝的憲宗、敬宗均遭宦官毒死,而穆宗等十三個皇帝都是由宦官擁立登上帝位的。(趙翼《廿二史劄記·唐代宦官之禍》)正如《新唐書·宦者列傳》所說,唐代宦官專權“禍始開元,極於天佑,凶愎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

明代的宦官,專權之甚,禍國之烈,害民之酷,聚斂之狠,空前絕後,登峰造極。明代宦官自永樂時始受重用,不僅是因為明成祖起兵“靖難”,從建文帝手中奪取政權時多得宦官之助,主要原因是明成祖為了強化“家天下”的封建專製政權,於是重用宦官,對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進行控製、監督。明宣宗即位後,他不但派大學士教宦官讀書,讓宦官有了參政的文化修養,還授與司禮監秉筆太監可以按皇帝旨意用紅筆批複內閣重要文件的權力。從此,“批紅”成為宦官操縱國事的主要方式。司禮監秉筆太監成為朝廷的主要決策者,明代宦官專權的惡風也就越刮越猛,形成了“公、侯、師、保皆在中官之下”(《穀山筆塵》卷六)的局麵,以至朝中大學士、六部尚書完全不能發揮作用,被時人謔稱為“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明史·劉吉傳》)。明熹宗時的魏忠賢更把古代宦官掌權亂國的虐政推到頂峰,形成了遍布朝野的“閹黨”。魏忠賢不僅掌握了中央禁軍“三大營”,還專門組織了名為“內操”的一萬餘名宦官武裝,形成了內外大權“一歸忠賢”的局麵。魏忠賢的黨徒還在全國建立“生祠”,四時祭享,公然稱魏忠賢為“九千歲”。造成了“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擒戮,甚至剝皮、刲舌,所殺不可勝數,道路以目”(《明史·魏忠賢傳》)的黑暗時期。

宦官也有賢者,不會都是卑鄙的小人。清代《冷廬雜識》卷四《宦寺》條就列出了一張名單:“漢以後宦寺之禍,史不勝書,然亦有賢者。如漢呂強,北齊田敬宣,唐楊複光,後唐張承業,宋邵成章,明懷恩、覃吉、何鼎、李芳、陳矩、王安,簡冊褒稱美名著焉。知人貴自立,不患類之賤也。”在大量“最為低賤蟲蟻(康熙語)的小太監中,也有反抗統治者殘酷壓迫的硬骨頭。例如清代嘉慶十六年,北京爆發了古代罕見的衝入皇宮的天理教起義,起義軍在宮中太監劉得財、劉金、高泰、高廣福、王福祿、閻進喜等人的配合下,攻入了東華門和西華門,直撲隆宗門,至今在故宮隆宗門匾額上仍保留著當年的箭鏃痕跡。就是在地位較高的大宦官中,也出現過為中華民族作出偉大貢獻的傑出人物。

東漢明帝、和帝時期的大宦官蔡倫,史書說他“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他還發明新法造紙,使造紙術大為普及,原料擴大,成本降低。他的名字永遠與造紙術連在一起,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敬仰。

明代著名大宦官,被稱為“三寶太監”的鄭和,七下西洋,足跡曆遍亞非國,直到非洲東海岸的索馬裏,肯尼亞,促進了我國與亞非各國經濟文化的交流,成了我國家喻戶曉的名垂世界航海史的大航海家。

還有明代的女真族大太監亦失哈,永樂帝身邊的司禮少監侯顯,都是我國古代曆史上著名的外交家,前者在明代永樂、洪熙、宣德三朝的二十餘年中,九次奉朝廷之命率隊巡視黑龍江下遊,足跡遠達庫頁島,為鞏固邊疆作出傑出貢獻。後者奉命進西藏,陸行數萬裏,將西藏宗教領袖哈立麻等人迎至北京。這以後,他又多次出訪今印度、孟加拉、尼泊爾,不丹、錫金等國,為加強內地與邊疆的關係,促進中外交流,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一書中專門為清代宦官寇連材立傳,將他與“戊戌六君子”相提並論。他目睹清廷的腐敗,敢為民請命,“條陳”人人不敢開口之事”,如希望慈禧歸政光緒,停修頤和園,革除李鴻章官職,續修戰備以迎戰日本。他甚至提出選天下賢人為光緒的皇太子,對“家天下”的封建專製製度的要害提出挑戰,被慈禧下旨斬首於菜市口刑場,成了名垂中國近代史的先進人物。

東漢以後的宦官都用閹人充當,卻有很多古文獻記載宦官娶妻妾養子女的事。如唐代的高力士就娶妻呂氏,李輔國娶妻元氏。《萬曆野獲編》載說明代“宦官有妻者多矣”,“內臣有妻女,相沿成俗。”甚至屢次發生宦官“**”,“配耦宮人”等事。清代大宦官“李蓮英有四子:曰福恒、福德、福立、福海,皆捐三品銜郎中,簽分戶、兵、刑、工四部”(《清稗類鈔·閹寺類·李蓮英有四子》)。出現這種現象有兩方麵原因:一部分上層宦官雖然喪失了性功能,但在驕奢**佚的生活中視女性為玩物,心理的變態使他們廣畜妻妾以為淩辱的對象。第二,有的宦官由於閹割之術的差異,仍能保持一定的性功能,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唐甄曾對明之後散於民間的原宦官的妻妾作過調查,就證實了這一點,他認為魏忠賢就是這樣的宦官(見《潛書·恥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