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崗前培訓 實習期的磨礪(二)

然而你也不能小看這點區別:古代的官場傳統,大抵是進場不易出場更難,一旦進入正式編製,隻要大錯不犯,哪怕屍位素餐當個庸官,也能憑年資銓敘晉階加工資(俸料),哪一樣待遇都少不了他,所以這種製度改革的消極一麵,便是導致了宋史上著名的“冗官”現象,即官員隊伍膨脹,行政開支暴漲。相反,宋朝對胥吏即機關一般辦事文員的考試上崗、見習授職等有關製度的製定,倒是比前代更加細密。如,無論京師百司還是地方官署新招吏員,都有嚴格的報名條件,初步刪汰後再舉行考試,考試內容除書算等基本功外,還要“問律及疏,所對合格,複口誦之,以防懷挾傳授之弊”(《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五)。若係報考中書門下後省諫院等中央機關的吏職,更於書算法令之外,加試《書》、《詩》、《易》等儒家經典。給一篇經書讓你校對糾訛,再給一篇讓你誦讀,“精熟而無脫錯即不及十字為合格”。《水滸傳》裏的宋江自述“自幼曾攻經史”,看來並非虛語。通過考試後,一律從“習學公事”即從見習生幹起,通稱“實習吏”,等業務精熟後,如本機關的吏職編製已滿,也隻能算“額外吏”。隻有等到補上缺額成為“正額吏”,才算正式端住了吃公家飯的碗。若是“習學”三年仍不合格,請你走路,不像科舉出身者一朝試官便是隻進不出了。

通過宋代官製和吏製的兩相對照,可以設想吏員中相當一部分人不但公務老練,而且兼備才學,但是囿於當時已經形成的官尊吏卑的等級觀念,盡管他們的實際工作能力要比許多憑科舉入仕的官員強出許多,但政治待遇、個人前途和合法收入遠遠不能與後者相比。這種有失公平的現象長期鬱積的後果,便是自唐宋以降,“吏道”愈來愈壞——不少人把才能用在蒙騙玩弄上司,暗中把持權柄,乃至敲詐勒索、貪汙索賄上,老百姓印象中“汙吏”比“貪官”更壞更多,其中就有這個緣故。《夢溪筆談》裏記有一事: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時,號稱“明察”。有個人犯法,按律當受脊杖,便去賄賂值堂書吏。書吏受贓後,教唆他屆時應該如何表現,我自會怎樣配合,包你不吃板子,結果真是犯人從輕發落。作者沈括感歎,老包自以為“抑吏勢,不知已為[吏]所賣矣”。包拯在宋代官僚中算是出名的能員,尚且被吏胥操縱而不自覺,遑論其他入仕不久的知識分子,或雖能“做官”卻不會“做事”的平庸之輩?分類匯編南宋官府文書的《名公書判清明集》裏,收有一篇上司怒斥知縣們的警告:“全是吏人世界,知縣所知何事?”大抵便是彼時官員的行政能力普遍不及吏職的寫照。

朱元璋為解決文化水平與實際能力脫節的矛盾,曾罷廢考試選官的傳統,最後才想出個進士“觀政”的辦法。

創建明朝的朱元璋來自民間,對於這種“任你官清似水,怎敵吏猾如油”的積弊太熟悉了,所以他重開科舉時,特別關照要在各省鄉試中加入考試騎、射、書、算、律的內容,以此提高科舉入仕者處理實務的能力。但搞了一段時間後便發現理論與實踐依然脫節,“觀其文詞,若可有為,及試用之,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弇山堂別集》卷八一),失望之下竟下詔停辦科舉。其後,這位一心想把吏治搞好的開國君主嚐試過各種選官辦法,但實踐證明都取代不了科舉選才的總體優勢,結果科考停辦十年後又恢複。不過,這一次又有改革,就是取消宋代馬上給登第者授官的慣例,除殿試名列前茅的少數人送往翰林院作為高級官員後備人才進修外,其餘都分到中央各部院“觀政”,就是到現場觀看國家機器如何運轉的過程,期限是三個月。“觀政期滿[而]未能授官者,曰某部辦事進士”(《萬曆野獲編》卷九),就是做見習人員。《明會典》卷五記:“凡進士選除,洪武年間定,第一甲第一名除翰林院修撰,第二名第三名除編修,其餘分送各衙門內辦事,內外以次兼除”,即根據編製缺額情況陸續授職。因知朱元璋想出來的這個培訓上崗的辦法,已被沿襲成為一個製度。

觀政或辦事進士是見習官員,不是正式官員,享有一定品級的正俸,也有節假,但不享受正式官員的其他各種政治和經濟待遇。見習期間,“俱要習學刑名,諳曉吏事,每月俱聽堂上官考試兩次,候取選之日分別勤惰,開送吏部參酌使用”(《嘉靖新例》),就是說,見習時的考察成績和長官評語,都是日後正式授官時的參考材料。“習學刑名”要背書,“諳曉吏事”須在實踐中見效果,所以進士們由“觀政”轉入“辦事”階段後,都由領導分派一些具體工作,假如該機關正逢事務繁劇,而見習人員又比較能幹,則“政事與正官一體施行”,唯“於公文並不署押”。照朱元璋的解釋,這是“恐現任官不才,有累進士,所以事雖辦而字不押,倘有事務差遲,罪歸現任,特意優容進士”(《大誥》第六八),聽起來像是保護見習者的優惠政策,其實同唐宋時的“試官”一樣,光叫你做事,不給權力。

然而逢到國有大政開會討論時,觀政或辦事進士的發言權與現任官相等,最有名的事例是明世宗即位之初的“大禮儀”,新科進士張璁“時在部觀政”,但上疏發表意見敢與首輔楊廷和、禮部尚書毛澄等眾多大臣相抗,以此贏得皇帝賞識,觀政期滿便授南京刑部主事,後來提拔至首輔。還有明孝宗時的李文祥和孫磐兩進士,都是在觀政期間便上疏痛斥宦官專權,要求整頓朝綱,這在當時的環境是在冒個人前途的風險,所以《明史》在他們的傳記後給予讚語,“甫釋褐觀政,未列庶位”,就敢“抵觸權幸,指斥乘輿”,“抑尤人所難能者矣”(《明史》卷一八九)。

不過,由於進士“觀政”或“辦事”都以中央部院為見習單位,並非下基層曆練,因而就總體情況看,能學到的多半還是怎樣“做官”,而非“做事”。《萬曆野獲編》卷十六中,有一段描述,道是新科進士們在各部院觀政,專學見上司、見堂屬、見同寅、見前後輩的不同禮儀,以及“輪日會飲,吉凶慶吊”等官場應酬的“學問”,甫入仕途,便把“權勢之濃淡,人情之冷熱”這一套全參透了,“一一盤踞於胸中,欲他日之恬退自安,得乎”?這種流於形式的見習製度,終究未能使明代官員的整體行政能力超過宋代多少。

一個部門有許多見習官員排隊等缺,同時在各種名目的“差遣”中接受考察,此乃清代官場上的常見現象。

清朝在繼承明朝官吏見習製度的同時,有所改進,凡科舉登第、大挑舉人、捐納保薦等候選官員,都要見習一定期限後才能甄別實授,若留在京師供職的,叫分衙門學習行走,“學習”就是見習。如“費淳,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分發刑部學習,三十二年補主事”,見習期是四年;“張誠基,乾隆三十四年進士,分戶部學習,三十七年補浙江司主事”,見習期是三年。若分配做外官,就叫發省差委試用,如“柴大紀,乾隆二十八年由武進士揀選守備,分發福建試用,三十六年九月補授福建水師提標左營守備”,見習期達八年;“荊道乾,乾隆二十四年舉人,大挑知縣,三十一年簽發湖南,四十二年補麻陽縣”。見習期達十一年。這些引文,都取自清代國史館纂修的大臣列傳稿本,但是等到後人根據這些履曆式的稿本編修史傳時,就會因筆法簡練而使不諳這些具體製度的讀者形成誤解,比如《清史稿》卷三四三的費淳傳,其寫法便是“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豈知他果真當上主事要再等四年呢。

上述引文中,各人的見習期有長有短,大抵主要看依編製而定的實職崗位是否出缺。科舉三年一考,缺分卻未必銜接得上,一個機關同時有多個見習官員排隊等缺,在清代是常見現象,如前述荊道乾的知縣候補就足足等了十一年。對於等缺時間較長而又能實心“辦事”的見習官員,上司會設法安排一些“差遣”幫他們增加收入,因為見習期間隻有一點俸祿可得,不比正式官員有其他各種名目的貼補與外快,可交際應酬一樣都不能少,借債見習幾乎是免不了的。所謂差遣,如在刑部見習可以派出去查辦案件或巡獄錄囚,在戶部見習可以派出去清理漕運鹽務,在都察院見習可以出巡按察,雖然大多不能獨立行使職權,要隨老官僚一起,卻都是耍官威弄油水的好機會。此外,科考中的各省鄉試,需要大批能夠閱卷的分房考官,往往也從在京見習等缺的進士中選取,這更是既收門生又獲贄敬(即舉人送給考官的禮金)的美差。

但是美差並非輕易可得,其中有許多人情世故,所以難耐寂寞而又無經濟後援的人往往以省親掃墓為辭,請假還鄉,反正進士是遇缺即補的“老虎班”,不怕你把我漏掉了。比如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那年,為殿試二甲第四十八名,有的辭書條目說是授工部主事,但未就職,這是不了解進士登第俱要分衙門見習的誤會。史實是康有為僅得到一個主事官階,但先要“學習行走”,滿一定期限後還要等缺,不存在馬上就職的可能性。再則我們可以從他的自編年譜裏看見,他在分發工部後,參加了朝考,複以工部見習官員的身份要求本部堂官代為遞奏上皇帝的萬言書,光緒帝看到他“以京城街道蕪穢,請修街道”的附片後,“交工部會同八旗及順天府街道廳會議”,他也出席了會議——因為見習官員是有參加部會並發表意見的權利的。凡此,都說明康有為最初是去工部報到並開始見習的。但是工部堂官李文田壓製他,修路會議的結果也使他大失所望,這才令他拂袖而去,全身心地投入組織強學會、編印《中外紀聞》等推動變法維新的活動,在規定的期限內,自己炒了單位的魷魚。

前文講到清朝對明朝的見習製度有所改進,特指發省差委試用,就是讓等缺官員去地方上見習。有部《鏡湖自撰年譜》,作者段光清以舉人身份於道光二十四年參加大挑,以一等知縣分發浙江,茲略引年譜自述,看看他是怎樣“見習”的:在京拿到吏部憑證後,先回故鄉安徽辦理介紹信等,再借一筆債,旋由安慶渡江赴浙江。到湖州時,因知府羅澹村是同鄉,便寄宿知府衙門,“澹村或親問案,餘必自旁觀之”,這是自覺性高,在赴省途中就開始學習起來。到省城杭州後,拜首縣,見首府,稟見兩司巡撫,“自是以後,每逢三、八、五、十日期隨班上衙門”參加衙參,出席例會,常被巡撫調去“對本閱卷”,即參加地方國立學校考試閱卷事務;又“每夜自提燈籠,步行街道”,參加杭州的分段夜巡;有時因首縣約請,相幫訊問刑案或處理民事詞訟;又奉巡撫和按察使委派清厘嚴州所屬六縣監獄。這個差使是有油水的,“各縣須送程儀,候補未經署事者,每多收程儀”,即前文所說差遣就是讓見習者調劑收入的。作者自稱沒收錢,對人說這一次錄囚清獄,是巡撫為太夫人祈福,如收錢就體現不出為老太太修福的誠心了。此言傳到撫台,巡撫歡喜,再派他一次考差補償後,“奉委署建德縣事”,即代理建德知縣。此時已是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在這兩年多見習期裏,可謂理民、斷案、學務、獄政樣樣曆練,連官場上麵麵俱到的應酬和取悅上司的竅門也得融會貫通(這就是其僅用兩年多時間便得署理知縣的緣故),所以此人後來有“能員”之稱,一直升到浙江按察使,最後因太平軍攻克杭州才斷了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