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說不得 官場保密工作（二）
從總體上比較，兩宋君臣針對內部的保密製度的執行遠不如唐代。仁宗初年，錢惟演拜樞密使，奉旨撰寫製書的是他的從弟、翰林學士錢易。神宗初年，韓絳拜相，奉旨寫製的翰林學士是他的弟弟韓億。哲宗晚年，曾布拜相，奉旨寫製的中書舍人是他的弟弟曾肇。這種有礙保密原則的操作，在唐代似無可能，曾肇等當事人也曾以違製推辭，但皇帝反認為“弟草兄麻，太平美事”，旁人亦當“盛事”羨慕不已。《揮麈錄》作者王明清是曾布的外孫。據他在書中介紹，當時其母親才九歲，當宮內派人來曾肇家急召其入宮寫製時，她正巧在叔父家玩耍，回家後便告訴父親：“翁明日（拜）相矣！”政府首相人事調整這等機密大事，一個垂髫小女竟能提前獲知，豈非等同兒戲？
君主對保密製度貫徹不力，大臣們的鬆懈自然難免。史書上，兩宋官員在家撰述章奏的故事不少，為此而泄露闖禍的也有。《揮麈錄》說，宋神宗初即位時，曆任三朝宰相的曾公亮當政。言官滕元發和楊繪摸準皇上有意起用新人的誌向，找個機會進言：“曾公亮久在相位，有妨賢路。”神宗說：“那你們為什麽都不寫文字呈送？”兩人便約定各自具奏。建議罷相的奏疏，何等大事，可滕元發是在家裏做這篇文章的，他弟弟滕申看見了，忙去告訴曾公亮。曾亦連夜撰成辯解文字，搶先遞呈皇上。翌日，滕、楊兩人求見神宗，還未將奏牘拿出來，神宗怒斥道：是要講某人吧？人家已經先來辯解，文字都留在這兒了。“卿等為朕耳目之官，不慎密乃爾”！請曾公亮罷相交權的策劃就此作罷，滕、楊兩人也因此失去皇帝的信任。稍後，楊繪得知是滕申泄密，銜恨不已。事隔多年後，滕元發在池陽任知州，楊繪去拜訪他，飲宴甚歡。席間楊繪突然問道：“你那個賊漢令弟還活著嗎？”原來曾公亮後來向神宗力薦王安石繼任執政，並於交權後暗中支持他變法，而滕、楊等都因反對新法一貶再貶，所以他們都把這起泄密事件當因果聯係的一個關節看待。
這種現象到了南宋更加不堪。《四朝聞見錄》裏舉過兩例：餘嶸任中書舍人，不會寫製書。奉旨撰製誥時，必令表侄應鏞代筆。後來應鏞出任安吉縣令，他竟派人騎快馬將製書由頭送到安吉，“立等可取”。有時上麵來催，“餘（嶸）之左右必曉之曰‘安吉之人未回’”。還有一位掌知製誥的陳貴誼，“凡常行詞，皆囑潘子高擬稿，陳索潘文，晷刻不差，且遣皂衣立門以俟”。中樞文件，居然是在這種流程中產生的，所以南宋政府的信息隱患很突出。《建炎以來係年要錄》記，僅高宗時期，就先後有楊邦弼、汪渤、陳澥、章岵等人因“探報朝廷事傳播於外”或“窺探朝政密報相聞”而被罷官或降職。不過這些懲治，似乎並不見效，其後仍有臣僚抱怨：“近聞內降詔旨，未經朝廷放行，而外人已相告語。”至於前文所述皇帝派皇城司特務監視一切外事活動的措施，就防止泄密而言未見有多少成效，反倒是製造了不少誣告陷害的冤案。如《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一四稱：“故事，奉使契丹者，遣皇城卒二人與偕，察其舉措，使者悉姑息，以避中傷”，工部郎中劉隨就是在隨使遼國回來後“為皇城卒所誣，有司劾奏奪一官”。還有人痛切指出：“緣〔皇城司〕親從官多係市井小人，既差入國，自謂得以伺察上下。入界之後，恣情妄作，都轄以下，望風畏避，不敢誰何”（《欒城集》卷四二），總之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宋金對峙還是宋元對峙時期，許多軍政外交信息都被對方獲悉，前麵說到施宜生通風遇害，便是一例。
不過，首先應該為南宋保密製度敗壞負責的權相秦檜，倒有過利用這種現象歪打正著的急智。《桯史》載：有一段時間，臨安市麵上現錢奇缺，商品流通大受影響。京兆尹曹泳向宰相告急，秦檜笑道：“這種事好辦！”馬上將監造儀物器仗的文思院官員召來，故作慎重地給他下令：“已得旨，要改革幣製了。你趕快依現在的夾錫錢配比，鑄一緡新的錢樣來送皇上審批，現在流通的錢通通廢除。”該員唯唯而退，馬上布置鑄範做樣。接著便是現錢全跑了出來，“物價大昂，泉溢於市，既而（錢）樣上，寂無所聞矣”。
幣改事關國家經濟命脈，如此重要的金融情報，照樣連夜漏泄，而狡詐的秦檜偏能逆用，聽起來頗有黑色幽默的意味。
古代保密製度的重點防範對象是具體承辦公務的吏胥。吏員必須留宿機關並嚴禁任意出入和串崗，是曆代相沿的傳統製度
根據南宋政府有關部門的調查和判斷，信息泄露的渠道，“省、部、寺、監、知雜司及進奏官即皆傳播”，涉及麵可謂將各個機關一網打盡。但分析起來，若非另有原因，敢拿仕途冒險而違犯保密紀律的官員畢竟是少數，更多的“傳播”者，還是那些有機會接觸信息而無所謂政治前途的吏員一類。所以曆代的保密理念，都把防範吏員泄密作為一個重點。吏員必須留宿機關並嚴禁任意出入和串崗的傳統製度，主要就是出於這一層考慮，當然也有其他因素。《南部新書》載，唐代長安，“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牆宇悉豎棘，以防令史交通”，就是一例。《說郛》卷四七記：“宋法：令史白事，不得宿外，雖八座（古人稱左右仆射和六部尚書為‘八座’）命亦不許。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則鎖之。”俟韓愈任吏部侍郎，道是“人所以怕鬼，因為沒見過鬼。假使經常見鬼，就不會害怕了。令史也是如此——那些等候吏部銓選任官的人，因為沒機會見識吏部令史，所以認為他們勢重，如任其出入，他們就無威勢可挾了”。據《說郛》稱，從韓愈執掌吏部開始，該部不禁吏員出入。韓愈的見解，聽似頗有道理，其實純屬書生議論。有唐一代，主管人事的吏部一直是納賄弄權的“事故多發地段”，其中作用尤稱惡劣的，正是這批慣於泄密通風、營私舞弊的吏員。
作為整個封建時代的衙署管理原則，防範吏胥的傳統至少在形式上一直沿襲到清代，甚至在吏員地位相對來說比較高的元代，也是如此。元胡祗遹《吏治雜條》規定：“鈐束吏人，非事故白晝不得出離各房。”連辦公室也不得隨意進出，遑論機關大門。張養浩《為政忠告》說：“諸吏曹勿使縱遊民間，納交富室，以泄官事；皂卒徒隸，非公遣勿使與民相往來。”管束範圍更擴大到一般公勤雜役。當然，“立法必嚴”是一回事，是否能做到“違法必究”又是一回事。仍以宋代為例，法紀製度俱全，上起中央省部，下至州縣衙署，吏員泄露機密信息是普遍現象。且看《水滸傳》裏，濟州府偵緝科長（緝捕使臣）何濤好不容易查清了劫取生辰綱的“七個正賊”都窩藏在鄆城縣，“隻恐怕走透了消息，星夜來到鄆城縣”，適逢“知縣相公早衙方散”，趕快與當天值班的吏目宋江接洽，孰知宋江趕緊通風報信，反做成了“宋公明私放晁天王”的美名。一部《水滸傳》裏，像這類吏員衙役營私泄密的故事，滿篇皆是，不僅足以概括宋代史事，也是小說成書之明代的現實寫照。
清代保密製度的嚴密，堪稱曆史之最，鐵齒銅牙紀曉嵐因通風報信，差點兒掉了腦袋。
或許是懲於前朝教訓太深，清代保密製度的嚴密，堪稱為最。《大清律例·吏律》規定，凡漏泄討襲敵國軍隊、收捕反逆賊徒信息的，斬首。近侍官員漏泄常事的，杖一百；漏泄密事的，斬首。由皇帝“欽定”的官員處分則例規定，軍政長官送呈奏章的副本，或投送各部院的密封揭帖，皆須由各機關首長親拆和登錄，以防因假手他人而泄密。各級衙署間的往來文劄，如係緊要者必須密封投遞，並由各機關首長親拆收貯。任何題奏事件在未經發抄（即登錄“邸抄”）以前，官員之間“不得互相談論，如有漏泄，將承辦官降一級留用”。《新世說》稱，乾隆時，兩淮鹽運使盧雅雨虧空鹽帑被人密劾，廷議查抄。其兒女親家紀曉嵐在內廷值班獲悉，忙派人乘快騎送一封信給他。盧雅雨打開一看，內無半紙一字，是個空函，但裝有幾片茶葉、少許鹽粒。盧頓悟，這是親家借物傳告“查（茶）鹽空”的信息，馬上安排轉移家財。事發後，紀昀雖然沒留下一字證據，依舊以漏泄論罪，謫戍烏魯木齊。據說這還是乾隆惜才，從輕發落。他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寫道：“戊子秋，餘以漏言獲譴，獄頗急。”真要按漏泄密事定罪，就要斬首，足見彼時惶恐。
在清朝的中樞機構軍機處，為加強保密，還有更加嚴密的防範措施，如高級官員的子弟，一律不得充任軍事章京；軍機處所用聽差，皆選用十五歲以下不識字的少年；各部院大小官員都不得擅入軍機處，其窗前、階下均不許閑人窺視、站立。凡在此範圍當差的所有供事、蘇拉、廚役等，都在稽查範圍，“如有串通在外閑人，將補授官員等事，事先送信報喜者，即行革役究辦”（《軍機處章程》）。平心而論，所有這些保密製度，對於清代前期中央集權體製的鞏固與加強，特別是祖國統一大業的實現和維護，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
保密原則適用於一切政府行為，對於社會輿論而言，敏感性最強的地段則是號稱“掄才大典”的科舉考場。為確保風清弊絕，選出真材，自隋唐首創科舉以來，曆代政府在科試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一整套包括彌封、加印、譽錄、對讀、入闈出題和抽簽閱卷等多種措施的保密製度，迄清代達到最稱周密完備的階段。其對科場漏泄舞弊的懲治之嚴，罪至大辟。台灣學者高陽先生說：“同光得有短暫的中興，人才輩出，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即為〔鹹豐〕戊午科場案所顯示的，至少在考試製度方麵，法治的權威未墮，從而產生的激勵作用使然。”然而，也正是在這個“同光中興”時期，考試風紀的嚴重敗壞，最終成為清代整個保密製度徹底塌毀的突出標誌，僅舉一例，即光緒己醜（1889）會試泄題事件。
會試是清代科舉三級考試中最高一級，試題由皇帝欽點的考官入闈後，一同擬定再密封進呈，“禦覽”後再用黃紙固封發還，在都察院派來的監試禦史的嚴密監督下封門發刻刷印，當場包封嚴固，鈐上印章，連同印版及印壞作廢的餘紙，亦作同樣處理。直到正式開考啟封前，包括刻版印刷的工匠在內，所有接觸過試題的人全被關閉在晝夜封鎖的闈院裏，按說已稱萬無一失。孰知已內定為會試“四總裁”之一的工部尚書潘祖蔭胸有成竹。當試期將近時，“治筵邀同裏諸公聚飲，酒闌，出古鼎一，文曰‘眉壽寶鼎’，銘字斑駁可辨。顧語座客曰：‘益各錄一紙，此中大有佳處也。’客喻意，爭相傳寫而出”。原來潘祖蔭自忖在四個主考中地位與科名最高，入闈擬題時，同僚當然唯其馬首是瞻，遂在腹中擬定了二場經文的考題為“介我眉壽”，然後假借鑒賞古董為名，先將試題泄漏給了與他同鄉的考生們。迄入闈後，一切如其所願，又先“將眉壽鼎文刷印若幹紙，遍致同考官，令有用銘語入文者，一律薦舉，各房奉命惟謹”。用現代話講，就是主持閱卷的領導給大家頒發了標準答案，哪有不聽從的。結果開拆彌封試卷錄名填榜時，潘大人“堂皇監視，見同裏名下士皆入彀中，掀髯自喜”。一出說破關節駭人聽聞的泄題作弊，就在此堂而皇之間做成了。
在注重門第身份、背景人脈的中國社會，似乎唯有關防周密的考場，才體現出彌足珍貴的公平競爭。如今竟連這道籬笆亦被捅破，可知高陽所說的“法治權威”，連同整個大清王朝的製度綱紀，俱已墜入了無可挽回的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