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月以後，常露韻再次走上高考的考場，而正抓狂地一邊準備暑期社會實踐一邊期末複習的柳蓉接到了一個電話，是胡蝶打來的。

一接通，胡蝶什麽話也沒說，隻是開始哭。

柳蓉沒有打斷她，蹲在自修教室外麵的樓道裏，手裏拿著一本背單詞的小冊子，一邊背一邊等著她哭完。

柳蓉背了五十來個單詞以後，胡蝶哭夠了，開始說話：“我不要他了，我把他踹了。”

柳蓉說：“嗯。”

“我把欠你的錢送你家去了，跟你媽說是我犯急性闌尾炎做手術，你給我墊的。”

“我媽信你才怪呢。”

“愛信不信唄，反正不是我媽。”

兩人沉默了一會，胡蝶忽然歎了口氣：“你說我以後怎麽辦呢？”

柳蓉一愣，放下手裏的單詞書，不知道胡蝶想聽什麽，還沒來得及回答，胡蝶就接著說：“你覺得我還是個好人麽？”

C大的期末複習很恐怖，考試前通宵教室爆滿，不少人幹脆搬著行李過來，一住就住半個月，柳蓉前一天晚上被同學吵得也沒休息好，腦子有些混亂，下意識地就回過一句：“你放心，我不告訴別人的。”

話一出口她就後悔了，趕緊補救：“我其實……也不是那個意思……”

胡蝶就輕輕地笑了起來：“你不告訴別人也不管用啊，天知地知，還有你知我知呢……我小時候不好好上課，跟男生跑出去玩，咱們班數學老師怎麽說我，你還記得麽？”

柳蓉當然記得，數學老師的原話是“胡蝶，你也要點臉吧”，但是她裝作不在乎的樣子敷衍地說：“多少年的陳芝麻爛穀子了，那時候咱們才多大，誰記得？”

“我記得。”

美國有一部講校園槍擊案的片子，就叫《大象》，傳說大象有永不磨滅的記憶，就像是那些青蔥時代刻在孩子們靈魂上的細小傷痕，時間過去了，看似已經很久很久，可我們從不曾忘卻。

一字一句，全都記得。

胡蝶說：“好多人都在背後說我不要臉，我那時候專門就想和他們對著幹，就琢磨著不要臉給你們看看，可誰知道滋味這麽難受呢？柳蓉你覺得呢？”

柳蓉沒聽明白：“我覺得什麽？”

胡蝶問：“你覺得我是特別不要臉麽？你也覺得我不是個正經人吧？”

柳蓉下意識地說：“怎麽會呢？”

她說這句話的時候有些不好受，因為她清楚地感覺到了自己的違心——每一個生活在這個社會裏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會被大多數人的想法所影響，這個社會的價值觀對年輕的女孩子總是有很多不寬容，好像她們年輕可愛招人喜歡，都是她們的錯，當她們像其他所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一樣犯錯誤的時候，人們出於一種說不出的心理，覺得她們格外罪不可恕，格外不願意給她們寬容。

柳蓉知道，自己潛意識裏一方麵可憐胡蝶，一方麵也很有些不以為然——她明白這麽想是不公平的，可就是控製不住。

就好像有些女孩子明明知道蟑螂是沒有攻擊力的，看見以後還是會控製不住地惡心害怕。

胡蝶意味不明地笑了笑：“謝謝你了。”

不知是謝她的幫忙、謝她的保密，還是謝她那句不怎麽真心誠意的“怎麽會呢”。

胡蝶的電話像是一個小小的插曲，很快就在柳蓉的生活裏掠過了，她依然被室友拖到已經變得非常有生活氣息的通宵教室裏，每天半夜，聽著教室裏各個角落裏耗子一樣咯吱咯吱啃夜宵的聲音，直到兩三點，除了幾架戰鬥機之外大家都東倒西歪地臥倒了，然後早晨六點鍾以後，大家再陸陸續續的揉著酸痛的脖子起來，自帶洗漱用品，去衛生間把自己弄成人樣，結伴出去吃早飯，吃完繼續回來，繼續紮根在自習教室。

常露韻心平氣和地進入高考考場，直到考試前一天，她還按平時的習慣，在寢室做了和平時一樣多的題目，甚至對照答案把錯題整理到錯題本上。

很久以後，常露韻在對自己的師弟師妹們說經驗的時候，提到對高考影響最大的一段時間，不是事無巨細重學一遍的第一輪複習，而恰恰是第三次模擬考試以後、學校開始給大家自由、並且提倡適當放鬆調整的那段時間。

度過這段時間最好的方法就是忽略它，忽略倒計時牌，忽略馬上到來的解放的日子，忽略學校老師說的讓調整生物鍾等等等等的話。其實在校生、尤其是住宿生的生活本身已經很有規律，沒必要再如臨大敵地調整，那反而是一種隱形的心理壓力——更不用說有的孩子一鬆就緊不起來了，很可能因為不再做新題目，導致做題的手感變差。

縣中反而沒有這些問題，這裏是全封閉式的管理，學生們遠沒有那麽嬌氣，高考前一天下午才封的教室，可這天早晨，常露韻她們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仍然風雨無阻地在早晨六點鍾之前就自發地到教室早自習。

等到最後一門英語考試的鈴聲響了，常露韻放下筆，這才有些茫然起來。

她這一年過得實在太艱難，縣中生活在她手上留下了直到初夏都沒有完全褪去的凍瘡傷疤，而她也給這個學校留下了十五斤肉。

外麵流行的拔火罐減肥的價格是八百八十塊包減十斤，一斤肉要八十八塊錢……莫名其妙地在縣中掉了十五斤，那就等於是賺了一千三百二十塊——常露韻走在操場上不著邊際地琢磨著，反正是至少把交的住宿費給賺回來了。

月底，高考成績出來了，常露韻高出了重點線三十分，她給柳蓉發了條短信：“我覺得我終於可以瞑目了……”

而柳蓉這時還剩下最後一門期末考試，已經準備好了去大山裏的行李。

七月到來的那一天，她和十來個同伴帶著行李和禮物，一起去了火車站——比旅行更激動人心的是和很多同學一起旅行，比和很多同學一起旅行還要激動人心的，是和很多同學一起，去一個大家都沒去過的地方。

他們興衝衝地很早就到了火車站，結果就在裏麵滯留了四個小時——傳說不知是哪，下了場百年不遇的大雨，引發了泥石流，衝垮了一段鐵路，往西南方向去的火車全麵晚點。一幫人沒辦法，就席地而坐，在候車大廳用一副撲克牌玩起了殺人遊戲，以這樣一種特殊的方式“破了冰”，彼此熟悉了。

比如有個小姑娘叫李琦，最好糊弄，就是一棵牆頭草，常年不辨敵我，當殺手的時候出賣隊友，當平民的時候害死警察，當警察的時候還沒弄清自己的身份，就被幹掉了；比如有個男生叫沈飛，小夥子長得劍眉星目，非常剛正不阿，每局都有人樂此不疲地懷疑他是警察；再比如柳蓉，就是個看起來很無害的小姑娘，隱藏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殺起人來最心狠手辣，也最能隱藏。

滯留了四個小時以後，他們終於上了火車。柳蓉臨睡前給父母發了個短信報平安，想了想，又給梁肅發了一條：“明天這個時候我就到山溝了！”

梁肅短信回得很快：“你們多少人？安全麽？”

“十來個吧，應該挺安全的，準備了挺長時間的。”

“聽說那邊會有泥石流，不要一個人在山裏走，不要到處亂跑。”

“……我有什麽好亂跑的？”

“那邊熱，藥帶了麽？防中暑的，感冒的，還有風油精。還有防蚊蟲蛇蟻什麽的東西都帶全了麽？”

“……怎麽會忘記……”

“錢帶夠了麽？那邊不能劃卡。”

“……大哥……”

“好吧，是挺晚了，你一直能有信號麽？”

“有。”

“那行，我明天給你打個電話。”

人說兒行千裏母擔憂，柳蓉媽倒是比較淡定，不淡定的是梁老板。

第二天早晨柳蓉一睜眼，發現已經到了湖南境內，她立刻就激動起來，一分鍾的床都不賴，從臥鋪上爬起來，洗漱好了自己，又和大家一起，把自帶的零食鋪開，支教團小範圍內先一步實行了共產主義，並且這個小團隊在未來的一個月中，把這種內部管理製度給進行到底了。

然後梁肅的電話就來了，囉囉嗦嗦嘮嘮叨叨說了整整二十分鍾，說得柳蓉旁邊的同學臉色都曖昧起來。

在她放下電話的瞬間，專心屏息八卦地眾人就“嗷”一嗓子叫喚出來，開始七嘴八舌地群體性起哄：“家屬不放心了？”

“有家屬相片麽，給大夥看看。”

“多不放心哪說這麽長時間？”

柳蓉則非常淡定地抬起頭，充分表現出了她的定力和風度，對眾人抱拳拱手，輕描淡寫地說：“內人嘴碎，諸位見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