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社東京8月1日電〕
須永的遺骨運回國內
於上月28日在中國河北省唐山市因遭到大地震襲擊而死亡的新日本通商公司的須永芳幸（二十七歲），下午4時20分，他的妻子節子等三名遺族乘伊朗航空公司800次班機同遺骨一起回到國內。
身穿黑色連衣裙的節子懷抱丈夫的遺骨，兩旁由親友架著走下舷梯，機場上有親屬同事等五十人戴著黑紗迎接。
海外報紙在8月1日前後還報道：
丹麥格陵蘭地區教師訪華團一行十九人安全離開唐山。
法國法中友協第六訪華團二十三人，除一人在唐山遇難，其餘安全脫離震區，經香港回國。
援助唐山陡河發電廠建設的九名日本技術人員，有三名在地震中死亡。
……
共有五十一名異國人，在唐山親身經曆了慘況空前的“七二八”大地震。
他們都下榻於唐山賓館。
唐山賓館在“七二八”淩晨被擊碎了！
震前兩小時，觀看唐山市兒童文藝演出後，興奮得難以入睡的法國人、丹麥人、日本人，還聚集在休息廳的電扇下，於罕見的高溫中喝著啤酒和汽水，高聲談笑。那些可愛的中國孩子！而那些由孩子們扮演的可愛的長耳朵兔子給他們留下的印象更深一些。他們一點多才返回各自的住房。他們沒能在夢中再見到那些可愛的小兔，卻被突然而來的獅吼虎嘯般的聲音驚醒。
可怕的地聲！震耳欲聾的樓房倒塌聲！
日本人所在的四號樓整個垮了下來。
法國人、丹麥人居住的新樓被震出無數裂縫，架子雖未倒，樓內卻已險象環生：樓板塌落、門窗變形、樓梯斷裂……
唐山市外事辦公室主任趙鳳鳴和科長李寶昌回憶說，他們當時是被困在此樓二樓一間門已無法打開的小屋裏。唯一可行的通道是窗。
“跳樓吧！”
“跳！”
窗玻璃被“嘭”地砸碎了。樓下草坪上兩下重重的人體落地聲。趙鳳鳴摔折了腳骨，他讓李寶昌背著，趕緊尋找翻譯和警衛人員，緊急援救當時住在唐山賓館的五十一位外賓！
當時黑暗中已鬧嚷嚷地傳來異國語言的呻吟聲、呼救聲。
翻譯張廣瑞不停地用英語大聲喊道：“先生們！女士們！請鎮靜！現在發生了強烈地震，我們將盡一切力量搶救你們，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你們一定不要跳樓，不要跳樓！請把窗簾、褥單接起來，從窗口往下滑……”
那些變了形的窗口，掛出了一條條奇特的“保險索”。有一部分人已按照翻譯的指點，謹慎地開始滑下危樓。他們的腳剛剛沾地，中國外事人員就立刻招呼他們：“快跑！離大樓遠點！”
這時，李寶昌正帶著人闖進大樓。他們攀上斷裂的樓梯，踩著搖搖欲墜的樓板，撞開一扇扇錯位的房門，尋找那些被砸傷的或是無法自我脫險的人。
驚惶地縮在牆角，正不停地在胸口劃著十字的幾位丹麥老人，像是在大海的狂濤中看見了救生圈。一位哭泣著的老太太，一把抱住了李寶昌。赤腳的李寶昌首先扶起老人，踩著尖利的碎玻璃、鋼筋，小心翼翼地將她背出危樓。
那邊，隨時可能傾塌的四號外賓樓正在發出緊急呼救。
不惜一切，搶救外賓！那一刻，這意念竟牽動了多少剛剛離開死亡、剛剛從廢墟裏鑽出的中國普通百姓的責任心。他們紛紛奔向外賓所住的危樓險區，鑽進各個角落尋找、呼叫，冒著可能再次遭受的生命危險。
李寶昌等趕到了四號危樓。他們在岌岌可危的牆壁上架起了一個梯子。二樓──實際上是塌落下來的四樓，斷壁下躺著血淋淋的日本人片岡。唐山市警衛處的李永昌、地區公安局的小崔一起攀登上去。片岡臉色青紫，一塊樓板重重地砸在他的骨盆上。無法往下抬，搶救者用毯子將他裹起，兩頭各拴上一條床單，慢慢地，通過斜靠牆壁的梯子往下“順”，上邊放，下邊接。
片岡在劇痛中慘叫。
李寶昌大喊：“先別管他疼！救命要緊！”
又一個異國人逃出了死神的巨掌。
一個小時之後，賓館內搶救的**暫告平息。這些在今天回想起來仍感到驚心動魄、充滿恐怖的所有來自異國他鄉的外賓們，從來也沒有能夠忘記當時在中國經曆過的這一天：在陌生的土地上，他們一夜間成了名副其實的災民。他們淋著雨，在賓館廢墟前的小廣場上席地而坐，身上披著花窗簾，頭上四個人頂一床棉被，圍著一堆用蘸煤油的碎木片燃成的小小的“篝火”……
冷。渴。餓。除此以外，還有在不同膚色、不同信仰的人中體現出的友誼和忘我。
從賓館的果樹上，中國人給外賓們摘來了又小又青的蘋果。“權當早餐吧！抱歉的是沒有水洗，沒有刀削。”“不，不用了，現在還講究什麽？”都是受災的人。外國人和中國人用手勢在說話。他們用床單擦一擦“青果”，就往嘴裏填。那酸澀的滋味一定終生難忘。
一位丹麥女醫生在為受傷的中國翻譯擦洗傷口；另一位丹麥朋友伏在地上，為剛剛抬來的中國傷員鋪展床單。風雨中，身體虛弱的日本人和法國人背靠背坐著，相互支撐。更多的人在照看著正在呻吟的日本重傷員。
還有三個日本人沒有找到。
當幾乎筋疲力盡的李寶昌又一次帶人鑽進廢墟的時候，他突然發現，一群法國人和丹麥人也自動地跟在他的身後，領頭的竟是法國訪華團六十歲的團長蒙熱。
“我們也要去找日本人……”
“不，不行！”李寶昌被這意外的情況弄得不知所措，“你們，快回去！”
可是外賓們已經奔上了廢墟。
李寶昌通過翻譯喊叫：“你們別參加！別參加！你們幸存下來就是我們最大的安慰，我們不能讓你們再被砸傷！”
幾個年輕的外國人掙脫開拽住他們的手，已經跑到了中國人的前麵。
一位法國太太也跑了上來。她脫下自己的高跟皮鞋，塞在李寶昌的手裏，又指指李寶昌被鮮血染紅的**的雙腳。
所有的人回憶起來，都認為這是奇異而動人的一幕：在一片黑魆魆的廢墟上，白種人、黃種人，自動地組成了一個救死扶傷的集體。他們身邊是隨時可能倒塌的斷柱、殘壁，他們頭頂有晃動著的斷梁；然而他們除了記著那幾個瀕死的生命，已經把一切都忘了。他們忘了傷痛，忘了時間，忘了地點，忘了國度。那一瞬間一切都模糊了。
踮著一雙法國高跟鞋的李寶昌在喊叫，在指揮。法國人、丹麥人、中國人在一起尋找日本人的蹤影。
人們最後發現：日本專家田所良一、武騰博貞已經遇難，身負重傷的須永芳幸也在送到唐山機場後死亡。
7月28日下午，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決定派一架專機到唐山接運外國人。
兩輛汽車從賓館風馳電掣般地駛向機場。
像任何汽車在7月28日那天都會遇到的情形一樣，它們在路上被成群的傷員截住了。司機麵前是老人、孩子、重傷員……無數雙求救的眼睛。
“這是外賓，”司機嘴發澀，心發顫，“這裏有受重傷的外賓。讓我走吧。……”
這就是我們善良而真摯的中國人民。當他們聽到“外賓”兩個字時，那一片呼救聲、叫罵聲立時止息了。中華民族曆來把禮儀看得重於一切，高於一切，世世代代繼承了這種民族的風格。
他們默默地退讓開去。盡管那些被木棍支撐著的傷腿能挪動的每一步都痛得鑽心，那些躺在板車內的被推開去的傷員的每一聲呻吟都揪著親人的心，他們還是讓開了道路。
這幾十名外國人在機場同樣受到了最高的禮遇：在饑餓的7月28日，他們得到了空軍警衛連給他們送來的一人一小杯寶貴極了的米湯和一個又厚又硬的油餅。最後，他們穿著空軍戰士捐獻的綠軍裝、藍褲子和“老頭布鞋”登上飛機。
那一刻，他們哭了。他們拉著中國朋友沾血跡的手，一遍遍地問：
“你們自己的家人不知怎麽樣？”
“開灤礦工不知怎麽樣？”
“還有他們，那些扮演小白兔的小朋友，他們現在在哪裏呢？”
這些外賓還沒有忘記那些可愛的中國兒童，就像今天，唐山人民還在向我充滿感情地談起這些外賓一樣。
在現代化的唐山陡河發電廠的門前，有一大片櫻花，花開時節，像悠悠浮動著一片淡紅的雲。那是為了紀念在唐山地震中遇難的田所良一、武騰博貞、須永芳幸等三位日本朋友而栽種的。
十年後，當我走在昔日廢墟上的時候，我常常聽人用惋歎的語氣談起他們。是的，這是一些極好的朋友。他們對中國懷有一片真情，他們在工作中的嚴謹和勤勉，給中國同事留下了那樣深的印象。擔任中文翻譯的須永，說著一口流利的中國話，當他和工人們談笑漫步時，那模樣純粹是一個中國的青年技術員。他曾三次來華參加建設。最後一次是新婚遠別──結婚方一個月就來到了唐山……多麽令人揪心嗬！一期工程總代表田所良一，是某公司的一位搞汽輪機的專家。“七二八”地震前他正該休假。他已發電報讓妻子來中國，和他一起去下江南，遊三峽。他還給妻子準備了一件禮物：一隻精美的陶瓷花瓶。地震後，人們從廢墟中扒出了田所良一那隻已經壓扁了的皮箱，箱中有花瓶的全部碎片。妻子把全部碎片帶回了日本，請人一片一片地把那隻花瓶拚黏起來，供在案頭，天天看著它，懷念著他……
然而死者心中還帶走了什麽遺憾，在那樣一種年代卻並不是人人知曉的。隻有陡河的工人記得，隻有他們帶著歉疚的感情記得：地震前的那個春節，當中日朋友舉杯相慶的時候，日本電器工程師武騰博貞突然提出一個建議：他要發起一個“簽名活動”，請所有一同流過汗水的中國朋友在他們的小本上簽名留念。中國人愣住了。1976年的中國人啊！工人們望著廠領導，廠領導相互看看，然後默默地走出去了。他們要去請示上級，上級答複竟是：“要弄清他們是什麽意圖。沒弄清前不能簽。”……日本朋友把掏出的小本又放回了衣袋。遺憾、失望、不解……田所良一最後難過地說：“中日已經建交了，可為什麽你們連名都不肯留呢？”
遺憾。像那隻永遠無法複原的破碎的花瓶。
這裏，我並不想指責當年外辦的那份“答複”，我甚至同情並理解他們。當時的中國，1976年的中國，類似這樣的“請示”、“答複”又何止這一件？
太正常了，在那麽不正常的年代。
值得慶幸的是，畢竟使我們領悟了什麽。我想，如果沒有唐山1976年的這場震災，那件小小的遺憾也將與千千萬萬遺憾一起，無影無蹤地返回另一個國度，而永遠不為我們所知。我又想，如果沒有曆時十年之久的那場民族的災難，或許，我們還不能意味到產生這遺憾的根源。災難也使人們看清了民族的弱智和人為所創的悲劇；就像浩浩遠古時代，若沒有那場開天辟地的大火，猿也許將等待另一個契機走向人。
本體的進化常常就是由災難開始的。
今天，那一件件小小的沒有實現的遺願，經過曆史的積澱，畢竟使我們的民族、我們的人民開始了嚴肅的認真的全新的思考。這就是曆史。這就是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