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北京三裏河中國科學院院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地震局所在的辦公樓，7月28日淩晨3時42分，和全北京所有的建築物一樣，發生了猛烈的搖撼。辦公桌上的茶杯落在地，摔得粉碎；窗戶的碎玻璃也如冰雹飛落，“嘩啦啦”響聲一片。樓道裏回蕩著“嗡嗡”的人的聲響。地震之魔在襲擊這個世界的同時，也沒有忘記小小地捉弄一下它的老對手。
局長劉英勇被驚醒了。他家廚房的煤氣爐被震翻在地。慌亂中，他披了件外衣，趿拉著鞋，就往宿舍樓下奔。他住在離辦公樓不遠的一座四層樓上，他以從未有過的速度直奔辦公室。
“震中呢？震中在哪？！”
他喊出的第一句話，和所有前來詢問的人的第一句話一樣。
當時在值班室的高旭報告：北京附近幾個地震台的測震儀，有的被震翻，有的記錄出格。外地台的報告尚未收到。
當時中國大陸有十幾個地震台構成測震基本台網，每次地震的震級都是根據各台給出的震級數平均後確定的。
4時30分，蘭州、南京、昆明等十個台報來測震數據，其中給出震級的僅六個台，有的定八級以上，有的定七級以下，懸殊甚大。至於震中，大都隻能確定在“北京附近”。
震中還是不明。
詢問震中和震級的電話鈴此起彼落！
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辦公室來電話了解：什麽地方發生地震？震級多大？人員傷亡情況如何？
震級可能七到八級，“震中離北京大概不會超過二百公裏……”高旭隻能作這種回答。
電話裏又傳出中共中央一位副主席的聲音：“叫你們局長！……”
劉英勇焦急萬分。這位老紅軍出身的幹部，此時完全被震懵了。他隻能一遍又一遍地對專業人員們說：“別慌，別慌……你們隻管工作，殺頭坐牢的事我去，我去……”
“震中究竟在哪裏？”
“七二八”淩晨，國家地震局的各個角落都回蕩著這個聲音。電話鈴聲急促不斷，交換台的紅綠燈眨著眼似地閃爍。長途台、市內台紛紛呼叫國家地震局。全中國都在詢問震中，全中國都在尋找震中。
沒辦法。慌亂的辦事機構，落後的通訊反饋係統。強震發生整整一個小時了，國家地震局還不知道震中在哪兒。
僅僅相距一百五十多公裏。
五點整，國家地震局做出決定，地震地質大隊、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市地震隊和國家地震局機關，兵分四路，立即開赴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在二百公裏範圍內尋找震中。
對於任何一個有自尊心、有事業心的中國地震科學工作者來說，這一決定無疑是刺痛心靈的。早在公元一百三十二年，東漢時期的張衡就研製出了人類曆史上的第一台地震儀器，他的“候風地動儀”能夠檢測出地震方向。而在一千八百多年之後的今天，麵對儀器記錄出格等意外的困難，人們卻不得不用如此原始的辦法去尋找震中。
國家地震局副局長張魁三和計劃處長高文學帶隊驅車向東，朝通縣、香河一帶急馳而去。
那一天的情景是慘痛的，高文學事後告訴筆者：那天清晨，汽車經過長安街時，透過車窗，看見街上到處是人，身穿汗衫、短褲，披著毯子，驚慌失措。北京飯店的外國人和小胡同中奔出的中國居民擠在一起，他們都被這沒有預報的災變震懾住了。這一刻，沒有任何人能向他們解釋眼前發生的一切，更沒有人能擔保他們的安全。
高文學不敢看路邊那些人的眼睛。當年他在清華大學、地質學院以及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攻讀地質專業的時候，不是沒有接觸過世界上那些著名大地震的史料。然而，那些震例、數據都沒能像今天這樣使他的心受到如此強烈的衝擊。自然的災難。人類的災難。他看見了一個不安的世界，看到了一顆顆戰栗的心。一個自然科學家對人類擔負的責任是如此重大，他從未像今天這樣深切地感受過。
震中究竟在哪裏？通縣？不像。房屋是倒塌了一些，可是並不厲害。香河？也不像。雖然已經看見了頭破血流的傷員，可老鄉說：“東邊還厲害！”
吉普車繼續自西向東，沿著既定路線尋找。軍人出身的副局長張魁三罵罵咧咧。這個當年的軍隊老政工幹部，此時正在幹一個偵察排長幹的事。他急，他火。可是他也不知道該罵誰。
道路上出現了裂縫。三河縣！三河的破壞至少達到了烈度七度。也許這裏就是震中？向北京報告，電話又打不通。張魁三和高文學急得跺腳！國家地震局連個電台都沒有，可他們從事的卻又是人命關天的工作。
終於與北京取得了聯係。這一刻，他們才得到了確實的消息，值班員告之：震中不在三河，在唐山。
（確定唐山是震中的消息，是電信局係統首先報告的。因為在與各地聯絡的過程中，唯獨發現唐山地區打不通電話。幾乎同時，尋找震中的地震地質大隊的人，在薊縣遇到了赴京報警的李玉林一行，他們也報回了“唐山全平了”的消息。當時約六點多鍾，即地震發生後兩個半小時。）
當日十時許，那輛裹滿塵土的吉普車風馳電掣般地駛進唐山市區。當懸掛在危樓上的死屍和整片廢墟出現在眼前時，高文學和張魁三禁不住失聲痛哭。
當震中基本確定的時候，國家地震局根據不完全的各台站報告匯總，初步確定震級為七點五級。新華社在第一條消息中公布的即這一震級。事實上時隔不久，各台站都報告震測結果後，“七點八級”，這一經過核準的震級數據已產生。但是人們顧不上去更正了。北京正一片混亂。
國家地震局局長劉英勇被召進中南海匯報。
隨同前去的專業人員是局分析預報室京津組組長汪成民。
“小汪，地震就發生在我們眼皮底下，我們的責任是推不掉的，推不掉的……”
劉英勇，這位行伍出身的老幹部，理所當然地將科學的失誤和戰場的失敗等同相視，把自己和軍事法庭聯係在一起。
“這次地震，你們事先是否知道？”
中南海。政治局委員們的目光逼視著劉英勇。
“我們，我們注意過京津唐地區……7月15日還在唐山開過群測群防會……當時沒有發現五級以上地震的可能性，國務院規定五級以上才能報……”劉英勇語無倫次，他反反複複地檢討，他請求處分，他說已經派人到震中區去了，他自己也準備立刻去現場監視震情……
“不！現在的問題是要確保北京！”一位政治局委員說，“你必須留在地震局，晝夜值班，隨叫隨到！”
會議的中心轉到了確保北京的問題上。這一會兒，最高決策者們似乎還無暇追究唐山地震未能預報的責任。
當日下午，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室京津組組長汪成民驅車趕往唐山。
這個五十年代的留蘇生，在車上始終保持沉默。不是困倦，而是難以說清的鬱悶。車外雨蒙蒙一片，到處是淋得濕透的避難者，孩子哭、老人叫、男人們在罵娘。雨刮器吃力地劃動著，把大災難的畫幅一會兒揭開，一會兒遮上。
他能說什麽呢？中國地震界內部關於北京一帶會否發生強烈地震的所有爭論和重重矛盾，他都知道。那一切是多麽紛繁複雜！
越往前方去，災情越重，他甚至可以想象得出，遍地的災民們如果知道這輛麵包車上坐著的就是分管京、津、唐地區地震預報的組長，他們將會怎樣蜂湧而上。什麽難以預料的事都可能發生。如果那樣，他將怎樣回答人們的質問？去大聲申辯“唐山地震是沒法預報的”？不。這不是真正事態的全部。“七二八”之前的幾個月，他們的目光是在密切地注視著京津唐一帶，可是……
“十年了……”汪成民喟然長歎。從十年前的邢台地震開始，地震工作者有哪一天放鬆過對華北、特別是對京津唐地區的監視？這一地區，是全國範圍內地震專業隊伍最多、觀察網點最為密集的地區。地震工作者們早就預感到華北大地下麵潛藏著一個巨大的惡魔，他們緊緊盯了它十年，追了它十年，1976年眼看就可能抓住它的尾巴，它卻再一次狡猾地溜過了人們的監視，蓄謀已久、而又從從容容地在唐山製造了這一場慘絕人寰的浩劫。
麵包車顛簸起來。
夜色中的唐山。瓦礫。死屍。無表情的呆傻的人。
他難受。一種無從訴說的難受。一種難以解釋的難受。他敢說，他自己和許許多多獻身於地震預報工作的同事們決不是罪人，可是現在，他們的身上分明已經背上了深重的罪孽。他能說什麽呢？
麵包車停下了，去機場的路還沒找到，車就被人截在道旁。
“快！給我們把傷員拉到醫院去！”
“同誌，對不起，”汪成民跳下車，“我們是北京來的，車上帶著儀器，我們要盡快找到指揮部……”
“什麽指揮部?!救人要緊！”
“我們不知哪兒有醫院，哪兒有大夫……”
“他媽的，你拉不拉？”黑暗中說話的大漢居然有一支手槍，“不拉，我就開槍了！”
7月28日的夜晚，國家地震局派往唐山監視震情的裝有儀器的麵包車，就這樣，拉上了一個、兩個……直至滿滿一車傷員，在無路的廢墟上顛來顛去，徒勞地尋找醫院。汪成民和那些奄奄一息的傷員擠在一堆，耳邊滿是呻吟，衣服染上了血跡。他忽然覺得，自己在這種時候還活著，還完好地活著，這本身就是巨大的痛苦和悲哀。麵對殷紅的鮮血，他能說什麽呢？他能說什麽啊?!
汪成民到達指揮部後，通過電話向國家地震局正式提出：“請立刻封存所有曆史數據，以備審查。”
我坐在國家地震局的檔案室裏，麵前是一大堆一大堆在保險櫃裏沉睡了多年的資料：中共中央文件、國務院文件、請示報告、會議發言……發黃的紙頁。帶有“文革”味兒的文字。除枯燥的數字之外，還有一些當年的豪言壯語之類。然而，就在這掀動紙張的單調的聲響中，我被激動了，我嗅到了曆史的氣息。
盡管是在那個畸形的時代，是在那個所有人似乎都變了一副模樣的時代，巨大的星球仍在依然故我地轉動。而我們成千上萬的科學工作者，那些忍辱負重的中國知識分子，仍在工作。那一堆堆發黃的紙頁中，無不閃耀著一顆顆艱辛地探索著的心。
應當把這一段曆史留給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