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山大地震到“非典”疫潮
——2003年9月21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的演講
先向在座的朋友說一聲謝謝，特別要向現在還站在門外大廳的朋友說謝謝。辛苦你們了！
我們一起經曆了SARS，經曆了一段刻骨銘心的曆史。我3月5號來到香港，整個SARS的**中間，我一直是在香港大學。如果有人問我，你自己印象最深的是甚麽？讓我告訴大家：
第一個印象是一首歌，我想在座的各位或許還能記得，香港有線電視新聞台在播送新聞時，常常出現一段過渡的音樂，這個音樂就是“WeShallOvercome”，我想你們一定記得，而且一定會唱這首美國歌。“我們要征服”，征服SARS，這是我第一個強烈印象。
我的第二個印象，也是一首歌。香港人給為了搶救病人而獻身的謝婉雯醫生送行的時候，成百上千的人在浩園唱起一首歌。我當時誤以為是一首基督教的歌，後來越聽覺得越耳熟，終於聽出來，它是中國的古典名曲《陽關三疊》。在香港，我聽見“WeShallOvercome”，也聽到《陽關三疊》。香港的中西合璧，令我感慨。
第三個印象，還是一首歌。大家知道SARS期間我們每天都要用消毒劑洗很多次手。有一個同學跟我講：錢老師，你知道嗎？洗手的時候你一定要唱歌的，唱甚麽歌呢？唱“HappyBirthdaytoYou”。她說：你一定要從第一句唱到最後一句，你把這首歌唱完，手就已經徹底消毒了。噢，原來香港的同學用這首《生日快樂》，讓消毒的過程盡善盡美，在麵臨生死的嚴峻時刻，香港人還有這樣的生活態度！
今天我想談談我個人和《唐山大地震》這本書。
很多人問我，當時唐山有很多人在現場，有作家，也有記者，為甚麽寫唐山大地震的使命會落到你的身上？確實，我有特別的機會。
唐山地震發生不久，我就去參加救災。我去時，口袋裏麵裝滿了紙條。很多很多的人，聽說我要去，把想要尋找的人寫在紙條上叫我去找。你知道那時沒有互聯網，沒有手提電話，唐山完全是消息隔絕的。口袋的紙條中包括我媽媽寫的。我家在杭州，媽媽托人打電話給我說，一定要去找你的蔣叔叔。蔣叔叔是我媽媽的老朋友。大家不知道能否理解，在當時的**中，很多的人都被抓起來、關起來。蔣叔叔在杭州很倒黴，被鬥爭，日子很苦，然後他就跟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是唐山人，他們在1975年的時候做了個決定，說，唉呀，杭州這個地方真不是個好過的地方，我們走吧，回唐山去。沒想到逃避了杭州的鬥爭，又遇到唐山的地震。他們是死是活？他們家還有兩個孩子，比我小，是我們的弟弟妹妹，他們怎麽樣？
一些熟人在條子上寫了人名，托我幫他們在唐山找人，我就拿著一疊條子到了唐山。除了隨身衣服，我帶了一些大蒜，還帶了黃連素，因為都說唐山特別危險，有傳染病，所以要帶藥。還有一瓶糖──那時候內地的生活非常苦，買糖都要憑票。我記得特別清楚，是一瓶椰子糖。因為有人說到唐山後你沒有飯吃的，我想沒有飯吃的時候我就吃一顆糖，也許能堅持。
可是哪裏能夠去找甚麽蔣叔叔、張叔叔？地震後的唐山已經沒有門牌號碼、沒有路了，隻有廢墟。一個人一生中如果見過唐山廢墟，你就知道，甚麽叫巨大的災變、人類的噩運。
說來湊巧，那天我跟防疫隊去了幾個醫療隊以後，正在跟人談事，突然聽到一個聲音特別耳熟，是蘇北口音，那不是我的那個蔣叔叔嗎？沒有那麽湊巧的，到了唐山才一天，我就意外地遇到蔣叔叔，我一下子就叫起來了，蔣叔叔見到我一下子就跑上來，他的表情是我一輩子不能忘記的，又是笑又是哭，然後，他語不成句，就到處指：你看你看，我們唐山都怎麽怎麽……我們倆一下子就緊緊地抱在一起。那時候我做的第一個反應是，馬上脫下我的軍裝給蔣叔叔穿上。
蔣叔叔是唐山市的民政局局長，“民政局”管理社會的救濟事務，比如說殘障人。因為有蔣叔叔，所以我一邊參加救災，一邊參加蔣叔叔的一些工作。他跟我講：錢鋼，你是喜歡文學的，你要多了解唐山的情況，我來幫你。他是一個局長，有一部汽車，甚麽汽車呢？又破又小的美國吉普，是戰爭年代留下來的破汽車。他有一個司機，他就讓司機載我到處去走、讓我去了解情況，讓我去了解那些盲人、聾啞人，他們怎樣度過地震以後的日子，特別是讓我跟他一起去送唐山孤兒。
很多人問，唐山地震是1976年發生的，為甚麽你的書是1986年才出版呢？問題就在這裏。在1976年，我在唐山經曆了許多事情，但是沒有要出一本書的計劃，也不可能。
在唐山地震時，地震的消息、地震中間的人民傷亡，是秘密。地震的時候在現場，如果有人帶一部照相機，那麽你就立刻會被警員抓起來，相機會被沒收。所以今天我們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當時的記者拍的，是科學工作者在日後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類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築物破壞”，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傷的人的照片呢？幾乎是找不到的。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機從廢墟裏把死者搬出來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不知道是誰秘密地拍下來的，在當時那是犯法的。
當時我寫過一些詩，其中一首叫作《烙餅的大娘》。在走過唐山路邊的時候，看到一個老婆婆，在那裏烙餅，我心裏就想，好，我要寫一首詩，寫甚麽呢？寫這個大娘啊：她烙餅的麵粉是從山西省送來的，她的油是從山東省送來的，她的鍋子是從江蘇省送來的，她的鏟子是從浙江省送來的。我的意思是甚麽呢？你看，從大娘的這個鍋子裏麵，你看到了全國人民的“階級友愛”。這個想法固然也不錯，但是，當年像我們這樣的作者，一考慮問題，就會習慣地想，噢，我要寫一個東西，怎樣去歌頌我們的國家，怎麽去歌頌我們的黨，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想法，除此而外，沒有更多。
所以說，最初的時候，不要說別人不允許你寫，你自己也沒有想過去寫後來這本《唐山大地震》。
從唐山地震往後三年、五年、八年，你們知道在中國是變化最大的一個年代，我們叫甚麽呢？今天叫作“改革開放”。它到來對我來說意味甚麽？對我來說，就是思維習慣發生了極大的變化。1984年，唐山地震快要十年了，一本雜誌向我約稿，題目是“一座城市的毀滅和新生”。他們是說，你看從前是一片廢墟，今天這個城市又重新建設起來了，蓋了許多新房子，在蓋新房子的時候，有一個建築公司表現得很好，它采取了一些改革的措施，發了獎金等等、等等。雜誌要我寫唐山在十年裏邊的變化，它的立足點，還是在要歌頌誰誰誰的功勞。
但是，這個時候是1984年，我的內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問自己，我為甚麽隻能用災難來襯托十年以後的成就，而不能直接去寫當時唐山人所受過的苦難呢？
我們常常說一句話叫“文學是人學”，但是如果不是到了80年代，我們不可能真正去寫人的苦難、人的命運、人的悲歡離合、人的柔弱、人的堅強。
我們不會忘記親身經曆的東西。我們曾經過著貧乏的物質生活，沒有人的尊嚴，不知道怎樣去尊重人、怎麽去愛人，在文學作品裏邊，你看不到人和人之間的愛。終於，經過思想解放運動，我們明白了，“人”是第一位的，我們要文學去反映“人”。這好像是一把鑰匙，到我拿到這把鑰匙的時候，我在唐山的日日夜夜，許多難忘的東西，跟泉水一樣噴發出來。
我在那裏不光是一個每天背藥桶去噴藥的防疫隊員，也不光是一個四處采訪的作者。因為蔣叔叔的孩子已經受傷送到了外地，我就到他們家裏，成為他們的“兒子”，跟他們一起經曆過所有的生活。先是住蘆席的篷子，天氣涼了，我們用解放軍的帳篷做起了新家；天氣更冷了，我們用磚頭臨時趕建起過冬的簡易房。沒有水，在街上消防車每天來，一家人發一桶水，要排隊的，甚至有時候要搶。沒有衣服，有時發救濟衣，可能一家人領一件衣服，可能大小還不合適。有的時候，沒有米，沒有麵，就上街去領。這就是災民的生活。
唐山的災難，影響非常深遠。一直到今天，它的後遺症還存在。很多人記得的唐山，遠遠不止於我所看到的唐山。不久以前，我看到一個浙江的官員，他說，噢，你是寫唐山的，我一看到你就想起一件事。他從前是軍人，在中越邊境的老山打過仗，當時是個連長。他說，在老山的時候，上麵分配來一個年輕的軍官。老山那地方當時到處是地雷，非常危險。新分來的這個軍官，就一步不離地跟著他，他對新軍官說，你幹甚麽總跟著我？新軍官說，連長啊，我要跟你說句話，我是唐山人，我家就剩了我一個了，地震的時候，他們全死了……我有點怕。一天，這個連長帶著他，通過一段非常危險的地方，突然，就聽他叫了一聲，回頭一看，人沒有了。出了甚麽事情？原來路很滑，他一下子滑到了山坡底下去了。就聽到山坡底下，“轟，轟，轟”，一連串的地雷爆炸了……。原來這也是一個唐山地震的孤兒！
我們的文學、我們的新聞，有責任去把人類的痛苦如實地記錄下來。我從事過中國自然災害史的研究，在一些科學家和作家、記者朋友的共同幫助下，我參與主編了一部叫作《20世紀中國重災百錄》的書，我們的口號是：“為了遠離災難，我們走近災難。”我們要把1900年一直到1999年，一百年間中國發生的災害，一個一個搞清楚。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離銅鑼灣很近，大家知道銅鑼灣那片海就是避風塘。大家試想一下，如果在香港發生一次有成千上萬人遇難的自然災害是甚麽景象。這就是在1906年9月18號的台風。香港早在1882年已經開始掛風球報告台風消息了，但是偏偏1906年的台風毫無跡象，甚麽跡象都沒有，一個外國神父還駕船，在青衣一帶傳道呢！突然台風到來，造成極大的傷亡，當時銅鑼灣的船都打成了碎片，銅鑼灣避風塘全飄滿了碎船的木板，人可以在避風塘裏的碎船板上走來走去，災情如此慘重，一萬人傷亡。
除了唐山大地震，中國還發生過很多傷亡慘重的災害。在唐山大地震僅僅一年之前，還發生了1975年可以稱之為世界最大的水庫垮壩慘案。由於淮河大水，兩個特大水庫、十幾個中型水庫、一百個小型水庫同時潰決，河南駐馬店地區完全是一片汪洋，有一個縣全部沉沒在水底，京廣鐵路停車一百多天，巨大的火車車廂都被衝到幾十公裏之外。
20世紀在中國還發生過多次類似SARS這樣的疫潮，比如說1910年，清朝末年，發生了東北特大鼠疫。那次鼠疫跟這次SARS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動物傳給人類，第二是飛沫傳染疾病，第三是肺科的疾病，第四是沿交通線迅速地擴散，第五造成嚴重的地區性恐慌，第六是跨國界的，俄羅斯和中國都發生問題，第七是政府采取了隔離措施。很多事情非常的相似。最後全世界在中國召開了萬國鼠疫大會，不簡單的。
大家知道，1988年上海發生了“甲肝”——甲型肝炎，這個“甲肝”，跟這次的SARS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它在時間上非常相似，元旦開始出現，春節形成**，春天爆發，然後又突然消失。當然，有一點不同：肝炎是人類有認識的，有疫苗可以防範。但是1988年的這麽大的一場肝炎，發病的高峰每天有一萬個病例新增，上海的醫院根本沒有充足的病床可以供病人住院。這次“甲肝”總共導致四十萬人染病，引致四十多人死亡，肝炎啊，直接死亡四十多人。大家再想一想，在物質貧困時代，中國人，得肝炎是得不起的，喪失勞動力啊，但是，我要告訴大家，今天你要在報紙上去尋找它的數據，你會找不到，輕描淡寫，沒有多少。
我們來說一說這次的SARS。熒幕上是我的朋友——《中國青年報》的記者賀延光，在SARS中間拍的一幅照片。賀延光拍了幾千幅有關SARS的照片。談到中國對於SARS的報道，賀延光說，災害就是災害，死亡就是死亡，為甚麽我們的報道裏，你看不到這種死亡的真相？這樣賀延光就拍下了這張照片：一個病人剛剛死去，旁邊是一個無奈的醫生。
大家知道4月20日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市長孟學農下台了。下台了以後，在北京的報紙上，前一時期的寂靜無聲，變成了震耳欲聾的“非典”的報導。4月23日這一天，《中國青年報》的頭版，在“非典時期的怕和愛”專欄登了一篇文章，是一個北大學生她的來信。我把這個來信給大家念一遍，它的題目叫《請為我的父母祈禱》。這個大學生的文章說：
4月21日晚，父母把我叫回了家，吃飯時他們告訴我，他們所在的醫院，已經被北京市衛生局指定為SARS專門接收醫院了，一個星期之內將清空所有的病人，集中所有的醫護人員，專門救治“非典”病人。他們叫我回來，就是為了告訴我這件事。並讓我帶夠衣服和錢，叫我以後不要回家了，他們也會被封閉在醫院，不能出來，甚麽時候能出來，也是未知數。聽到這個消息，我感到晴空霹靂一般，當時不知說甚麽好，半天說出一句：你們會不會感染上？可是誰都知道，趕上這事的醫生的感染率是相當高的。我想讓他們辭職不幹了，我說，以後我上班養活你們！父母隻是笑笑，說我孩子氣。由於他們都在一個醫院工作，所以可以享受隻去一個人到醫院的待遇。（就是她父母同在一家醫院，就可以一個人去SARS病區，一個人不去。）當我要求他們隻去一個人時，他們幾乎同時說：“我去！”父親說，他是一家之主，有責任承擔這個危險；而母親說，如果隻有一個人去的話，那就是她去。他們就在飯桌上就這麽平靜地爭著，而我的心就像被刺破了一樣，我不相信我的家有一天會要麵臨這種生死抉擇。他們讓我決定誰去，我快要哭出來了，感到極度的無助和傷心，我喊著：“無論你們誰染上，咱們這個家就算要完了！你們誰也不許去！”最後母親慈祥地看著我，說了一句我一想起來就要流眼淚的話：“你以後會有你自己的家庭的，你已經長大了。”母親說這句話時那慈祥平和但又不容置疑的口氣，讓我心碎欲裂：“我和你爸爸這麽多年的夫妻了，誰去都不放心，就像你現在不放心我們一樣。所以叫你回來之前，我們已經決定了，兩個人都去。比起那些孩子還小的同事，我們感到幸運多了。”此時我的叫喊、我的眼淚已經無濟於事，我感到從未有過的絕望，我又一次求他們放棄這個工作，不要去，我現在打工掙的錢三個人夠用了。父親說，他做了三十多年的醫生，在這種國難當頭的時候，決不能愧對“醫生”這個稱號，這是最起碼的職業道德。我不知道怎麽辦了，坐在那裏傻傻地發呆。電話響起來，是父親醫學院的同學聽說了這個消息，打電話來問候。父親還在電話中說，要是他“光榮”了（內地的話就是說如果他遇難了），就是他們這個班第一個為醫療事業獻身的人。母親安靜地給我收拾東西，我本來每周都回家，但這次，他們給我帶夠了換洗的衣服，我隻能這樣回學校了。一想到我不知甚麽時候才能回家，才能見到我的父母，我就淚如泉湧。街上各色各樣的行人，有的跟父母一起出來，去超市購物。我想我的家本來也同他們是一樣的，我的父母下班後也會去超市，去菜市場討價還價，他們本來不是甚麽崇高的偉人，他們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隻是這個時候他們忠於自己的職責而已。我多年來養成的玩世不恭、叛逆不羈，在瞬間土崩瓦解。我多想再聽我媽媽的嘮叨，而不是從今天起為他們擔驚受怕，有家不能回。我現在真的不知怎麽辦才好，回到實驗室坐在計算機前發呆，每到吃飯時就忍不住流眼淚。我親愛的朋友，請為我的父母祈禱，祝他們平安好嗎？這也是我現在唯一能做的，謝謝你們，祝你們和你們的父母都健康。
從唐山地震，到這次SARS，我想說，“人”這個字，終於在我們麵前樹立起來了。盡管我們付出了非常大的代價，盡管SARS的消息一度被封鎖、被阻隔，然後導致了非常大的悲劇，但是4月20號，當衛生部長、北京市長下台之後，你看我們的報紙，包括黨報，終於可以堂而皇之把“怕”、把“愛”放到他們的頭版。這就是時代，這就是曆史。真的，如果一個人他連怕的權力都沒有，你怎麽期望他去愛？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壓抑他的恐懼、壓抑他的怕，這個怕，隻能變成一種恨。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的談話隻到這裏。然後，我很願意和大家繼續討論大家所關心的任何問題。
問：大自然的災害和疾病給人帶來很多災難，有人可以勝出，是否真的解決一切，還是會有更嚴重的後果呢？
錢鋼：唐山地震後，我們都佩帶一個徽章，上有四個字：人定勝天。“人定勝天”，不是“人一定能勝天”的意思。可是在很多年裏麵，我們都說，我們能戰勝這個“天”。我想在上世紀末的時候，我們人類對於自己的能力充滿了信心，尤其是當互聯網出現了以後，甚至是非常的驕傲。但是21世紀初，我想人類變得冷靜多了，有許多未知的東西，SARS來得快，去得也快，我們說SARS是被我們戰勝的，言之過早啊！我想，人類永遠不要去說我們要去戰勝自然，我們隻能說，我們跟它和諧相處，我們去理解它、去了解它。
問：你如何說服死難者的家人接受你的訪問？寫完《唐山大地震》之後會否對生命有另一種看法？
錢鋼：這個朋友的問題，是站在今天來說的，為甚麽呢？在今天SARS中間，我們如果去采訪SARS死難者的家屬，是很敏感，是需要特別慎重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要告訴大家，在唐山大地震的時候，采訪死難者的家屬，決不像今天這樣的敏感，需要謹小慎微。在那樣的一個年代，充滿了鬥爭，充滿了仇恨，真的，人比較粗糙，我們也可以說是堅強。事實上，當年許多唐山人談到死亡的時候，是很平靜的，而且由於死亡的人數太大了，幾十萬人，身邊到處都是死亡者。所以這個問題在當年唐山，不是一個問題。在今天SARS的時候，一定是一個問題。
從表麵上看來，我自己對於生命，可能有了更多的尊重，但實際上，這個東西是我本來就有的，我想我去送孤兒的時候，我對小孩子，對他們的那種情感是本來就有的。我想一個健康的社會，它是使人們這種與生俱來的這種善良，能夠健康地生長和發育，而不被壓抑，不是被變成另外一種東西。
問：究竟是人對社會災害影響大，抑或是天災對人的影響更為深遠？
錢鋼：我們講天災，離不開講人，有很多時候，災害的後果之所以如此嚴重，就是因為有人的失誤。還有一部分災害，本來不是甚麽嚴重的災害，但是某些人為了某些利益集團、某些政客的需要，他會利用這種災害的信息，會有的，所以這樣的，有的時候是人禍和災害、天災和人禍互為因果。
問：您剛才說的“人”的觀念開始出現在中國內地的文學，這代表日後的中國的新聞報道都會如此報道嗎？這是否中國新聞的一個新的裏程碑？
錢鋼：在SARS中間中國內地新聞的變化，談不上“裏程碑”。毫無疑問的，以人為本的思想，正在日益地深入人心。如果說在80年代，我們僅僅認識到人的重要性，那麽在今天就不僅僅是一個道德概念上的“人”的重要性的問題了。因為大家要考慮在這個社會的基本結構、在政府的功能、在社會的功能，這個社會的體係，這個社會的各種公共事物，比如說教育，比如說新聞，比如說衛生事業，它如何健康地發展，才能確保人的權利。不僅僅是一種呼喊，所以說來日方長。中國新聞報道剛剛開始。剛才說的4月23日，這位學生的擔驚受怕，可以放在《中國青年報》這份黨報的頭版，這隻是剛剛開始，為甚麽2月份不可以呀？我們就問這個問題。對不對？因為很多人還在說假話嘛！對吧，張文康還說：大家來北京旅遊，沒有危險嘛！歡迎你們來嘛！是不是？所以說，我們要考慮的是，如何用一個健康的製度來保障個人的權利，是這個問題。
問：請問自從發生唐山大地震後，你對中國政府在處理天災方麵有何評價，有甚麽地方需要做出改善？
錢鋼：毫無疑問，從唐山地震到現在的二十七年中間，人們對於災害的處理能力，我們叫危機處理能力，叫風險的管理，這種能力是開始增強了。但是，我們今天的防災救災體係，還有許多的工作需要做。這次公共衛生的漏洞大大地暴露出來了。SARS以後，CCTV專門去做了北京第一人民醫院的內部的調查，才發現，這是最好最好的醫院嗎？還有那麽多的漏洞需要解決。另外，我還要補充一點，SARS、地震和別的災害有一個不同，就是它的未知性。台風、洪水都有很多的明確的預兆，你都有很多很成熟的對付它的辦法；SARS沒有，沒有疫苗；地震，地震最可怕的是，甚麽時候要發生地震，全人類，不要說中國，不要說西方世界，也都不知道的，特別大的一個謎，人類對於地底下發生的很多變化，特別茫然。所以說，真的不能說大話，可能很多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問：唐山大地震有大自然的警告，但人卻沒有察覺；而SARS在香港爆發前也是有的，但人呢，依然沒有發覺。這兩種情況有甚麽不同？
錢鋼：據我掌握的有限的信息，好像SARS出現之前是沒有預兆的，因為我們現在很難講在SARS之前，中國內地和香港出現的較大規模的流感是SARS的預兆，這沒有根據。但我可以肯定這個預兆是一定有的，因為人們倒過來去追溯它的時候，他想起來佛山的那個姓龐的是第一個病例，後來是深圳姓黃的廚師。SARS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科學考題，它留下了非常大的一個考卷。SARS來得非常奇怪，走得也非常奇怪。地震的前兆，大家看《唐山大地震》的書裏麵，那麽多的前兆：雞飛狗跳、豬跳出圈，可是，你能拿這個前兆來應用於下一次地震嗎？比如說，你今天看見一隻狗，突然地狂叫起來，你就能向全中國發布：地震來了！這樣預告？這不可能！為甚麽呢？它沒有唯一性，我們說它沒有排它性，它不是唯一的信號。1996年的一天晚上，當年準確地預報過唐山地震的科學家，跑到我家，敲門說：不得了了！北京要地震了，要地震了！他說，你看，北京孔廟裏的井啊，水沒有了！還有甚麽地方的鳥啊，又跟唐山地震時一樣嘩嘩飛過去！又有蜻蜓跟蜜蜂怎麽怎麽飛。我真的相信要地震了，然後我把中央電視台的記者請到家裏來，然後開始采訪，說現在是7點36分，我們的地震工作者，在這談一談他的判斷。這天晚上，很多人都跑到外麵院子裏去，那天天氣真的是特別怪，特別的悶熱，那天晚上，我在院子裏走到夜裏二三點鍾，地震沒來！所以說，人類認識自然真的是“路漫漫其修遠兮”，非常長的一條道路。
問：你寫作《唐山大地震》時，你在主觀感情和客觀事實上，如何做一個平衡？怎樣才能確保報告沒有滲入過多的個人感情或者是思想？
錢鋼：《唐山大地震》的確滲入了很多個人感情或者思想，為甚麽呢，你要知道中國在那個時候，我們的新聞啟蒙還沒有開始，我們能夠把自己的感情不受壓製地宣泄出來，就已經是很難得了。在1986年寫這樣一本書，和當時中國內地讀者們的欣賞習慣是一致的，他們並不會覺得我的主觀過多。一篇作品，首先要有真感情、真思想，因為我們見過太多的假感情、假思想。先從假感情、假思想到真感情、真思想，然後才說更客觀、更冷靜。
問：由發生唐山大地震與SARS相比，你認為當權者做法有甚麽相同和不同？
錢鋼：唐山地震的時候，中國處在政治的地震期。政治也在地震，為甚麽呢？其實，毛澤東已經不能夠去管理這個國家，他已經病重了，就在唐山地震期間，他逝世了。但是呢？他形成的一整套的方法，是固定的。這個方法是建國以來形成的。唐山地震不能預報，有這樣那樣的原因，它最讓人感到扼腕歎息的就是，1974年地震工作者就已經指出了，在北京、唐山、張家口、渤海灣這個圈裏要發生大地震。1974年，而且形成了國務院文件，說這個地區要嚴密地防範大地震。這多可惜，就是說74年的時候就已經圈了這個地區，這個期間發生了幾次大的地震，最大的是遼寧海城的一個七級多的大地震。好了，這個大地震發生了以後，大家反而茫然了。等到北京又出現了很多跡象，北京周圍、唐山出現很多跡象的時候，科學工作者不能夠很大膽地做決斷，有一個原因就是離北京太近了，如果要預報，就意味著毛主席要搬家。可以理解嗎？這是非常大的問題。所以政治的壓力，使科學的預報變得非常的膽戰心驚。剛才我講過1988年的“甲肝”，其實有很多思路是一樣的，就是說社會要穩定，如果能不報就不要報，能少報就少報，但是關起門來要好好解決，你不能說關起門來不好好解決。醫院政府都下了很大的力氣，但是它基本的思路不是像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說，要講信息公開、透明、流動。不僅是政府要發揮強有力的作用，社會，包括知識界，包括媒體，也要很主動地起來承擔責任。
問：你認為青少年應該怎樣看待中國文化？應該以甚麽樣的態度，麵對中國文化？
錢鋼：可能這位朋友在聽到我講《陽關三疊》的時候，勾起了這個問題。真的，我發自內心地講，香港有許多西方色彩，是中國內地所看不到的，香港有很多中國色彩，也是內地看不到的。我希望香港永遠地保持那種中西合璧的色彩，不要把它丟掉。為甚麽我聽到《陽關三疊》的時候，我會有那種感覺？這是這個民族沉澱了幾千年的情感。我們給一個人送行的時候，用這種“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感傷方式，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方式。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根深蒂固的東西，不要把它丟掉。
好，時間關係，很抱歉，有很多朋友的問題，我們來不及回答。謝謝你們，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