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後，革命聲勢日益高漲，眾多同盟會成員受孫文的派遣，潛回國內在南方各地發動武裝起義。
光緒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是革命浪潮最為洶湧澎湃的兩年。這兩年間，除了萍瀏醴起義和安慶起義外，還先後爆發了潮州黃岡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欽州防城起義、廣西鎮南關起義、廣東欽州廉州起義、雲南河口起義等六次武裝起義。
革命黨人接連不斷的起義雖然震驚了清廷的統治階層，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這些起義最後無一例外都被清廷派兵鎮壓了下去，大批革命誌士在起義中丟掉了性命。
屢敗屢戰，卻又屢戰屢敗，使得革命連遭重創，革命士氣越發低落，海內外民眾開始對革命產生了懷疑，甚至有的人對革命這條道路已徹底灰了心。
中國的革命形勢，徹底陷入了一個低潮期。
保皇黨與革命黨曆來相互敵對，眼見革命黨人遭受重創，保皇黨人立刻不失時機地跳出來進行冷嘲熱諷。
梁啟超是保皇黨的領袖，一直以來反對暴力革命，他趁機在《新民叢報》上撰文攻擊革命黨的領袖：“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一句“遠距離革命家”，批評革命黨領袖以革命大話為號召，煽動青年人回國發動起義送死，自己卻不參加起義不上戰場，反而躲在國外逍遙快活，賺取了大把名利。
隨著梁啟超的發難，一時之間，海內外華人之中，掀起了一股批評革命黨領袖的風潮。
梁啟超的這句“遠距離革命家”，雖然囊括起來批評革命黨的領袖，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其鋒芒直指孫文。
孫文身為同盟會的總理，的確沒有參加過任何一次武裝起義，甚至一直待在國外，自始至終沒有回過一次國。他在這幾年裏的作用，似乎隻是利用自己的名聲，在世界各地為起義籌措經費。相比較而言，副總理黃興更為實幹，多次親臨一線指揮起義，與孫文形成了最為直觀的對比。
這股批評革命黨領袖的風潮，也在同盟會內部蔓延開來。
一些同盟會成員公開批評孫文近似於獨裁的領導作風，說孫文“辦事近於專橫，常令人難堪”。
屋漏偏逢連夜雨，恰在此時，同盟會內部有人批評孫文不公開革命經費的使用情況，並直接指斥孫文貪汙革命經費。
這回發難的是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主編章太炎。
原來在革命黨人不斷發起武裝起義之際，清廷也感到了害怕，於是命駐日公使與日本政府交涉，強烈地提出了引渡孫文的要求。日本政府考慮到革命黨人將來有可能會在中國革命成功，希望能為將來的合作留有餘地，因此不想現在就與革命黨人徹底鬧翻，像黑龍會等組織，甚至直接與革命黨人維持著合作的關係，但同時清廷要求極其強烈，日本政府考慮再三，最終采取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向清廷表示將驅逐孫文出境。為了不得罪革命黨人，日本政府在驅逐孫文的同時，甚至通過黑龍會首領內田良平之手，向孫文資助了五千元的離日經費，而孫文在日本的一些友人，如鈴木久五郎等人，公開向孫文贈款達兩萬多元。孫文隻給《民報》留下兩千元的經費，其餘則全部帶走。《民報》的經費曆來困難，作為《民報》的主編，飽嚐沒錢之苦的章太炎，對孫文此舉表示極為不滿。
在章太炎看來，日本人向孫文贈送的贈款，應該屬於贈送給同盟會的革命經費，而不是贈送給孫文個人的，孫文不能公款私用。他批評孫文的行為說：“實在有損我同盟會之威信，而使日人啟其輕侮之心。”他甚至將《民報》報社內的孫文照片撕了下來，批上了這樣幾個字：“賣《民報》之孫文應即撤去。”然後憤而辭去了《民報》主編一職。章太炎是同盟會內部的浙江派，同屬浙江派的陶成章也與章太炎站在了同一陣線上，公開反對孫文，並宣布脫離同盟會，重新恢複光複會。
因為孫文確實沒有公開過革命經費的收支情況，與錢有關的事最為敏感，因此孫文立刻陷入了被動，一時之間謠傳蜂起。同盟會內部掀起了一股“倒孫風潮”，甚至出現了“要革命首先要革革命黨人之命”的強烈呼聲。
在“遠距離革命家”的批評和“倒孫風潮”的雙重打擊下，同盟會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內外危機，稍有不慎，同盟會就可能在困境當中分崩離析，革命就可能從此走上絕路。
麵對這場危機，孫文以極為坦誠的態度，寫下了一份文字材料，將革命經費的收入和支出情況，一筆一筆詳細地列出，並錐心泣血地表示，除了為革命四處奔走時在食宿上的花費，他私人沒有花過革命黨一分錢。
孫文的這一舉動，算是對“倒孫風潮”做出了回應，對質疑他貪汙革命經費的謠言做出了回應。
即便如此，經此一鬧，革命士氣變得極度消沉，尤其是“遠距離革命家”這一挖苦，使得同盟會的領袖們陷入極其不利的輿論處境當中，也令眾多革命黨人心灰意冷，其中不少人對革命的前景持懷疑甚至絕望的態度。
作為同盟會的領袖之一，一直擔任評議部部長的汪精衛，決定以實際行動來回擊“遠距離革命家”的論調，重振日漸消沉的革命士氣。
汪精衛即汪兆銘，在同盟會成立時便被推為評議部部長。在《民報》的創刊號上，汪兆銘以“精衛”為筆名，發表了《民族的國民》一文，此後又發表多篇文章，針對保皇黨的《新民叢報》上的言論，展開了激烈的雄辯與駁斥。汪兆銘因文筆犀利，見解獨到，自此聲名鵲起，革命黨人從此習慣以“精衛”這個筆名來稱呼他，而很少再稱呼他的本名。
汪精衛下了要做出一番實際行動的決心，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後，他決定效仿當年吳樾血濺出洋五大臣、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之舉，回國刺殺滿清要員，用鮮血來證明同盟會的領袖絕不是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要讓革命黨人和海內外民眾打消懷疑，重樹對革命大業的信心。
汪精衛原本對政治暗殺是極不讚成的。同盟會成立之時，西方無政府主義傳入，不少革命黨人崇尚俄國虛無黨人的暗殺行為，同盟會因此成立了暗殺部，並聘請流亡的俄國虛無黨人來教授暗殺技術。在國內接連不斷爆發武裝起義的同時，革命黨人也在全國各地策劃了多起政治暗殺事件，如劉思複刺殺廣東水師提督李準、範傳甲刺殺新軍協統餘大鴻等。但汪精衛對這一手段並不迷信，甚至直言道：“革命是何等事業，乃欲刺殺一二宵小而唾手得之？實乃小兒之見而已。”
但如今多次武裝起義均告失敗，同盟會內部嚴重分裂，革命形勢岌岌可危，這一切徹底刺激了汪精衛，使他最終萌生了“謀一擊清廷重臣，以事實表現黨人之決心”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