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諱言，清代中葉以前，湖南人在國史上罕有表現，“碌碌無所輕重於天下”。
融合殷商文化末流、楚蠻文化餘緒所形成的楚文化，雖以宏闊奇詭、驚才絕豔著稱，但畢竟遠離中原而踽踽獨行，終歸不是主流。更何況在荊楚、湘楚、巴楚這“三楚”之中，荊楚最得楚風，湘楚隻算有三分餘韻。
自古以來，湖湘一地的錦繡山水與大塊文章就兩相呼應。正如陸遊詩雲“不到瀟湘豈有詩”，三湘大地上有《九歌》之瑰麗奇幻、《過秦論》之汪洋恣肆、《桃花源記》之詩酒田園、《嶽陽樓記》之心係天下蒼生，有“詩仙”李白登臨嶽陽樓留下的“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的風情，有“詩聖”杜甫在離亂的潭州街頭偶遇長安故人而發出的“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的絕唱，有秦觀傾倒眾生的“霧失樓台，月迷津渡”，也有黃庭堅客居衡陽時寫下的“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
然而尷尬的是，無論“屈賈”“李杜”還是“蘇門四學士”，都是瀟湘過客。反觀曆代湖南本土人才之稀，寥若晨星。除了蔡倫、歐陽詢、周敦頤、王夫之寥寥幾人外，乏善可陳。唐朝好不容易有個名叫劉蛻的湖南人中了進士，被稱為“破天荒”。這也是成語“破天荒”的由來，算是湖南對中華成語界的少數貢獻之一。
近代以降，湖南卻突然登上了曆史舞台，群星璀璨，攬天下興亡之責於一身。
從晚清“無湘不成軍”，到“中興將相，什九湖湘”，再到“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百年間湖南湧現出來的人才，論質論量，蘇、浙、粵三地集合全力差可抗衡。
平定太平天國一役，湘軍前後打出總督十四人、巡撫十三位，封侯拜相，風頭無兩。此後，每一波的社會風潮，總有湖南人挺立潮頭，守舊者有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維新者有魏源、郭嵩燾、譚嗣同，革命者有黃興、蔡鍔、宋教仁……
在民族“救亡圖存”的關頭，一批又一批湖南人以天下為己任，赴湯蹈火，確實挺起了中國的脊梁。湖南政治家楊度曾寫道：
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這是何等自信與豪邁。
在開國將帥名錄中，湖南人的表現更加卓異。1955年新中國授銜時，“十大元帥”中湖南人占三位，“十大將軍”中湖南人占六位，“五十七名上將”中湖南人占十九位。
湖南人以生命和鮮血，以責任和擔當，照亮了中國近代的深邃夜空，書寫了中國近代史上最絢爛的百年風流，也把原本壅塞、貧窮、落後的湖南推上了曆史的舞台。
對比周邊省份，會發現湖南崛起得很突然。
先看兩湖之比。此前兩湖地區的中心一直在湖北。在漢代以來的兩千多年的曆史中，湖南都是唯湖北馬首是瞻。到了近代，湖北卻稍遜一籌，拿得出手的也就是張之洞和“武昌首義”寥寥數筆；湖南卻是敢為天下先，引領百年**。
再看湖南和廣東。湘人與粵人同樣叱吒風雲，在近代中國史上都留下了濃重的一筆。但是，廣東更像是一個旋轉舞台，新思潮、新革命多肇始於此而流傳到全國，曾經引領時代的報春花廣東則開始沉寂，靜待下一場春天的到來，而湖南卻是長達百年的薪火相傳，綿延不絕。
湖南和江西的對比也很有意思。曆史上江西可謂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甚至很多湖南人都有著江西的血脈。然而到了現在，江西卻變得不甚顯眼，提到江西外省人大多一臉茫然；湖南卻血性不改，一路火花帶閃電地走到今天。
湖南的突然崛起，究竟有什麽奧秘？有人說奧秘在於三閭大夫屈原。不過，他給湖南這片蠻荒之地帶來了綿延文氣和家國情懷不假，但終歸千年往矣，隻剩曆史深處的隱約餘響。也有人說奧秘在於船山先生王夫之。在我看來，船山先生作為精神教父固然重要，但畢竟囿於湖南一地，而且隻見義理不見事功。
真正讓“三湘四水”為之一開，引領百年風流的，我認為是曾國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