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諾
“在純潔中，你最害怕的是什麽？”
“快速。”
——安貝托·艾柯《玫瑰的名字》
橫溝正史筆下的日本名探金田一耕助，他探案最醒目的特點之一是詭異且帶著宿命威嚇的連續殺人，這是小說的賣點，但叫人沒辦法的是，這也為這位亂頭發的名探帶來嘲諷——怎麽搞得總是所有人都快被殺光了他才破案？
相形之下，英籍的古典推理女王阿嘉莎·克裏斯蒂便自覺且幽默多了，她不待別人開口先行自嘲：在她一部小說中，她通過書中自己化身的女推理作家奧利佛太太說：“在我筆下那名吃素的芬蘭神探得到靈感之前，已足足死掉八個人了。”
我們讀推理小說的人當然不難理解，推理小說中何以人命如草芥死個不停。死亡，從閱讀層麵來看，是即溶式的**，多少可以保證看書的人不馬上打瞌睡，如果說一次死亡的提神效果能持續30頁，那八次安排均勻的死亡的確能讓人撐完一本240頁的小說沒問題：就情節安排一麵來看，死亡則是舊線索的戛然而止，簡單造成迷宮中的驚愕死巷效果，是推理作家逗引讀者的最方便手法——所以說作家讀者雙方心知肚明。其實，較磊落的推理作者倒並不諱言這個，像S.S.範達因就講過：“缺乏凶殺的犯罪太單薄，分量太不足了，為一樁如此乎平凡的犯罪寫上300頁也未免太小題大做了，畢竟，讀者所耗費的時間、精力必須獲得回饋。”
然而說真的，範達因話中那種憂心勸告的意味實在是多慮了，我們不論從推理作家的職業心理狀態還是從現實作品不斷呈現的結果來看，推理小說中，死亡，隻會被用得太多而不是太少，用得太重而不是用得太輕。它是特效藥，但也跟所有特效藥一樣，其最大危機便在於被過度使用，且兼帶不怎麽好的副作用。當死亡愈多、死得愈詭異離奇或愈殘暴，死的人愈重要、地位愈高、財富愈巨，小說本身往往相對的單薄乏善可陳，兩者互為因果，成為惡性循環。
也因此，我個人常想，推理史上有哪幾部名著是不靠死亡卓然而立的呢？或者，在眾多分類排行之中，該不該增設這個相當有意思的欄目：“非死亡”的最佳推理小說暨十大排行榜？
我個人之所以認為不存在死亡的推理小說有意思，首先，在於它暗示了寫作者的勃勃自信與勇氣，敢於不依靠死亡所必然挾帶的感官刺激來吸引人；然後，如果這份自信和勇氣沒失敗的話（當然也可能失敗，失敗意味著這是一本沒人看的無聊小說），那就更有意思了，因為寫作者得填補死亡不在所失去的戲劇效果和磁場，這便代表著這本推理小說本身的飽滿豐厚，換句話說，它得更巧妙，更深沉，或更具想象力。
鐵伊這部《法蘭柴思事件》便是這樣一本小說，如果有上述排行，我相信就算它不是第一，也必然排在前三名。
作為捍衛戰士的鐵伊
《法蘭柴思事件》其實隻是一樁小事，“被害人”隻是一名十幾歲的在校女學生，她沒死，隻是假期結束後沒按時回家，聲稱在等車時被一對好意讓她搭便車的母女所誘拐，監禁於一幢古老的大房子內，強迫她當女傭；所遭受的傷害也僅僅是鞭打和挨餓而已，這幢監禁她的大房子名字就叫“法蘭柴思”。
看慣了大場麵、血流漂杵的謀殺場麵的推理讀者，麵對如此的小case，一下子還真會適應不過來——然而，強悍的鐵伊便敢於如此挑釁讀者的閱讀習慣和閱讀期待，她實在不怎麽像個類型大眾小說作家。
但勇敢不同於血氣，它通常並非性格使然，而是對某個信念或某件自覺有價值事物的堅持，因此敢冒其大不韙的意誌和決心。因此我們要問的便是，鐵伊到底想幹什麽？她“假借一部推理小說的外殼真正想傳達的是什麽？支撐她的堅定信念到底是什麽？”
讀鐵伊的小說，最容易感受到的是一種隨處可見且無意掩飾的強烈火氣（類型小說作家最不該有的，即使有也應該藏起來），我想這正是她寫小說無可替代的動力，說明她是那種事事有意見、有話要說而不是隻想賣書的寫作者。更妙的是，鐵伊火氣中很大一部分居然直接朝向作為她衣食父母的大眾。在她的巨作《時間的女兒》首章一開頭，她通過困於病房的格蘭特探長之口說，“過多的人誕生在這個世界上，寫了過多的字。數以百萬計的字每分鍾都在付印，想起來就可怕。”然後，順勢把一堆流行小說又嘲又諷地著實修理了一頓；而我們知道，《時間的女兒》嚴肅而沉重地檢討了傳說與曆史的虛假和誤謬，鐵伊在相當程度上把這歸因於人們的無知、怯懦、燒昏腦袋的**和種種隱藏著各自利益的私心等等。
在《法蘭柴思事件》這本書中，鐵伊延續了或者說擴大了這種憤懣。在鐵伊筆下，這樁蘇格蘭場原本決定不移送起訴的疑似綁架案，經過八卦小報的煽情報導，遂成燎原之火在整個英國爆發開來，當然，麵對一邊是年紀不到十六歲，有一對嬰兒藍色分得很開的眼睛、且飽受淩虐的清純女學生，另一邊是加起來超過一百歲、住法蘭柴思大房子（盡管實際上頗窮）、且不跟人往來有巫婆傳聞的母女，義憤填膺的大眾當然一麵倒站在前者那一邊，於是正義之言——謾罵——抵製——騷擾——攻擊就像一條誰也擋不住的單行道，暴力在正義的召喚下毫不猶豫地現身，法蘭柴思先是圍牆被漆上髒字眼，接著被翻牆進入砸破玻璃，最終是一把大火燒了。熟悉人類曆史的讀者應該不意外更不會認為這隻是鐵伊的過甚之辭，這是人類集體行為經常呈現的公式行為——在這裏，鐵伊借由一樁英國小鄉鎮的小小綁架案直接連上了人類狂暴而且始終悔改不了的記憶。
從鐵伊這樣的憤怒投槍，我們可循跡溯回她所珍視的、認真要捍衛的事物：她相信知識、相信經驗、相信進步是人類認真使用腦子的可能結果，時間則是，必要的代價，**和狂暴不足以讓美好的結果更快呈觀，隻徒然帶來傷害和步伐的踉蹌偏斜；她相信各種德行標的，但小心不讓其中哪一項高到神聖的地步，以免侵害了其他道德準則；她甚至相信價值和德行並不必然自然和諧，在觀實世界中不免彼此傾軋衝突，因此得認真去分辨，細心地思考、守護、調節，並時時檢查它的鋒芒。
回歸英國知識分子傳統
羅勃·巴納德在為《時間的女兒》作序時稱之為某種中產階級的困境，但我個人寧稱之為洛克以來的英國知識分子傳統。從18世紀法國人簡單標舉著“自由、平等、博愛”（他們從不關心這其實是分別的三件事，實踐起來往往不共容）進行大革命之後，全世界此起彼落的現代化過程總挾帶著狂熱的**。這方麵，美國人自詡他們得天獨厚，他們以為北美新大陸的廣袤土地提供了社會發展衝突的安全閥，避開了諸如法國大革命、德意法西斯熱潮等等所付出的殘酷代價。
如果我們說美國是仰仗著空間來稀釋熱情，那英國便是依靠著時間來節製熱情——眾所周知，英國不僅是工業革命的母國，也是社會平民化、政治民主化的起源地，他們開始得早，有機會一次隻對付一個問題，所以能冷靜地運用理智，可靠地積累經驗，英國這樣的知識分子像思維的工程師，而不像意識形態化的革命者，這一點，我們從法國大革命彼時整個歐陸的狂飆聲中，英吉利海峽這邊柏克那種冷靜憂心、略帶遲疑保守的批評，最能體會出英國知識分子的如此特質。
唐諾，台灣臉譜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總編輯。本文係唐諾先生為臉譜版“約瑟芬·鐵伊推理小說全集”撰寫的導讀，經作者授權使用。文字略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