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是覺得奇怪，”班·卡利說，看著小法院裏擠滿在長凳上看熱鬧的民眾，“怎麽會有這麽多自視王公貴族的家夥們，星期一早上都沒事做，全跑來法院。不過，我也得承認這些家夥來自不同階層。你看到那個開運動服飾店的女人沒有？後一排座位上，戴著一頂跟她紫色妝或頭發不搭配的黃帽子。如果她把店交給那個叫葛得芙瑞的女孩看管的話，那她今晚一定會發覺錢有短少。那女孩15歲時，我接過她的案子。她從學會走路時就開始偷錢，到現在仍在偷。相信我，不能讓女人獨自掌管收銀台。還有個叫安鮑寧的女人。這是我第一回在這法院看到她。不曉得她怎能忍到現在才來。她姊妹有金錢上的糾紛。沒有人真正知道她把錢花在哪兒。也許有人勒索她，隻是不知道是誰。我禁不住想起白鹿酒館的侍者亞瑟·瓦利斯。他每星期得付三種不同的罰金，還可能有新的判決出來，酒館侍者的薪水是不夠的。”
羅勃讓卡利滔滔不絕地嘀嘀咕咕，但沒有聽進一個字。他憂心忡忡地環顧出現在今天法庭的觀眾，他們不是往常出現在星期一法庭裏的那些遊手好閑的無賴。消息顯然已傳開了，經由神秘的米爾佛德鎮流言管道，他們是來看夏普家被審理的。通常法院裏叫人不快的氣氛是由穿女人服飾的同性戀男人，及他們聊天評論形成的引人昏昏欲睡的搴塞語聲所組成。
他看到一張臉，一張應該滿含敵意的臉卻奇怪地充溢著友善，是烏殷太太，他上回見到她是在埃爾斯伯瑞，草地邊巷裏她可愛的小花園前。他無法把烏殷太太歸類成猛人。他喜歡她，尊敬她，並因終將披露的真相而為她感到難過。他想過去向她問好，然而此刻情景卻像是一盤擺開的棋局，而他們分屬不同顏色的棋子。
格蘭特還沒有出現，但哈勒姆到了，正跟一位警官說話，是那晚流氓鬧事而到法蘭柴思處理的警官。
“你的偵探進行得怎樣了？”卡利在他不停的聒噪中停下來問。
“還好，隻是問題不小。”羅勃說，“我們還找不到線索。”
“一個女孩對抗一個世界，”班嘲笑著，“我簡直等不及親眼見見這個粗俗的女孩。我猜在她收到那麽多的慰問信，以及結婚的要求和被比擬為聖女，她肯定會認為警察調查庭這個競技場太過鄙劣。她被邀請上過舞台嗎？”
“我不知道。”
“我想她媽媽會阻止的。那邊穿著棕色套裝的就是她，看起來是理智型的女子。我無法想象她怎會生出那樣一個女兒——她是被領養的，對嗎？一個可怕的警告。我總是提醒自己，人們對同住一屋簷下的人可以了解得那麽少。在翰格林的一個婦人有個女兒，就母親來說，女兒從沒有離開過她的視線；有一天女兒在一氣之下離家再沒有回去，幾乎瘋狂的母親哭哭啼啼地到警察局報案；警察後來發現那位從來沒離開過母親一個晚上的女兒事實上是個已經結了婚的女子，而且有了孩子，她隻是接回孩子，去跟她丈夫同住。如果不相信班·卡利的話，可以去查查警察的記錄。順便提醒，假如你不滿意你的偵探，通知我，我可以介紹不錯的給你。輪到我的案子了。”
他依從法官的指示站起，一邊繼續他不斷的獨角戲，談論著法官的外觀，可能的情緒等等。
三個例行公事似的案子接續著被審理——那些老江湖顯然已經非常熟悉法庭作業規則，他們老練地配合進行正確的程序，毫無障礙；而羅勃半期待著有人會叫到“你慢一點兒，可不可以呀！”
接著他看到格蘭特靜悄悄地走進來，坐到記者席後排的觀眾位上，他知道時候到了。
她們在聽到念她們的名字後一起進來，走到那排可惡的小椅子上，神情就像她們隻是到禮拜堂做禮拜找著座椅似的。是的，是像那樣，他想：眼睛閃現的是安靜觀察，態度是靜待表演開始。然而，他乍然間能夠體會此刻若是琳姨站到夏普太太的位子，他的心情會是怎樣；第一次完全了解到瑪莉安是如何忍耐地看著這場折磨她母親的場麵，即使巡回法庭最後洗刷了她們的汙名，又有什麽能補償她們所曾經曆過的種種？對貝蒂·肯恩的刑罰要怎樣才適當，才能大快人心？
羅勃基於老式作風，是相信因果報應的。他也許不會像摩西般要求以眼還眼，但是他絕對同意：重罪重罰。他也絕對不相信隻要跟牧師懺悔，再答應改過就能使一個罪犯變成讓人尊敬的好公民。“真正的罪犯，”他記得有一晚，凱文在冗長地討論刑罰改革之後說，“有兩個僵固的特質，也就是這兩個特質讓罪犯之所以成為罪犯：極端虛榮浮華和絕對自私。它們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麵，而且根深蒂固地深植於皮膚底層。要改變它，就像想改變一個人眼睛的顏色那樣荒謬。”
“但是，”有人反駁，“也有具極端虛榮浮華和絕對自私特質的人並不是罪犯呀。”
“那隻因為他們把他們的妻子當犧牲品而不是銀行，”凱文指出，“多少書籍史料嚐試為罪犯下定義，但其實定義非常簡單。罪犯是一個把自己個人需索的滿足當做他行動行為的動機的人。你無法糾正他的利己主義，隻能把沉溺於利己主義的後果變成非他所願，或幾乎讓他覺得不值得。”
凱文理想中的刑罰改革，羅勃記得，是放逐到一個刑事處罰殖民地：一個獨立島社區，裏麵的人都必須努力工作。這不是為維護犯人利益而設想的改革。那是提供管理員較好的生活，凱文說；而且可以讓這個過於擁擠的島國多一些空間給善良的公民蓋房子、建庭院；更何況，既然罪犯最恨的就是辛苦工作，這比現行刑罰計劃要更能收到阻嚇作用；現行刑罰就凱文看來，不比三流學校的處罰好到哪兒去。
看著被告席此刻的兩個婦人身影，羅勃想在那些“不好的舊時代”，隻有犯罪的人才會被上手枷公示於眾。而今天卻是未經審判的人被公示於眾，而有罪的人卻被立即隱藏於安全的陰影裏。必定有什麽在什麽地方出錯了。
夏普老太太戴著一頂扁平的黑色緞帽，就是《艾克——艾瑪》小報披露報導她們的事件那天她戴著出現在他辦公室的那頂帽子，她看來深具學院氣質，叫人尊敬，但透些奇特怪異。瑪莉安也戴了帽子——看起來，他想，是將自己隱藏在那些公眾注視眼光之後，而不是對法庭的不禮貌。那是頂短簷的鄉村呢帽，將她的黑色頭發藏了起來，在她明亮的雙眼上投下一圈黑影，她看來跟常曝曬在陽光下的婦女一般黝黑。雖然羅勃喜歡她露出她黑色的頭發以及滿含智慧的眼睛，他也認同今天她最好打扮得越普通越好。那也許可以降低她的對手對她的敵意。
然後，他看到貝蒂·肯恩。
因為記者席上的一陣**使他注意到她在法庭裏。通常法院記者席隻駐有兩個無聊的見習生，一個是從《米爾佛德廣告人》（一星期出報一次，每星期五）來的，另一個是代表《諾頓新報》（一星期兩次，禮拜二、五）和《拉伯洛時報》。但今天記者席上充滿了既不年輕也不無聊的臉。那是一群像嗜食腐肉的禿鷹般貪婪見獵而蓄勢待發的臉。他們之間有三分之二是為貝蒂·肯恩而來的。
羅勃自從那次看到她穿著深藍色的學校製服站在法蘭柴思的起居室之後，這是第一次看到她，而再一次因為她的年少及逼人的天真感到驚訝不解。自他上回見過她之後，這些日子以來她在他腦海中已經變成一個怪物；他一直把她視做一個墮落變態的東西，惹得兩個無辜的女子站到被告席上。現在，再一次親眼見到貝蒂·肯恩，他感到困惑狼狽了。內心深處他知道眼前這個女孩和過去數星期的那個他拚鬥的怪物是同一個人，但他同時覺得很難相信。而如果他，一個已經知道真正的貝蒂·肯恩的人，仍會因為她的在場而有這樣的感覺，那麽她這副小女孩似的可愛魅力對其他的人又有著怎樣的影響力呢？
她穿著周末便服，不是校服。一身雲彩般淺藍的服裝讓人聯想到美麗的鄉野小花勿忘我、森林深處的芬芳、藍色鍾形花和夏季，是小心計算過可以讓嚴肅的人感到迷惑混亂的穿著。她的青春、單純和家教良好的態度盈然跳躍在她臉上，展露出她迷人的雙眉，以及分得很開的眼睛。沒有細想的，羅勃就認為烏殷太太在替女孩裝扮時，沒有蓄意精打細算地想要達到那樣的效果，可也沮喪地知道即使她整夜計劃為今天斟酌打扮設計，也不會比現在這樣更好了。
當念到她的名字時，她走到證人席上，他快速地瞥眼看過那些可以將她看得很清楚的人的表情。發現隻除了班·卡利一人的表情不同之外——他專注地看著她，就像在看博物館的收藏品——其他人的臉上全都掛著同一個情緒：一種慈愛的悲憫同情。他同時觀察到，婦女們比較之下那麽容易受擺布。那些看來本身是母親的，顯然被她的年少和無助挑動了母愛；那些較年輕的則僅僅是熱心趕熱鬧的，臉上多的是好奇而不是激動。
“我——無——法——相——信！”班說，聲音壓得低低的，她正在宣誓，“你是說就是那個小孩失蹤了一個月？我不相信她除了書還碰過什麽！”
“我會帶證人來證明的。”羅勃咕噥著，對像卡利這樣多話、尖諷的人也被降伏而有點氣惱。
“你也許可以找到十個無可責難的證人，但仍然沒有一個陪審員會相信的；而隻有陪審員的見解才算數，我的朋友。”
這是真的，有哪個陪審員會相信她有錯！
看著她複述她的故事，他想起那旅館侍者對她的評語：“家教良好的女孩兒。”沒有人會把她當個成熟女人看待，但她事實上曾以冷靜熟練的態度跟她選定的男人搭訕。
她有一副好嗓子：青春，活潑而清晰，沒有矯作的痕跡。她像個模範證人般地敘述她的故事，沒有枝節的引述，在重要事項上明確無保留。記者們時時被吸引從他們的速寫簿上抬頭看她。法官顯然溺愛地看著她。（祈求上帝遣送較剛硬的人到巡回法庭上！）警察們的臉上蒸騰著同情。整個法院是屏住氣息沒有動靜的。
沒有一個演員可以期待比這更集中的注意力了。
她相當冷靜，就任何人眼中看去而言，似乎不知道她本身引起的效果，她沒有做任何努力要使她的故事聽來更有張力。羅勃自己倒懷疑這樣的平穩是蓄意的，而她很清楚這樣做在法庭會惹起什麽樣的影響。
“你修補了那些床單嗎？”
“那晚我被鞭打得很厲害以至於雙手僵硬，但我後來修補了。”
語氣跟說“我忙於玩橋牌”沒什麽不同。這樣說給了她的故事相當分量的真實性。
她語調裏也沒有為自己辯白護衛的慷慨激昂。她說了有關被監禁地方的這個和那個，而這個和那個已被證明是真的。但她沒有顯現出一點兒對這事實的喜悅。當她被要求指認在被告席上的兩名婦人是否就是留置她的人時，她靜靜地嚴肅地看著她們，然後說她們就是。
“布萊爾先生，你要質詢嗎？”
“不，庭上。我沒有問題。”
這引起了法庭內一陣輕微驚訝失望的**，他們顯然等著看好戲的；這個舉動被正式程序接受，也是默示這個案子將會移送到一個審判法庭。
哈勒姆已經完成了他的報告，接著證人上台。
那個證明她被一輛汽車接走的人是在郵局做信件分類工作的，名叫派普。他在拉伯洛到倫敦線的火車線上的郵件車廂工作，回程上在緬斯丘火車站下車，因為距離家比較近。他沿著那條又長又直的穿過緬斯丘的倫敦公路走來，看到一個年輕的女生在公車站等往倫敦去的公車。他和她之間有一段距離，他注意到她是因為往倫敦去的公車已在半分鍾前駛過他身旁了，而那是在他看得到公車站牌之前；當他看到她站在那兒時，就知道她已錯過了那班公車。他繼續向她的方向走去，彼此間的距離雖已縮短卻仍然很遠，這時一輛車駛過他身旁。他沒有向那輛車看上一眼，因為他全神貫注在那女孩身上，心中想著經過她時要不要停下來告訴她往倫敦的公車已經開走了。然後他看到那輛轎車沿著馬路駛到女孩身邊慢了下來。她彎下身來跟車裏的人說話，然後跨進車裏，車子就駛走了。
這時他已來到可以看清那輛汽車的距離，但還不足以看到車牌號碼。他反正也沒想到要看看車牌號碼，他隻是很高興那女孩兒那麽快就有人接走了。
他沒辦法宣誓確認那女孩兒就是眼前這位，但是他心裏是確定的。她穿著一件稍微蒼白顏色的外套——灰色，他想——以及黑色的拖鞋。
拖鞋？
嗯，就是腳背上沒有皮帶的那種鞋子。
便鞋。
原來是便鞋，但他稱它們拖鞋。（而且他語氣很清楚地宣示他要繼續稱它們拖鞋。）
“布萊爾先生，你要質詢嗎？”
“不，謝謝你，庭上。”
然後換羅絲·葛林上台。
羅勃首先注意到的是她相當粗鄙的牙齒。看來像是被一個技術很糟糕的牙醫師裝上的假牙。沒有人換掉乳牙後能維持像羅絲·葛林那樣奇特的、有濃重人工化而不自然的牙齒。
法官席上的推事似乎也不怎麽欣賞她的牙齒，羅絲很快地閉嘴收斂微笑。然而她的證詞卻相當致命。她曾在每星期一到法蘭柴思幫忙打掃房子。四月的一個星期一，她像往常般到達，接近黃昏時完工，正收拾著東西準備回家，就聽到樓上什麽地方傳來尖叫聲。她以為是夏普太太或小姐發生了什麽事，就很快地跑到樓梯腳旁往上看。尖叫聲似乎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的，像閣樓。她正要登上樓梯，夏普太大從起居室出來，問她要做什麽。她說她聽到有人在樓上尖叫，夏普太太說那是胡說八道，說那是出自她自己的想象，然後問她不是該回家了嗎。那時尖叫聲停止了，而當夏普太太說話時，夏普小姐下樓來。夏普小姐轉向夏普太太，夏普太太似乎說了什麽“得要更加小心”的話。她嚇壞了，雖然還不清楚為什麽，但她快步走向廚房，在廚房壁爐架子上拿了總是放在那兒要給她的工資，就飛奔出去。那天是4月15號。她記得那日期是因為她決定下個星期一她再去時，她要提前一個星期給夏普家通知說她要離職；她事實上這樣做了，所以從4月22號，星期一，她就沒有再到夏普家工作。
羅勃微微竊喜她自身給人的那種壞印象。她對戲劇性渲染轉述有明顯的偏好，還有她那種聖誕節額外加料的光彩神色，顯而易見的惡毒和叫人討厭的服飾，這都跟在她之前站上證人台的那個女孩的克製、理智及良好態度截然不同。從她的觀眾們表情看來，她被認為是個不端莊、邋遢的女人，她所說的話沒有人會相信。但那些卻一點兒也不會影響她宣誓後給的證據效力。
羅勃，任著她繼續，同時想著有沒有辦法因偷表而置她於罪。她隻是個鄉下女子，不可能熟悉當鋪，所以不太可能是想賣錢而偷那隻表，她必定是留為己用。如果這樣，有沒有可能因她偷東西的行為被揭發，而使她的證詞起不了多大作用？
在她之後是她的朋友葛蕾蒂·瑞斯。葛蕾蒂不像她朋友那般微胖，而是矮小、蒼白而且瘦弱。她有點受到驚嚇似的，猶猶豫豫地宣了誓。她的口音非常鄙俗，即使法院都很難了解她在說什麽，檢察官有幾次需要把她粗野的字眼翻譯成大家能聽懂的話語。但她證詞的要點是很清楚的。4月15號星期一晚上她和她的朋友羅絲·葛林一道散步。沒有往什麽特別的地方走，隻是晚餐後隨便走走。羅絲·葛林告訴她，她覺得法蘭柴思很可怕，因為她聽到有尖叫聲從樓上傳出來，而那兒是不應該有人的。葛蕾蒂知道羅絲告訴她的那天是4月15號星期一，是因為羅絲說下次她再過去工作時要辭工。而她果然辭工，從29號星期一後就沒有再到夏普家工作了。
“我在想那個親愛的羅絲抓住了她什麽把柄。”卡利說，她已離開了證人台。
“是什麽使你這樣說？”
“人們不會因為看在友誼的分上就來作偽證的——即使像葛蕾蒂·瑞斯這樣的鄉下傻瓜。那個可憐的小老鼠被嚇得全身僵硬。她絕不會是自願來的，不會，一定有什麽。也許如果你實在沒什麽線索，這倒值得一查。”
“你記不記得你的手表的編號？”當一切結束，他開著車載她們回法蘭柴思時，他問瑪莉安，“就是被羅絲·葛林偷的那隻。”
“我不知道手表有編號。”瑪莉安說。
“好的手表有的。”
“嗯，我那隻是名牌，但我不知道它的編號。但那手表本身很特別。它有著淺藍搪瓷麵，金色的時間數字。”
“羅馬數字嗎？”
“是的。你問這幹嗎？即使我找回了它，我也不願在那女人之後再戴上那隻表的。”
“倒不是我想把它找回，我想的是如何置她於偷竊罪。”
“那倒好。”
“順便告訴你們，班·卡利稱她做‘油畫式的石版畫’。”
“多好笑！那就是她的樣子。那就是剛開始你想把我們的案件推給的那個人，是嗎？”
“就是他。”
“我真高興我拒絕被轉送。”
“我希望當案子結束後，你仍能保持這樣的慶幸心情。”羅勃說，突然變得嚴肅起來。
“我們還沒為你當我們的保釋保證人道謝呢。”夏普太太從車後座說。
“如果我們要開始謝謝他為我們做的一切，’瑪莉安說，“那會沒有盡頭。”
他想，事實上除了他成功的征召凱文·麥克德默來幫她們——而那是友情相助的意外——他幫她們了什麽呢？想想她們差點就得在沒有人辯護的情況下，在不到兩星期的時間內出席諾頓的審判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