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在我計劃要撰寫《豐德園》後，我開始注意到自己對某些熟悉的事物的關注點起了變化，由此也覺悟到個人記憶的誤差和空白。一天，我起興要去久違的匯龍潭公園走走，結果卻被園內一座並不陌生的花崗石井亭滯留半日。井亭已有近五百年曆史，1977 年從城外橫瀝河西岸古道旁遷建於此。它當初的作用是供往來路人飲水解渴，然而其製作卻極為講究，全石建築，仿木作榫卯結構，高規格歇山式屋頂，正脊上蹲踞石雕三座。我在井亭處流連忘返，感覺就像是第一次看到它。我也注意到井欄和梁柱上留有一些不同時代的刻字，查百度其中隸書“井亭”及其題記的作者是當代教育家、藝術家、嘉定人浦泳，刻於1948 年。我不由得想，這座建築當年的建造者是誰呢？為什麽古代留下這些珍貴的建築遺產，它們的建造者卻似乎不值一提？那一刻我就想到自己計劃中要寫的書，產生一個想法，自己應該在這本關於今人造園的書中專設“匠人名錄”
一章。
我找到了當時的造園工程隊領班、泥瓦工出身的馬方勝，通過他見到了數位參與造園的師傅，有木匠、泥瓦匠、石匠等。我也見到了曾被園主聘為造園工程項目總監、在工地待了四年半的蘇州香山幫名匠過漢泉，後者因我懇請還寫了《豐德園建築說明》一文。
我也見到了豐德園最初的“藍圖”的手繪作者、嘉定籍蘇州園林設計師錢駿。終於，我整理出了一份雖不完整但已有三十多人的“匠人名錄”。
地方文史專家陶繼明在為《豐德園》所作的序裏講到嘉定明清時園林眾多，但園林專著曆來稀少，僅有民國時期的《秋霞小誌》和1980 年代後出版的《秋霞圃誌》《古猗園誌》等。當他注意到我書中的“匠人名錄”和附錄的過漢泉的文章時，在序中對此作了“與時俱進”“彌補缺憾”的評價。同時他轉給我一篇上海社科院研究員夏鹹淳十多年前寫的關於嘉定園林的考據文章，在那篇文章裏，夏先生根據嘉定曾經私家園林蔚興的盛況，判斷在嘉定除了園主名士等或諳造園之道，當別有藝匠妙手。然這些手藝人並不見諸史冊方誌、碑傳記序之類，夏先生僅從明代詩詞中考得一人，叫夏華甫。
對這種情況，夏先生在文中發出“殊可怪也”的歎息。
不過換一個角度觀之，夏鹹淳先生似乎也注意到，這種情況或也反映了過去手藝人的某種傳統美德。他在文中讚譽夏華甫“為人謙退”，在為拂水山莊補築高台後，“不欲貪天之功，而歸美於鬆圓老人”（明末“嘉定四先生”之一程嘉燧）。
這也令我想到一件事。豐德園門前的磚雕影壁依據的畫稿是畫家李亮之的三幅鋼筆線描圖，因為之前和李亮之討論過磚雕藝術的二次創作問題，他在完成畫稿後問我，畫稿要不要落款？我回答他，在你自己的畫稿上要落款。後來出現在我們眼前的三麵牆巨幅磚雕，是不同於李亮之鋼筆線描圖稿的深浮雕，其創作尺度之大，完美體現出磚雕藝術的獨特風格，令人感佩。而以蘇州香山幫雕刻手藝人蔡榮福領銜的雕刻班子在創作這件作品時，卻從未想過自己的具名權，他們倒是一絲不苟、理所當然地將原畫作者李亮之的名款包括印章刻在了磚上。後來我為編撰“匠人名錄”，多次聯係蔡榮福，問他要一張工作照，他也沒當回事，末了隻是為配合我的工作發給我一張在顛簸的駕車途中的自拍照，令人哭笑不得。
作家木心曾感歎：在遠遠的前代，藝術家在藝術品上是不具名的，藝術品一件件完成，藝術家一個個消失了。說這話的木心，自然十分讚賞法國作家福樓拜的主張：“呈現藝術，退隱藝術家。”不消說，在他們的語匯裏，這是一種針對虛榮浮誇世風的複古說法。
在我有限的視野裏，我所看到的江南園林史似乎曆來都體現著福樓拜的主張。其中既有史家們的有意忽略，也有藝匠妙手們主觀上的“謙退”。細究起來，園史著述中留下這部分史實空白反映的世俗觀念，今天依然。當我們在為眼前新落成的磚雕影壁呈現的宏偉氣象和高超藝術由衷讚歎時，創造它的人卻並未被視為“藝術家”，即使在我用心為之的“名錄”裏，他們的身份充其量是“手藝人”“磚雕安裝”等。
豐德園裏有座梅花亭，被譽為國內罕見，不消說，在它身上也體現出了另一種“完美”：它在世人麵前的“呈現”日，即是匠人們的“退隱”時。創造這一奇觀佳構的，除了核心人物過漢泉，值得一提的還有一位江月新師傅，在我的“名錄”中的身份是木工、班組長。身為美術學教授、有豐富藝術創作實踐的李亮之深諳個中三昧，他在將要用於二次創作的畫稿上具名那一刻產生的躊躇心理，是符合其學養見識的一種態度反映。設若“謙退”不隻是匠人們的下意識行為，也能成為更多有名頭的“某某家”的自覺意識，這才是藝術作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有靈魂的存在的題中應有之義。
《豐德園》中的專章“匠人名錄”，不妨被看作是有意突破某種習俗和偏見的嚐試，但我並無意改變園林藝術的傳統表現形式，即所謂“雖由人作，宛自天開”。同樣，園內一些未具原創作者名款的匾額楹聯等，也可被看作是在同一價值坐標上對某些陋習的改變，而這其實是合乎傳統的返璞歸真，是更合園林語言的情景詩意的表達。好比山陰池畔幽篁裏的草亭，“悠然”天成，無可“名”狀。
2023 年4 月2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