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等客車的大車廂，被太陽整整照射了一天，人們現在悶熱得叫人喘不上來，聶赫留道夫幹脆就不到車廂裏去坐，隻是停留在車尾那小平台上。但是這裏也吸吮不到多少的清新空氣，隻有當列車開動起來，車廂裏能吹過一陣穿堂風時，聶赫留道夫才深深地吸上了一口涼氣。
“不錯，他們都是被害死的，”他自己把他告訴過姐姐的那句話重複了一遍又一遍。在他的頭腦裏，從今天所有的印象裏，尤其是那第二個死去的犯人那張漂亮的麵孔，以及他那前額嚴峻的神態，剃光頭發而有點兒發青的顱骨的下麵那隻不太大的、結實的耳朵，給他的印記太深了。
“最最可氣的，就是他曾是被人害死的，然而沒有人知道究竟是誰把他害死的。他們是按照麥斯連尼科夫的指示把每個犯人，都押解了出來。麥斯連尼科夫也許隻不過是下了一道例行命令，用自己那難看的花體字在一份公文紙上簽個名字，當然，他是無論如何不會覺得自己該負什麽責任。那個專門檢查罪犯身體的監獄醫生，更加不會覺得自己有什麽責任。他無非是認真履行了自己的職責。那監獄長呢?……可是那獄長不過是發號施令，在一天把一些男女苦役犯和流刑犯押送上路罷了。甚至連押解官同樣沒有什麽責任。他的職責隻是按照名冊來點收若幹犯人，到一個地方再將這些犯人交付出去。什麽人都沒有責任，但是人卻被活活給害死了，總而言之，這確實就是被那些對死者沒有一點兒責任的人謀害而死的。
“出現這樣事情的關鍵，”聶赫留道夫心裏想，“就是因為那些人——省長了、獄長了、警官了、警察了，他們都認為世界上存在這樣的一種製度，大家不用維持人與人之間的正常的關係。說實在話，所有這些的人，麥斯連尼科夫也好，監獄長也好，押解官也好，他們這些人，他們如果不是當了省長、監獄長、軍官，那就會反反複複的認真思考：在這種炙熱的天氣裏，能讓人們排列成這麽密不透風的隊伍上遠路嗎?他們即使是上了路，中途一定會安排休息的，看到有人身體虛弱而且呼吸急促，就會將他帶到有蔭涼的地方，讓他喝點兒涼水，歇息一下。即使碰到了不幸的事故，他們也會表示同情。他們之所以沒有這麽做，其實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把這些人當做人，他們根本沒有他們對人所擔負的職責，而是職務還有這種職務的規章製度，他們想這種要求高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裏了。”
“這簡直好極了，好極了!”他對自己反複地說道，感覺到雙重的愉快：一是在這種難忍的酷熱過後，一陣涼爽的風讓他渾身倍感舒適；另外在自己心裏埋藏已久的那個疑問，在此時已經完全清楚地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