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
廖鳳林 譯
索宇環 校
邵迎生 修訂
按語
所謂“非專業者的精神分析”的問題，指的是非醫學院校畢業，甚至對醫學知識、醫療技術一無所知的“外行人”，可否進行精神分析的問題。一般人以為隻有醫生才有權利實施精神分析技術。弗洛伊德在本文中指出，這種認識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有害的。精神分析技術既不是神秘的、難以捉摸和掌握的，更不是醫生的專利。“外行——非專業人員”隻要接受過必要的專業訓練，進行過自我分析，掌握潛意識心理學理論和精神分析技藝，就能夠克服“抵抗”和控製“移情”，完全可由外行轉變為內行，成功地完成精神分析治療的任務。
引言
這本小冊子的標題不大容易理解，因此我要解釋一下。“非專業者”就是“非醫生”。現在的問題是非專業人員是否也可像醫生一樣被允許進行精神分析。該問題受到時間與空間兩方麵的限製。就時間方麵而言，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人去關心由誰來進行分析的問題。確實，人們幾乎不關心這個問題——他們的意見的唯一共同點是希望沒有人來從事精神分析。對此，他們陳述了各種各樣的理由，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人們都不喜歡精神分析。因此，那種認為隻有醫生才可從事分析的要求與對待精神分析的一種新的顯然更友好的態度是相一致的——如果這種態度不被猜疑為是對早期態度稍作改變的話。人們承認，在某些情況下可以進行分析療法，但如果是這樣的話，也隻有醫生才有資格。為什麽要做這種限定？其理由還需探究。
再就空間而言，精神分析並沒有在所有的國家引起相同的重視。在德國與美國，分析治療僅僅是一種學術性的討論。因為在這兩個國家，每個患者都可以選擇醫生，選擇治療方式。患者選定的任何醫生，有的是“庸醫”，能夠為所有的患者治療。唯一的限製是，醫生要對自己的行為
承擔責任。[182]法律隻在醫生受到起訴，需要補償他給患者帶來的某種傷害時才起作用。但在奧地利——我正在此並為此寫作的地方就有明文規定，禁止非醫生給患者治病——而不論實際結果如何。[183]這樣，外行人（非醫生）可否用精神分析給患者治療成了一個具有實際意義的問題。
然而，這個問題一出現，顯然就被法律的條款解決了。神經症患者是病人，非專業人員不是醫生，精神分析是治愈和改善神經症患者的一種治療程序，而整個治療過程都應委托醫生進行。以此推斷，不應允許非專業人員對神經症患者實施精神分析，如果他們非要那麽做，則應受到懲罰。結論如此簡單，以致人們幾乎不怎麽爭論非專業人員的分析問題了。同時，有些複雜情況法律不想幹涉，但卻值得考慮。這或許可以證明，在分析治療的事件中，神經症患者與其他患者不同，非
專業人員也不是真正的外行人，醫生還沒有真正具備人們有權期望的醫生的資格，還不具備滿足患者要求的醫療素質。如果這真是可以證明的話，那麽，在目前這種狀況沒有改變前，人們要求法律不要妄加幹涉非專業人員的分析治療也是情有可原的。
一
這事能否發生將取決於那些沒有義務熟悉分析治療的特殊性的人們。我們的任務是把有關分析治療的信息傳達給我們認為是公正的、但目前對分析治療仍然無知的人們。很遺憾，在分析治療時，我們無法讓這些人在場旁觀，因為“分析的情境”不允許有第三者出席。此外，分析治療的不同時期，其價值是不相等的。一位未經許可的聽眾若碰巧有機會聽到了分析治療的某一過程（時期），一般地說，隻會使他形成對此的無用印象。他會處於難以理解分析者與患者之間究竟發生著什麽的危險狀態中，或者他會感到乏味。所以，聽眾一定要相信我們提供的信息，當然我們盡可能使信息可靠。
一個病人或許正遭受著他控製不了的情緒波動的痛苦，或許正遭受著由於他認為他沒能適當作事而感覺到自己精力不支的失望感覺的煎熬，也可能正為自己在陌生人麵前總感到不自在而苦不堪言。他或許已經覺察到（但並不理解其原因）他難於從事他的本行工作，甚至也難於做任何比較重要的決定，並難於貫徹決定。也許有一天他由於焦慮而極度苦惱（但他不知道苦惱的由來），從此若非特殊努力，他就不能獨自沿著大街行走或乘火車旅行。他也許不得不徹底放棄這兩種活動。或者是另外一件奇特的事情：他的思想神遊，以致他的意誌也控製不了。它們盡糾纏些與己無關的問題，怎麽也無法擺脫。他身不由己地做些相當滑稽可笑的事情，比如數數房屋前的窗戶有多少個等。當他從事像寄信、關掉煤氣閥等簡單活動後，又懷疑自己是否真的做了那些事情。
這或許僅僅是件令人煩惱和麻煩的事。但是如果他突然發現自己總排除不掉一種想法——自己把一個小孩推倒在汽車輪子下，或者把一個陌生人從橋上推進水裏，或者他不得不反複問自己——自己是否就是警察正在抓的與那天發生的犯罪活動有關的凶手，那這種狀況就會令他不能忍受。他自己也清楚這顯然是一派胡言，他絕沒有做過任何有損他人的事情，但假如他真的是正在被通緝的謀殺犯，他的感情——他的罪疚感——反而不會那麽強烈了。
再舉一個例子。我們的病人——這次讓我們選一位女患者——她正在另一領域遭受著另一方麵的痛苦。她是一位鋼琴家，但她的手指被**困擾著，不聽她使喚。或者，當她想要去參加一個宴會時，她會即刻有一種要大便或小便的感覺——這種情況當然與社交聚會是不相容的。
因此，她放棄赴任何宴會、舞會，放棄光臨劇院或音樂會。她時常在最不恰當的時候感到劇烈的頭痛或其他器官痛。她甚至不能控製去吃那些從長遠看對健康很有害的食物。最後，她不能忍受任何激惹——事實上在生活中這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一件最悲哀的事情。而且一遇激惹場合，她就暈倒、肌肉**，進而引發可怕的病理症狀。
還有一些病人，他們所受的幹擾屬於一個特殊的領域。在這個領域裏，感情生活與某種身體需求相結合。若這些病人是男性，他們發現他們不能把自己最溫柔的感情對異性做適度的身體表達，盡管他們或許可對不太喜愛的物體做出自如的反應。世俗的感情把他們與他們看不起又想擺脫的人們連在了一起。或者，類似的感情把那些自己很不願完成的要求強加在自己身上。
如果患者是女性，她們會感到當她們有**要求時會被焦慮、厭煩或不知名的障礙所阻擋。
如果她們屈服於愛戀，她們會覺得自己是受了享樂的欺騙——這種享樂是本性提供給此種屈服的一種獎賞。
所有這些患者都承認自己有病，並前去就醫。通過醫生的治療，他們期望自己的神經錯亂可得到排除。醫生也要把病人劃分為不同類別。他們根據自己的觀點診斷病人，並把他們劃分在不同病症名稱下：神經衰弱、精神萎靡、恐怖症、強迫性神經症、癔症等。他們檢查與發生上述病症相關的器官，諸如心髒、胃、腸、**之類，發現這些器官都很健康。醫生建議病人中斷他們久已習慣了的生活模式，去休假、加強鍛煉、增加營養。通過這些手段，或許會取得暫時的改善，或者根本不會改善。最後，病人聽說有些人對這些疾病的治療很有一套辦法，開始接受分析治療。
在我寫這篇關於神經症狀的專題論文期間，我設想就在分析現場的“公證人”已表現出不耐煩的跡象。然而，在這點上（對患者施予分析），他開始注意並感興趣。“所以現在，”他說，“我們將逐漸認識到分析學家是如何治療那些醫生不能給予幫助的病人的。”
分析學家與患者之間除了相互交談什麽也沒做。分析學家不使用任何儀器、甚至不給病人檢查，也不開什麽藥。如可能的話，在治療期間，他甚至讓病人保持原來的生活環境和原有的生活方式。當然，這不是一個必要的條件，或許也不總是行得通的。分析學家在一個固定的時間與病人會麵，啟發病人交談，聽他傾訴，然後接過話茬對病人講話，讓他聽自己談。
現在“公證人”的臉上開始露出信任和輕鬆的神情，但又明顯地存有輕蔑。他仿佛在想：“就這麽談談而已，話語，話語，話語，正如哈姆雷特所說。”他肯定還想起了靡菲斯特的嘲諷的話：
與話語相伴可以使人們多麽舒服[184]——一段德國人永遠不會忘記的台詞。
“看來，這是一種法力，”他評論道，“你們憑說話，就能把病人的病痛給說跑了。”
確實，分析如能比醫藥更快地治愈病人，它就真可以說是魔術。魔術師的基本要素就是速度——人們說快速導致魔術師的成功；然而分析治療要花數月，甚至幾年的時間：當魔術慢到如此地步時，它就不具備奇跡般的特征了。補充一句：讓我們不要蔑視語詞吧。語詞，它畢竟是一件有力的武器。通過語詞，我們相互傳達感情，這是我們影響別人的方法。語詞，它的好處妙不可言，但也可能造成可怕的創傷。誠然，“行為在先”[185]，語詞在後；在某些情況下，當行為被軟化為語詞時，就意味著文明的進步。但語詞在最初出現時，是一種魔術——一種魔術般的行為，並且它一直保持著它起初所具有的那麽多的魔力。
這個“公證人”繼續說：“讓我們假定，病人跟我一樣對理解分析治療沒有知識準備，那麽你如何使他相信語詞或語言具有可使他擺脫痛苦的魔力呢？”
當然，如若必須讓他有所準備，那麽有一種簡單的方法可以做到，即要求他對分析者絕對坦白，不要有意隱瞞任何闖入大腦的思想，拋棄任何可能阻止他報告某種思想和記憶的消極因素。
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總有一些非常不願意告訴別人或自認為不可能告訴他人的事情，這些是他的“個人隱私”。他也有這樣一個觀念——這在自知心理上代表一個偉大的進步——人們有一些對自己也不願意承認的事情：他喜歡向自己隱瞞，為此，一旦它們在頭腦中出現，他會突然住口，並極力把它們從腦海中驅趕出去。或許他注意到，一個明顯的心理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開始出現——他意識到他在我隱瞞自己。看上去似乎他自己已不再像他從前一直所認定的那樣是個統一的自我，似乎他體內有某種與自我相矛盾的東西存在。他可能模糊地意識到自我與精神生活在更廣泛意義上的對立。假如這時接受分析者向他提出的要求——說出一切隱情，那麽，他將容易地預感到——在此等非同尋常的情況下與一個人進行思想聯係和思想交流將同樣產生非同尋常的效果。
“我理解，”我們的“公證人”說，“你認為每一位神經症患者都有某種壓抑他的東西、某種秘密。通過誘導，他向你說出這個秘密，你就減輕了他的壓抑，挽救了他。是的，這就是坦白原則。從遠古時代起，天主教會就利用這一原則來維護天主教對人們精神的統治。”
我們一定要回答是或不是。無疑，坦白在分析中發揮著一定作用——或者說是分析的前奏。
但這遠不能構成分析的本質或者解釋分析的結果。在“懺悔”中，懺悔者要講出他知道些什麽；在分析中，神經症患者一定要講出更多的東西才行。我們從沒聽說過，“懺悔”的神效已大到可以擺脫真正的病理症狀。
“那麽，我就不明白了，”他開始反駁說，“‘他講出的比他知道的更多’，這是什麽意思呢？但我完全相信，作為一名分析專家，你已對你的病人產生了比神父對他的懺悔者更大的影響，因為你與病人的接觸時間更長，更深入，也更個人化。還因為你可用這種特別的影響讓他丟棄他那些病態的想法，用言語讓他擺脫恐懼等等。如想同樣用這種手段來控製諸如嘔吐、腹瀉、**等純生理現象，那就怪了。但我知道，如果使某人處於一種催眠狀態下，這種影響實際上是非常可能實現的。你在患者身上施展法術，便可與他建立一種催眠關係——他對你有一種微妙的依賴傾向——即使你可能並沒打算如此。在這種情況下，治療取得的驚人的結果就是催眠暗示的作用。就我所知，催眠的效果要比分析來得快，而且你告訴過我，分析需要幾個月或幾年的時間。”
我們的“公證人”不可能像我們剛開始時所認為的那樣如此無知，或如此糊塗。某些跡象確鑿地表明他正在已有知識的幫助下努力理解精神分析，他正極力把分析與他已知道的事情聯係起來。現在的困難是讓他清楚他的這種努力不能成功：分析是一種特殊過程，具有新奇和獨特性，隻能借助於新的頓悟——或假設（如果這樣說聽起來更容易接受）才能理解。但我們的公證人還在等著我們對他的最後評論作出回答。
你談到的關於分析者所產生的特殊的個人影響，無疑值得我們充分重視。這種影響確實存在著，且在分析中起著極大作用——但與在催眠狀態下所起的作用不同。要使你相信分析與催眠的情境非常不同，應該不成問題。這充分說明我們在催眠暗示中並不利用“暗示”這種個人影響因素去抑製疾病症狀，而人們卻在催眠中利用暗示來壓抑疾病症狀。認為這種因素是分析治療的工具和促進者，且貫穿分析始終，也是不對的。無疑，分析之初它是這樣的，但到了後來，這種影響開始背離我們的分析意圖，迫使我們采取最深遠的對策。我要用一個例子來說明：分析技術遠不是轉移患者的思想，或者用言語幫他擺脫困擾之類。如果我們的一個病人有了罪疚感，似乎自己犯了嚴重的罪行，我們不會勸告他無視良心的不安，也不能強調他真的清白。他自己就經常這麽做，卻沒能奏效。我們所要做的是，讓他意識到這樣一種強烈的持久的感覺必然是有某種事實根據的，而這個事實根據是有可能找得出來的。
“如果你能以同意你的病人的罪疚感的方式實現安慰你的病人的目的，我將不勝驚訝，”公證人說，“但你的分析意圖是什麽？你要對你的病人做些什麽呢？”
二
如果我要講一些你們能夠理解的內容，那麽我肯定會講隻有在精神分析學派內部才知道或才受重視的心理學理論。從這些理論中，你們很容易推斷出我們應從病人那裏得到些什麽信息，以及我們是如何得到這些信息的。我將像闡述一個完整的理論那樣，教條地、詳細地給你們解釋。
但不要以為這個理論是以這樣的哲學體係似的結構出現的。這一理論的發展非常緩慢，我們努力解決每一個問題，並結合觀察結果不斷修正它，最後才使它完善成我們的目標所追求的形式。若是在幾年前，我將不得不用其他術語來闡述這一理論。當然，我還不能向你們保證今天我所闡述的理論就是這一理論的最終形式。你們都知道，科學不是一本啟示錄，在一門科學出現了很長時間以後，它可能仍不能像人們期待的那樣，具有確定性、可靠性和恒定性。盡管如此，這一理論是我們目前所能得到的全部。如果你能記住這一點：我們的科學還很年輕，還不到一百年，而它所研究的是人類所能研究的最困難的一個問題，那麽，對於我的解釋，你就很容易采取正確的態度加以對待。你們如果沒聽懂或想得到進一步解釋可以隨時打斷我。
“在您開始前我就想打斷您。您說您想要給我們講一種新的心理學理論，但我本來知道心理學已不再是新興學科了。已有的心理學派、心理學家已經夠多的了。我在大學時就聽到過這一領域取得的輝煌成就了。”
我不想爭論這個問題。但是如果你能更深入細致地思考一下，你就會發現這些重大成就應屬感官生理學範疇，而心理生活的理論卻由於誤解而被禁止研究，沒能發展起來。今天的研究包括些什麽呢？是在大學裏教的那些嗎？除了那些感官生理學領域有價值的發現以外，大量的心理過程的分類和定義已成為每一個受過教育的人的共同知識。這應感激語言學的應用。但很顯然，這些分類和定義不足以概括我們的心理生活。你是否注意到了：每一位哲學家，每一位富有想象力的作家，每一位曆史學家和傳記小說家，都構築了他們自己的心理學。他們提出了自己的關於心
理活動相互聯係和目標的獨特假設。所有這些都或多或少地看似合理，但同樣都不可信。它們明顯地缺乏一個共同的基礎。也正因為這個原因，他們在心理學領域可以說沒有地位，沒有威信。
在這個領域，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意誌“任意胡為”。如果你提出一個物理或化學上的問題，沒有這方麵知識的人會保持沉默。但是，如果你大膽地做出一個心理學假設，你就必須做好麵對來自各個方麵的評判與駁斥的準備，似乎在這個領域裏沒有“專業知識”。每個人都有心理活動，所以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個心理學家，而我卻覺得這個頭銜對於他們是不大合適的。有一個故事，講的是一位申請做保姆的人，當被問及她是否會看孩子時，她回答：“當然，畢竟我也曾是個孩子呀。”
“您宣稱您從對病人的觀察中發現了一直被每一位心理學家所忽視的心理生活的‘普遍基礎’，是這樣嗎？”
在我看來，我們的發現的來源並沒使那些心理學家們喪失其價值。舉個例子說吧，胚胎學如果不能合理地解釋天生的器官畸形，就不值得信賴。我給你們講過，有的人思想失控，所以他們傾向於擔心一些與他們完全沒有關係的問題。你們認為學院心理學能夠在解釋這種精神失常方麵做出貢獻嗎？我們大家都有過這種經曆：在晚上，我們的思想各行其是，產生一些我們無法理解的念頭，令我們迷惑，懷疑這些念頭是由於病理原因引起的記憶恢複。這就是我們的夢。普通人總是堅定地認為夢有一定的意義和價值——能說明點什麽，學院心理學卻一直沒能告訴我們夢的含義是什麽。它對夢無能為力。即使它試圖做出解釋，也是非心理學的，比如，將夢歸因於感官刺激或大腦不同部位睡眠深度不同等等。但是公平地說，一種心理學如不能解釋夢，那麽它對於理解心理生活就是無用的，它也不配稱為一門科學。
“你太激進了，很明顯，你已把問題引向一個極其敏感的區域。我聽說過，精神分析的確很重視夢這個現象，它在夢的背後尋找真實事件的記憶。但我還聽說，對夢的解釋也是因人而異的，就連精神分析家們自己也還在爭論釋夢的方法，爭論從夢中得到的結論的合理性。如果真的這樣，你就不該如此肯定精神分析的優點已遠遠超過學院心理學。”
你說的的確包含了許多事實。實際上，夢的解釋對精神分析的理論和實踐具有不同的重要性。
如果我表現得過於激進了，那隻是我的一種自我辯護方法。當我想到一些分析者對釋夢理論所做的損害時，我就很傷心，表達出悲觀的論調。像偉大的諷刺作家內斯特羅伊[186]曾說的：前進的每一步都隻有它最初看上去的一半那麽大。但是不知你們發現了沒有，人們從來不會曲解他們已經掌握了的事情。隻要有點預見性和自律性，許多釋夢的危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然而，你們更會同意，如果我們如此遠離正題討論下去，我將無法進行我的理論闡述。
“是的，如果我理解正確的話，接下來你打算告訴我們這種新的心理學的基本原理。”
這並不是我一開始要講的內容。我的目的是要讓你們知道，在我們分析研究過程中形成的“心理儀器”結構的藍圖。
“你的‘心理儀器’是什麽意思？我可以問一下它是用什麽做成的嗎？”
一會兒你們就會清楚什麽是“心理儀器”了，但是請你們不要問它是由什麽製成的。這不是心理學感興趣的問題。心理學對此不關心，就像光學研究對於望遠鏡的鏡筒是由金屬還是厚紙板做成的不感興趣一樣。我們應將“材料”這個問題[187]擱在一邊，而隻保留空間問題。我們勾畫出來的這種不知名的儀器，能像真實的一樣進行心理活動，這種儀器由幾個部分組成（每一部分我們稱作“代理處”），每一部分執行一種特殊功能，互相之間有固定的空間關係。這種空間關係被理解為“前”與“後”、“表麵”的與“深層”的——我們隻是說，它首先代表功能的有規則的順序關係。我講清楚了嗎？
“恐怕沒有，也許我以後會明白。但無論如何，這種東西很像奇妙的靈魂解剖學——自然，對於科學家來說這種事情再也不存在了。”
那你還要怎樣呢？這隻是一個假設，像許多其他科學假設一樣，早期的假設通常很粗淺，在那種情況下我們可以說“尚待修正”。現在我似乎沒必要求助於“好像”這個普遍手段。這種“虛構”（哲學家法伊英格爾[188]這麽稱呼過）的價值大小在於研究者可以憑借它獲得多大的成就。
還是讓我們開始吧。從日常生活知識出發，我們會認識到，人類有一種心理組織（mental organization），它介於感官刺激和身體需要與行為動機的知覺之間。這種組織的介入有其特殊的意義，我們將它稱作“自我”。現在它已經不是什麽新詞了。我們中的每個人即便不是哲學家也能做出這種假設。但我們認為它不足以詳盡描述心理儀器的全部。除了“自我”，我們還發現另一個心理區域，它比“自我”更廣泛，更重要，更隱蔽，我們稱之為“本我”。“自我”與“本我”二者之間的關係，成為我們研究的直接對象。
你也許會反對我們選擇簡單的代詞來描述我們這兩個代理處或範圍，而不給他們取一個響亮的希臘語的名稱。然而，在精神分析中，我們更傾向於貼近普通的思維模式，並盡量使概念更適用而不是被丟在一邊。這不是什麽優點，我們不得不這麽做，因為我們的理論必須被病人所理解。
雖說他們通常都很聰明，但不都博學。“本我”不受個人感情影響，和普通人的某種表達方式很接近。“它從我身體裏穿過，”人們說，“剛才有種比我自己還強大的東西存在於我的體內。”
在心理學中，我們隻能借助於類比來描述事物。這並不奇怪，其他領域也有這種做法。但我們必須不斷地改變這些類比，因為它們當中沒有哪一個能供我們長久利用。因此，為了搞清自我和本我的關係，我必須讓你們將自我看成是本我的表麵，就像它的一個外層或表層。我們可以依據最後這個類比展開討論。我們都知道，表層的特點受其接觸的外部世界的影響。因此，我們假設：自我是心理儀器的（本我的）表層，它受外界（現實）的影響。這就告訴你，我們在精神分析中對用空間觀點來看事物的做法是何等重視。對我們來說，自我的確是表層的，而本我才是深層的。當然，這隻是從外麵看。自我介於現實和本我之間，是真正的心理機製。
“我還不想問這些是怎麽得出來的，但是請先告訴我，你從本我和自我之間的差異中得到了什麽啟示？什麽引導你發現了它？”
你的問題為我下麵的講解引了路，因為了解自我和本我在許多方麵的差異是件重要而有價值的事情。控製心理活動過程的規則在自我中和在本我中是不同的，自我通過其他方法追求不同的目標。
關於這個我可以講出很多，但也許你願意聽一個新鮮的類比和一個例子。想一想在戰爭期間先頭部隊和後方部隊有什麽不同。我們都不會驚奇，先頭部隊和後方部隊有那麽大的差異，許多事情在後方部隊中是允許做的，而在先頭部隊中卻被禁止。當然，對此差異的決定性影響，在於先頭部隊更接近敵人。
當然，在心理活動中這個決定性影響就是，更接近外部世界。有時候“外界”、“陌生”和“敵視”都是相同的概念。好了，現在我們回到原來的例子上來。在本我中沒有衝突，矛盾和對峙同時存在，卻無關大局，本我對它們的調節通常是以折中的方式進行的。而自我在類似的環境中，會感到都是非解決不可的矛盾。而這種解決恰是舍一方留一方的衝動。自我這個機製的特征，是明顯地傾向於統一、綜合，這個特征在本我中是沒有的。在本我中，可以說“全部分裂”；不同的欲望獨立地追求自己的目標，互不關聯。
“如果這樣一個重要的心理領域或‘後方部隊’確實存在的話，那你怎麽解釋，在精神分析出現以前它一直被人們所忽視這個事實呢？”
這就又回到了我們前麵說過的問題上來了。心理學自己閂上了通往本我領域的門，因為它堅持一個看似合理實際上卻站不住腳的假設，即所有的心理活動都是我們能夠意識到的，[189]有意識是衡量什麽是心理活動的標準。如果我們頭腦中有些過程沒有被意識到，那麽，它們就不是心理活動，它們就與心理學無關。
“但是我應該想到是這麽回事。”
是的，心理學家們也是這麽認為的，但是這種想法一駁即倒。也就是說，這是一種不恰當的區分。最遲鈍的內省者也會發現，某些想法若不做準備是不可能出現的，但你又從未感受到思想的前奏，雖然它們的確是一種心理現象，而進入你的意識中的隻能是準備好的結果。偶爾你可能會在回顧中，比如重新建構中，意識到這些準備階段的思想結構。
“也許某些人注意力分散了，所以才沒有注意到準備過程。”
借口！你不能以此來說明這個問題，心理活動往往都是很複雜的，它在你的頭腦中發生了，而你的意識和你卻都不知道。或者你是否想說明多花些或少花些注意力就可以將非心理行為轉化為心理行為？但問題是爭論又有什麽用呢？有一種催眠的方法，如果有人願意去學的話，他就會從中找到潛意識的鐵證。
“我不想退卻，但我終於明白了你的意思。你所說的‘自我’就是意識。你之所謂‘本我’是下意識（subconscious），現在人們經常談論這些。但你為什麽給它們化了裝，用了新名稱？”
這不是化裝。其他名字是無用的。不要試圖用文學代替科學。如果有人談到下意識，我就不能分清他所說的是心理地形學意義上的——表示頭腦中位於意識之下的某種成分，還是實質性的——藏於表層下麵的另一種意識。他自己可能也不清楚這些。唯一可信的就是意識和潛意識的對立，但是將這種對立簡單地等同於自我和本我間的區別將是個嚴重的錯誤。當然，如果真的如此簡單就好了，那樣我們的理論就會暢通無阻，但事情絕非如此簡單。真正的事實是：本我中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是而且總是潛意識的，而在自我中發生的進程本身就能夠成為有意識的。但並非所有這些過程都是或總是而且也不必總是有意識的。自我的大部分也可能永遠是潛意識的。
心理過程成為有意識現象是件很複雜的事。我忍不住要再次教條地強調我們有關該問題的假設。也許你已經記住了，自我是本我的外圍的、邊緣的一層。現在，我們相信，在自我的最外層有一個特殊的代理處，或者叫係統或器官，它直接麵對外部世界，通過對它的刺激，我們稱作意識的現象便產生了。這個器官能夠從外部均勻地接受刺激，以此方式接受外部世界的各種刺激（在感覺器官的幫助下）。它還能接受來自內部的刺激，這樣便首先對本我中的感覺做出反應，然後又對自我中的進程做出反應。
“事情變得越來越糟了，我能理解的越來越少了。說到底，你就是想讓我參與討論一個問題：
非心理醫生是否應該從事精神分析治療？你講出這麽一大堆大膽卻又模糊的觀點，而你自己又不能讓我信服，那麽，講它們還有什麽意義？”
我知道我不能使你信服，這也是我力所不及的。我的目的也不在於此。當給學生上精神分析理論課時，我們能夠看出，開始時，我們給他們留下的印象多麽淺顯，他們對待精神分析理論就像對待被灌輸給他們的其他抽象概念一樣冷淡。他們當中的少數人也許希望被說服，但卻絲毫未見有人被說服的跡象。同時，我們也要求每一個想在他人身上實踐精神分析的人，先讓自己服從於精神分析。隻有在這個自我分析（該詞似易被人誤解）[190]——即一邊親身體驗分析所要求的過程，一邊對他們自身，或者更確切地說，對他們的思想施以影響時，他們才能夠信服，並在日後成為精神分析專家時，以此來指導他們的實踐。我隻能告訴你們這些簡單的、因而不好理解的理論。由於你們沒有親身經曆，又無法證實它們，所以我怎麽能指望說服你們相信我們的理論是正確的呢？
我另有目的。我們之間所爭論的問題不是關於分析是否明智，也不是關於假設是否正確的問題。我向你們解釋我們的理論，是因為這是一個最好的方法，借此可讓你們了解精神分析理論包含的觀點的範圍，了解精神分析法對待病人所依據的假設是什麽，以及這些假設對病人的作用。用這種方法必將有助於闡明非專業者的精神分析問題。不要驚異，如果你一直在聽我講，那你已經通過了最困難的階段。接下來的所有問題對你們來說都將很容易。但是現在，如果你們允許，我要去休息片刻。
三
“我猜想，你可能想告訴我如何根據精神分析理論勾畫出神經症患者的病因。”
我會盡量說清楚的。但是為此我們必須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研究自我和本我，從動力心理學角度，也就是說，注意它們當中的作用力以及二者之間的關係。迄今為止，我們對心理儀器的描述還是比較滿意的。
“我唯一擔心的是它會再次變得難於理解。”
我希望不會。你很快會發現你已走入其中了。現在，我們假設驅動心理儀器的力量來自身體器官，主要表現為生理上的需要。你們會記得一個詩人兼哲學家的話：“饑餓和愛推動了世界。”[191]
我還要補充一句，這是兩種多麽巨大的力量。啊！我們給引發精神活動的生理需要取個名字叫“本能”。[192]這個詞會使許多現代語言黯然失色。在某種程度上，本能構成了本我：本我中的一切能量，簡而言之，都源於本能。自我中的能量的來源也是本能，它從本我的能量中汲取能量。那麽這些本能想得到什麽呢？滿足，即建立某種環境以使生理需要得到滿足。緩解需要的緊張程度會使我們的意識器官感到愉快，而增強需要的緊張程度則很快會使我們感到不悅。一係列愉快與不愉快的情感就在需要的緊張程度的波動中誕生，整個心理儀器就是借助於這個情感係列而調節著它的活動，於是我們稱之為“快樂原則的控製”。
如果本我的本能需要不能得到滿足，那就將出現一些很棘手的境況。這方麵的經驗表明，滿足本能的環境隻能借助外部世界才能建立。每當這時，本我中直接麵向外部的那一部分——自我，開始起作用了。如果讓心理儀器運轉起來的全部動力都來自於本我，那麽自我就承擔著掌舵的任務。沒有自我，目標是無法達到的。本我中的本能不惜一切代價，迫切要求立即得到滿足。
如果讓本能照這樣行事，將什麽也得不到，甚至還會招致損失。預防這種不幸，調節本我的要求與外部世界的反對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就是自我的工作。自我在兩個方麵進行活動，一方麵，它在感官和意識係統的幫助下觀察外部世界，以便抓住有利機會，讓本我得到無傷害的滿足。另一方麵，它影響著本我，抑製其“衝動”，引導本我中的本能延緩它們要求的滿足。如果確有必要，自我還將改變自己的目標，或者作為某種補償，它將放棄這些滿足。自我在用這種方法製服本我的衝動的過程中，用現實原則取代了快樂原則。快樂原則原先是決定性的，而現實原則追求同快樂原則一樣的目標時，卻要考慮真實的外部世界所施加的條件。後來，自我認識到，除了適應我已描繪的外部世界外，還有另外一種獲得滿足的方法，即通過改變本我而使本我介入外部世界和在外部世界裏有意識地建立使滿足成為可能的條件。這種方法是可行的，它成為自我的最高功能。
自我決定何時方便控製本我的衝動並使之屈服於現實，何時又傾向於去滿足本我的需要從而去反抗外部世界，這種決定構成了世俗智慧的全部本質。
“如果我理解得不錯的話，雖然本我沒有自我強大，但本我能容忍被自我這樣控製嗎？”
是的，如果自我擁有整個組織和效力，如果它有進入本我各部分的方法，並能影響它們，則什麽都好辦了。因為在自我和本我之間沒有天然對立，它們彼此融合在一起，在正常條件下，它們其實已不能互相分開。
“聽起來很有道理，但我仍不明白，在如此理想的關係中，怎麽還能存在一絲病理性失調的可能呢？”
你說得對。隻要自我及其與本我的關係滿足這些理想的條件，那就不會再有神經性失調了。
疾病產生的原因是想象不到的，了解一般病理學的人不會驚奇找不到原則性的證實：那就是帶來疾病，導致功能失調的禍首，恰恰就是這些最重要的發展和變異。
“你講得太深奧了，我理解不了你的話。”
我必須再稍微回溯一些事實。一個有生命的小生物體，即使它充滿了破壞性的作用，但相比於強大的外部世界，它仍是可憐的、無能力的，是不是？一種自我組織仍沒有發育成熟的原始的生物，正處於所有這些“創傷”的控製之下。它靠著本能願望的盲目滿足過活，最後通常消亡了。
自我的變異，首先是向自我保存邁出的一步。無可非議，從破壞中學不到什麽。但是如果有人已經幸運地熬過“創傷”而活了下來，那麽他會注意到相似情形下的方法，他會僅憑一簡略的印象複本就能以焦慮情緒指出危險所在。而這個印象是在他戰勝“創傷”的過程中所經曆過的。這種對危險知覺的反應就表現為企圖逃跑，這樣做可以達到拯救生命的效果。在某人還沒有足夠強大的力量，還不能以一種有效的甚至具有侵略性的方式去應付外部世界的危險以前，也許隻能逃跑。
“這些可不是你答應要告訴我的。”
你沒注意到我就快要實現我許下的諾言了。即使那些自我組織剛發育成熟的生物體，在他們童年期的最初幾年，他們的自我仍是脆弱的，幾乎沒從本我中分化出來。設想一下如果這種無能力的自我感受到一種來自本我的本能需要，而這種需要是自我一直想去抵製的，那會發生什麽樣的事情？自我想抵製（因為我知道滿足本能需要是危險的，我將幻想出創傷性情景，並將會與外界發生衝突），但是自我又控製不了這種本能需要，因為它還沒有足夠的能力這樣做。在此情況中，自我視本能的危險如同外部的危險一樣，自我克製自己不去響應本能的衝動，並企圖逃避，從本我中撤出，讓本我自己聽天由命。如我所指出的，自我具有抑製本能衝動的機製，暫時，還有防衛危險的效用。但是，人們不要泰然地把內部和外部混淆。一個人無法逃避自己。在抑製狀態下自我遵循快樂原則，並習慣於矯正，結果必定在報複中受到損傷，這表現在自我已永遠縮小了它的影響範圍。被壓抑的本能衝動現在是孤立的、自由的，外物無法接近它，也影響不了它，它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再往後來，當自我變得越來越強大時，它仍不能解除壓抑作用，它的綜合性被破壞了，本我的一部分仍是自我的一塊禁地。孤立的本能衝動不再無所事事了，它懂得如何去彌補被否定了的正常滿足，它創造出心理派生物來取代自己，它把自己和其他的過程聯係在一起，並在其影響下離開自我。最後，它以一種不被承認的歪曲的替代物的形式進入了自我和意識，生成我們所謂的“症狀”。這樣，神經症障礙的特性就一下子變得明顯了：一方麵，被禁錮在綜合體上的自我對本我的各部分毫無影響，為了避免與被壓抑的本能產生一場新的衝突，自我必須放棄自己的一些行動。自我在防止疾病——這一被壓抑的本能衝動的派生物的毫無意義的行為中耗損了自己的精力。另一方麵，個體的本能已獨立存在於本我之中，而本我不顧個人的整體利益，隻遵循本我深處的原始心理法則，追求它們自己的目的。如果我們觀測整個形勢，我們將得出一個神經症發源的簡單公式：自我企圖以不適宜的方式去壓製一部分本我，但這種嚐試失敗了，本我就進行了對它的報複。所以，神經症就是自我和本我之間衝突的結果。自我已開始著手處理這種衝突，因為——正如詳細調查所說明的——它要不惜一切代價在與真實的外部世界的聯係中保持它的適應力。而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間存在不一致，這是因為忠誠服務於內在本質的自我偏袒外部世界，結果陷入了與本我的衝突之中。但是應該注意到，衝突並不是導致疾病的決定性因素——因為在現實和本我之間的這種不一致是不可避免的。調解它們之間的關係是自我的長期工作——自我利用效力不足的壓抑工具去處理衝突，這才是導致疾病的決定因素。這種現象又是因為，當自我在接受任務的時候，它是無能力的、不成熟的，而決定性的壓抑行為一般都發生在兒童早期。
“好一番漂亮的論證！因為你隻想告訴我精神分析關於神經症病因的看法，以便接下去說自我是如何對抗它的，所以，我將照你的意思不去多加批評。我也許會有許多問題想問，過會兒我會提問的。此刻，我很想順著你的思路，提出一個我自己的理論。你已解釋了外部世界、自我、本我之間的關係，並認為神經症的決定因素是那依賴外部世界的自我針對本我的反抗。如果自我做出相反的舉動，是否也可以理解呢？也就是說，在這種衝突中，自我為本我服務，抗拒外部世界。在這種情況下會發生什麽？以我對精神病觀點本質的非專業的觀點看，我認為自我的這種矛盾應該是導致精神病的決定因素。自我這種脫離現實的轉變才是精神病的本質。”
是的，我自己也已想到這種可能性。[193]雖然，要證實這個疑點需要對一些高度複雜的因素進行討論，但我十分相信這種可能性與事實相符。神經症和精神病是密切相關的。但是它們在某些決定性方麵仍有所區別，這取決於在這種衝突中自我傾向哪一方。在這兩例病症中，本我會保持它盲目頑固的特性。
“好，繼續往下說，你的理論對神經症的治療作何暗示？”
現在讓我來描述我的治療目標是容易的。我們盡力去恢複自我，消除對它的抑製，讓它重新控製本我——這是因為在早期的壓抑中，自我已失去了對本我的控製。正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我們才進行精神分析，我們的整個技術都是針對這個目的的。我們必須找到已建構的壓抑，促使自我在我們的幫助下矯正它們，去解決衝突而不是企圖逃避。既然這些壓抑在童年早期業已形成，那麽分析工作也就把我們帶回到童年期的那個時候。過去的衝突大部分已被忘記，所以我們盡全力讓病人回憶起這些衝突。我們了解這些衝突環境的途徑是由病人的症狀、夢和自由聯想提供的。
但是那些衝突都須經過解釋——翻譯，因為在本我的心理影響下，它們已經構建出對我們來說是難以理解的表達形式。我們可以這樣假設：病人須經過內心的搏鬥才告訴我們的任何聯想、思想和記憶，都是與被壓抑的東西或者被壓抑東西的衍生物有關的。通過鼓勵病人放下顧慮，告訴我們這些事，我們正指導他的自我克服企圖逃避的傾向，去承認對被壓抑的東西的解決。最後，如果他能成功地在記憶中回想起被壓抑的情況，他將因合作而得獎勵。壓抑前後的歲數上的差別會對他有利；孩子時的自我因恐懼而逃避的那件事對成年人和強大了的自我來說都隻不過是孩子的遊戲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