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性活動的普遍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沒有被忽略，這聽起來有點奇怪。更確切地說，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忽略它是不可能的。通過摩擦他們自己的**，更準確地說，摩擦作為男性特有的那部分器官，兒童找到了他們性衝動自我滿足的主要表達形式。兒童這種“淘氣”形式的廣泛存在是成人所知道的，而且認為它是嚴重罪惡，要給予嚴厲懲罰的。但請不要問我人類是怎樣使兒童天性純潔而無肉欲的理論與兒童不道德傾向的表現相調和的。兒童有此不道德的傾向，正如他們自己所說，是因為這能給予他們快感。你一定要讓我們的反對者來解答這個謎。在我們麵前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我們將采用什麽態度來對待兒童早期的性活動呢？如果壓抑它，我們知道我們所承擔的責任，但是我們又不能冒險無限製地讓它放任自流。在低文明水平的種族以及文明社會的低階層中，兒童的性行為似乎是不受束縛的。這可能會提供強有力的保護來避免個體神經症的發生。難道這不正是一種使文明成就遭受巨大損失的傾向嗎？更多的事實表明有一個新的矛盾正擺在我們麵前。
但是對神經症患者**的研究所激起的興趣是否會導致鼓勵****？這是我意欲留給你自己判斷的一個問題。
五
“我相信我理解了你的意圖。你意在向我說明在精神分析實施的過程中，需要哪類知識，以便我能夠判斷是否隻有醫生有權實施精神分析。是的，目前為止，已經證明在實施精神分析中涉及的醫學知識很少，而大量運用的是心理學及少量的生物學或性科學的知識。但是，或許我們還沒有達到終極？”
當然沒有。還有很大的空白要填補。我可以提一個請求嗎？你可以描繪一下現在將如何進行精神分析的治療嗎？就好像你不得不親自實施一樣。
“真是一個好主意。但是，我不想通過那種實驗來平息我們的爭論。為了滿足你的要求，我將按你要求的去做——但責任是你的。好吧！我假設患者來到我這裏，訴說他的困苦。我向他保證，如果他遵照我的指導，我會使他康複或改善。我要求他完全坦率地告訴我每一件他所知道的、他所想的事情。即使有些事情不好聽，也不要隱瞞。我的操作步驟對嗎？”
是的。你還應當補充一句：“即使有些事情他認為是不重要或無意義的，也要講。”
“我會補充上的。然後他開始談，我聽。然後呢？我從他告訴我的他曾經壓抑的印象、經驗和欲望的種類來作出推斷。這些印象、經驗和欲望是在他的自我還很弱小時遇到的，因為害怕而不能對付它們。當他從我這裏了解了這種情況後就可以把自己置於原來的情況中，在我的幫助下，處理得更好。至此，曾經束縛他的自我的限製消失了，他就被治愈了。對嗎？”
太好了！我看到人們將再一次譴責我使一位不是醫生的人成為精神分析醫師。你已經十分令人佩服地掌握了精神分析。
“我不過是重複從你那裏所聽到的，就像那些死記硬背學來的東西。我還是不知道我將怎樣進行精神分析。我真不理解為什麽這樣的工作要每天花一小時而持續這麽多月。畢竟，一個普通的人，通常不會經曆如此多的事件，而且兒童時期壓抑的事件可能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樣的。”
當真正進行精神分析時，人們還會知道各種各樣的事情。例如，你將發現，從病人告訴你的話中推論他曾遺忘的經曆和被壓抑的本能的衝動，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他對你講述的事，開始對你和他都沒有什麽意義。你必須下決心以一種十分特殊的方式遵循某一原則來考察他所給你的材料，就像人們以一種特殊的方法從礦石中提取貴重金屬一樣。你還要準備好仔細研究許多噸礦石，而這些礦石中可能隻含有很少你所要尋找的有價值的東西。這就是我們進行長期性治療的第一個原因。
“但人們將怎樣以像你比喻的那樣研究這些原始材料呢？”
可以通過假定患者的談話和聯想隻是你正在尋求事件的歪曲暗示，而你必須去猜測隱藏在暗示後麵的是什麽。總之，不管這種材料是記憶、聯想還是夢，它們首先要被解釋。當然，你要應用你的專門知識，根據聽到的患者的述說而形成的預測來解釋。
“解釋！一個令人厭惡的詞！我不喜歡，它使我失去了對一切事件的確定。如果什麽都依賴於我的解釋，誰能保證我所解釋的是正確的？畢竟，所有的事都要由我的隨心所欲來決定。”
請等一下！事情不會那麽糟。你為什麽要把自己的心理過程排除在你所認知的其他人的心理活動規律之外呢？當你能在一定程度上自律，並掌握了某些屬於自己的知識時，你的解釋將不會為你的個性所左右，而能客觀合理。我並不在說精神分析家的個性特征與他的工作毫無關係。對於潛意識和被壓抑的事件而言，敏銳洞察力並不是每個人都有的素質。而這一點對於精神分析醫師卻很重要。這裏，我們談到了對於精神分析醫師來說最重要的責任感的問題。精神分析醫師們應該通過對自己的深刻分析，去除偏見，接受患者提供的分析材料，並加以深刻分析，來提高自身的能力。實際上，個人影響仍是無處不在的，就好比天文觀測中的個人觀測誤差。在精神分析中，個人因素所起的作用總是要比其他領域的大。一個不正常的人可以成為一個優秀的物理學家，而作為精神分析醫師，他會被自己的不正常所阻礙而無法看到精神生活正常的一麵。由於不可能對每個人表明他自己的不正常，因此，在深蘊心理學中普遍的一致性就極難達到，一些心理學家認為這種一致性根本不可能達到。因為每一個愚人都有權利顯露自己的愚蠢作為聰明的舉動。我承認對於這些我更樂觀。畢竟，我們的經驗表明，甚至在心理學領域中比較滿意的一致性也是可能達到的。每個研究領域都有其特殊的困難，我們必須克服它。而且，即使在精神分析的解釋技巧上，也有許多像其他研究材料一樣可學的東西，如：通過像符號間接表征的特殊方法。
“哦，即使在想象中，我也不想實施精神分析治療了。誰知道我還可能遇到什麽驚奇的事呢？”
你放棄這個想法是很對的。你已經看到了成為一名精神分析醫師還需要更多的訓練和實踐。
當你已經獲得了正確的解釋時，另一個任務又擺在麵前，你必須等待合適的時機，將你的解釋與病人交流，即此時交流有治療成功的希望。
“怎樣才能確定合適的時機呢？”
這是一個技巧問題，隨著經驗的增加而變得更精妙。如果你為了縮短精神分析的過程，而將剛獲得的正確解釋，一股腦兒地與患者交流，你就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以那種方式你將得到來自患者的抵觸、拒絕、憤怒，而不能使他的自我控製他所被壓抑的情結。正確的方法是：等待他已經十分接近被壓抑的情結，在你提供的解釋的指引下再走幾步他就能夠到了。
“我認為我決不會那麽做。如果我在‘解釋’的時候注意了這些問題，下一步是什麽？”
然後你一定會有一個意想不到的發現。
“那可能會是什麽？”
你會發現你被患者欺騙了，你絲毫不能指望患者的合作與順從，他準備在你們合作工作時給你製造任何可能的困難。一句話，他根本不想被治愈。
“噢，這是目前為止你對我說的最荒唐的話，我同樣不相信！對患者來說，他經曆了那麽多的痛苦，如此感人地陳說他們的麻煩，為治療做出了那麽大的犧牲，你竟然說他不希望被治愈？
但是，你表達的當然並不是這個意思。”
請冷靜！我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我說的是事實，雖不是全部，但卻是十分值得引起注意的那部分。患者一方麵想得到治療，但一方麵又不想被治愈。他的“自我”失去統一，由此，他的意誌也失去統一。如果不是這樣，他就不會患神經症了。
“如果我精明的話，我就不叫退爾了。”[198]
那些被壓抑的情結的轉化的形式侵入他的“自我”並深深紮根。“自我”幾乎不能控製原始傾向，跟不能控製實際被壓抑的觀念一樣，通常“自我”對它們一無所知。患者們實際上有一種獨特的天性，並會製造出我們不熟悉而難以應付的難題。我們所有的社會機構都是為具有統一、正常的自我的人設置的。這些“自我”被人們分為好的和壞的，或是執行“自我”功能的，或在不可抗拒的強大力量下而消滅殆盡。因此，在法律上也有兩種劃分：負責任的和不負責任的。但是這些區分都不適用於神經症患者。必須承認使社會需要適應神經症患者的心理狀態是困難的，這已被上一次的戰爭所大量證實。那些逃避服役的神經症患者是不是裝病呢？應該說，既是又不是。如果把他們當作是裝病的人對待，而將他的“病”弄得極不舒服，他們就馬上痊愈，恢複健康。假如他們在表麵上恢複正常後又回到兵營，馬上他們會再次患病。人們對此束手無策。而生活在城市中的神經症患者也是如此。他們抱怨自己的病症，但同時又盡力從中獲益。如果有人想除掉他們的病症，他們就會像格言裏母獅保護自己的幼獅一樣去保護病症。然而，對他們的矛盾表現給予責備是無意義的。
“那麽，不給有問題的人以治療，而一味聽之任之，就是最好的辦法嗎？我覺得你費盡心機把我引向你的觀點並不值得。”
我不這麽想。毫無疑問，接受複雜生活比反對它要好。也許，並不是我們所治療的每位患者都值得精神分析一試，但其中確實有十分值得分析的個體。我們一定要讓自己樹立這樣的目標：
使盡可能少的有心理缺陷的人進入文明社會。為此，我們必須積累起豐富經驗並學會許多東西。
每一次分析都應該具有指導性，並且除了對病人有益外，我們也應從中獲得新的領悟。
“但假如一種意誌的動力在患者想維持病狀的‘自我’中形成，那麽它本身一定有其理由和動機，並能以某種方式來說明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人們不明白為什麽有人想生病，他又能從病中得到什麽。”
這不難明白。想想“戰爭神經症”者，隻因為他們有病就可以不服役。在社會生活裏，疾病可以在工作和與他人競爭中用來掩飾無能；在家庭生活裏，它可以作為犧牲其他成員的利益，強取他人愛護和強加給別人自己意誌的依據。所有這些說法都是表層現象，我們用“疾病性獲益”來總結它。患者——即他的“自我”，對那一連串的動機和由此引起的行為卻沒有絲毫知覺，這是難以理解的。一個人可以強迫“自我”去認識其動機和行為，從而抵禦它們的影響。但另有一些動機被壓抑得很深，它使人表現出疾病的難以割舍，且不容易對付。如果沒有對心理學理論的新認識，這些都不能被理解。
“請繼續多講一點吧。現在多講點理論沒事。”
當我向你描述“自我”與“本我”的關係時，我越過了關於心理儀器理論的重要部分。我們不得不假定在“自我”內部存在著一個特殊機構，它不同於“自我”，我們叫它為“超我”。“超我”在“自我”與“本我”之間占據特殊位置，它是“自我”的高級心理組織，但與“本我”有著特殊親密的關係。實際上，它是“本我”第一次“對象貫注”的遺留物，是“俄狄浦斯情結”的繼承者。“超我”麵對“自我”的反抗，像對待一個物體那樣對待“自我”，並且常常十分嚴厲。對“自我”來說，保持一種與“超我”的良好關係跟保持與“本我”的良好關係一樣重要。
在心理活動中，“超我”和“自我”的疏遠意義重大。你可能已經猜到“超我”即是我們稱之為“良心”的這種現象的心理載體。心理健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超我”的正常發展——也就是依賴於“超我”的充分社會化。而這些恰恰是神經症患者心理上所缺乏的，他們的“俄狄浦斯情結”尚未通過正確路徑得以轉換。他們的“超我”，仍像一個嚴厲的父親對待兒子那樣地對待“自我”。在潛意識裏，他們的道德監督機製以一種原始的方式，通過“超我”對“自我”進行懲罰，疾病正是用來進行“自我懲罰”的工具。由於被罪疚感支配著，為達到心理上的平衡，神經症患者們就需要用疾病來懲罰自己。
“這聽起來真的很神秘。最奇怪的是：顯然即使是患者良心的強大力量也不能進入他的意識領域。”
是的，我們才剛剛開始注意這些重要情況的意義，這也是我為什麽一定要以如此晦澀難懂的方式向你描述的原因。現在我可以進一步加以說明了，我們把所有那些阻礙患者康複的有力因素，稱作患者的“抵抗”，“疾病性獲益”就是其中一種“抵抗”。“潛意識罪疚感”即代表了“超我”的抵抗，這種“抵抗”是最有力的因素，也是我們最害怕的因素。在治療過程中我們還會遇到其他“抵抗”。如果“自我”在早期經曆中由於恐懼形成了壓抑，在“自我”接近被壓抑的情結過程中，它就不斷地作為一種“抵抗”顯露出來。至此，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數十年來一直沿著一條特殊路線運行的本能過程，突然被期望去走一條剛剛為它開通的新路，這肯定會有很多困難。這可叫作“本我”的抵抗，心理治療的主要工作就是與所有這些抵抗作鬥爭。相比之下，“解釋”的工作就不值一提了。但是作為鬥爭對“抵抗”征服的結果，患者的“自我”被極大改變，並得以加強。這樣在治療結束時，我們可平靜地展望患者的將來行為了。另一方麵，你也可以理解我們為什麽需要那麽長的治療過程，關鍵並不在於分析進展過程的長度和材料的豐富，而在於這個過程是否清晰可見。如果軍隊不得不在綿延的山野裏抵抗敵人的話，它會被滯留在那裏數周，而在和平時期裏快車兩小時就能穿過。在心理活動中，這樣的戰鬥也需要時間。不幸的是，我不得不告訴你，每一種試圖加快分析治療的努力都已證明是失敗的。至今看起來最好的縮短治療過程的辦法就是根據規則來進行。
“如果說我曾想要侵入你的保護區並試圖去分析別人，你所說的‘抵抗’會使我注意。但你已承認的特殊的個人影響力呢？難道它們並不在與‘抵抗’對抗的行為中出現嗎？”
問得好。這種個人影響力正是我們最強大的動力武器。它是一種新元素，我們讓它加入進來，並讓它具有流動性。這是我們的智力所不具備的功能。對患者來說，他們麵對著周圍世俗的偏見，跟批評家一樣幾乎不相信我們。神經症患者如接受治療，是因為他信任精神分析學家，這種信任是由於他從治療者那裏獲得了一種特殊的情感上的支持，跟兒童也隻相信他們接觸的人道理相同。我已經說過我們將這種特大的“暗示作用”做何種用途。我們不是用它來壓製症狀——這使得分析療法有別於其他的心理治療過程——而是將其用作一種動力，去誘導患者克服自己的抵抗。
“很好。如果這種方法獲得成功，那是不是一切就會順利進行呢？”
應該如此。但這裏有一個意想不到的難題：分析家們最大的驚訝莫過於發現患者對他們產生了一種性質極特別的情感——移情。最早嚐試分析療法的醫生——不是指我自己——碰到了這種現象而不知該如何解釋。因為，簡單地說，這種移情緣於愛戀的天性。很奇怪，不是麽？尤其是考慮到分析者沒做什麽事去刺激這種情感，相反還和患者保持一定距離，注意在談話時態度溫和而又有所保留——或是了解到這種奇怪的愛戀關係能使患者無視[199]其他有利的事件，甚至會忽視人的吸引力、年齡、性別、職級等的差異時，這純粹是一種帶強迫意誌的愛，而並非不顧一切的自發型戀愛，那種不自然的愛。如你所知，事物常常是矛盾的。但在分析中，這種情感表現出無法用理性來解釋的、完全的合乎規則的性質。有人會以為患者和分析家的關係，不過是患者對分析家的尊敬、信任、感激和分析家對患者的同情。但事實上，這是愛戀的情感，而這情感本身即揭示了一種病理現象。
“我一直以為這對你的分析目的是有益的。因為處於戀愛中的人往往表現出順從，他可以為對方做世間的任何事。”
是的，起初的移情是有利的。但當這種關係發展下去，它的本性就會顯露，它就將成為治療分析的一種障礙。患者的愛並不滿足於僅是順從，它變得具體，要求獲得情感上和肉欲上的滿足，它要求專一，充滿嫉妒，越來越表現出對治療不利的一麵。假如它的欲望得不到滿足，它就會充滿敵意和報複。與此同時，與所有熱戀中的情形一樣，它排除了頭腦中的一切其他念頭，喪失了對於治療以及痊愈的興趣。總之，毋庸置疑，它取代了神經症，成為又一種需要治療的心理疾病。
“這聽起來簡直沒救了！對此該怎麽辦呢？分析將不得不被放棄。但若是如你所說，移情每每出現，那麽進行精神分析都是不可能的。”
但我們要借助這種情況從中了解到一些東西，這些或許會幫助我們掌握有效的分析方法。不管是哪種神經症，我們最終都將其轉化成了病態的愛戀——這不正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嗎？
我們對於部分超常的性欲生活是基於神經病的原因這一斷想，正應當通過這種移情的現象得以根本的確認。這個發現再次堅定了我們的腳步，使我們可以大膽地把愛戀本身作為分析對象。
進一步觀察發現，這種愛在一些病例中並不像我試圖描述的那樣都十分清楚和明顯地顯露出來，為什麽？我們馬上就可以明白。依他們愛的**和敵對的情緒顯露的不同程度，患者對它們的對抗也被激發了出來。他反抗它們，想把這些不被世俗道德接受的欲望壓抑起來，不被人察覺，這就出現了不適應和神經症。在治療過程中，患者以熱戀上分析家的形式重複了過去體驗過的經驗，經過偽裝的心理欲望轉移到分析者身上，這與他的神經症有著密切的關聯。患者也在重複著先前的防禦性行為，在他與分析家的個人關係中，他最好地重現了他生活中被遺忘了的那一段曆史，他所顯示給我們的正是他過去糜爛的生活，而這些正是導致他心理疾病的關鍵：他將過去的經曆真實地再現出來，就像正在發生而不是在回想。在這種似乎對分析有威脅的新情境的“幫助”下，分析得以繼續，有關移情的秘密也得到揭示。
“這太令人費解了，患者難道真那麽容易就相信他並非在真正地愛，而是在重演過去的經曆嗎？”
現在這是一切問題的症結，處理“移情”的全部技藝就在於首先要讓它發生。你知道，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對分析技藝的要求達到了極限。在這點上，既可能犯最嚴重的錯誤，也可能獲得巨大成功。試圖以壓抑和忽視這種移情來回避問題無疑是種蠢行。治療中不這麽做，就稱不上是精神分析。在患者出現移情時就送走他們是不明智的，甚或是怯懦的，這就像祈求神靈出現，當它真的出現了又被嚇跑一樣。的確，有時候什麽都不靈了。有些病例中正因無法控製移情的發泄，而不得不中斷分析，但我們至少應盡全力為患者的恢複做一番鬥爭。屈服於患者的移情需求，滿足他對情感和肉欲上的欲望不僅基於道德因素應被禁止，由道德良心加以製止，且作為達到分析目的的手段也是完全無效的。潛意識觀念不加更正地以先前的模式傳遞給患者，他的神經症將不能被治愈。如有人想折中地給患者部分滿足，以換取患者的進一步合作，他會陷入荒唐境地——就如牧師去勸一個生病的信教徒，那人終未信教，而牧師離開時則打了包票。所以，唯一可能解決移情問題的辦法就是追溯至患者的過去。當他真實地經驗到類似的經曆，或者通過他想象中希望做的那樣去描述類似經驗時，問題就容易解決了。當然，這需要分析者具備必要的技能、耐心、冷靜和自我控製能力。
“那麽，你假定的神經症患者體驗到的移情之愛的原型又在哪兒呢？”
在他的兒童時代，通常在與他的異性父母相處時形成。你該記得我們說過來自早期經驗的情感聯係有多重要，所以在這裏不多談了。
“你講完了嗎？對你的話我還有點困惑。請告訴我該如何且到哪裏去了解分析實踐中什麽是必要的。”
目前，有兩個研究機構專門教授精神分析。第一個由柏林的馬克斯·艾丁根（Max Eitingon）博士創建，他是柏林心理協會的會員。第二個是維也納的精神分析協會，該協會以自費的形式並做出相當大的犧牲使協會維持至今。而目前權威人士所起的作用隻局限於為青年研究事業設置困難。另外，還有一個訓練機構在倫敦，在厄內斯特·瓊斯博士的指導下進行工作。在這些機構裏，受訓者們自己也被施與精神分析，並在所有重要問題上接受對他們的理論指導，在那些富有經驗的分析者指導下進行他們初次的實驗，去分析一些較輕的病例。每位受訓者大約要在這裏訓練兩年的時間，即使訓練結束，他們仍然隻是初學者，而不能成為熟手。他們仍然需要更多的實踐，並與精神分析學會的新老會員交流思想。為分析活動做準備並不是一件簡單又容易的事，這項工作是艱巨的，責任是重大的。但是，任何人隻要通過這一係列的專業傳授，對自己進行過精神分析，掌握了今日心理學領域中的潛意識理論，熟悉“性”科學，掌握了精神分析的精湛技藝，有釋義的技巧，能夠克服“抵抗”，控製“移情”——隻要成就了上述一切，他就不再是精神分析領域的外行，就可以承擔起對神經症的治療，並將能夠達到該領域裏這一治療形式所要求的一切目標。
六
“你已費了很大氣力向我說明到底什麽是精神分析，以及為成功地應用它需要哪類知識。很好！聽聽你的話對我沒什麽害處。但我卻不知道你希望你的解釋對我的判斷帶來什麽影響。讓我們隨便看一個普通的例子就會發現神經症是一種特殊疾病，精神分析則是治療它的一種特殊方法，是醫學的一個特別分支。與其他情況相同，一個選擇了特殊醫療分支的醫生不會滿足於他文憑所載的教育，特別是如果他試圖在一個大城鎮建立起一個能獨立維持他生計的事業，且這樣做是出於他要以此為生，要過優越的生活，並不是為了應付課程獲得文憑。任何想成為外科醫生的人都要在外科診所努力工作幾年，像眼科醫生、喉科醫生等等莫不如此，更不必說精神病醫生，他也許將永遠不能離開像精神病院這樣的醫療機構。精神分析學家同樣也是如此。任何學業期滿、想從事這項新興的醫療工作的人都要在訓練中心接受你所說的為期兩年的訓練，如果果真需要這麽長時間的話。他會逐漸認識到，在精神分析領域裏，他需要與他的同事保持聯係，這樣，事情將會順利進行。在任何地方你都會看到不存在外行進行精神分析的問題。”
一個醫生做了你希望他做的事情，他將受到我們所有人的喜歡。我承認我學生中的五分之四不管怎麽說都應算作醫生。請允許我向你闡明醫生與精神分析家之間的聯係是怎樣發展起來的，並將如何繼續發展的。醫生從來對精神分析領域就不享有獨占權，相反，直到最近，他們還使用諸如惡毒的謠言和嚴厲的誣蔑等有損於精神分析的手段來對付它。你大概會說那屬於過去而不會影響未來，對此我表示同意，但我擔心未來將與你預測的有所不同。
請允許我給“庸醫”這個詞一個它本應有的定義而不是法律賦予它的解釋。根據法律條文，“庸醫”就是那些想治療病人卻沒有政府頒發的執照作保證的人。我倒更偏愛“庸醫”的另一定義：“庸醫”是想從事醫療工作卻不具備必要的知識與能力的人。立足於該定義，我大膽斷言，不僅僅在歐洲國家，就是在其他國度，精神分析領域中的多數醫生都是“庸醫”。這些人從未學過精神分析，也不理解它，卻在不斷地進行精神分析法的治療。
你不承認那是潛意識，不相信醫生能解釋潛意識，是沒用的。畢竟醫生了解一本醫療執照不是特許證[200]，病人也不是犯人。人們一定要相信：醫生總是忠於職守的，雖然他有時可能會出錯誤。
事實終歸是事實。我們希望他們能像你想的那樣得到人們的理解。我將努力向你解釋醫生是如何以在其他領域中絕無的方式進行精神分析的。
我們首先考慮的是，在醫學院校，任何一個醫生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不利於他成為心理醫生的訓練。由於醫學治療的成敗取決於正確的診斷和恰如其分的影響，醫生的注意力被引向像解剖學、物理學和化學那樣的客觀論證的事實上。在他們的視野內，生命問題迄今為止是受某種力的作用的，而這種力在無機界同樣可以觀察得到。他的興趣不在生命現象的心理方麵。醫學不是關於高級智能的研究，高級智能屬於人物官能的另一領域。隻有精神病學才是研究心理功能障礙的。
我們明白精神病學用什麽方式處理心理疾病，並要達到什麽目的。它尋找造成精神失常的身體原因，把它們像其他致病因素一樣對待。
精神病學這種做法是對的，它的醫療教學也是很優秀的。假如有人說它是片麵的，那麽，人們一定要先找出用片麵來指責精神病學的出發點。任何一門學科，若孤立地來看，都是片麵的，因為每一門學科都把自己限定在特定的科目、觀點和方法上了。我不會說這種廢話，不想用一門學科去反對另一門。畢竟，物理學絲毫不能削弱化學的價值，也不能代替化學，也未能被化學取代。精神分析——作為研究心理潛意識的科學肯定相當不完善。我們也無權指責醫學的片麵性。
如我們想把醫療科學變成應用治療學，我們隻要找到研究中的立場、觀點即可。病人是個複雜的機能組織，他提示我們，即使是難以捕捉的心理現象也不能從生命現象中抹去。神經症患者確實是不受歡迎的複雜體，對他們的治療方法就像法規和軍事紀律一樣多。但他們存在著，並受到醫學治療的特殊關注。然而醫學教育對他們的理解和治療實在是無能為力。以我們區分物理與心理間初始聯係的觀點，我們希望有那麽一天能理解影響神經症的致病因素和有關知識，並將機體生物學和化學引入神經症領域。那一天似乎還很遙遠。就目前而言，用醫藥治療，我們仍然無法攻克這些疾病。
假如醫療教育僅僅在神經症領域不能給醫生一些指導的話，我還可以忍耐。更糟的是，它給醫生一種虛假與有害的指示。對於那些生理因素並不能激起他們興趣的醫生來說都輕易地低估他們，嘲笑他們不科學。正由於此，這些醫生不能夠真正嚴肅地對待與自己有關的事情，也認識不到自身的義務，因此，他們就墮入了對心理學研究膚淺的外行人行列，使他們自己的任務降低了標準。是的，既然神經症患者是病人，那麽找到了醫生，就一定要得到治療。一個人必須時刻準備去做一些新事情。但為什麽要有那麽久的準備？我們將努力完善一切，但誰能說他們在精神分析機構教授的知識都是有用的？對精神分析懂得越少，他就越易冒險，隻有真正懂得多的人才更謙虛，因為他明白他的知識有多麽不足。
你所提出的對精神分析與其他醫療領域的特殊情況的對比，盡管想要安慰我，但卻是不合適的。醫療院校對於外科醫生、眼科醫生等都提供了繼續深造的機會，而精神分析培訓機構則數量少，建得晚，不具權威性。醫療院校不承認它們，也不注意它們。對於那些已取信於老師而沒有機會訓練其判斷力的醫生們，他們將樂意抓住任何一個機遇，在這片還沒被權威認可的領域內發揮重要作用。
還有些事情有助於使一些醫生看起來像分析治療的庸醫。如某人想做一個沒有充分準備的眼科手術，哪怕隻是摘除白內障和虹膜切除的小手術的失敗，或缺少病人，都足以使他帶有風險的事業走到盡頭。而精神分析的實踐相對安全多了。公眾是被眼科手術的平均成功率所迷惑，所以希望通過眼科手術治愈眼疾。但如果一個神經症專家沒能治愈他的病人，那麽沒人會感到奇怪。
人們並沒有被神經症治療的成功所迷失。確實，神經症專家也遇到不少麻煩，目前我們並不能做得盡如人意，但相信自然與時間都會幫助我們，就像婦女的初潮、結婚、停經、最後死亡會幫助她們解決一切。此外，醫療界的分析者對他們的病人所做的工作十分不顯著，以至於還沒有引起人們的指責。分析者沒有使用儀器和藥品，他們僅僅通過交談把患者引入或引出某種境地。這樣做確實毫無壞處，特別是他避免觸及那些悲慘的或令人擔憂的話題。那些沒受到任何嚴格訓練的精神分析者，無疑將不會放棄任何促進分析的機會來拔掉毒牙使病人愉快。然而懂得機敏地適可而止，才是明智的做法，因為如他真的冒險喚起了患者的不滿，卻又不曉得怎樣應付，那他真的是希望自己名聲掃地了。
誠實使我承認，一個未經訓練的精神分析者對病人的行為確實要比一個技術生疏的外科醫生有更小的危害，它帶給病人的危害僅僅局限於帶給患者——無用的花銷或使他們康複的希望減少。這也是精神分析療法的名聲一直被貶低的原因。它是令人不快的，但危險性還遠不如庸醫手中的手術刀。在我看來，病情的嚴重和長期惡化，都不足以使一個無技術的精神分析者懼怕。過不了多久，這些不遂人願的反應都會消失。跟那些引起疾病的生活中的創傷相比，醫生在治療過程中犯的一點小錯誤根本算不了什麽。一種不適合的治療方法隻是不會帶給病人什麽好處罷了。
“我已經傾聽了你關於庸醫的分析，並沒有打斷你。但我形成了這樣的印象，你被對醫生這個職業的敵意所控製著，而你對醫生職業剛剛做了曆史性的闡述。但是我要提出一點：如果要進行精神分析的話，那麽必須經過嚴格培訓的人才行。難道你不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著手進行分析的醫生會盡全力去獲得培訓嗎？”
我認為並非如此。隻要醫學院校對精神分析機構的態度不轉變，醫生就會發現敷衍了事的**力是極強的。
“看來你不斷在回避對由外行人進行精神分析這個問題發表直接看法。我猜想，由於不可能禁止每位想從事分析的人去進行分析，所以出於報複——你建議以剝奪醫生在分析界的壟斷，通過把分析治療技術向外行人開放來懲罰他們。”
我說不準你是否已準確地猜到我的動機，或許過會兒我可以向你提供一些更為公正觀點的證據。但我仍強調：沒經過特殊訓練的任何人無權進行精神分析，然而他是不是醫生，我都覺得無所謂。
“那你能提出什麽明確建議嗎？”
迄今為止我還提不出，我也不能說將來是否能提出。我想與你討論另一個問題，首先來談一個特殊要點。據說當局在醫學界的唆使與煽動下想要禁止一切外行人進行精神分析。這種禁令也影響了精神分析學會的非醫學人員，他們曾受過出色的訓練並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如果這一禁令實施的話，我們會發現自己陷入這樣的境地：一些能讓人充分信任並且會做得非常好的人被禁止進行分析，而另一些沒有能力做分析的人卻被允許做這項工作。這絕不是立法應當帶來的後果。
然而這個特殊問題既不是很重要的，也不是很難解決的，隻是一小部分人與之有關，而實際上，他們也受到很嚴重的傷害。這部分人可以移居德國，那兒沒有法律約束他們，他們會以自己的熟練技術而被認可。如果人們不希望傷害他們，減輕法律的嚴肅性，從一些為人所知的先例中，可以發現這也很容易辦到。在奧地利的君主製度下，就經常有允許名聲很壞的庸醫行業的事情，他們可以在某些領域裏從事醫療活動，因為人們相信他們具有真正的能力。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曾治愈過農民，而他們的建議似乎通常來自於曾經為數眾多的女大公之一。但對城市居民來說，如果醫生有了專業保證書，想讓人們相信他們也是容易辦到的。這樣的禁令會對維也納的分析訓練機構產生重要影響，這些分析訓練機構將不接受非專業人員參加培訓。由此，我國的這種從事智力研究的行業將再一次被壓製，而它在其他國家卻可以自由發展。我是最後一個有能力對法律的法規作出判斷的人，但我看到重視庸醫的法律並不能使我們向今日[201]的德國邁進一步。另外，把法律運用到精神分析上也是不合時宜的做法，因為法律頒布的時候還沒有諸如精神分析這類事情，而且神經症的特殊性在那時也沒被認識到。
現在我要提一個重要問題：對我而言，對它的討論更為重要，精神分析的實施是受到官方的幹預，還是任其自然發展更為有利？現在當然不會對這一問題下結論，但我還是冒昧地提出這個問題，請你考慮。在我們國家，對禁令的熱衷一直是一種慣例。我們也知道，那種對人們指手畫腳、亂加幹涉、強行禁止的趨勢從未帶來任何好的結果。在我們的新奧地利共和國，許多事情似乎沒有太大改變。我想，你對於目前大家都關心的精神分析會有重要的話要說。我不了解你是否對反對官僚趨勢有期待或影響。無論如何，我不會把我的沒有威權性的觀點強加給你。我認為，規則與禁令太多會有損法律的權威。我們可以觀察到，凡是法規較少的地方，那兒的人們就會認真地遵守；而法規無處不在的地方，人們就不去重視它。進一步說，這並不意味著人們是十足的無政府主義。人們認識到，法律規則不能一開始就聲稱代表神聖，且不能超越；相反，它們常常是不充分的，常有辱我們的正義感。對於當局的遲緩感，人們除了大膽地冒犯這些法規之外，沒有其他的辦法去改變這些不正當的法規。再進一步說，假如有人想維護法律法規，那麽應建議他不要在那些無論遵守或超越都沒有人監督的地方頒布法律。關於法律正想方設法去壓製外行人實施精神分析的問題，我上述引用的由醫生實施的精神分析材料都可以在這裏重複使用。分析過程最不明顯，既不用藥物，也不用器械，隻包括談話和信息的交流。要判斷一個外行人是否在進行“分析”並非容易，盡管他說，他正在為尋求心理幫助的人提供一種鼓勵和解釋，以努力建立一種健康人的影響。正由於醫生有時也進行分析，因而禁止它是不可能的。在英語國家，基督教相當廣泛，它是在對基督教的信任與渴望的基礎上建立起的對生命中的邪惡的辯證否定觀。我敢斷言，這種過程本身代表了對人類精神的令人遺憾的背叛。但在英國或美國，有誰想過去禁止和懲罰這種活動呢？難道當局真的有某種正確的救助之法以至於竟去阻止個人按自己的方式[202]拯救自己嗎？假如人們陷入危險境地、產生悲傷，當局是否應該仔細圈定出一些區域，告誡人們不要逾越，而對於其餘的區域則盡允許人們靠經驗和相互影響進行自我教育？精神分析是這個世界的新事物，絕大多數人都沒受過此等教育。傳統科學對它的態度仍動搖不定，用立法幹預它的發展，我看是有些太草率了。我們不妨讓病人自己去發現，向不了解如何給他幫助的人去求助心理治療是有害的。假如我們向他們解釋這一點，提醒他們防範，那我們就省得去阻止他們了。在意大利的主要街道旁矗立的架有高壓電纜的鐵塔上都有令人矚目的標語：“觸我者死！”這是一種極其簡便的警告方式，它告誡不要觸碰鐵塔上的懸線。像德國的此類告示中卻寫有這樣不必要且冒犯人權的冗長語句：“嚴禁觸碰交換線，否則性命難保！”何必如此禁令呢？任何一個珍惜生命的人都將自立這樣的禁令，而任何想通過這種方式自殺的人也不會向官方申請許可。
“我在這兒舉幾個通過法律程序反對外行人進行精神分析的例子。它們是：反對外行人實施催眠術的禁令，和最近剛剛推行的反對實行精神分析療法或成立精神分析團體的禁令。”
我不能說我讚賞這些舉動。第二個例子毫無掩飾地侵犯了警方對限製學術自由事件的管理。
我不懷疑人們對一些眾所周知的神秘現象深信不疑，並有認識它們的渴望。這些禁令不會減小人們對那個假設存在的神秘世界的興趣，相反則會傷害並阻礙人們公正的好奇心，而這種好奇心本該形成能使我們擺脫困擾的判斷。但我再次聲明這僅僅適用於奧地利。在其他國家，“心靈學”的研究並沒遭到法律的阻礙，催眠術從某種意義上說與精神分析有些不同。催眠是指喚起一種非正常的心理狀態，現在僅被一些外行人用來作嘩眾取寵的表演。假如催眠療法一直保持當初的魅力的話，它的地位可能與精神分析並駕齊驅。順便說一下，催眠的曆史從另一角度為分析提供了先例。當我還是一個年輕的神經症理學講師的時候，醫生們就曾激烈地抨擊過催眠術，宣稱催眠是一個騙局，是魔王撒旦的詭計，是十分危險的過程。今天，醫生們卻壟斷了當初曾被抨擊的催眠，並毫不猶豫地把它作為一種檢查方法加以利用。對於一些神經症專家來說，催眠仍然是他們對病人進行治療的主要手段。
我已經說過，我不想就精神分析是應由法律來控製，還是應任其自然發展的問題提出什麽建議。我知道這是一個原則問題，在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上，官方人士個人傾向的影響可能比學術見解大。我已打算談談似乎有利於Laisez faire[203]政策的觀點。如果讚同積極幹預的政策的決定被采納的話，那麽，在我看來，無論如何單是粗暴地禁止非醫生實施分析這種站不住腳的和不公正的手段、措施都將是不適當的結果。還有一些情況我們不得不考慮：要建立這樣的氛圍——使所有想實施分析的人都能獲得允許，必須建立權威機構，人們從那裏可以學習什麽是精神分析和需做哪些準備工作。要強化分析過程中的指導。所以，我們要麽讓分析治療順其自然，要麽就使它有序化和明晰化。我們一定不要使用從不適當的規則中機械導出的孤立禁令，去莽撞闖入複雜的境況裏。
七
“雖然如此，但各位先生們，醫生們！我沒能引導你們進入我們談話的真正主題。你們仍在回避著我，這是一個當醫生們滿足了相應條件後，我們是否該給予他們對所有我關心的人實施精神分析的專利權的問題。和你們一樣，你們所代表的大多數醫生並不是分析領域裏的庸醫。你們自己說過，你們絕大多數的學生和追隨者也是醫生。但我知道，這些醫生與你們在關於外行人從事精神分析問題上的觀點大相徑庭。毫無疑問，我可以假定你們的學生會同意你們要做好充分準備等等的要求，但他們卻認為製止外行人實施精神分析是應該的。是這樣嗎？真是這樣，你們該如何解釋？”
我知道你們消息靈通。是的，確實如此。事實上雖不是全部，也有相當一部分我的醫學同事，在這一點上與我觀點不同。他們讚同醫生們享有精神分析的專利權。這表明即使在我們的陣營中也允許持有不同見解。我的立場眾所周知，而且對於外行人精神分析的對立觀點並不影響我們之間很好地理解，我該怎樣向你們解釋我的學生們的態度呢？我並不十分知曉。我想一定是職業感的力量。他們成長的過程與我不同，他們與同事分開仍感到不適，他們願意擁有自己可享有充分權利的“職業”，進而可被人們接受。他們不想作出忍讓，而且準備犧牲一些對他們來說重要性不明顯的東西。也許會有不同情況。要說他們是出於競爭動機，這不僅要譴責他們感情用事，而且要斥責他們目光短淺。他們經常準備將其他醫生介紹進精神分析領域。從實質性的觀點來看，無論他們是與醫學同事，還是與外行分析者共同分析病人，都是無關緊要的，隻是情況不同，作用也有異。我的學生們也許受了某些因素的影響，即確保一個醫生在分析治療中具有高於外行的優勢。
“保證他有某種優勢？我們已有那種優勢了。看來你終於要承認這種優勢了？這就可以說明問題了。”
對我來說承認這點並不困難，這表明我並不像你想象中的那樣帶有情感偏見。我遲遲不提這些事情，因為一討論它們，就又得涉及理論問題。“現在你在想什麽？”首先是診斷問題。當分析一個神經錯亂的患者時，你希望預先確定——當然在可能確定的範圍內——患者適合這種治療，通過治療分析可以幫助他。但是，隻有當患者真是一個神經症患者時才可如此確定。
“我想我可以從他訴說的症狀上判斷。”
這正是一個新的複雜的情況出現的地方。治療的可行性不是總能完全確定的。病人也許表現出神經症的外部特征，而實際可能是別的什麽病——是一種不可治愈的精神病的初期或是大腦的破壞作用的初始狀態。這種差別——鑒別診斷——便不容易也不能在每一階段立刻發現。當然，做這類決定的責任隻能由醫生來承擔。正如我所說，這對他來說也不容易。疾病可能在相當一段時間裏無惡性表現，隻是在最後才表現出危害性。的確，神經症患者最普遍的恐懼就是，害怕自己會精神錯亂。然而，如果一個醫生一時誤診了這種病或不能確定它，也不會引起什麽危害，任何不必要的事都沒有做。在此種情形下，分析治療也不會引起任何危害，盡管會有人說它是不必要的浪費，當然肯定會有很多人責備分析治療的意外後果。這種責備無疑是不公正的，但這種情況也著實應該避免。
“但似乎希望渺茫。它使我對你所說的關於神經症的起源與性質的理論產生了動搖。”
不是的。它隻是再次證明一個事實，即神經症患者是件麻煩事，令包括分析者在內的有關人員非常頭痛。但如果我更準確地陳述我的新觀點的話，也許我可以澄清你的疑惑。對於我們正在討論的這類病例來說，更準確的解釋應該是，它們容易發展成神經症。但這不是由心理原因造成的，而是由身體原因造成的——即致病因素是物質的而非精神的。你懂嗎？
“我懂。但我無法把物質的與心理的協調起來。”
還是可以協調的，假如人們牢記生命物質的複雜性。我們從哪裏發現神經症的本質呢？“自我”，這一心理器官的較高級形式（通過外部世界的影響而被抬高的），不能在本我和現實之間實現調和功能。“自我”虛弱時，會從“本我”的某些本能部分退回來。與此同時，它不得不以克己、病兆和徒勞的反向形成等方式承擔脫離本我的後果。
“自我”的這種虛弱可在我們每個人的童年中發現。這就是為什麽早期經曆對今後生活具有如此重要意義的原因。童年時期承受巨大的負荷——在幾年裏我們身心的發展就要走完從石器時代原始人到現代文明社會參與者之間的遙遠距離。同時，我們還得特別避開早期的性本能衝動——在這種重荷下，“自我”在壓抑中尋求避難並表現出童年神經症的特征。它還將把這種神經症的後患帶入成年期，使我們易受神經疾患之侵擾。一切都取決於成長中的有機體如何受命運的擺布。如果生活變得艱難，如果本能需要與現實要求之間的鴻溝變大，“自我”就不能調和本能與現實的關係。它越努力調和，就越會被從幼兒期遺留下來的神經症傾向所壓製。壓抑過程不斷重複，本能忍痛離開“自我”的控製，沿著退化的道路，尋找自身的替代滿足，可憐的“自我”將變成無助的神經症患者。
讓我集中談一下：全部情況的關鍵點和中心點是“自我”組織的相對強度。我們將發現完成我們關於病因的調查是很容易的。我們已經知道，兒童期“自我”的虛弱、對付早期性衝動的任務和童年期或多或少的偶然經曆的影響，是神經機能疾病的一般性原因。但童年生活以前的其他因素是否也起作用呢？例如，本我中的先天力量和不守規矩，從一開始就使“自我”的任務更加艱難，或者由於尚不清楚的原因，“自我”的發展特別虛弱。這些因素必然顯示出病因學方麵的重要性。在某些病例中，它們還是先驗因素。我們一直都是認真對付“本我”的本能力量，如果它已發展過度，治愈的前景將不妙。我們對自我的抑製發展成因仍知之甚少。它們將發展成具有素質基礎的神經症。沒有這種素質的先天獲得的因素的誘發，神經症幾乎肯定不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