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 見溫·塞德雷斯的著作（1909）。
[68] 佩特（Pater，1873）寫道：“然而在他一生中的一個時期，他肯定幾乎不再是一個藝術家了。”
[69] 溫·塞德雷斯的著作（1909，第1卷）論述了有關試圖修複和保存這幅畫的曆史。
[70] 孟茲（1899）《一個同時代的印度人給一個麥地西人的信》中談到了列奧納多這個典型行為（見裏希特的著作）（1939）。
[71] 見波塔茲（Bottazzi）的著作（1910）。
[72] 見索爾密的著作（1908）。
[73] 見赫茲菲爾德的著作（1906）。
[74] 或許在他的《妙語集成》中能找到對這一點的異議（雖然它並不重要），但這本書還沒有翻譯過來。見赫茲菲爾德的著作（1906）。［提出厄洛斯是“所有生命的保護者”這種說法比弗洛伊德引用此詞早10年，兩個短語幾乎完全相同，弗洛伊德把它作為與死的本能對立的一般的性的術語。如用在《超越快樂原則》（1920g）。］
[75] ［1919年增注］在列奧納多有關性行為的素描中某些錯誤顯而易見。那是一幅平麵解剖圖（見圖1）我們肯定不會稱之為**的。裏特勒發現了這些錯誤（1917），並按照我在這裏給出的列奧納多的性格的描述對這些錯誤進行了討論。“恰恰是在描繪這個生殖行為的過程中，暴露出他過分的研究本能完全失敗了，顯然，這是他更強的性壓抑的結果。男人的身體全部畫出來了，而女人的身體隻畫出一部分。如果複製一幅給人看，隻露頭，身體蓋住，能夠肯定，他會把這個頭看成是女人的頭。尤其是前額波浪式的劉海兒及披在身後的、齊於第四、五胸椎的長頭發，使得這個頭更像女人頭。”這個女人的**有兩個缺陷，一個是藝術上的，因為它被畫得很鬆弛的樣子，又讓人感覺到不舒服地垂著；另一個是解剖學上的，這顯然是由於列奧納多的性欲缺乏，而沒有認真觀察哺乳期婦女的**。假如他有過觀察，他必定會注意到有許多不聯係的奶管輸出奶水。可是列奧納多隻畫了一條管道，並一直伸至腹內，他可能認為它以某種方式與性器官相聯係。我們應該承認在當時對人體內部器官的研究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對人體的解剖被看作是對死者的侮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列奧納多所能使用的解剖材料很少，事實上，他是否知道在腹腔中有一個淋巴液囊都很成問題，但他想在畫裏畫一個類似於腔的東西是沒有疑問的。他畫的奶管向下延伸，直到與內**聯在一起，由此我們可以推測，他想用能夠看得見的解剖關係來描繪乳汁開始分泌與妊娠結束在時間上是一致的。雖然我們準備諒解由於他的生活環境導致的解剖學知識的欠缺，但事實上，列奧納多很草率地處理了女性**，使得表現子宮的線條十分混亂。其實他本可以把**和像子宮的東西畫出來。“與此相對應的，列奧納多繪製的男性**要正確得多。比如，他不滿足於畫出睾丸，還畫出了附睾，並且畫得相當準確。”列奧納多所畫的**姿勢特別明顯。一些著名的藝術家都選擇背向的、側向的**等進行繪畫或素描。可是，當我們看到這種站著**的素描，一定會想到這樣幾乎是荒唐地表現這個行為的原因是強烈的性壓抑。假如一個人想痛快，他總是想盡辦法使自己舒服，這對饑餓和愛這兩種原始本能都適用。在今天，人們采取躺著**的姿勢，就像我們的古人躺著吃飯一樣，都是很正常的。就意願來講，躺著的姿勢或多或少是希望享受的時間長一些。“長著女人頭的男人的麵部表情是一種憤怒的抵抗。他那厭惡的目光向旁邊斜視著，眉頭緊皺，緊閉著雙唇，嘴角向下。在他的臉上看不到愛的歡樂和盡情的幸福，隻有憤怒和厭惡。”“無論怎樣，列奧納多在畫兩個下肢時犯了最蠢的錯誤。實際上，男人的腳應該是右腳，因為他是通過平麵解剖圖在描繪**，男人的左腳在圖的最前麵，據此，女人的腳便應該是左腳。但在畫中，列奧納多把二者調換了位置，男人有一隻左腳，女人有一隻右腳。如果人們想到大腳趾在腳的內側，這個調換就很容易理解了。”“僅僅這張平麵解剖圖就能夠使我們推斷出這位偉大的藝術家和研究者對力比多的壓抑，這個壓抑使他混淆了某些事情。”——［1923年增注］裏特勒的這些評論受到了批評，其理由是：不應該從一張草草的素描中得出如此嚴肅的結論，甚至不能肯定素描中的不同部分是否真的同屬一體的。
[76] 根據斯克納米傑羅的記載（1900）：在《阿特蘭特抄本》中有一段難解的、涉獵廣泛的內容可以作為此情況的參考：“當我把上帝描繪成嬰兒，你會把我投進監獄；現在假如我把他描繪成成人，你會更壞地對我。”
[77] 見波塔茲的著作（1910，第193頁）。又見裏希特的著作（1939，第2卷，第244頁）。
[78] 索爾密（1910）論述：“列奧納多把對自然的研究作為畫家的規則……然後，當研究的熱情占了統治地位，他就不再希望為藝術而求知，而隻是為知識而求知。”
[79] 參見赫茲菲爾德所寫的傳記中列奧納多科學成就細目（1906）。其他一些地方也有類似的記載。
[80] 從研究我的《對一個5歲男孩的恐怖症的分析》（1909b）以及類似的觀察結果看，這些可能並不誇張的斷言能得到證實。［1924，下麵的話是這樣的：“以及在《精神分析學和精神病理學研究年鑒》的第2卷中類似的觀察結果的記載。”在《兒童性理論》（1908）的一篇論文中我這樣寫道：“然後，這種沉思和懷疑便成了以後解決所有問題的智力活動的原型，第一次失敗對孩子的整個一生都具有喪失活動能力的影響。”］
[81] 參見斯克納米傑羅的著作（1900）。
[82] ［弗洛伊德在德文本中引用了赫茲菲爾德翻譯的意大利原文的德譯本的內容。事實上，弗洛伊德的德文本裏有兩處不夠準確，意大利語“nibio”應該是“鳶”，不是“禿鷲”；而且意大利語“dentro”在裏麵被漏掉了。這個遺漏，弗洛伊德自己在下文裏做了矯正。］
[83] ［1919年增注］在對本書進行友好的評價的同時，靄理士（Havelock Ellis，1859～1939）就上述觀點提出了異議，他不讚同列奧納多的這個記憶有良好的真實基礎，因為兒童的記憶經常是比一般估計的要晚些；問題中的大鳥不一定就是禿鷲。這一點我願意讓步，為了減小困難，我要提一個建議，即他的母親觀察到了大鳥拜訪她的孩子，在她的眼睛裏，這件事比較容易被看成是預示著某種意義，並且在後來反複地給他講述這件事。我認為，結果是他所保持的記憶是他母親給他講的故事，以後就像經常發生的那樣，他很可能把這個記憶當成自己的直接經驗。無論如何，這個改動無損於我的總的說服力。的確，一般說來，人們在日後建構起來的有關童年時代的幻想，被附加到早期的通常會被遺忘的平凡的真實事件上。所以重視並不重要的真實事件，就像列奧納多故事中的鳥，他稱之為禿鷲及它的值得注意的行為，那樣細致地處理這個真實事件，必定有其隱秘的原因。
[84] ［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學》（1901）第四章中論述了童年時代的記憶和掩蔽性記憶（screen-memories）。弗洛伊德在1907年增補時，又把它與曆史記載做了類比。］
[85] ［1919年增注］當我寫完上麵這段文字，我已試圖對另一個天才人物的難以理解的童年時代的記憶做了類似的分析。當歌德（Goethe）大約60歲的時候，他在《詩與真》中對自己的生活進行了描述。最初的幾頁裏寫道：他在鄰居的鼓勵下，怎樣開始把一些小陶器從窗戶擲到街上，摔得粉碎，後來便擲大件。的確，這是他所報告的童年時代最早期的生活的唯一一幕。它的內容是全然不重要的，這與其他沒有成為偉大人物的人的童年記憶相符合，在這一段中表現出他缺少對弟弟的任何記憶。在他3歲零9個月時他弟弟出生，在他將近10歲時弟弟死去，所有這些都引起我對這個童年記憶的分析（事實上，歌德在書的後麵部分，詳細描述童年時的許多疾病時提到了他弟弟）。我希望自己能用與歌德的上下文描述一致的某種東西來說明這個記憶，這個說明將使得這個記憶值得保留，並與歌德在自己的生活曆史中所給予它的位置協調一致。簡短的分析［《詩與真》中歌德的童年往事（1917）］可能把擲陶器作為一個反對討厭的侵犯者的不可思議的行為加以認識；書中所寫的這種情景反映出他的意圖要達到這樣一點，也就是不能允許第二個兒子幹擾歌德與他母親的親密關係。如果最早期的童年記憶在這樣的偽裝中保存下來，那麽歌德的情況與列奧納多的情況一樣，都與母親有關，那裏麵什麽會使人驚訝呢？［1919年的版本中，有一段寫了“缺少對弟弟的任何記憶……”這一句改寫成“……很顯然，一點也沒提及有關弟弟的任何事情……”1923年版本用了前麵的句子，句子結尾還加了括弧。1923年，弗洛伊德在論述歌德的論文中，增加注釋說明了這個情況（1917b），標準版，第17卷，第151頁］
[86] ［對“鼠人”的分析（標準版，第10卷，第311頁）情況的“原始記錄”。可以指出（假定這隻鳥實際上就是“鳶”）鳶的分叉的長尾巴是它的一個顯著的特征，它在空中飛行時尾巴起重要作用，並且無疑的是在飛行中這個尾巴被列奧納多觀察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弗洛伊德在這一段裏關於鳶尾巴的象征意義的討論最近被發表在《泰晤士報》（1956年7月7日）上的一篇鳶的鳥學描寫所證實：“有時尾巴在右側（角）向水平麵呈扇形展開。”］
[87] ［參見第82頁（指標準版第11卷頁碼，下同——中譯者）注釋①的結尾。］
[88] 這個要點可參見我的《一例癔症分析片斷》（1905e），標準版，第7卷，第51頁。
[89] ［“那時我還在搖籃裏”參見第82頁注釋①。］
[90] ［參見《對“小漢斯”的分析》（1909），標準版，第10卷，第7頁。］
[91] ［在1910年，僅僅是“一個同性戀者”。］
[92] 赫拉波羅（Horapollo）（《象形文字》1，11）：為了表示母親……他們勾畫了禿鷲。
[93] 參見羅斯徹（Roscher，1894～1897）著作，蘭澤（Lanzone）的著作（1882）。
[94] 參見哈特蘭本（Hartleben）的著作（1906）。
[95] ［他們說：“不曾有過雄禿鷲的存在，所有的禿鷲都是雌性的。”阿利安《動物的本性》，第2卷，第46頁。］溫·羅莫（von R mer）引用（1903，第732頁）。
[96] ［普魯塔克：“正像他們相信的，隻有雄聖甲蟲，所以埃及人得出結論，沒有發現雄禿鷲。”這句話實際上是李曼斯（Leemans）為赫拉波羅寫的注釋（1835，第171頁）被弗洛伊德張冠李戴到普魯塔克頭上。］
[97] 赫拉波羅，《象形文字》，李曼斯編輯（1835，第14頁）。［“他們用禿鷲的畫像來表示一個母親，因為在這一種族中沒有雄性。”似乎赫拉波羅文中的一段被錯誤地引用了，從上麵正文內容看，我們在這裏應該采用禿鷲由風受孕的神話。］
[98] 參見孟茲（Müntz）的著作（1899，第282頁）。
[99] 參見《兒童性理論》（1908c）。
[100] ［參見《釋夢》中弗洛伊德的某些類似的議論（1900a），標準版，第4卷，135～136頁。］
[101] 見蘭澤的圖解（1882，圖136～138）。
[102] 參見《兒童性理論》（1908c）。
[103] ［參見《精神分析學和精神病理學研究年鑒》中的意見（弗洛伊德1909年《對“小漢斯”的分析》，標準版，第10卷，第11頁。還可參見榮格1910年的著作及1919年增加的注釋）。並可參見《國際精神分析醫療雜誌》和《意象》中的意見（關於兒童的一章）。］
[104] ［1919年增注］這個促動了我的結論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兒我們可以追溯到反猶太主義的一個根源，它顯示出強大的自然力，在西方國家中可以發現如此無理的表現。如果勇敢地把我們的推測帶回到人類的初期，我們就能得出推論，原來的包皮環割術取代了閹割，這是一種寬容的設計。［有關這點的深入探討可在《對“小漢斯”的分析》的注釋中找到（1919b），標準版，第10卷，第36頁；在《摩西與一神教》（1939a）的第三章第一部分的第四節中也可以找到。］
[105] ［這一觀點的句子是1919年增加的。］
[106] 參見耐特的著作（1768）。
[107] 依我個人的經驗，特別提及塞德格的研究，我大體上能夠證實這個研究。我也意識到維也納的威廉·斯泰克爾（Wilhelm Stekel）和布達佩斯的桑多爾·費倫茨（Sándor Ferenczi）得出了同樣的結果。
[108] ［1919年增注］精神分析的研究的兩個事實有助於對同性戀的理解，同時，無須假設精神分析的研究詳盡地討論了這種性變態的原因。第一個事實是前麵提到的對母親的性需要的固著（fixation）；第二個事實包含在這個敘述中的每個人，甚至最正常的人也可能進行同性戀對象的選擇，有時他在生活中這樣做了，或在他的潛意識中仍保持這個選擇，或者用強有力的相反態度防止它。這兩個發現否定了把同性戀者看作“第三性別”的聲明，否定了被人們相信的先天同性戀與後天同性戀（innate and acquired homosexuality）之間的重要區別“第三性別”（受身體的兩性同體所決定）的特征相當有助於同性戀的對象選擇，但並不是決定性的。那些在科學的領域裏替同性戀者申辯的人，在已經建立的精神分析學的發現中學不到任何東西。
[109] ［弗洛伊德第一次發表對自戀的參考意見僅僅是在寫這篇文章之前的幾個月，見他的《性學三論》（1905）第2版（1910）中增加的注釋。他在1909年11月10日的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上提到了這個概念。完整的論述見《論自戀：導論》（1914）。］
[110] ［同性戀及其起源的更全麵的討論可以在《性學三論》（1905d）的第一篇中找到，特別值得注意的是1910～1920年間增加的較長的注釋（標準版，第7卷，第144～147頁）。後來，在這個題目的另外一些討論中，可能提到了《一個女同性戀者的心理發生》（1920）和《忌妒、偏執狂和同性戀的某些神經症機製》（1922）。］
[111] 在這裏，列奧納多的行為很像那些習慣於每天向另一個人懺悔的人，他用日記作自己的替身，推測這個人是誰，見米萊茨可夫斯基的著作（1903，第367頁）。
[112] 這一段出自米萊茨可夫斯基的著作（1903，第282頁）。
[113] 或模特兒。
[114] 為弗朗西斯科·斯弗爾茲製造的騎馬雕像。
[115] 整段見於赫茲菲爾德的著作（1906，第45頁）。
[116] 米萊茨可夫斯基（1903）。關於列奧納多的私生活的信息在任何情況中都不足很使人頭痛。我可以提出一個事實，就是這個賬目也被索爾密引用過（1908年），但卻做了相當大的改動，最重大的一個是用索多代替了弗洛林。可以想見這個弗洛林不是舊時的“金弗洛林”，而是後被使用的貨幣單位，相當於裏拉或索多。索爾密把卡特琳娜當成是一位有時候幫助列奧納多料理家務的傭人［弗洛伊德在自己的不同版本的著作中也不同程度地對數字做過更改。靈車的費用在1910年是“12”，1919年與1923年是“19”，1925年後是“4”。1925年以前，運輸和立十字架的費用是“4”。整個原文，意大利和英譯文見理查德的著作（1939），第2卷，第379頁］。
[117] “卡特琳娜於1493年7月16日到達米蘭。”“美得驚人的吉凡妮娜到醫院看望了卡特琳娜，並詢問了某些事情。”
[118] 在這些表現方式中，列奧納多受壓抑的力比多被允許顯示出來，病理性贅述（circumstantiality）和過分關注錢，這些表現方式都是肛欲時期形成的性格特征。見我的《性格與肛欲》（1908b）。
[119] ［見第82頁注釋①。］
[120] ［1919年增注］在這裏藝術鑒賞家會想起古希臘雕像中，如愛吉娜雕像的獨特的不變的微笑；他也許還會在列奧納多的老師瓦諾奇奧的畫中發現某些相似的東西，所以，在接受後來的爭論時有些疑惑。
[121] ［這個題目的德文是heilige Anna Selbdritt，意思是《聖母子與聖安妮》。本文後麵涉及到了這幅畫，第112頁。］
[122] 引自斯克納米傑羅的著作（1900，第32頁）。
[123] 米萊茨可夫斯基作同樣的設想。然而他所設想的列奧納多的童年曆史與我們從禿鷲幻想中得出的結論不同。如果像米萊茨可夫斯基說的，這微笑是列奧納多自己的，傳說是不會不表述出這種巧合的。
[124] ［在畫中，聖安妮是最突出的人物。參見第110頁注釋。］
[125] 康斯坦丁諾娃（1907，第44頁）：“瑪麗向下注視著她的寵兒，內心充滿感情，她臉上的微笑使人想起吉奧孔多的神秘表情。”（同上，第52頁）在另一段裏，她說到瑪麗：“吉奧孔多的微笑顯現在她的特征中。”
[126] 參見溫·塞德雷斯的著作（1909，第2卷，第274頁）的注釋。
[127] ［圓括號裏的話是1923年增加的。］
[128] ［1919年增注］如果要把畫中的聖安妮和瑪麗從形體上分開，並畫出每一個人的輪廓，的確不是很容易的。人們會說，她們相互交織在一起就像夢中的緊緊地融為一體的人物一樣，因此在某些地方很難說出聖安妮結束在哪裏，瑪麗在哪兒開始。但是，在一個批評家眼裏［1919年版本裏：“在一個藝術家的眼裏”］，這是一個錯誤，一個構圖的缺陷，而用分析家的眼光看來，由於對其內隱的意義的說明被證明是對的，對藝術家來說似乎他童年的兩個母親化為一個了。［1923年增注］讓人特別感興趣的是把盧浮宮中的《聖安妮和另外兩個人》與著名的倫敦草圖進行比較，同一素材被用於不同的構圖形式。（見圖2）在這兒，兩個母親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她們各自的輪廓更難辨認清楚，所以，批評家們不得不說：“好像兩個頭長在一個身體上。”大多數權威一致認為倫敦草圖是更早些時候的作品，他們把草圖創作的時間估計在列奧納多住在米蘭的第一個時期（1500年以前）。相反，阿道夫（Asdolf Rosenberg）把草圖看作是同一主題的更晚、更成功的構圖（1898）；隨後，安東（Anton Springer）認為它的創作時間甚至晚於《蒙娜麗莎》。假如草圖肯定是早些時候的作品，那它就完全符合我們的觀點了。當反向推理不成時，便不難想象盧浮宮中的畫是怎樣由草圖而產生的。如果我們把草圖的構圖作為我們的起點，我們就能看到列奧納多感到多麽需要打開兩個女人夢一般的融合（這個融合是那麽符合他童年的記憶），並且在空間上把兩個頭分開。這個情形的發生如下：他把瑪麗的頭和上半身從兩個母親的整體中分出來，並且上身向下彎去，為了給這個移位提供出理由，小耶穌不得不從她的膝蓋上下來站到地上。這樣，就沒有小聖約翰空間了，他被羊羔代替了。［1919年增注］普費斯特（Oskar Pfister）對盧浮宮裏的這幅畫有一個傑出的發現，這個發現有無法否認的影響，盡管有人不願意毫無保留地接納它。在瑪麗巧妙的、顯得淩亂的衣著中，他發現了一隻禿鷲的輪廓，他把它作為潛意識的畫謎來解釋：“畫中代表著藝術家母親的禿鷲——母親的象征，是完全清晰可見的。”“藍色的衣料圍在前麵女人的臂部並順著她的大腿和右膝蓋伸展，這樣人們就可以看見禿鷲那獨具特色的頭了，它的脖子和急轉彎處是其身體開始的地方。任何一位觀察家對我的這個小發現幾乎都不能否定這個畫謎的證據。”（普費斯特，1913，第147頁）在這一點上，我能肯定，讀者不會不認真看附圖，試試自己是否能發現普費斯特所說的禿鷲的輪廓。這塊藍色衣料的邊緣即是畫謎的界限，在這件複製品中，淺灰色的田野襯出淺黑色的衣服，在淺黑色的衣服上，藍色的衣料格外明顯。（見圖3）普費斯特繼續他的描述：“重要的問題是這個畫謎延伸到哪裏？如果我們順長長的衣料看，在背景的襯托下，顯得很突出的就是畫謎，我們注意到了，從翅膀的中間開始，它的一部分垂到女人的腳上，另一部分向上延伸，搭在她的一個肩上和孩子身上。前麵的部分多少代表了禿鷲的翅膀和尾巴，很自然的樣子；後麵部分可能是突出的肚子，當我們特別注意到像羽毛輪廓的線條時，鳥尾巴是展開的，尾巴的最右端，正像列奧納多童年時期的夢中一樣，伸向孩子的嘴即列奧納多的嘴。”作者繼續十分詳盡地檢查這個解釋，討論它顯示出的難點。
[129] 見我的《性學三論》（1905d），［標準版，第7卷，第223頁］。
[130] ［此段話原文用的是意大利語。孟茲（1899）後來在注釋中用英文把它們譯過來了。］
[131] 列奧納多在筆記本中把他父親的年齡不是寫成77歲，而是寫成了80歲，我暫且在這裏先不談他的這個大錯誤。
[132] 但丁《神曲》（王維克譯），第27章，第22～25行。——中譯者
[133] 列奧納多在他日記的這一段發生了一個明顯的進一步的錯誤，即在他的兄弟姐妹的數目上的錯誤，與這段值得注意的精確性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134] ［英文原著中有這最後3個字。］
[135] 塞德雷斯引用過這段話（1909，第2卷，第270頁）。
[136] 索爾密引用過這句話（1910，第13頁）。
[137] ［“最早期”是作者1925年增加的。］
[138] ［最後這一句是1919年增加的。這一點，在弗洛伊德1910年致紐倫集會議的信中提到了，又見於《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1921c）的最後一章，標準版，第18卷，第142頁。］
[139] 見赫茲菲爾德的著作（1906，第32頁）：“大天鵝”似乎是指佛羅倫薩附近的一座叫蒙特·西西裏的小山（西西裏在意大利文中是“天鵝”）。
[140] ［1919年增注］這個記述依據保羅·費德恩（Paul Federn）和穆裏·沃爾德（Mourly Vold，1912）兩位挪威科學家的研究，沃爾德與精神分析學沒有關係［也參見《釋夢》（1900），標準版，第5卷，第394頁］。
[141] 見肖恩翻譯的瓦薩利的著作（1843，第39頁）。
[142] 這些信及相關的各種問題見孟茲的著作（1899，第82頁以下），真正的原文和其他有關的注釋可以在赫茲菲爾德的著作（1906，第233頁以下）中找到。
[143] 肖恩（1843，第8頁）的著作中談道：“甚至他花了一些時間畫繩結，順著繩結的繩頭到另一頭，直到我們可以看到它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圓形圖。這類非常複雜漂亮的設計被刻在銅板上；在它們中間能夠讀出‘列奧納多的芬奇研究院’的字樣。”
[144] 這種批評可相當普遍地運用，但目標卻不能是列奧納多的傳記作家們。
[145] 見溫·塞德雷斯的著作（1909，第2卷，第271頁）。
[146] ［無疑這是暗指弗洛伊德深受其影響的弗利斯的觀點。參見他的《性學三論》（1905），標準版，第7卷，第216頁。然而，在“雙側對稱”的特殊問題上，他們兩人的觀點並不完全一致。參見標準版，第59頁注釋①。］
[147] “戀親叢”係精神分析術語，與“雙親情結”（parental complex）內涵相同。指以母親或眾親為核心的愛戀性的心理情感，亦即子女對異性父母的性戀，包括“戀母情結”和“戀父情結”。——中譯者
[148] 見赫茲菲爾德的著作（1906，第11頁）［似乎是暗指大家非常熟悉的哈姆雷特的名言：天國人間事真多，荷拉提奧，比你在哲學夢想中的還要多］。
[149] 本文最早匿名發表於1914年《意象》雜誌第3期，文章之前有這樣一段編者按語：嚴格說來，盡管這篇文章不符合本刊接受稿件的條件，編輯還是同意刊登。作者屬於精神分析學派這個圈子，而且作者的恩維方式實際上類似於精神分析的方法。
[150] 即《哈姆雷特》。——中譯者
[151] 第一次上演可能是1602年。
[152] 根據亨利·湯德（Henry Thode，1908，第194頁）的說法，這座雕像建於1512～1516年間。
[153] 亨利·湯德，《米開朗基羅：對其作品的批判研究》（1908）。
[154] ［見本書插畫。］
[155] 引自湯德，《米開朗基羅：對其作品的批判研究》，第197頁。
[156] 應該指出，仔細安排在坐像膝上的披風就使得賈斯蒂的這一觀點不能成立。相反，這種安排使我們這樣假設：摩西先是從容地坐著，後來才被突然發現所驚動。
[157] ［見前注。］
[158] 盡管朱利亞諾（Giuliano）在美第奇教堂（Medici Chapel）中從容的坐像的左腳也同樣從地麵抬起。
[159] ［他的首批論文是用德文發表於1874~1876年間。］
[160] 順便說一句，維也納造型藝術學會的收藏品中，有一座摩西的石膏雕像，在雕像身上，他們十分錯誤地複製了這一點。
[161] ［厄內斯特·瓊斯（Ernest Jones）曾建議，弗洛伊德在分析米開朗基羅的雕像所描繪的感情方麵，曾試圖將其部分觀點接近於持不同意見的阿德勒和榮格，這一時期這項內容充斥於他的頭腦，便形成了本論文的主要內容。弗洛伊德對曆史人物摩西的興趣，在他出版的最後一本著作《摩西與一神教》（1939a）中也表現出來。］
[162] ［起初，弗洛伊德為其“不合時宜地引用魯瑟的譯文”而表示道歉，下麵的這段譯文引自欽定《聖經》譯本，1611年英王詹姆斯（James）一世核定發行的英譯《聖經》。］
[163] “但是，他並不是要站起來，或準備站起來；雕像的上半身挺得筆直，而不是像運動之前那樣向前傾，以求平衡的變化……”（勞埃德，1863，第10頁）
[164] “這樣的描述破綻百出。一束束胡須隻是被右手絆住了，不是握，也不是抓，抱或者捋。即使絆，也是短暫的——暫時被絆住了，手很快就會鬆開胡須，讓其自由飄落。”（同上，第11頁）
[165] 參閱費樓波-米勒和艾克斯坦（FüL?p-Miller and Eckstein，1926）有關這一方麵的討論。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1920）寫道：“他並未被資產階級的道德樊籬所阻止，沒有人能夠說清楚在他的生活中他在違法犯罪方麵究竟走了多遠，以及他描寫的角色中的犯罪本能在他身上實現了多少。”對未成熟姑娘進行性攻擊的主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出現多次，尤其是在他死後出版的《斯達沃羅京的懺悔》和《一個偉大罪人的一生》兩本書中。
[166] ［參見弗洛伊德《癔症發作概論》（1909a）一文。］
[167] 見萊尼·費樓波-米勒的著作（1924）［也見於艾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921）對他父親的描述一文（1921）］。資料中特別有趣的部分記述了作家童年的“一些可怕、難忘和苦惱的事情”。他的病的最初跡象就可以追溯到這些事情上去（見蘇沃林［Suvorin］發表在1881年《新時代》報上的文章。轉引自關於費樓波-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的介紹文章，1925）。也見於奧羅斯特·米勒（Orest Miller）的著作（1921），他寫道：“然而有另外一個特別的關於法奧德·米海洛維奇（Fyodor Mikhailovich）疾病的例證，即他的病與他青年早期的生活有關，並且與他和其父親在家庭生活中的一次悲劇性事件有關。但是，雖然該例證是由法奧德·米海洛維奇的一位親密好友提供給我的，但我卻不能令自己精確和圓滿地複述他的經曆，因為我沒有關於此傳說的任何其他方麵的證據。”傳記作家和研究工作者對此不以為然。
[168] 許多記述，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記述，都表明與此說法相矛盾，認為在西伯利亞被流放期間表現的是殘留的癲癇症特征。不幸的是，這裏有理由不相信神經症者的自傳敘述。經驗向我們表明：神經症者的記憶采取了歪曲的形式，它意在阻斷不合意的原因聯係。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亞監獄裏的禁閉生活顯著地改變了他的病情卻是事實。參見費樓波-米勒的著作（1924，第1186頁）。
[169] ［這個說明，弗洛伊德在1897年2月致弗利斯的信中已經表述過了（弗洛伊德，1950a，信58）。］
[170] 參見《圖騰與禁忌》（1912～1913），第四篇，第五章。
[171] ［參見《來自罪惡感的犯罪》，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些性格類型》中的第三篇文章（1916d），標準版，第14卷，第332頁。］
[172] 有關他發作的意義與內容的最好描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提供的。他告訴他的朋友斯特拉克霍夫（Strakhov）說，他在癲癇發作之後的易怒和沮喪是由於這樣的事實：他仿佛覺得自己是個罪人，不能從他身上的未知的罪疚感的負擔中擺脫出來，他犯了很大的罪過，這使他壓抑（見費樓波-米勒的著作，1924，第1188頁）。在這些自我譴責（self-accusations）中，精神分析學看到承認“心理現實”的征象，它努力使未知的罪惡被意識所認識。
[173] ［在德語中（也在原來的俄語中）這個比喻是“一根能兩頭傷人的大棒”。康斯坦·加耐特（Constance Grarnett）的英譯作為：“兩邊能切割的小刀。”這句話出現在這部長篇小說的第十二卷第十章中。］
[174] ［對這一觀點在一個現實罪行案例中的實際運用的論述在弗洛伊德《專家對霍爾斯曼病例的意見》（1931d）第251頁下麵可以找到，那裏《卡拉馬佐夫兄弟》被再次討論了。］
[175] “主要的是賭博本身，”他在一封信中寫道，“我發誓，貪婪錢財並不是我賭博的目的，雖然上帝知道我極其需要錢。”
[176] “他總是在賭桌前，直到輸掉所有的東西，徹底破產。隻有當傷害達到徹底的程度，魔鬼才從他的靈魂中逃走，並為創造天才讓路。”（費樓波-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1925，第1卷，第36頁。）
[177] ［在1897年12月22日致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指出：**是“原始的沉迷”，所有以後的沉迷都是它的替代（弗洛伊德，1950，信79）。］
[178] 這裏表達的許多觀點可以在喬蘭·紐費爾德（Jolan Neufeld）的一本傑作中見到（1923）。
[179] 毫無疑問，艾丁根（Eitingon）一直催促弗洛伊德完成這篇論文（瓊斯，1951，第152頁）。
[180] ［賴克寫道：“克製曾是道德的尺度；今天它隻是尺度之一。如果它是唯一的一個，優秀的公民和庸人——他懷著遲鈍的感覺屈從於權威們，並且由於他缺乏想象力，克製對他就更加容易，他在道德方麵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就顯得更加優越。”］
[181] ［雖然弗洛伊德心存此文也許會再印的疑問，但好像在《意象》雜誌刊出此文之前，賴克已給弗洛伊德看了他的批評文章。］
[182] 這實際上不隻在美國是這種情況，英國也如此。
[183] 在法國同樣如此。
[184] 在《浮士德》劇中第一部第四場中關於學生的場麵。
[185] ［“Im Anfang war die Tat”（出自《浮士德》劇中的台詞，第一部，第三場。）弗洛伊德在《圖騰與禁忌》（1912～1913）中用了同樣的話作結尾。］
[186] 約翰·內斯特羅伊（Johann Nestroy，1801～1862），維也納著名的喜劇和滑稽劇作家。
[187] 心理儀器是由什麽構成的這個問題。
[188] ［漢斯·法伊英格爾（Hans Vaihinger，1852～1933）。他的哲學體係在《似乎哲學》（1911）中做了闡述。奧格登（C.K.Ogden）的英譯本出現於1924年，題目是《“好像”哲學》。這本書在講德語的國家裏相當流行，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弗洛伊德在《一個幻覺的未來》（1927c）的第5章末尾對此做了長篇討論。］
[189] ［這裏的德文“Bwusst-sein”，字麵意思為“被意識到的”。這個詞（基本的詞性是名詞“意識”）當然通常不用連字符。這裏的連字符表明：弗洛伊德強調“bewusst”一詞具有一定的被動性。參見弗洛伊德的論文《論潛意識》（1915e，標準版，第14卷，第165頁注）裏編者的注釋。這個詞在弗洛伊德的《自我與本我》（1923b）的第一章接近開端處以同樣方式和同樣目的被分割開來，而印的是兩個分開的字卻沒用連字符相連。這裏的連字符隻見於1926年的版本。而在後來的德文版中，連字符被錯誤地省去了，而把兩詞放在了一起。］
[190] ［該詞“自我分析”（self-analysis）現在被通常作為“訓練分析”（training analysis）。“自我分析”的真實含義在下文會提及（弗洛伊德，1926c）。］
[191] 席勒：《世界的性質》。
[192] ［該詞德文為“Trieb”（本能）。對該詞有各種譯法，最通用的譯文為“drive”（做“驅力”解），在“標準版”裏用了“instinct”（本能）的譯法的原因在第一卷《1896“緒言”概況》中討論過了。］
[193] ［參見弗洛伊德的《神經症與精神病》（1924b）。］
[194] ［毫不懷疑是托爾斯泰和他的追隨者們。見《有關移情的觀察報告》的論文（1915a，標準版，第12卷，第161頁）中有同樣的論述。］
[195] 參見《精神分析運動史》（1914d）中類似的一段話。
[196] ［在第一版，該詞是德文的“?usserungen”。在後來的版本中寫成了“?nderungen”（“變化”之意），也可能是印刷有誤。］
[197] ［參考弗洛伊德後來論述此題的文章（1937d）。］
[198] ［這句話是德文：“W?r ich besonnen，hiess ich nicht der Tell”席勒的劇作《威廉·退爾》，第二幕，第三場。］
[199] ［這一節的大部分材料來自於弗洛伊德早期有關分析技術的論文，有某些段落幾乎與原文一模一樣。］
[200] 即給他的不是私掠船（Privateer）的執照。
[201] ［當然這是指魏瑪共和國的時代。］
[202] 出自於腓特烈大帝的諺語：“在我的國家，每個人都可按自己的方式拯救自己。”
[203] “Laissez faire”，自由貿易，不幹涉，放任主義。原指19世紀政府對工商業的政策的口號，弗洛伊德在此引申為對精神分析的政策。——中譯者
[204] ［參見阿伯拉罕（1924），英譯本，1927年，第450頁及下頁。］
[205] ［德文為“Seelsorger”（關心靈魂者）。弗洛伊德在他給普費斯特（1913）的一本書的前言裏提到，在新教徒國家，關心靈魂的工作必須是由具備資格的人去做。］
[206] 這是一部德文流浪漢小說。1912年被譯成英文。——中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