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擁有的來自於你的父親，獲得它使之成為你的。

因此，超我在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間占據了一個中間的位置，它本身合並了現在和過去的影響。

在建立超我的時候，可以說在我們麵前就有一種方式，以這個方式。現在被轉變到了過去……

【注釋】

[1] ［參閱《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二篇全文。］

[2] ［在《釋夢》（1900a）第二章的類似段落，有一些關於思考的說明性評論。］

[3] ［《論釋夢的理論與實踐》（1923c）中，記載著對這些可供選擇的方法的細微差別的表述。］

[4] ［參閱《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10講。］

[5] ［弗洛伊德在《關於解釋的可能性的限製》（1925）一文中加了一個特殊注釋。］

[6] ［參閱《釋夢》（1900a）。］

[7] ［參閱《釋夢在精神分析中的運用》（1911）。］

[8] ［參閱《論釋夢的理論與實踐》（1923c）中第二部分。］

[9] ［弗洛伊德在此用“稽查員”（Zensor）這一擬人形式取代非人格的“稽查”（Zensur）一詞，這是鮮有的一個例子。請見《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26講中的編者腳注（標準版，第16卷，第429頁）。］

[10] ［這句話幾乎逐字照搬弗洛伊德《釋夢》（1900a）第1版《序言》中的第2句話（標準版，第4卷，第2頁）。］

[11] ［《釋夢》（1900a），標準版，第4卷，第2頁。］

[12] ［這個觀點在弗洛伊德最早期的心理學文章中就已有，即其第一篇名為《防禦性神經精神病》（1894）標準版，第3卷，第55頁。］

[13] ［參閱《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11講。］

[14] ［《釋夢》（1900a）第六章第五節中對這些實驗有更詳細的描述（標準版，第5卷，第384頁）。］

[15] ［弗洛伊德1914年在對《釋夢》（1900a）的幾段補充中，對西爾伯勒的實驗做了更充分的說明，並附有大量的引文（標準版，第5卷，第344～345頁及第503～504頁）。］

[16] ［《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中曾論述了象征作用，但這種適用於女性的夢的事實，僅在一些較早期發表的《得自精神分析實踐的觀察與實例》（1913）中提及。］

[17] ［參閱弗洛伊德去世後發表的對該論題的注釋（1940c，1922）。］

[18] 希臘神話中彌諾斯（Minos）王的女兒，阿裏阿德涅曾給了忒修斯（Theseus）一個線團，幫助他逃出了彌諾陶洛斯（Minotaurus）的迷宮。——中譯者

[19] ［即德文中的“h?ufigkeit”和“h?ufung”這兩個詞。它們都來自於“Haufen”，這一詞根，意指“堆積”。］

[20] ［參閱《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11講，也可參閱《釋夢》（1900a）。］

[21] ［參閱《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12講。所有的一切又可見於《釋夢》（1900a）。］

[22] ［參閱《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14講。］

[23] ［參閱《精神分析新論》（1916~1917）第31講。］

[24] ［最後三段的主題最早載於弗洛伊德《超越快樂原則》（1920g）第二、三章。在本講演後麵第32講中對它有更進一步的提示。］

[25] ［在《精神分析與治療》（1941）的英文編者語中記載著一係列弗洛伊德關於該主題的文章，瓊斯（1957）在他的傳記第3卷第四章中，對弗洛伊德關於神秘主義的態度作了綜合概述。］

[26] ［即檢驗事物以看它們是真是假。這在《心理玄學對夢理論的一個補充》（1917a）中有論述。又見於《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23講。］

[27] ［弗洛伊德《詼諧及其與潛意識的關係》（1905c）一書第四章中，對這種“非理性快樂”有詳盡論述。］

[28] ［引自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場。］

[29] ［參見《一個幻覺的未來》（1927c）第五章中類似的論述。］

[30] ［這個例子最早在《夢和心靈感應》（1922a）一文中有更加詳細的論述。］

[31] ［在其死後出版的弗洛伊德早期論文《精神分析與心靈感應》（1941d［1921］）中詳述了算命先生通過無意義的活動分散問卦者的注意力的意義，認為這是一種潛意識心理過程釋放的方式。在此，他比較了在某些詼諧中類似“分散狀態”的應用，這可參閱他的《詼諧及其與潛意識的關係》（1905c）一書。更早期在其技術性文獻《癔症研究》（1895d）中，他對幾種特定的催眠術，特別對早期通過按壓患者前額而使之遺忘的方法作了同樣的解釋。（標準版，第2卷，第271頁）這在其後《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1921c）討論催眠術時有了進一步發展。也可比較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學》（1901b）中對指向某種自動行為的注意力幹擾此行為的表現這一事實的一些評論。］

[32] ［此事在《精神分析與心靈感應》（1941d）中敘述更為詳盡，有幾處微小改動，而在1925年的論文第三部分中則敘述較為簡練。］

[33] ［《精神分析與心靈感應》（1941d）中，這一案例也有更為詳細的論述。］

[34] ［《精神分析與心靈感應》（1941d）中也有一些詳述，但此處在有些方麵更加充分。］

[35] ［該例應稱為“第三例”被收錄在《精神分析與心靈感應》（1941d）中，在弗洛伊德的這篇論文中說明了它的省略情況，在英文編者導言中對它作了評述，同上，第175頁。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原始材料被保存下來了。它與這裏所作的描述如此相似，以至於人們懷疑前者是對後者的複製。但應補充說明的是，自1955年這一卷的標準版著作出版後，那份原稿不幸再次莫明其妙地遺失了。］

[36] 弗西斯（David Forsyth，1877～1941）博士是倫敦查林十字醫院的谘詢醫生，他是1913年創立倫敦精神分析學會的最早成員之一。

[37] ［傑出的匈牙利精神分析者。］

[38] ［即“民眾大學”，提供英國人所說的“成人教育”。］

[39] ［當然，“Freund”係德文中“朋友”之意。弗洛伊德曾為他寫過令人感動的訃告（1920c）。］

[40] ［弗洛伊德身後發表的《精神分析和心靈感應》（1941d）一文的引言部分，詳細闡述了這些思想（標準版，第18卷，第177～181頁）。］

[41] ［此講中大部分材料（和某些細節闡述）來自於《自我和本我》（1923b）第一、二、三和五章。］

[42] ［“Gewissensangst”字麵意思是“良心的焦慮”，在《抑製、症狀與焦慮》（1926d）的編者注中有關於這個詞的論述（標準版，第20卷，第128頁）。］

[43] ［參閱第109頁（指標準版第22卷頁碼，下同。——中譯者）。］

[44] 如一個自我趨向於相似的另一個自我。

[45] ［這個問題在《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中實際上隻極為簡單地提及過（參閱第26講後半部分，標準版，第16卷，第427～428頁）。認同是《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1921c）第七章的主題；超我的形成在《自我和本我》（1923b）第三章中有詳細論述。同上，第19卷第28頁。］

[46] ［這個觀點在弗洛伊德《受虐狂的節製問題》（1924c）一文中有論述，另外，在那裏，英文編者注釋處理了弗洛伊德對“意象”（image）這一術語的使用。］

[47] ［該段，尤其是“自我理想的載體”這部分有些含糊。當弗洛伊德在《論自戀》（1914c）的文章中首次使用這個概念時，他區分了自我理想本身與“一種特殊心理功能，這種功能的任務是認識自戀從自我理想中獲取滿足的情況，並根據此認識，用自我理想監視和評價實際的自我”。與此相同，在《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26講中，他論及一個人感到“自我中有一種支配性的功能，它根據理想自我來評價實際的自我及每個活動，並在發展的過程中，創造了自己”。但在他後期的一些文章中，理想和執行理想的功能之間的區別變得模糊了。在此，這種情形可能再現，超我可能被等同於執行功能。在其後3段中術語“Idealfunction”（理想功能）的使用產生了同樣的問題，在《自我與本我》（1923b）的編者導言中論述了整個主題。］

[48] ［在後麵第34講論述了他們的觀點。］

[49] ［參閱弗洛伊德《兩性解剖差異所帶來的心理後果》（1925j）一文的注腳。］

[50] ［見埃米爾·魯德韋格（Emil Ludwig）著《威廉姆二世）（1926）。］

[51] ［關於“Idealfunction”（理想功能），參閱前麵的注釋。］

[52] ［參閱《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1921c）。］

[53] ［參閱《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4講。標準版，第15卷，第64頁。］

[54] ［德國醫生，弗洛伊德被其不同凡響的觀念所吸引。］

[55] ［該詞在德文中為“Es”，英文一般相應的詞是“it”。］

[56] ［弗洛伊德關於這個主題的觀點發展的闡述見於《自我與本我》（1923b）的英文版編者導言中。此外，自《自我與本我》後，縮寫形式“Ucs”就不再被使用，直至《摩西與一神教》（1939a）中出現過一次。］

[57] ［值得注意的是，僅在此文大約一年前，弗洛伊德完成了他和布萊特（W.C.Bullit，在那時是駐柏林的美國大使）關於威爾遜總統的合作研究，他嚴厲地批判了威爾遜總統的政策，這項成果至今（1962）未發表。］

[58] ［此處弗洛伊德把本能視為某種生理的東西，心理過程則是它的表現。在《本能及其變化》（1915c）的編者語中有關於該問題的大量闡述。］

[59] ［係指康德理論，參閱《超越快樂原則》（1920g）。］

[60] ［在《論潛意識》（1915e）第五部分中全麵列出了弗洛伊德關於此問題的說明，並追溯了最早的文章。］

[61] ［弗洛伊德在許多文章中都提及這一差異。特別可參閱《論潛意識》（1915e）的心理玄學論文中第五部分和《超越快樂原則》（1920g）。在兩文中，他把這個區分歸功於布洛伊爾（Breuer），而且顯然他打算為《癔症研究》（1895d）作注釋，以說明布洛伊爾的理論貢獻。在《論潛意識》（1915e）中他論述道，在他看來，這個區別代表著我們對神經症能量特征至今所獲得的最深刻的認識。參閱其後第89頁的進一步注釋。］

[62] ［關於本我的論述，主要根據《論潛意識》（1915e）一文第五部分。］

[63] ［即“Perceptual conscious”（“知覺意識”）。］

[64] ［見第33頁腳注。］

[65] ［第89頁有進一步的論述。］

[66] ［弗洛伊德在其論文《關於“神秘的拍紙簿”的說明》（1925a）對此闡述了一些他的看法。］

[67] ［實際上，弗洛伊德在這些講演中似乎並未回到該主題——他已在《抑製、症狀與焦慮》（1926d）第三章中詳盡地論述了自我的這個特征，盡管他在後期論文中（特別是《非專業者的分析問題》［1926e］）特別強調自我的綜合傾向，但在自我的早期描述中，並未明確使用這個概念，例如布洛伊爾時期，對於受壓抑的觀念，他幾乎總是使用術語“不相容”——即不能被自我綜合。其《防禦性神經精神病》（1894a）一文的論述亦然。］

[68] ［見前麵第73頁第2個注釋。］

[69] ［若該示意圖與《自我與本我》（1923b）中那個類似的示意圖相比較，我們可看出在這件事上以前的那示意圖與現在的這幅有根本差別，即前者沒有指出超我。但該書中的後一節說明了這種缺乏的理由。在這些講演的初版中，該示意圖與《自我與本我》（1923b）中的那幅一樣，是豎著印的。而在兩種全集版（G.s和G.W）中，為了某種原由（可能為節省空間），該圖則橫著印刷，而其他方麵均未改變。］

[70] ［弗洛伊德在《自我與超我》的最後一章說過類似的話。］

[71] 蘇伊德海（Zuider Zee）原為北海的海灣，位於荷蘭西北。13世紀時海水衝擊內地，同原有湖沼匯合而成。1932年，荷蘭人建成長29公裏，寬90米，高出海麵7米的堤壩，把蘇伊德海同北海分開，上有公路，下有水閘，可通小型漁船，內部相當一大部分的水已被排幹，改造成了圩田。——中譯者

[72] ［參閱《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25講中的更詳細論述。］

[73] ［在《自我與本我》（1923b）的結尾處，弗洛伊德用幾段相同的語言說明了這個觀點。在《抑製、症狀與焦慮》（1926d）中也有幾處對此進行論述。關於焦慮這個主題的比較重要的見解，主要來自後期研究。］

[74] ［參閱《抑製、症狀與焦慮》（1926d）的英文編者導言中的一些早期論述。這個觀點也見於《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25講。兩個病案分別是“小漢斯”和“狼人”。］

[75] ［參閱《抑製、症狀與焦慮》第四章，那裏研究的是“小漢斯”和“狼人”等案例。］

[76] ［這些在該講後麵有論述。］

[77] ［參閱《抑製、症狀與焦慮》（1926d）。］

[78] ［弗洛伊德在《釋夢》第2版（1909）的注釋中首次發表了這個評價。但有理由相信，他的理論在更早期就已被其維也納的追隨者所相當熟悉了。參閱《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25講的編者注。］

[79] ［對蘭克的出生理論的評價詳見於《抑製、症狀與焦慮》（1926d）。］

[80] ［在上次講演中，弗洛伊德已經提及這種延續的思維活動，把它當作自我主要功能之一。作為實踐性的、小規模的活動的思維這一概念——“現實性實驗”的根本成分——是弗洛伊德理論的最早和最根本的概念之一，與他關於原發性和繼發性的精神過程的區別緊密相聯。這一概念最早見於1895年《科學心理學設計》第一部分［16］［17］［18］中，並在同一著作的第三部分（1950a）第三節再次得到論述。在那裏所闡述的顯然是神經病學術語，但在《釋夢》（1900a）第七章中，它又作為純心理學的術語重現。此外，又見於《詼諧及其與潛意識的關係》（1905c）、《對心理活動的兩個原則的係統論述》（1916b），《論潛意識》（1915e）第五部分、《自我和本我》（1923b）第五章和《否定》（1925h）中。它最後一次出現於《精神分析綱要》（1940［1938］）這部弗洛伊德最後的主要著作中。］

[81] ［關於因反精神貫注而產生自我改變的觀點，很可能在弗洛伊德最早期著作中已形成了，如在《再論防禦性神經精神病》（1896b）一文中。後來出現在《抑製、症狀與焦慮》（1926d）一書中，並在很晚期的一篇學術性文章《有終結的分析和無終結的分析》（1937c）中的第二、五部分進一步加以闡述。］

[82] ［作為一種處理不愉快的心理事件的正常方式，“重新喚起”這個概念是弗洛伊德使用的最早概念之一。例如，在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的初步交往時期，弗氏曾在一次論癔症的講演中說：“附帶提一下，一個健康的心理機製有很多方法對付心理創傷的影響……即通過聯想重新喚起它……”（1893h）］

[83] ［本段的前部分起源於《自我與本我》（1923b）第三章開始的論述。後部分則是以《壓抑、症狀與焦慮》（1926d）的第十一章（A）為基礎，在《性格與肛欲》（1908b）的編者注釋中有對關於性格的早期闡述的說明。］

[84] ［參閱弗洛伊德的一篇心理玄學論文《壓抑》（1915d）和《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25講。］

[85] ［參閱《俄狄浦斯情結的消解》（1924d）。］

[86] ［該術語是對沙可（Charcot）術語的重複，可追溯到弗洛伊德關於癔症的最早期論述。比如參閱《防禦性神經精神病》（1894a）這篇論文。］

[87] ［在《抑製、症狀與焦慮》（1926d）中，弗洛伊德仍堅持至少是作為一種可能性，認為在焦慮性神經症中，“焦慮的產生過程中所釋放的東西，正是未被利用的力比多的剩餘物”。而在這裏，舊理論的最後痕跡也被消除了。］

[88] ［字麵意義為“驅力”，這個德文詞通常這樣翻譯，但“本能”一詞已在標準版中普遍使用，其理由已在第1卷的總導言中作了解釋。］

[89] ［本段的內容大體上是《本能及其變化》（1915c）的開始部分的重複。］

[90]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中曾詳細論述了該術語，該講包括了本段前部分的內容。］

[91] ［弗洛伊德在《性學三論》（1905d）詳盡論述了“前期快樂”（fore-pleasure）。在《詼諧及其與潛意識的關係》（1905c）的專著中對“前期快樂”又做了更進一步的說明，且數次出現於該書中。］92

[92] ［這些在第100～102頁會有論述。］

[93] ［參閱《嬰幼兒的性器構造》（1923e）。］

[94] ［指力比多發展的這樣一些階段，在其階段中，固著作用傾向於某些特殊的神經症。參閱《強迫性神經症的傾向》（1913i）一書。“傾向點”這一術語出現於施雷貝（Schreber，1911）的分析中。］

[95] ［見《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22講。］

[96] ［這個觀點也可能與阿伯拉罕1924年出版的重要著作有關。］

[97] ［阿伯拉罕，1924年英譯本，第500頁。］

[98] ［參閱弗洛伊德的早期論文《兒童性理論》（1908c）。］

[99] ［弗洛伊德在1920年為《性學三論》（1905d）第2版增寫的一條注釋中，概述了薩洛梅的文章。］

[100] ［該例已於1919年補充到《釋夢》（1900a）第六章中。］101

[101] ［後兩段的大部分來自《本能及其變化》（1917c）。但這裏有一些新增的觀點。《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20講已間接談到該問題。］

[102] ［實際上，弗洛伊德在很早的論文《性格與肛欲》（1908b）中就已指出了這些關係。］

[103] ［弗洛伊德在此不久前寫了一篇專論此主題的短小論文（1932a），被引用到該講後麵第187頁，並在編者語中可找到相當充分的另一些說明。］

[104] ［納西瑟斯是神話中愛戀自己的人。］

[105] ［但請參閱本講第77頁的論述：“對對象的精神貫注源於本我中的本能要求。”還請參閱第105頁上關於和破壞性本能有關的自我和本我的論述。在《自我與本我）（1923b）的附錄二中詳細地論述了整個問題。］

[106] ［關於性變態行為參閱《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20講和21講。］

[107] ［有關這個問題請參閱《自我與本我》（1923b）第四章。］

[108] ［參閱第103頁第一個腳注。］

[109] ［原文為“Instinkt”，下兩行的本能原文為“Triebe”。］

[110] ［關於強迫性重複和死的本能的闡述，幾乎全部來自於《超越快樂原則》（1920g）。而在後期的論文《受虐狂的節製問題》（1924c）中則對性受虐有更詳細的闡述。］

[111] ［參閱《自我與本我》（1923b）第五章中長長的腳注。］

[112] ［關於罪疚感的主要闡述見於《自我與本我》（1923b）第五章、《受虐狂的節製問題》（1924c）和《文明及其缺憾》第七、八章（1930a）。］

[113] ［弗洛伊德在距此不久前的《文明及其缺憾》（1930a）中詳細闡述了攻擊性和破壞性本能，特別是該書第五、六章中。而他關於此問題的看法的曆史可追溯到那本書的編者導言中。］

[114] ［該講主要建立在早期的兩篇論文《兩性解剖差異所帶來的心理後果》（1925j）和《女性性欲》（1931b）的基礎上，但本講主要涉及成年婦女，包含著新的材料。在弗洛伊德死後出版的《精神分析綱要》（1940a［1938］）第七章中，再次返回這個主題。］

[115] Heads in hieroglyphic bonnets, Heads in turbans and black birettas, Heads in wigs and thousand other.Wretched, sweating heads of humans 海涅《北海》（第二部分第七篇，“問海”）。

[116] ［弗洛伊德在其《性學三論》（1905d）初版中闡述了雙性特征，該部分包括一個很長的注腳，該注腳被補充到了該書後來的各版中。］

[117] ［即把兩個相區別的事情混淆為一個，該術語在《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20講中作了解釋。］

[118] ［在《性學三論》1915年第3版增加的一個長注腳中，闡述了尋求“男性的”和“女性的”的心理之意義的困難，又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a）第四章末的一個更長的注腳的開頭中再次闡述了該困難。］

[119] ［參閱《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21講。］

[120] ［在其關於癔症病因的早期論述中，弗洛伊德經常提及成人的誘奸，並視它為癔症的最普遍的原因之一（如可參閱關於《再論防禦性神經精神病》［1896b］一文和《癔症的病因》［1896b］）。但在這些早期出版物中，他沒有任何地方特別歸罪於女孩的父親。誠然，在1924年為《全集》中《癔症研究》的重印本所寫的一些增補注腳中，他承認在兩種場合中隱瞞了父親的責任。然而，他在1897年9月21日給弗利斯（Fliess）的信中（弗洛伊德，1950a，信69），相當清楚地說明了這個事實。在該信中，他第一次表達了對病人述說的這些故事的懷疑。他們第一個公布的對該錯誤的承認是幾年後在《性學三論》（1905d）中以暗示的方式提出的。但是，關於這種態度的更詳細的說明，出現於收入洛溫費爾德（L?wenfeld）編的《論神經症病因》（1914d）文集中的論文中。後來弗洛伊德兩次說明發現這一錯誤對他自己思想的影響——見他的《精神分析運動史》（1914d）和《自傳研究》（1925d）。本文該段描述的進一步發現，則在《女性性欲》（1931b）中就已有所預示。］

[121] ［參閱《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22講和第23講。］

[122] ［弗洛伊德在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中提交的關於本專題的論文（1912f）中最全麵地闡述了**，在那裏還提供了一些別的說明。］

[123] ［參閱第133頁。］

[124] 原文uncient疑為ancient之誤。——中譯者

[125] ［參閱《論自戀》（1914c）第二節。］

[126] ［這種觀點早在《禁忌與童貞》（1918a）中就討論過。］

[127] ［弗洛伊德似乎是在《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1921c）第六章的注腳中第一次提出這個觀點的，他又在《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13講和《文明及其缺憾》（1930a）第五章中重申該觀點。上述第66頁所舉的實例表現了可能存在的例外。］

[128] ［參閱《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1921c）第十二章中的有關論述。］

[129] ［參見《精神分析運動史》（1914d）。］

[130] ［是指勃蘭兌斯（Georg Brandes，1842～1927），著名的丹麥學者。弗洛伊德一直對他很欽佩，弗洛伊德1900年3月在維也納聽過他的講演。他按照妻子的建議，熱情地把《釋夢》（1900a）送給下榻旅館的布蘭戴斯；但不知道是否有所反響。參閱弗利斯信131（弗洛伊德，1950）。瓊斯在其傳記（1957）第3卷中提及他們的會晤（發生於1925年），弗洛伊德在1927年4月19日給他侄子的一封信中再次論述此事（弗洛伊德，1960a，信229）。］

[131] ［弗洛伊德對阿德勒觀點的批判主要見於他的《精神分析運動史》（1914d）中，在該書的編者導言中，為弗洛伊德作品的另外段落提供了一些說明，在那些文章中材料已經有所論述。可能令人吃驚的是，在當時講演中，他並未提及榮格的背叛，除了在後麵第143頁上有小小的不明確的暗示，而且，弗洛伊德希望讀者把阿德勒的觀點放於首位。這與《精神分析運動史》（1914d）中的某些評論相一致，在該書中，他說：“在這兩種正在爭論的運動中，阿德勒的觀點無疑更為重要。”］

[132] ［該鎮原名弗萊堡（Freiberg），後更名為普萊波（Pribor）。］

[133] ［參閱《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24講。］

[134] 華倫斯坦（1583～1634），三十年戰爭期間德皇軍隊的統帥。——中譯者

[135] “Were the idea not so confounded clever, I'd be inclined to call it really stupid”

[136] ［更通常的形式是（來自於特倫施［Terence］）“Quot homines tot sententiae（As many men, So many opinions）”］

[137] 暗指榮格，瑞士著名精神病學家，精神分析學派的主要代表，後與弗洛伊德分道揚鑣，另創分析心理學。——中譯者

[138] 此處指蘭克，奧地利精神分析家，提出意誌療法，強調出生創傷的重要性。——中譯者

[139] ［這可能指斯泰克爾（Stekel）。］

[140] ［布洛伊爾對他第一個病人的治療。參閱《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18講。］

[141] ［參閱《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10講。］

[142] ［盡管這可能是弗洛伊德關於精神分析與教育之間的種種關係的最長的闡述，但它實際上並不是唯一的一次。除了大量的附帶說明外，他在《對“小漢斯”的分析》（1909b）中的第三章第三節較詳細地考察了這個問題，還在普費斯特（Pfister）（1913b）和艾赫洪（Aichhorn）（1925f）所寫的兩本書的前言中論及該問題。這個與性教育有關的特殊問題，是他的一篇早期論文《兒童性啟蒙》（1907c）的主題，30年後在《有終結的分析和無終結的分析》（1937c）一文的第四節末再次論及。對它的最近一次闡述是在《一個幻覺的未來》（1927c）的第九、十章中，起因於談論宗教教育問題。］

[143] 安娜·弗洛伊德（1895～1982）是精神分析創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女兒，著名兒童精神分析學家，自我心理學的奠基者，首創兒童精神分析法。——中譯者

[144] ［德文“Erziehung”，在此和別處的論述中均譯為“education”（教育），德文本詞的含義遠比英文詞匯更豐富，它含有一般意義上的“培養”。］

[145] ［參閱《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尤其是第22講和第23講。在那裏闡述了教育兩難境地。］

[146] 斯庫拉（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是希臘神話中的兩個怪物。他們隔海而住，航海者在兩怪物之間通過是異常危險的。“處在斯庫拉和卡律布狄斯之間”比喻危機四伏。——中譯者

[147] ［這裏請參閱弗洛伊德為艾赫洪的《難以捉摸的青春》一書撰寫的序言（弗洛伊德，1925f）。］

[148] ［在《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27～28講。］

[149] ［參閱標準版第12卷的最後注腳和《關於治療技術的論文》（1911～1915）。］

[150] ［弗洛伊德為該評論作了一個前言（1930b）。］

[151] 盧德是法國西南部一個小城鎮，該城有一座供奉聖母瑪利亞的神殿，為羅馬天主教徒朝聖特別是去治病的重要場所。——中譯者

[152] ［在寫這些話時，弗洛伊德很可能想到了他的朋友費倫茨；幾個月後，在他為這個朋友所寫的訃告中，他又重申了這觀點。參見後麵第229頁。］

[153] ［這段軼事的出處無從可尋。弗洛伊德在《寫給關於**的討論》（1912f）中已使用過它。］

[154] ［弗洛伊德後來的一篇文章《有終結的分析和無終結的分析》（1937c）就充分論述了精神分析法的各種有限性。］

[155] ［這個詞可譯為“A View of the Universe”（世界觀），不過弗洛伊德自己在下麵第二段解釋了其含義。因在這個講演中它出現了不少於30次，故最簡單的辦法似乎是保留其德文形式，而且我們的語言差不多在任何情況下都已采用了該詞。弗洛伊德在《抑製、症狀與焦慮》（1926d）第二章結尾處有一段論述了該講演主題。］

[156] ［海涅（Heine）（其文是：“With his nightcaps and the tatters of his dressing-gown he patches up the gap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e”）這幾句話是弗洛伊德最喜愛的，他在《釋夢》（1900a）第六章第一節中闡述夢的潤飾時提到了它們，在1908年2月25日給榮格的一封信（瓊斯，1955，第488頁）中再次提到。很多年以前，大約是1883年在給其未婚妻的信中就全文引用了該話。］

[157] ［在《摩西與一神教》（1939a）第三篇第一部分［4］的文章中，弗洛伊德相當詳細地論述了“女性神靈”（female deities）。］

[158] ［在初版中，該話是：“在哲學家康德的著名論斷中，他指出了星空的存在和我們的法則道德的存在，是上帝的偉大的有力證明。”而在《弗洛伊德全集》（1934）中，該話就變為上述所譯的形式——無疑，很早以前就遺漏了他對康德同一段話的較早引證。］

[159] ［這一詞參閱《圖騰與禁忌》（1912～1913）的第三篇文章，特別是其中第三部分。］

[160] ［弗洛伊德在《一個幻覺的未來》（1927c）和《文明及其缺憾》（1930a）中提及社會遭受來自於個體神經症那樣痛苦的可能性。在《摩西與一神教》第三篇第一部分（3）的文章中更加詳細地闡述了這種可能性。而宗教活動及強迫性行為的類比在更早的時候就被指出過（弗洛伊德，1907b）。］

[161] ［在《一個幻覺的未來》（1927c）第九章中已考察過。］

[162] ［人們通常這樣稱呼奧匈帝國的皇帝約瑟夫（Francis Joseph，1830～1916）。］

[163] ［弗洛伊德在寫作本書時已76歲。］

[164] ［弗洛伊德在《一個幻覺的未來》（1927c）中對宗教做了最詳盡的評論。］

[165] ［這種悖論（被稱為“Epimenides”）的最簡單的形式是由那個說“我在撒謊”的人提供的。如果他正在撒謊，則他正在講真話；而如果他講的是真話，那麽他正在撒謊。］

[166] ［弗洛伊德用“部落”（“horde”）術語是指相對較小的群體。參閱《圖騰與禁忌》（1912～1913）。］

[167] 齊柏林（Ferdinand von Zeppelin，1938～1917），德國工程師。實用飛艇的首創者。1900年製成第一艘實用飛艇LZ-1號。——中譯者

[168] 我在戰爭的第一年從可靠人士那裏得知的。

[169] ［參見第67頁。］

[170] ［參見《為什麽有戰爭？》（1933b）中的類似段落，而且弗洛伊德在《一個幻覺的未來》（1927c）中對這個詞匯的意義做了總的評價：“我完全不在乎對文化與文明的區分。”］

[171] ［在這個時期，弗洛伊德頻繁地想起“文明過程”這個觀念。他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a）中好幾處論述了這個觀念，並在《為什麽有戰爭？》（1933b）中再次提到它。這個觀念與另一個更有名的觀念——即作為有機物過程的壓抑的假說——密切相關。在《文明及其缺憾》第四章的開頭和末尾處兩個長長的腳注中，他對這個觀念做了充分說明。這個假說可追溯到1897年，在最近命名的作品的編者導言中充分闡述了該假說的曆史。］

[172] ［1923年增注］參見我在《精神分析運動史》（1914）中的有關論述，我曾在該文中表示對精神分析完全負責。

[173] 布洛伊爾醫生（Dr.Josef Breuer），生於1842年，帝國科學院名譽院士，以研究呼吸和平衡感的生理而著稱。

[174] 該書中我所著的部分文章已由紐約的布裏爾（A.A.Brill）博士譯成英文，書名為《癔症論文選》（紐約，1909）。

[175] 我現在意識到並非如此，但是在我演講時，我是把我自己和聽眾放回到了1880年以前的時期來考慮的。如果現在情況已經不同，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正在簡述其曆史的這些活動所造成的。

[176] ［這兩個詞最初即為英文。］

[177] 參見《癔症研究》（1893~1895）［標準版，第2卷，第34頁］。

[178] 參見《癔症研究》（1893~1895）［標準版，第2卷，第39～40頁］。

[179] 參見《癔症研究》（1893~1895）［標準版，第2卷，第38～39頁］。

[180] 參見《癔症研究》（1893~1895）［同上，第54、58頁］。

[181] 或更確切地說，是一個那種紀念碑的現代複製品。據厄內斯特·瓊斯博士告訴我，“Charing”一詞源於法文“chère reine”（心愛的王後）。

[182] ［法文為“dual consiousness”。］

[183] 這是伊麗莎白·馮·R小姐的病例，是《癔症研究》中詳盡描述的第五個病例。

[184] ［此處的原德文詞“Einfall”，經常被翻譯成“聯想”（association），但後者是個易引起爭議的詞，所以這裏盡可能回避這個詞，甚至不惜做出這麽長的解釋。當我們碰到“freier Einfall”，則無可避免地要譯成“自由聯想”（雖然仍會引起非議）。］

[185] ［見《詼諧及其與潛意識的關係》（1905c）第二章第二節，那裏對這段趣聞有更詳盡的論述，而且恰好這是一個美國式的詼諧。］

[186] ［這句話幾乎是原封不動地被引入《釋夢》第2版（1909）中。標準版，第5卷，第608頁。］

[187] ［參見《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學》（1901b）。］

[188] ［參見弗洛伊德的《對一個5歲男孩的恐怖症的分析》（1909b）。］

[189] ［參見《性學三論》（1905d）。］

[190] ［“盾形徽章”（the coat of arms）代表一條船，這條船可能表示，“它在風浪中顛簸，但並沒有沉沒”。弗洛伊德在與弗利斯的通信中兩次提到這則格言，這和他自己的心態有關（弗洛伊德，1950a，信119和信143）。］

[191] 此為標準版第14卷頁碼，下同。——中譯者

[192] ［迄今為止，《國際精神分析年鑒》一直在布洛伊勒和弗洛伊德的指導下，並由榮格編輯。現在，弗洛伊德本人成了唯一的指導者，而編輯職務則由阿伯拉罕和黑奇曼（Hitschmann）接替。也請參見第46頁以下。］

[193] 見我發表於克拉克大學的《精神分析五講》（1910a）［見第30～31頁］。

[194] ［這裏似乎有個錯誤。在布洛伊爾的貢獻之中，他使用“轉換”（或它的衍生物）這個術語至少有15次。但卻隻有一次（在他第一次使用這個術語時，標準版，第2卷，第206頁），他在括弧內加上了弗洛伊德的名字。似乎很可能弗洛伊德看了布洛伊爾的某些最初的手稿，並且勸說布洛伊爾在印出的書裏不要更多地加上他的名字，隻寫一次即可。第一次出版時使用這個術語是在《癔症研究》（1893~1895）之前，在弗洛伊德的第一篇論文《防禦性神經精神病》（1894a）之中。］

[195] ［弗洛伊德在1885~1886年冬天曾在巴黎的薩爾拜特裏爾工作過。參見其《關於我在巴黎和柏林學習情況的報告》（1956a［1886］）。］

[196] ［1889年，弗洛伊德在南錫（Nancy）度過了幾個星期。］

[197] ［參見第63頁。］

[198] ［這是一個錯失，應該是1900年。見標準版，第7卷，第5頁。］

[199] ［在《抑製、症狀與焦慮》（1926d）一書中，弗洛伊德複活了“防禦”這個術語，用它來表示一種一般的概念，而“壓抑”則表示這個一般概念的分支。］

[200] 即安娜·O。——中譯者

[201] ［見布洛伊爾所寫的關於安娜·O的病例史的第二自然段，在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的《癔症研究》（1893~1895）中，標準版，第2卷，第21頁。］

[202] ［在英文原版中，更全麵的評述將在《厄內斯特·瓊斯的傳記》第1卷（1953年，第246頁以下）中發現。］

[203] ［關於弗洛伊德和布洛伊爾關係的討論可在標準版第2卷的編者導言中找到。］

[204] ［魯道夫·克羅巴科（kudoff chrobak，1843～1910）從1880～1908年在維也納大學任婦科教授。］

[205] ［布羅阿代爾（P.C.H.Brouardel，1837～1906）於1879年被任命為巴黎大學法醫學教授。弗洛伊德在他的《關於我在巴黎和柏林學習情況的報告》［1956a（1886）］，以及在給波克（Bourke）寫的《世界各地有關糞便的習俗》序（弗洛伊德，1913k）中，曾很賞識地提到他。］

[206] ［預期弗洛伊德這些觀點的其他事例在他的《關於分析技術的史前史的說明》（1920b）中得到了討論。也請參見後麵對波普-林庫斯（Popper-Lynkeus）的評論（第20頁）——厄內斯特·瓊斯對弗洛伊德從19世紀早期哲學家赫爾巴特（Herbart）那裏間接地獲得“壓抑”一詞的可能性進行了探討（1953年，第407頁以下）。參見編者對論壓抑這篇論文的注釋（第143頁）。］

[207] ［弗洛伊德對他的理論做這種修正的現代說明，可以在1897年9月21日他寫給弗利斯的信中找到（1950a，信69）。他幾乎是在十年以後才在一篇發表的論神經症中的性欲的論文中第一次明確承認這件事（1906a，標準版，第7卷，第275頁），也請參見編者對《性學三論》（1905d，同上，第127頁以下）所做的注釋。］

[208] ［關於斯泰克爾的影響的更長的討論，包含在弗洛伊德1925年為《釋夢》（1900a）第6章（五）（標準版，第5卷，第350～351頁）中論象征主義那一節所增補的一段話裏。］

[209] ［見弗洛伊德論述這個問題的兩篇論文，1923f和1932c——在本句中“著名的”一詞是1924年加上的。］

[210] ［弗洛伊德對他的自我分析的重要方麵的現代說明，可在他與弗利斯的通信中找到（1950a），特別是在1897年10月寫的第70封和71封信中。——他並非總是像上文中那樣采取一種合適的自我分析的觀點，例如在1897年11月14日寫給弗利斯的一封信中（1950a，信75），他寫道：“我的自我分析仍然被打斷了，我已經認識到了原因。我隻能借助於客觀地（像一個局外人那樣）獲得的知識來分析我自己。真正的自我分析是不可能的；否則就不會有（神經症）這種疾病了。由於我還在我的病人中發現了某些難題，因此這些難題一定耽擱了我的自我分析。”同樣，在他生命的晚期，在對論失誤動作（parapraxis）一文的一個短注中（1935b），他匆匆地說道：“在自我分析中不完善的危險性特別大。人們很容易滿足於部分的解釋，在其後抵抗會很容易地阻擋住一些或許更重要的東西。”他在給E.匹克沃斯·法羅（E.Pickworth Farrow）的一篇提出自我分析發現的論文（弗洛伊德，1926）作序時所用的小心翼翼地賞識的詞語，可能會與這些觀點相反。不管怎麽說，在訓練分析的情況下，他以強烈的話語支持用某個其他人來進行分析的必要性——例如，在本文之前不久寫的一篇論技術的論文中（1912e）和在很久以後的一篇論文《有終結的分析和無終結的分析》（1937c）中。］

[211] ［克拉夫特-埃賓（R.von Krafft-Ebing，1840～1903）是斯特拉斯堡（1872～1873）、格拉斯（1873～1889，他還在此指導過一個省立心理醫院）和維也納（1889～1902）的精神病學教授，他也因對犯罪學、神經病學和性精神病學的研究而馳名。］

[212] ［參見在赫伯爾的《吉傑斯和他的戒指》，第五幕第一場中提到的康德裏斯（Kandaules）對吉傑斯（Gyges）說的話。］213

[213] ［原文是用英文寫的。］

[214] ［這句話在弗洛伊德對沙可的訃告（1893f）中是以略有不同的詞語出現的。］

[215] ［但是，請參見編者對《釋夢》（1900a，標準版，第4卷，第14頁以下）所做的導言。］

[216] ［參見第10頁的腳注②。］

[217] ［這件軼事的續集將在弗洛伊德的《自傳研究》（1925d）的第五節的開頭找到。］

[218] ［見莎士比亞的《亨利四世》第二幕第四場。］

[219] ［這裏指的是威廉·斯泰克爾。］

[220] ［1924年增注］現在是國際精神分析出版社的社長［見標準版，第17卷，第267～268頁］，並且從一開始就是《國際雜誌》和《意象》雜誌的編輯［見原版第47頁］。

[221] ［尤金·布洛伊勒（Eugen Bleuler，1857～1939），著名的精神病學家，當時是蘇黎世公立精神病醫院的伯格爾斯立地區的領導人。］

[222] ［1924年增注］“精神分析門診部”在柏林的最後創建者［見1923g和1930b弗洛伊德對此做的兩個短注］。

[223] ［阿爾弗裏德·霍奇（Alfred Hoche，生於1865年），弗萊堡的精神病學教授，他曾特別強烈和辱罵性地攻擊精神分析。他在巴登的一次醫學大會上宣讀了一篇題為《醫生中的一種精神流行病》的論文（霍奇，1910）。］

[224] ［這個錯誤的日期出現在所有的德文版本中。該病例發表於1896年5月。它位於弗洛伊德的第二篇論文《再論防禦性神經精神病》（1896b）的第三節中。］

[225] ［弗洛伊德似乎是在一篇論法律訴訟證據的論文中（1906c），首先從榮格那裏借用這個術語的。但是，他本人似乎很久以前曾在《癔症研究》（1895d）中為埃米·馮·N小姐（Frau Emmy von N）的病例所做的腳注中，在非常類似的意義上使用過這個詞（標準版，第2卷，第69頁腳注）。］

[226] 靄理士，1911年［弗洛伊德本人向在悉尼召開的同一個大會提交了一篇論文（1913m，1911）］。

[227] 格裏弗（G.Greve），1910年。［弗洛伊德為此寫了一個摘要（1911g）。］

[228] ［這個名字是1924年增補上的。］

[229] 榮格1910a和1910b。

[230] ［1924年增注］見普特南的《精神分析演講》（1921）［弗洛伊德曾為此書作序，（1921a）。普特南死於1918年。（見弗洛伊德為他寫的訃告）（1919b）］。

[231] ［這兩位作者的出版作品都在全集當中。布裏爾（1912），瓊斯（1913）。］

[232] ［E·萊吉（1855～1918）從1905年起任波爾東的精神病學教授。］

[233] ［1924年以前，這句話讀作“一種隻對象征作用表示反對的殫精竭慮的富有理解力的描述”。］

[234] 指國際醫學大會。

[235] ［參見讓內（1913）和瓊斯（1915），也請參見《癔症研究》（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1895）的編者腳注，標準版，第2卷，第12～13頁。］

[236] 在歐洲對夢的解釋和對精神分析的第一次官方承認是由黎登大學校長，精神病學家傑爾傑斯瑪（Jelgersma）在1914年2月9日他的校長演說中傳播給他們的。

[237] ［1923年增注］當然把1914年寫的這個說明說成是“最新式的”［最初用英文出現］，並不是我的意圖。我將隻補充幾句話來說明，這描述在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內的間隔期間是如何改變的。在德國精神分析理論逐漸滲透到臨床精神病學中，雖然這並非總能得到允許。在過去幾年中出版我的著作的法文譯本也終於引起了法國人對精神分析的強烈興趣，雖然當時在文學界比在科學界更活躍。在意大利出現了（上若切拉的）萊維·邊齊尼（M.Levi Bianchini）和（的裏雅斯特的）艾德都·魏斯（Edoardo Weiss）作為精神分析的翻譯者和擁護者。在馬德裏出版的［由洛佩斯·鮑裏斯特洛斯（Lopez Ballesteros）翻譯的］我的著作的全集版就是在講西班牙語的國家中對精神分析產生極大興趣的證明（利馬的H.戴爾加多教授）。在英格蘭，我的上述預言似乎正在穩固實現的過程中；精神分析研究的一個特別中心已在英屬印度的凱爾庫達形成。在北美更真實的情況是，對精神分析的透徹理解尚未跟上它的聲望。在俄國由於這場革命，精神分析研究又在幾個中心地區重新開始。在波蘭“Polska Bibljoteka Psychoanalityczna”現正在出版中，在匈牙利一個卓越的分析學派正在費倫茨領導下蓬勃發展［（參見，為紀念他50歲生日而發的《紀念文集》，其中包括弗洛伊德（1923i）的一個評價）］。目前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仍然是最不肯接受精神分析的。

[238] ［簡·奈爾金（Jan Nelken）在1911年魏瑪大會上。對這篇論文的進一步說明可在奈爾金（1912）的著作中找到。］

[239] 參見蘭克《藝術家》（1907），薩傑（Sadger，1909）、賴克（Reik，1912等）和其他作家的分析，我自己的著作《達·芬奇的童年回憶》（1910c）和阿伯拉罕對塞甘提尼的分析（1911）。

[240] ［所有的德文版本都把這個日期誤寫為1910年。］

[241] ［弗洛伊德曾為此書作序（1913b）。］

[242] 阿德勒和富特繆勒（Furtmüller），《治愈和教育》，1914年。

[243] 參見我為《科學》雜誌寫的兩篇文章（1913j）。

[244] ［本句的最後那個從句是1924年補上的。］

[245] ［這可能是指弗洛伊德的猶太人血統。］

[246] ［席勒《小學徒》，Ⅱ，7。］

[247] ［這兩行詩是歌德晚年以諷刺詩體寫的，其中魔鬼撒旦代表對拿破侖的強烈譴責，弗洛伊德引用的這兩行詩是上帝父親的回答。早在許多年以前（1896年12月4日），弗洛伊德在給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引用了同一詩句作為論“抵抗”一章的啟示警句。（弗洛伊德，1950a，信51）關於弗洛伊德引用的語錄目前在這方麵有兩種可能的解釋（並非互不相容）。他可能把這些詩句用於針對精神分析的反對者們提出的那些批評，或者也可能諷刺地指向自己竟在這些瑣碎小事上浪費時間。——大家也可能會注意到，為方便不懂德語的讀者，“Jüngsten Tag（末日）”在正常情況下是不會寫成大寫字母“J”的。］

[248] ［這個人名是1924年增補的。］

[249] ［1910年弗洛伊德已54歲。］

[250] 參見《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學》。

[251] ［見弗洛伊德為該係列論文所做的內容簡介（1907e）。］

[252] ［1924年增注］此後又出版了更多的著作，包括薩傑的著作（第16和第18期），基爾霍茨的著作（第17期）。

[253] ［見第7頁注。］254

[254] ［1924年增注］戰爭一開始這份雜誌［隻發行了一卷（1914）之後］就停止出版了。

[255] ［第2卷是以前編輯出來的，事實上應該是“第3卷”。這幾卷的日期是從10月到次年9月。］

[256] ［1924年增注］這兩種刊物的出版於1919年遷至國際精神分析出版社。目前（1923），這兩種刊物都出版到第9卷（實際上《國際雜誌》出版了11年，《意象》雜誌出版了12年。但是，由於戰爭的爆發，《國際雜誌》第4卷停刊不止一年，即1916～1918年；《意象》雜誌的第五卷停刊於1917～1918年）。當第6卷開始發行的時候，《國際雜誌》的標題上去掉了“醫學”一詞。

[257] ［1924年增注］1920年厄內斯特·瓊斯著手為英美國家的讀者創辦《國際精神分析雜誌》。

[258] 阿德勒，1907年。

[259] ［“好像”和“難懂的話”這兩個詞都曾經在阿德勒的著作中顯要地出現過。］

[260] ［見《釋夢》（1900a）第六章第一節，標準版，第5卷，第490頁。］

[261] ［從疾病中原發性獲益（primary gain）和繼發性獲益（secondary gain）的全麵討論，將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導論》（1916～1917）第24講中找到。］

[262] ［“男性抗議”一詞是阿德勒在1910年紐倫堡國際精神分析大會上的一篇論文《生活與神經症中的心理雌雄同體》中提出來的。論文摘要發表在《精神分析學與精神病理學年鑒》（1910）第2期，第738頁，論文的全文發表在《醫學進展》雜誌上，（1910）第28期，第486頁。］

[263] ［弗洛伊德在他的論文《“孩子挨打”：寫給性變態起源的研究》（1919e），標準版，第17卷，第200頁的結尾部分，以更長的篇幅論述了阿德勒對壓抑的解釋——關於對自戀的“男性抗議”的討論將在英文版發現（第92頁）。］

[264] ［參見《自我和本我》（1923b）第三章。］

[265] ［參見弗洛伊德在1915年給《性學三論》（1905d）的第三篇論文第四節補加的一個腳注，標準版，第7卷，第219頁以下。］

[266] ［“leotlime”（指導路線）是阿德勒常用的一個術語。］

[267] ［這個說明在1915年弗洛伊德給《性學三論》的第二篇第五節補加的一段話裏重複過，標準版，第7卷，第195頁。在他後來的關於區分兩性的（1925j）論文中做了更正。］

[268] ［對這個事實的說明是弗洛伊德對“狼人”分析（1918b）的主要論點，在本文寫出後幾個月弗洛伊德就開始起草“狼人”。］

[269] 這個摘要將在《精神分析中心雜誌》第1期第371頁找到。

[270] ［參見1914年給《釋夢》增補的一個腳注（標準版，第5卷，第579～580頁）。］

[271] ［保羅·杜博瓦（Paul Charles Dubois，1848～1918）］是伯爾尼市的神經病理學教授，20世紀初由於他用“勸導法”（persuasion）治療神經症而有些名氣。

[272] 我知道有些反對意見是利用病人的敘述，因此我將特地說明，向我提供情況的這個人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他完全能形成判斷。他是完全自願向我提供這個情況的，我未經他的同意就利用了他轉達的信息，因為我不能容許精神分析的技術有任何權利要求得到醫學判斷的保護。

[273] ［見《釋夢》（1900a），標準版，第5卷，第348頁。］

[274] ［弗洛伊德曾在《論釋夢的理論和實踐》（1923c）中的第七節對這一段的這個主題以更長的篇幅進行了討論。也請參見1925年他給《釋夢》（1900a）第六章（一）加上的一個腳注，標準版，第5卷，第506～507頁。］

[275] ［這個格言在弗洛伊德《詼諧及其與潛意識的關係》（1905c）一書的第二章第八節的一個腳注中被引用過。］

[276] 第二個假設見第四章。——中譯者

[277] 該精神結構的最古老的部分在整個一生中都是最為重要的，進而精神分析的考察就開始於此。

[278] 富有創見的作家已經想象出了此類的東西。但是，像這樣的東西，我們不是從生命體的實際曆史得到了解的。

[279] 有關基本的力量或本能的這一圖景，盡管一直引起分析家的許多反對，但早已為亞克拉格斯（Acragas）的哲學家恩培多克勒所熟知。

[280] 參見這樣的提法，人是來自一種哺乳動物，該哺乳動物在5歲時就達到了性成熟。但是，某些主要的外部影響施加到了物種的身上，結果打斷了性發展的直接進程。與動物相比，人的**的其他變化都可與此相聯係——像廢除力比多的周期性，在兩性關係中利用月經期的作用。

[281] 出現的問題在於，是否滿足純粹的破壞性的本能衝動可以被感受到快樂，是否純粹的破壞沒有任何力比多的混合就會發生。保存在自我之中的死本能的滿足似乎並不會產生快感，盡管受虐狂表現出了一種完全與施虐狂相類似的融合。

[282] 早期**興奮的出現常常得到了肯定。但是，問題最有可能出在**的興奮——也即與陰莖相似的器官。這並沒有妨礙我們把這個階段描述為**欲期。

[283] 一個極端的思想路線認為，有可能建立一種忽略這一基本事實的心理學，美國的行為主義學說是其典型的代表。

[284] 第一個基本假設見第一章。——中譯者

[285] ［弗洛伊德最早常用來等同於心理能量的一個術語。］

[286] 可以從一個尚未受委任的官員的行為看到相似的東西。他平靜地接受來自上級的懲罰，但卻把他的憤怒發泄到他碰到的第一個無辜者身上。

[287] 在俄狄浦斯傳說中，閹割也有一席之地。以夢為證，俄狄浦斯發現自己的罪行之後而盲目地處罰自己，就是對閹割的象征性替代。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種係發生的記憶痕跡可以解釋該威脅的特別可怕的作用——這一記憶痕跡來自於史前的原始家庭。當時，如果兒子作為同一婦女的競爭者而給父親造成了麻煩的話，妒火中燒的父親實際就要奪去他兒子的**。割禮這一原始的習俗是對閹割的另一象征性的替代，它也隻能被理解為是順從父親意誌的表達（參見原始人的青春期儀式）。上述的民族當中和並不禁止兒童**的文明當中，那些事件所采取的形式還沒有得到過考察。

[288] 威廉·莎士比亞的名字很可能是個假名，背後隱匿了許多未知的謊言。牛津的伯爵愛德華·迪·維爾，被認為正是莎士比亞著作的作者。當他還是個孩子時，便失去了他所敬愛的和所欽佩的父親，而他完全遺棄了他的母親，因為母親在丈夫死後很快又訂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