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我自己最近讀到《維也納日報》上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羅馬尼亞統治下的布卡維尼亞》。
這個標題似乎不太成熟，因為當時的羅馬尼亞並沒有將自己暴露給敵方。就文章的內容而言，這個單詞很明顯應該是“俄國”而非“羅馬尼亞”；然而，監督員一點也沒有對此感到驚奇，因此疏忽了這個失誤。
在一個著名的印刷廠——塔塵的卡爾·普羅奇卡印刷廠（原來是帝國和王室印刷廠）——印刷的一份傳單上，有一個排印失誤，在此，將此作為一個“政治”誤排是在所難免了：
“根據協約國的一項法令，要固定奧沙河邊界，不僅西爾西亞，而且塔塵也被分為兩個部分，其中的一個‘zuviel，（較多的部分）[78]歸波蘭，另一部分歸捷克斯洛伐克。”
豐唐被迫采取行動對付一個誤排，因為這個誤排意味深長。1860年3月29日，他在給出版商斯普蘭格的信中寫道：
親愛的先生：
看來注定不會看到我的這個小小願望的滿足了。看一眼校樣——我已經封好，準備寄出——就會知道我要告訴你的是什麽。不僅如此，我僅僅得到一份校樣，盡管我需要兩份，其原因我已經指出。我要求盡快將第一校的稿子給我，以便做進一步的修改——一特別用英語注明這一句，但我的這一要求並未得到答複，我對此極為重視。校樣的第27頁，在卡納克斯和王後之間有這麽幾個字：‘worauf Maria aasrief’[79]。麵對如此攻擊性的失誤，如果知道這個失誤被消除了，這將是一種解脫。“aas”對“aus”的這種不幸的替代，使這裏的一切變得更糟了，這無疑是說，她（王後）好像真的如此稱呼他。
祝安
T.豐唐
馮特（1900，第374頁）對這個事實的解釋值得我們重視，這個事實（很容易證明）是：我們的筆誤比口誤出現得要快。“在正常的講話過程中，意誌的抑製機能一直是指向產生意思的過程和與發音有關的相互協調的運動。如果出現在我們的思想之後的表達活動由於機械的原因變得遲鈍，這正如在寫作的過程……，那麽，這種前移的出現是很容易的。”
對出現讀誤的情況進行觀察後，我們會對此提出疑問一一對此我不能擱置不提，因為，我想這可能是我們富有成果的研究的開端。人人皆知，在大聲朗讀的時候，注意迂回於材料和他自己的思想之間。如果由於其他的幹擾而離題，那麽他通常不能說明他讀的內容是什麽。他好像在自動地閱讀，但通常是準確的。我想，在這樣的閱讀情況下，讀誤也不會表現得很明顯。我們認為，在人們閱讀的時候，有一係列的機能在自動地、準確地活動著——或者說，很少有意識的注意。
由此可見，決定在讀誤、口誤、筆誤中表現出的注意因素的方式與馮特的描述很不相同（馮特描述的是注意的終止和減少）。我們從對上述的例子分析並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注意在量的方麵有所減少，但我們發現了與此並非完全相同的另一種東西：外來思想的幹擾，這一點應予以重視。
在“筆誤”和“遺忘”之間，我再插入一個例子。一個人忘記了對支票簽名，忘記給支票簽名和忘記支票屬於同一情況，為了說明同類情況遺忘的重要性，我從一篇小說上抄寫下來一段（沙奇提供）：
“這是一個明顯且很有意義的例子，而且可以肯定，這個富有想象力的作者知道如何使用失誤的機製，以及通過精神分析表現出的症狀行為。這些都在高爾斯華綏的小說‘法利塞教徒之島’中有所表現。小說的主題一直圍繞著一個思想徘徊的年輕人，他生活在一個較富有的中產階級的家庭，一方麵他有很強的社會同情心，另一方麵又保留著本階層的態度。在小說的第十六章，作者描述了他對一封信——來自一個年輕的無能之輩——的反應方式。在最初的生活態度的驅使下，他曾幫助過這個人兩三次。在這封信中，並沒有直接向他要錢，但描述了其悲慘的境遇，因此其意思也是明顯的。開始他想，與其說將錢給了這個毫無希望的人，還不如用它做些慈善事業。
但他還是拒絕了這種思想：‘如果僅僅因為他貧困潦倒就伸出援助之手，盡自己的微薄之力，或說一些鼓勵的話，這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還要拿出主意！在他得出這個結論的時候，他受到了良心上的譴責，‘全是廢話！你隻不過是不想出錢罷了，正是如此！’”
“這樣，他很友好地寫了一封信，在信的結尾用了這麽一句話：‘我在裏麵放了一張支票。你可信賴的，理查德·修頓’。”
“‘在他寫好支票之前，一個在蠟燭邊飛舞的小蛾分散了他的注意，這時他抓住了這個小蛾，並將它扔到了外麵，但他已忘記將支票放在信封裏麵。’信就這樣發出去了。”
“在這筆錢上的失誤的動機比他剖析自己自私的目的更加微妙，很明顯，他還是不想捐錢。”
“住在他嶽父的家裏，修頓被他的未婚妻、她的家人及親戚包圍著，他感到很孤單，其失誤表明，他渴望他的保護人，而這個保護人，由於其過去的經曆和對生活的觀點，與他周圍的人形成明顯對比，盡管這些人無可指責，但他們卻一成不變地接受著同一傳統的影響。事實上，這個保護人如果沒有得到他的資助的話，也不會無動於衷。幾天後，他收到他的一封信，信上解釋了為什麽沒有將支票放在裏麵。”
第七章 印象和意向的遺忘
如果有人要過高地估計自己對現代心理生活的了解，隻要提到記憶的機能就足以使他謙虛起來。沒有任何一個心理學理論能夠成功地對記憶和遺忘這一基本現象做出說明。事實上，對實際觀察到的東西的分析才僅僅開始，今天，就識記和遺忘而言，遺忘更是一個難解之謎。盡管我們在研究夢和其他心理現象時了解到，我們思考的一些東西很久就被遺忘了，但突然某一天它又闖入了我們的意識。[80]
誠然，我們已經獲得的一些認識已經被人們廣為接受，我們認為，遺忘是一個自然的過程，這一過程是需要一定時間的。我們強調這樣的事實，遺忘對我們獲得的印象材料有特定的選擇性，同樣，對每一個印象或經驗的細節也有相應的選擇性。我們知道，一些被遺忘的東西又被人們想起來，或又被喚醒，這是有條件的。然而，在很多日常生活的情況下，我們對這些條件的理解是多麽地不完善和難以令人滿意。我們可以看一下這樣兩個人的情況，他們接受的是相同的外部印象——他們結伴外出旅行，如前麵的章節中的一個例子［第21頁］——在以後的某一天交換他們的見聞，結果往往是這樣的，對一個人有很深印象的東西被另一個人完全忘掉了，好像他從來沒有經曆過似的。這一點是肯定的，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一定的印象在心理上的重要性對一個人比對另一個人大。那些決定我們對記憶的東西進行選擇的因素，很明顯仍未被我們認識到。
為了能夠對了解決定遺忘的這些因素做出一點貢獻，我將對我自己的遺忘情況進行心理分析，以此作為我的一種實際行動。通常，我關注過很多類似的情況，由於我自己期望了解一些想得到的東西，因此對這種情況下的遺忘感到頗為驚奇。再加上我很難忘掉什麽東西（是我經曆過的東西，並非我學習的東西）。年輕的時候，我的記憶超群，在我還是一個中學生的時候，我就將能記住閱讀過的每一頁作為我的一種功課。在我上大學之前，當我聽完一個自然科學方麵的講座後，我幾乎可以逐字地將它們寫下來。在最後的醫學考試的緊張關頭，我再次充分利用了我固有的這個能力，因為就很多科目而言，我都能很自動地寫出了答案，就像是對我以很快的速度讀完的課本內容的回憶。
從此以後，我對記憶的控製變得黯然失色了，但到目前為止，我仍一再地告誡自己，隻要使用一些策略，我仍能記住一些本以為不可能記住的東西。例如，在會見時間，一個患者說以前我見過他，但我既想不起來這個事實，也記不起來什麽時間，我便通過猜測回憶很快地想到幾年前，然後再追溯到現在，在很多情況下，通過對患者的記錄以及來自患者的一些確切的消息和我回憶起來的內容進行對照，結果發現，我對以前的谘詢細節記得很清楚，我對10年內的時間的記憶誤差很少超過半年。有一次，我遇到一個較陌生的朋友，出於禮貌我問到了他的小兒子，如果他描述一下其成長過程，我會想到這個孩子的年齡，然後我將我的猜測和這個父親告訴我的加以對比，我的誤差幾乎沒有超過一個月，對他的大兒子的評價也沒有超過三個月，盡管我說不出我評價的基礎。
後來我就很大膽了，我會很自然地說出我的猜測，這樣就不會使這個父親因為我不關心他的孩子而認為我忽視他。通過喚起潛意識記憶的方式，我擴展了自己的有意記憶，由此可見，這種潛意識記憶的範圍是相當廣泛的。
我想報告一些典型的遺忘例子，有很多是對我自己的觀察。我將遺忘分為兩種：一是對印象的遺忘（forgetting of impression），或對知識的遺忘（forgetting of knowledge）；二是對意向的遺忘（forgetting of intention），或對要做的事情的忽略。我先說明我通過一係列的研究所得出的一個普遍的結論：在任何情況下，不愉快的動機是遺忘產生的基礎。
一、印象和知識的遺忘
1.一個夏天的假日，我的妻子使我非常生氣，盡管事情的起因微不足道。我們在一個餐館吃飯，對麵是一個我認識的來自維也納的先生，毫無疑問他也認識我；但我有足夠的原因不想和他恢複關係，我的妻子僅僅聽說過這個有點名氣的人的名字，她很關切地傾聽他和他身邊的人的談話，並不時地接著他們的話題向我提出一些問題，我忍無可忍，最後終於爆發了。幾周後，在我向我的一個親戚抱怨我的妻子的這一行為時，竟回憶不出來他們當時談話的任何內容。我是一個較嫉恨別人的人，不會將使我煩惱的細節忘掉，我的這次健忘的表現的動機出於對妻子的考慮。
前不久，我又有了一次相同的經曆，我很想將幾小時前妻子講的一個笑話講給我的一個很好的朋友聽，但無論如何也講不出，因為，我忘記了妻子說了些什麽，當我問了妻子才想了起來，其原因也不難理解，因為它與我們關心的一個令人煩惱的問題密切相聯。
2.我要給維也納的一個不認識的女士帶一個裝文件和錢財的小型保險櫃，當我答應了這件事後，位於這個市區中心的這家商店的店麵便很清晰地浮現在我麵前，而且我肯定在這裏見過這類保險櫃。但實際情況是，我卻無法回憶起這個街道的名字，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在這個地方走一下，我就會找到這個商店，因為記憶告訴我，我在這裏走過無數次。但不幸的是，盡管我在這個地區從各個方麵走了數遍，仍沒有找到有這個保險櫃的店麵。唯一的一條線索是查一下安全備忘錄上的商號，確定了這個商店後再去這個區域尋找，而像這樣大動幹戈似乎沒有必要，當我翻了這個指導書，我馬上就認出了我忘掉的這個地址。顯然，我在這個店麵前麵走過無數次——每一次，我都去拜訪M一家人，他們在同一棟樓居住了好多年，後來我們的關係疏遠了；
但畢竟形成了習慣——我從來沒有深究過其原因，可見我是想避開這個房子和附近的地方。當我在這個地區尋找有這個保險櫃賣的商店時，我幾乎走遍這裏所有的區域，但唯獨這個區域我沒有去，好像強迫性地要避開這個地方似的。從這個例子中，我們會很容易地發現，我們不愉快的動機是造成遺忘的原因。然而，遺忘的機製並非像前麵的例子表現得那樣簡單，我的厭惡並非是針對這個保險櫃，而是針對另一個人，是一個我不願想的人，正是這個人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作用，因此產生了我的這種遺忘現象。在“Burckhard”的例子中［第117頁］，也表現出類似的情況，我對叫這個名字的人的怨恨導致了我在寫與之同名的另一個人的名字時產生筆誤。在這個例子中，由於兩個名字的相似，引發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思想，而在保險櫃這個例子中，這個不愉快的思想是由兩個地方的接近引發的。就後者而言，這個症結更頑固。此外，還有另一原因，這與錢有關，實際上與住在這個樓的朋友的關係的惡化也正是由錢引起的。
3.我應B和R的公司的邀請，要對這裏的職員做一次職業巡訪。在去這個地方的路上，我產生了這樣的想法，我必須在這個大樓——公司的基地就在這裏——反複地尋找。當我到了這個大樓後，上到高一層樓時，總覺得這家公司應在下麵的一層，我既記不起來這個公司的房子是什麽樣子，也不記得我在這裏見到過誰，盡管這些事情對我很不重要。雖然如此，我還是將自己的注意集中到這裏，然後以間接的方式，將與此有關的思想聯係起來，最後我發現，這個公司的總部在費施爾寄宿學校的下麵，在這個地方我曾多次看一個患者。同時，我又回憶起來，在這個樓裏居住著這個公司和寄宿學校的職員。但是什麽促使我產生這個遺忘呢？這仍然是個謎。在我的記憶中，就這個公司、寄宿學校和居住在這裏的患者而言，並沒有傷害到我的地方。而且，我也沒有感到有什麽使我感到焦慮的東西，在此情況下，如果沒有外界的支持，我不會知道我到底忘掉了什麽，這和前一個例子不太一樣。當我在去看另一個患者的路上，這個原因最後出現在我的腦海裏，這個患者存在認知困難，他在這個街上遇到過我，在我看來，這個人的病情很嚴重，並給他診斷說，他會逐漸癱瘓。但是，後來我聽說，他已經好了，這說明我的判斷是錯的。這是一個例外的診斷，因為，我對其他的癡呆性麻痹的診斷都是正確的。因此，決定我忘掉這個公司地址的因素與這個人有關，我對於此類遺忘問題的興趣，促使我找到了遺忘的原因——矛盾的診斷。但是，這個聯想（其內部聯係很微妙——這個不期康複的人也是一個大公司的職員，這個大公司經常向我推薦患者）是由名字的相同實現的；另外一個內科醫生和我一樣將這個情況診斷為麻痹，這個醫生的名字也叫費施爾，和這個寄宿學校的名字一樣，但當時我卻將這個名字給忘掉了。
4.東西的誤置實際上是對這個東西放的地點的遺忘。像其他人一樣，在看書和寫作時，我對桌子上放的東西是很熟悉的，會信手將自己想要的東西拿過來，對其他人來說是無條理性的東西，而對自己來說則是有條理的，因為人們的習慣不同。但最近我將剛剛寄給我的一個書的目錄給誤置了，結果是我再也找不到這本書，實際上我正想找一本書，書的名字叫《關於語言》，其中有對這本書的宣傳，書的作者很有頭腦且風格活潑，我較喜歡這樣的風格，他對心理學的看法以及其關於文明史的知識我認為很有價值。我認為誤置這本書根本的原因可能是這樣的：我習慣於將這個作者的書借給我的熟人，以便使他們有所啟發。前幾天，當一個人還我書的時候對我說：
“我感覺他的風格很像你，他思考的方式簡直就是你的。”這個講話者並不知道他的這番話觸及到了什麽。幾年前，在我尚年輕的時候，很需要與外界接觸，我很讚賞我的一個老同事的作品，他也是一個著名的醫學著作的作者，他也說過類似的話，他說：“這是你的方式，你的風格。”受這個同事的這番話的影響，我給這個作者寫了一封信，以求有密切的交往；但信發之後杳無音信，或許是這種先前產生的不愉快的經曆使我出現了這個誤置，因此沒有找到這個目錄，我要找的這一本書因為有其他書的宣傳而使我產生了誤置，盡管這個目錄的丟失對我沒有什麽影響，因為我記得書的名字和作者。
5.另一個誤置的例子也很有趣，因此我們將找到這個東西的情況分析一下。一個年輕人給我講了下麵一個故事：“幾年前，在我和妻子之間有些誤解，我認為她太冷酷無情。盡管我同時認為她有不少優點，但是我們生活在一起幾乎無感情可言。一天，我們散步回來，她將一本剛買的書送給了我，認為我會感興趣，我感謝她這種‘留心’的信號，因此答應讀一下這本書，就將它放在一邊。但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找到這本書。有幾次，我也想到它，但就是找不到。幾個月過去了，沒有和我們生活在一起的母親突然生病，我的妻子離開家去照顧我的母親，母親的病情很嚴重，這給我的妻子表現自己的機會。一天晚上，我充滿熱情地回到家裏，感謝我的妻子所做的一切，我無意地走到我的桌子邊，夢遊似的拉開一個抽屆，這本書就放在最上麵。”
6.這個例子和上麵的例子的特點非常相似，當誤置的動機被揭露出來後，便很肯定地找到了被誤置的東西，這個例子是由斯塔克報告的（1916）：
“一個女孩要做一個衣領，但在裁剪時不慎將布料搞壞了，因此她不得不將裁縫請過來將此搞好。當裁縫到這裏的時候，這個女孩就取弄壞的衣領，她來到這個放衣領的抽屜，但衣領並不在裏麵。她將裏麵的東西都翻了出來，仍沒有找到，她生氣地坐下來，責問自己為什麽東西會突然不見了呢，是什麽原因使我找不到它呢？最後她終於找到了這個難以使人啟齒的結論：如果這個裁縫看到，自己將如此簡單的東西都做壞了，這會使她多麽難堪。了解了這個原因後，她站了起來，走到另一個壁櫥，直接就將這個做壞的衣領找了出來。”
7.下麵的這個“誤置”例子是每一個精神分析學者都熟悉的，我聲明一點，這個誤置東西的患者最後自己又將他誤置的東西找到了。
“一個進行精神分析治療的患者被暑假中斷了，當時他出現了抵抗的狀態，因此感覺不好。他將他的一串鑰匙放在一個平常放置的地方一或許他是這麽想的——當他脫衣服準備過夜的時候，忽然覺得應為明天的旅行準備必需品——前一天是最後一次治療，他的治療費用也已經到期——他將這些東西從寫字桌裏取出來，他的錢也放在裏麵，但是他發現鑰匙不見了，他仔細地尋找了幾乎所有的放東西的地方，但一無所獲。當他認識到他的這種‘誤置’可能是一種症狀行為時——即存心在做些什麽——他讓他的用人繼續尋找，因為這個人不存在什麽‘偏見’；但一個小時後他終於放棄了，心想，這個鑰匙肯定是丟掉了。第二天早晨，他要從這個桌子的製造商那裏領取新的鑰匙，他們很快就將鑰匙給他了。回到家下車的時候，同車的兩個朋友聽到了金屬落地的聲音，朋友說是不是鑰匙從口袋裏掉了出來。這天晚上，用人終於將鑰匙找到了，鑰匙就在一本薄書和一本小冊子之間（是我學生的作品），這些都是他需要在旅行時的路上閱讀的。這些書放在很明顯的位置，但誰也沒有發現鑰匙在裏麵。他也認為自己不會將鑰匙放在看不見的地方。這個誤置完全是一種潛意識的機靈（dexterity），這隻能用隱藏的強有力的動機解釋，這好像是一種‘夢遊確定性’（somnambulistic certainty）。如我所言，我的動機來源於他糊暴地終止這個治療，因為他不願意付出這麽高的治療費用。”
8.布裏爾（1912）報告：“一個男人在他妻子的強迫要求下要去參加一些應酬活動，而他對此實在不感興趣……”在他的妻子的再三懇求下，他才從他的衣櫃裏麵找他的禮服，這時他突然想到應該刮一下臉。當他刮完臉後，再到衣櫃拿衣服時，發現衣櫃已經鎖上了，盡管他長時間很耐心地尋找鑰匙，但就是找不到，周六的晚上又沒有配鑰匙的，因此這對夫婦不得不很抱歉地取消這次應酬活動。當他最後將這個衣櫃打開後，發現鑰匙在裏麵，這個心不在焉的丈夫將鑰匙鎖在了衣櫃的裏麵，他自己認為這完全是無意的，但我們知道，他不想參加這樣的社交活動，因此他的誤置並非沒有動機。”
瓊斯對自己的觀察發現，當他吸煙較多並感覺不佳時，經常誤置自己的煙鬥，這個煙鬥往往放在使人料想不到的地方，很難找到。
9.瑪勒爾（Dora Maller，1915）報告了一個很普通的例子，但其動機是顯而易見的。
“埃納在聖誕節的前兩天告訴我：‘你能想象得到嗎？昨天晚上，我從包裏取出一塊餡餅吃，當時我想應給弗洛林一些（她的母親的同伴），當她要給我說再見時，我雖然不太樂意；但我還是要給她一些，當我去取桌子上的包時，包卻不見了，我找了片刻，發現包就在我的餐櫥裏，我無意識地將包放在了裏麵。’這無須分析，這個敘述者自己也理解這個結局。其動機明顯是將所有的餡餅占為己有，而這個動機被壓抑著，但又通過自動的方式達到了目的，盡管這個行為後來被她意識到了。”
10.薩克斯也描述了同樣的一種誤置行為，有一次他忘記了自己的工作職責：“上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在我去做一次拜訪之前，我對是工作還是散步猶豫不決；但是經過一番思想鬥爭，我覺得自己還是工作的好。一個小時後，我突然想起來，自己的稿紙用完了，我知道在某個抽屜裏還放有一部分存有多年的稿紙，但在我的寫字台的抽屜裏以及我能夠想到的抽屜裏我並沒有找到這些稿紙，盡管我大費周折，找了幾乎所有可能的地方——舊書堆裏、影集和信件裏等，但仍一無所獲。最後，我發現，自己實際上是強迫性地打斷自己目前的工作，因此便走了出去。晚上我回到了家裏，坐在沙發上，漫無邊際地思考著什麽，兩眼看著麵前的書櫥，一個箱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馬上記起來，我好長時間沒有清理裏麵的東西了。於是便走了過去，將這個箱子打開，一些沒有使用的稿紙就放在最上麵。但是，在我將它取出，正要放進我寫字台的抽屜的時候，我才發現，這些稿紙就是下午我要找而沒有找到的。這裏我要說明一點，盡管我並不太節儉，但我在用紙上很謹慎，充分使用每一頁可以使用的稿紙。顯然，我的這個遺忘的經曆是由自己的一種本能動機所支配的，當這個動機消失的時候，這個遺忘便得到了糾正。”
如果對這些誤置情況進行分析的話，除了潛意識的動機，很難對這一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
11.1901年夏日的一天，我對自己的一個朋友——我經常和這個朋友交換學術觀點——說：
“如果我們完全依靠個體原始的兩性本能的假設，這些神經症問題便可以得到解決。”對此，他回答道：“你說的這些兩年半前在布勒斯勞我就對你講過，但當時你並沒有聽進去。”用這樣的方式去放棄自己的初衷是痛苦的。我回憶不起來這次對話，也回憶不起來我的這個朋友說的這番話，我們兩個中肯定有一個出現了失誤，根據“誰受益”的原則，出現失誤的肯定是我。在此後的一個星期，我想起了整個事件，情況正如我的朋友所言，而且我也回憶起來自己對他說了這番話的回答，即：“對此我現在尚不能接受，我不想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從此以後，在我閱讀醫學資料時，發現有自己的觀點但沒有提到自己的名字時，我變得有一點容忍性了。
發現自己妻子的錯誤，朋友之間的反目，醫生的診斷失誤，同行之間的相輕，借用他人的觀點等情況的遺忘——這並非是偶然的遺忘，通過研究，在對他們的這一現象進行解釋時，我都會發現其痛苦的經曆。另一方麵，我認為，任何一個想研究隱藏於這種記憶失誤背後原因的人都會發現類似的情況，人們遺忘這些不愉快的經曆的傾向在我看來是相當普遍的。這種遺忘的能量就不同的人而言其程度是不等的。我們在醫務工作中遇到的許多否定現象，可能也屬於這種遺忘。[81]很明顯，這兩種行為（否定和遺忘）的區別純粹是心理方麵的，而且我們也會看到這兩種行為的動機是同一的。關於患者的親屬對不愉快的記憶的否認的例子，我收集得很多，其中有一例很突出。一個母親在向我說明有關她的患有神經症的兒子的童年經曆，現在他處在青春期。這時她說，和他的哥哥、姐姐一樣，他有尿床的毛病一對神經症患者的分析而言，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幾星期以後，當她要我說明有關治療的過程的時候，我讓她注意這個年輕人的體質情況，這時我提到了病曆中記錄的尿床習慣，使我吃驚的是，她矢口否認他和其他的孩子有尿床的行為這個事實，並問我怎麽會知道這個。最後，我告訴她，是她自己在不久前告訴我的，她將這個完全忘掉了。[82]
健康正常的人也會有很多類似的表現：當這種印象與不愉快的經曆相聯係時，這些印象便通過抵抗被遺忘了。[83]這個事實的重要性隻有當我們去研究神經症患者的時候才會得到準確的評價。
我們不得不認為，支撐癔病症狀表現的主要機製是這種“基本努力”（elementary endeavour），通過這種努力來阻止那些能夠引發不愉快情緒的意念的產生，這種努力類似於痛苦刺激出現時的防禦反射。人們也許會發現，一個人消除這些縈繞自己的痛苦記憶，以及由此產生的諸如悲傷和良心的譴責這樣痛苦的情緒是不可能的，即使這樣人們也不能否認這種防衛傾向存在的假設，因為我們不能肯定這種防衛傾向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有效地發揮作用。或許在其他心理因素的參與下，這種防衛並不反對具有相反效果的其他動機，因為不管防衛是否出現，這些目的也一定會產生。我們的假設是這樣的：心理機製的構建原則置於一個層次——一個在心理材料之上構築的層次。很可能這種防衛的努力屬於較低的心理材料的層次，它被更高級的心理材料層次所控製。
就我們上述所有的例子而言，如果我們要追蹤遺忘過程到防衛傾向，這些事實都會說明這個傾向的存在力量。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很多事情因其本身的原因而遺忘，如果其本身的遺忘是不可能的話，這種防衛會改變目標，促使那些與此相聯係但又不太重要的材料的遺忘。
痛苦的記憶易於遺忘這一觀點值得應用於其他方麵，但我們對此尚無足夠的注意。在法庭上，人們對證詞的評價就忽略了這個方麵，人們相信誓言的力量，認為誓言會有純化人們心靈的三大威力。這一點是可以廣為接受的：在涉及到民族的風俗以及曆史的傳說時，我們會發現，風俗、傳說延續的動機是這樣的：人們以此來消除民族記憶中的那些令人不快的東西。通過仔細的研究，我們會發現，一個民族的民族習慣的存在方式和個體的童年經曆的存在方式有很大的相似之處。
偉大的科學家達爾文在洞察了不愉快的情緒是人們遺忘的動機這一現象後提出了針對科學工作者的“黃金律”[84]。
與對名字的遺忘方式相同［第1頁］，印象的遺忘也往往相伴以錯誤的回憶，這描述為錯誤。病理狀態下回憶錯誤——在偏執狂狀態下，回憶錯誤是造成妄想的主要原因一一的資料很多，但很少涉及到這一動機。仍然遵從目前的研究構想已經不適應了，因此從我們涉及的這個新的方麵來探討神經症患者的病因是麵臨的一個新的課題。我要做的隻是描述我自己單一的回憶錯誤，這些來自潛意識的動機壓抑著這些遺忘的材料以及與此有關的態度和思想，這些被壓抑的東西會被我們明確地認識到。
在寫《釋夢》的最後一章時，我碰巧在一個避暑勝地，因此無法到圖書館查閱有關的資料，我迫使自己在筆記裏通過記憶來找到所有這些參考資料以及引用的文獻，以後再對此進行校對。
在寫白日夢這個部分時，我想起了一個很精彩的例子，這個例子出現於都德的《總督大人》一書，作者借助一個貧困的書販來表達自己的幻想。我很清楚地記得其中的一個幻想，其內容是這個叫加斯林（Monsieur Jocelyn）的人想象著自己在穿過巴黎的街道散步，如何奮不顧身地站在受驚奔跑的馬車的前麵，使馬車停了下來，這時馬車的門打開了，一個偉人從車裏走了出來，握著加斯林的手說：“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是你使我得到了再生，我能為你做點什麽呢？”
這一想象的內容即使有什麽出入，我相信也可以通過到家裏查閱該書而得到校正。然而，在我的這個稿子準備付印時，我翻開了《總督大人》這本書，校對我的這段手稿，使我感到難堪的是，我根本找不到關於加斯林的這個想象的部分。事實上，這個人也不叫加斯林，而是簡易斯（Monsieur Joyeuse）。我找到的第二個錯誤使我發現了自己出現第一個失誤的原因。我的名字Freud的法語翻譯是“Joyeux”，而其陰性詞是“Joyeuse”。那麽，我原來錯誤地將這個歸於都德的幻想究竟出自何處呢？它隻能是我自己的作品，我自己的白日夢，我本人並沒有意識到，或曾經意識到過但又被完全遺忘了。或許這是我在巴黎街道上散步時的一種想象，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很孤獨，很希望有一個幫助自己和保護自己的人。後來，沙可讓我加入了他的圈子，在他的家裏，我多次遇到《總督大人》一書的作者。[85]
另一個錯誤回憶可以得到較滿意的解釋，這是關於“fausse reconnaissance”（錯誤搜尋）錯誤回憶，這一點我們將在以後的章節討論［第256頁］。我有一個患者，有抱負，有能力。有一次，我對他談到我的一個學生，由於他致力於一本很有意義的著作——《藝術家，試論性心理》——而成為我的弟子。一年多以後，這本書出版，我的這個患者堅持說，在我第一次對他提到這件事以前的一個月，或許是6個月，他很確定地記得在什麽地方（或許是書店的廣告）見到過這本書的說明。當時，他的頭腦裏出現了這本書的廣告說明，而且又說，作者對題目做了一些改變，把“試論”改為“論”。仔細地詢問了作者，並比較了所有這些資料後，我發現，這個患者聲稱回憶的這些東西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在出版前，從未有過這本書的預告，當然，我們可以很肯定地說，在這本書出版前的一年多時間沒有這本書的廣告。當時，我並沒有對這個患者的這種回憶錯誤進行分析，但這個患者這時又出現了一個類似的失誤，他說最近在書店的櫃台上看到過一本關於廣場恐怖的書，現在想查詢一些出版社的出書目錄，然後向這個出版社購買一本，但一無所獲。我向他解釋了他的這種無效工作的原因，這本關於廣場恐怖的書僅僅出現於他的幻想，他的潛意識的動機是，這本書是他寫的，他有和那個年輕人競爭的抱負，也企圖通過一本科學著作而成為我的弟子，這便是他出現這兩種回憶失誤的原因。他回憶起來，這個導致他出現回憶的書店廣告與一本書名為《創造及其產生規律》的書有關。另外，他所提到的題目的變化與我有關，在我談到這個書名的時候經常將“論”說成“試論”。
二、意向的遺忘
沒有任何現象比意向的遺忘更適合解釋這種失誤行為了，因為就意向遺忘的本身而言，無法解釋這種失誤。意向即做某種活動的欲望，其程序是：首先認可一種欲望，然後在適當的時機付諸行動。這種意向遺忘的情況往往發生在願望的認可到付諸行動這段時間，如果動機發生一些變化，意向就不能實現。實際上，在這種情況下，意向並沒有被遺忘，這僅僅是被掩蓋了。在每一時刻、每一地點都可能產生意向的遺忘，但並不能簡單地用動機平衡變化的習慣解釋來加以說明。
一般地，我們對此不予解釋，或者我們企圖對此做出這樣的一種心理說明：當這種意向要實現的時候，沒有獲得對活動的必要注意。注意是意向來臨的不可缺少的條件，因此，在活動到來的那一時刻必須獲得這種注意。通過對與意向有關的正常活動的觀察，我們就會發現，這樣的解釋是如此的膚淺和牽強。如果我早上形成一種晚上活動的意向，在這一天時間內，我要提醒自己兩到三次，當實現的時間就要到來的時候，這個意向會突然闖入我的大腦，使我做好必要的行動準備。
如果我計劃去散步，散步的時候順便發一封信，如果我是一個正常人，我就沒有必要一直把信拿在手裏，眼睛不停地尋找著信箱。相反，我習慣將信裝進口袋，自在地散步，讓自己的思緒自由地浮現，我相信自己，在遇到第一個信箱的時候就會引起我的注意，我會將信從口袋裏拿出，放進信箱。在意向出現後的正常行為和催眠情況下的“長時間催眠後效”極為相似，即在這種狀態下出現的實驗誘發行為。我們對這一現象的描述如下：一旦向一個被催眠的人暗示一種意向，在這個意向完成前，它一直處於“睡眠”狀態；但在意向就要實現時，這個意向便馬上活躍起來，喚醒他或她去強迫性地做出某種行為。
日常生活有兩種情形，即使外行也會意識到，這種與意向有關的遺忘不能被看作一種不能複原的基本現象，他會發現，這種遺忘有意識不到的動機的存在。這兩種情況就是戀愛關係和軍隊紀律。如果一個戀人沒有去赴一個約會，他向他的太太道歉說他完全忘掉這件事情，這根本不能得到太太的原諒，她往往會這樣針鋒相對：“一年以前你怎麽沒有忘記過，很明顯你已經不在乎我了。”即使他用上述的心理方式對此加以解釋，或說自己由於繁雜的工作把這件事給忘掉了，其結果也往往是這樣的，這個太太以不亞於精神分析醫生的敏銳的洞察力反駁：“奇怪的是，這些繁雜的工作在過去怎麽沒有出現！”當然，這個太太也不能完全否定對方遺忘的可能性，問題是，無論是有意的推托，還是無意的遺忘，其結論都是一樣的，即他對這個約會不太情願，這個解釋不無道理。
同樣，在部隊服役的情況下，由於遺忘而沒有執行部隊的有關命令和有意地忽視這些規章，二者之間似乎區別不大，這和上述戀愛情況的表現一致。一個士兵是不能夠忘記部隊有關自己行動的命令的，如果他確實忘掉了，盡管他知道這些命令，這是因為，促使他執行命令的動機被另一個與之相反的反動機所阻止。一個要服一年兵役的新兵，如果在長官麵前忘記擦亮自己製服上的紐扣，他注定是要受懲罰的，這種懲罰比起他因為在長官的麵前說他不執行命令的原因是“我討厭這種無休止的訓練”要小得多。為了逃避懲罰，或者也可以說出於經濟的原因，他將遺忘作為借口，或將此作為一種妥協的方式。
對女人的愛戀和對軍隊的服務，都要求我們不要忘掉與此有關的每一件事情。通過這樣的方式，也暗示了這樣的觀念，重要事件的遺忘是不可避免的，對這個被遺忘的重要事情而言，實際上並沒有將它作為重要的事情看待，或否定其重要性。[86]如果我們用心理的方式對此加以分析，就會發現我們不能拒絕這樣的解釋。沒有人會忘記對他來說極為重要的事情，如果他心理正常的話。我們的研究僅僅是那些或多或少引人注意的意向的遺忘，我們並非認為所有的意向都沒有意義；否則，意向就沒有產生的必要。
正如我們前麵的章節對機能混亂的解釋，對這一現象我也收集了很多親身經曆的例子，並企圖對此加以分析。我發現，這些遺忘都可以追蹤到潛意識的動機的幹擾——或者說與“對立意誌”（Counter-will）有關。在很多情況下，我發現自己的情況和上述兩種生活狀態下表現出的情況是一樣的，如果我強迫自己去做一件並未完全放棄的活動，我的這一狀態便通過遺忘的方式表現出來。下麵的事實就說明了這一點，我很容易忘掉給一些朋友寄生日、婚禮或慶典賀卡，我曾下決心消除自己的這一失誤，但並沒有取得什麽效果。現在，我隻好放棄這種努力，有意地屈服於自己的這種對立動機。在我的這一觀念發生轉折的時期，我的一個朋友讓我在某一天以他和我的名義各發一封賀電；但我警告他說，或許我會將這兩件事都給忘掉，結果事實的確如此，這當然也不會使我感到意外。由於生活中自己經曆了很多艱難困苦，因此很不善於表達同情，在那些需要自己表達同情的情況下，很難將這種同情表達出來。由於我經常將他人虛偽的同情誤認為真實的感情，因此我對傳統的表達同情的方式十分反感，盡管我也認為同情的表達有一定的社會作用。當然，對人們失去親人時的哀悼應另當別論，當我決定將表達自己哀悼的電報發出去的時候，我是不會忘記的。這時，我的情緒活動並非是一種社會責任，因此它的表達從來沒有被遺忘所阻止過。
裏南特報告過一個來自戰俘營的例子，也屬於這一類遺忘。這種被壓抑起來的意向以“對立意誌”的形式表現出來，並使他處於尷尬的境地。
“這個戰俘營主要是為官員而設的，一個級別最高的官員受到了他的戰俘同伴的攻擊或羞辱，為了避免類似的糾紛再次出現，在他重新分配人員時，想利用自己的權威手段將這個人轉移到其他的戰俘營。但在幾個朋友的勸說下他決定放棄自己的計劃，采納這些朋友的意見——雖然這不符合他的真實欲望——盡管其結果不能使自己滿意。同一天上午，作為一個高級軍官，在營警衛的監督下，需要對這些官員點名，他對這些官員早就很熟悉了。在點名時，以前從未出現過失誤，但這一次他卻漏掉了這個攻擊過他的人的名字，因此出現了這樣的結果：當所有其他人都解散了的時候，唯獨這個人還留在這裏，直到最後發現這個失誤時為止，這個被忽略的名字很清楚地寫在名單上。有的人將這個偶然事件解釋為一種存心的攻擊，而另一些人則將此解釋為可能會被誤解的不幸事件。後來，在熟悉了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學》之後，這些當事人才對這一情景有了正確的解釋。”
傳統的責任和我們同樣擁有的潛意識願望之間的衝突也可以對這些情況做出解釋：如我們忘記了我們原本答應要做的活動等，結果使這個可能的受益者相信，遺忘有表達歉意的力量。那個要求他去做的人無疑會有一個正確的答案：“他對這件事情不感興趣，否則他也不會忘記。”那些被人們普遍認為愛健忘的人，如果在街道上忘記給我們打招呼，用同樣的解釋來表示自己的歉意，說他是一個近視眼。[87]這些人忘掉了他們所有的小許諾，忘記他人委托自己的事情，通過這樣的方式向自己表明，在一些小的事情上自己不是不可信賴的，他們認為對這樣的失誤不應見怪——或者說我們不應將這樣的行為歸於他們的品性，而應歸於機能特性。[88]我本人不屬於此列，因此沒有分析這種行為的機會。通過有選擇地考察這些遺忘現象，我也可以發現其動機。通過推理，我就會得出這樣的假設：在這些情況下，其動機是掩蔽了的對其他人的相當程度的蔑視，遺忘成為達到這個目的的合法方式。[89]
在另一些情況下，發現這種遺忘的動機並非易事，一旦當發現了這個動機，自己往往會感到非常吃驚。例如，去年我注意到這一現象，對我探訪的患者而言，我忘記去探訪的或者是沒有付費的患者，或者是我的同事，當我發現這個汙點後，我便設法將每日的探訪記錄下來，以避免這種失誤的出現。我不知道其他的醫生是否有同樣的經曆。通過這種方式，我找到了一個神經衰弱（neurasthenic）患者忽略記錄一些東西的原因，在他的聲名狼藉的“筆記”中，他往往忽略告訴醫生的東西，其原因表麵看來是這樣的：他對自己的記憶的再現能力沒有信心，這也許是正確的。但事情的進展往往是這樣的，患者以流水賬的方式闡述著他的許多表現和要求，在他說完並做了片刻的停頓後，拿出他的記錄，很抱歉地說：“我做了一些記錄，因為這些我很難記住。”
他會發現他記錄的並沒有什麽新的東西，不過還是不斷重複這一句話：“對了，這個問題我已經問過了。”這種記筆記的方式或許僅僅表明了他的這些症狀之一，或說明了他的意向被他的這種潛意識的動機幹擾的頻率。
和大多數健康的朋友一樣，我很難避免這種遺忘，我承認——尤其是在過去的歲月裏——我很容易忘掉歸還借了很久的圖書，很容易在做完一些事情後忘記付錢。很久以前的一天上午，在我經常買煙的店裏，我買了煙後沒有付錢就離開了，這種忽略並無多大妨害，因為這裏的人都認識我，隻要以後提醒我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的這個微不足道的疏忽，我的這個壓縮開支的企圖，和前一天產生的、現在仍起作用的關於生活預算的想法不無關係。在這些所謂的德高望重的人當中，在涉及到錢財的時候，他們都會流露出這樣的行為。這或許源於原始的吃奶時的貪婪，他們想擁有每一件物品（目的是將此放入口中），現代的文明和教育也不能將此完全消除。[90]
我上麵所列舉的這些例子非常普通，但是這正合我的意圖，這些事例眾所周知，且能夠被每一個人所理解，我的目的在於將這些材料收集起來進行科學分析。如果作為人們日常生活結晶的智慧在獲得科學知識時拒絕這種提煉，對此我是難以理解的。科學工作的本質特點並不在於所研究的事物的特殊性，而在於用這樣的方式收集事實，然後研究它們之間的內在聯係。
對於重要的意向來說，我們發現，其遺忘一般來說是在潛在的反對其表現的動機幹擾時產生。
對一些不太重要的意向而言，我們認為與另一種遺忘機製有關，即在另一種材料與這個意義上的意向的內容在表麵上形成聯係時，它就轉化為另一種意義上的意向，這裏有一個例子正說明了這種情況。我十分珍視高質量的吸墨紙（Léschpapier）。一天，我決定下午在外出散步時買一些這樣的紙；但是，我連續4天都將這件事忘在腦後，直到我開始分析這種失誤的原因，其原因是顯而易見的，盡管我通常將這個詞寫成“L?schpapier”。但我在說話時則將之說成“Fliesspapier”（吸墨紙的另一種叫法），Fliess是我柏林的一個朋友的名字，這些天他使我出現了一些焦慮、厭煩的思想，當時我無法擺脫這些思想的影響，這種防衛傾向由於其單詞的相似通過轉移的方式表現出來，原來的意向轉化為另一種不重要的意向，而這種意向不會遇到阻礙。
在下麵的這個拖延例子中，這種對立意誌和隱蔽的動機都有很明顯的表現。我寫了一本關於夢的小冊子（1901a），文中總結了我的《釋夢》（1900a）一些觀點，這屬於《心理和生理生活的邊緣問題》係列叢書的一部分。威斯巴登的伯格曼（出版商）將書的清樣寄給了我，並讓我盡快將校對好的清樣寄過去，因為要趕在聖誕節前爭取見書。當天晚上我就校對好了清樣，將它放在了我的抽屜裏麵，以便第二天早上再將它取出來。第二天早上，我將這件事忘掉了，直到下午在我看到桌子上的包裝紙時才想起來。但是，這天下午、晚上，甚至第二天的上午，仍然將寄這個清樣的事忘得幹幹淨淨，直到這天下午，我才強迫自己將這個清樣放到信箱。我當時一直不明白我的這種拖延的原因，很明顯，我並不想將這個清樣寄出，但我不知道為什麽。在一次散步的時候，我給我的維也納的出版商——這個出版商出版了我的《釋夢》一書——打了一個電話，我談了我的一些要求，然然後說——好像是強迫性的——“我猜想你已經知道我又寫了一本關於夢的書。”“什麽，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回答，我說：“你不要大驚小怪的，隻不過是屬於勞溫費德卡拉係列的一本小冊子。”但他仍對此感到不滿，他擔心這個小冊子的出版會影響《釋夢》一書的發行，我不同意他的這個看法。問道：“如果我將這件事提前告訴你，你會拒絕這本書的出版嗎？”“不會，我當然不會。”他說。無論是在人格上，還是在實踐上，我的所作所為並沒有什麽過錯，然而對這個出版商的歉意是我拖延清洋的動機。前不久也發生過類似的情況，我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將我的關於嬰兒麻痹的著作中的一些章節原封不動地搬到《納森格爾手冊》上相應部分，這一做法不大合情理，因此我很坦誠地將這件事告訴了我的第一個出版商（也即出版我的《釋夢》的那個出版商），這件事情也使我感到焦慮。沿著這個回憶線索，我又想起另一件事，在我翻譯一本法語書時，我實際上侵犯了原出版方的權益，未征得原作者本人的同意就在譯文中加上了些注釋，後來我認識到，這個作者肯定會對我的這種武斷的做法很不滿意。
有一句格言揭示了意向的遺忘並非偶然這個常識：“如果一個人忘掉一次，那麽，他會忘掉多次。”誠然，我們可能會不可避免地產生這樣的印象：關於遺忘和失誤的這些情況是眾所周知的。
然而，使我們吃驚的是，這仍需人們意識到這一點。我們經常聽到人們說：“別讓我去做這件事，我肯定會忘記的。”如果結果的確如此，人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以此方式說話的人實際上已經產生了不去履行諾言的意向，而他自己又不想承認這一點。
通過所謂的“虛假意向的構成”，我們對意向的遺忘會有進一步的了解。我有一次答應為一個年輕的作者寫書評，但出於內在的抗拒，我一再地將這件事情拖延下去，直到有一天屈服他的一再要求，答應晚上將它寫出來。我實際上是想做這件事的，但是，我又將這件事給忘了，因為這天晚上我不得不準備一個不能拖延的報告。由此，我便發現，我的這個意向是虛假的，因此，我放棄了我的這個抗拒的鬥爭，拒絕了這個作者的要求。
第八章 閃失動作
我將從前麵已經提到的梅林格爾和邁爾的著作中摘引下麵一段話：
“口誤並非單一的失誤行為，與此對應的還有其他經常發生的失誤，對此人們通常冠以‘疏忽’（oversights）這個可笑的名字。”
關於日常生活中健康人出現微小的機能混亂，其背後必然存在特定的目的，我並非是第一個提出此論斷的人。
如講話時的失誤——這明顯是一種活動機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解釋，這個解釋當然也可以進一步擴展到運動行為的失誤。我將這些運動失誤行為分為兩類，我用“閃失動作”（bungled action）來表示第一類，是指那些主要與錯誤的結果——如和意向有很大出入——相聯係的動作。第二類稱之為“症狀動作和偶發動作”（symptomatic and chance actions），是指整體上都不太適宜的動作。但是，二者之間又沒有明確的界限，這種區分僅僅是一種描述，在研究上並沒有多大的意義，有時這個區分可能與這一現象的內在統一相悖。
如果我們僅僅將這些“閃失動作”標之為“混亂”或“大腦混亂”，這種心理學意義上的解釋是沒有什麽幫助的。還是讓我們分析一些個別例子，然後追蹤其背後的決定因素，出於這樣的目的，我再一次使用了自我觀察的方式，盡管其中的一些例子並不常見。
1.與現在相比，早些年，我更多地到家裏去探望患者，在很多情況下，當來到這些患者的門前時，我沒有敲門或按門鈴，而是從口袋裏拿出鑰匙，在茫然的狀態下又將它收了回去。當我分析了出現這一情況的患者後，我被迫得出這樣的結論：這個失誤——取出自己的鑰匙而不是去按門鈴——實質上是對這家人敬重的表示，等於自己有這樣的想法：“在這裏我感覺像自己的家”，因為自己很喜歡這裏的患者（當然，在自己的家門前是用不著按門鈴的）。
這種失誤是人們的一種思想的表達，因為這種思想畢竟不能實實在在地被我們的意識所接受。
對一個神經學方麵的專家而言，他應明確，患者很客氣地對待你，是因為患者期望你能對其疾病有好的治療；另一方麵，患者感到了你對他的熱情和興趣，這在心理上對治療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其他人在這些方麵也做過很多自我觀察，結果發現，這種關於鑰匙操作上的失誤絕非我本人所獨有。
米德（Maeder，1906）描述的經曆和我的非常相似。“每個人都有在好朋友的家門口錯誤地取出自己的鑰匙的經曆，好像在自己家裏用鑰匙開門一樣。在他按響門鈴前，雖然因此出現延遲，但這是一種信號的表現，即自己好像和好朋友在自己的家裏。”
瓊斯（1911b，第509頁）：“關於這種鑰匙使用上的失誤，其材料很多，這裏我舉兩個例子。當我在家裏正忙於一件事情的時候，如果不得不停下來到醫院處理一些H常事物，我經常會發現，我在用家裏的鑰匙開實驗室的門，盡管這兩個鑰匙的差別很大。這種失誤潛意識地表明：我寧願待在家裏。”
“幾年前，我在一個大的機構工作時，職位並不高，這個單位的大門經常是鎖著的，我要進去前，必須按門鈴。有幾次我發現自己企圖用家裏的鑰匙去開這個大門，當時，單位僅為幾個職位較高的人分配有這個大門的鑰匙；顯然，我想成為其中的一員，以避免在門前等待的痛苦。我的這個失誤同時也表明我的一個願望：在這裏進出，應該像在自己的家裏。”
漢斯·薩克斯博士報告了同樣的經曆：“我自己身上經常帶有兩把鑰匙，一個是我辦公室的，一個是我家裏的。這兩把鑰匙是很不容易搞混的，因為，辦公室的鑰匙至少比家裏的鑰匙大3倍。
而且，我通常將辦公室的鑰匙裝在褲子的口袋裏，而將家裏的鑰匙放在上衣的口袋裏，然而，我經常發現，在我站在門前時卻將鑰匙拿錯了。我當時決定將這些經曆記錄一下，既然我站在這兩個門口時的心態基本上一致的，錯誤地使用這兩把鑰匙的機會也應該是一致的，如果正如前麵講的，這些失誤是由一定的心理因素來決定的話。但是，我後來的觀察表明，在這些失誤中，更多的是用家裏的鑰匙去開辦公室的門，而相反的失誤隻有一次，這次的情況是這樣的：我很疲倦地回到家，自己知道有個客人在家裏等著自己，當我到了門前時，卻用辦公室的鑰匙去開家裏的門——當然，這個鑰匙太大了。”
2.我曾經在一個房子裏住了6年，每天都要進去兩次，我已習慣於站在二樓的門前等候開門，在這一為期很長的時間內，有兩次出現了閃失，而且這兩次的時間間隔很短，這個失誤即在我回家的時候上到了三樓，多上了一層樓——我“爬得過高”。第一次是我回家的時候正沉醉於我一個白日夢抱負，在這個白日夢裏，我計劃使自己“更上一層樓”。第二種情況是，我在登上三樓的第一個台階時，甚至連二樓的開門聲都沒有聽見，這時我正在冥思苦想一個問題，當我意識到自己的失誤後，企圖發現我在思考的問題，我發現我被對我的作品的批評激怒了，有人批評我的作品“離題太遠”，而這一點被較溫和的表達“爬得太遠”所取代。
3.一個反射錘和音叉並排放在我的寫字台上多年了。一天，為了去趕一趟火車，谘詢結束後便匆忙離開，在明亮的日光燈下，我將音叉裝進了口袋，而非反射錘。由於感到自己的口袋很重，我注意到了這個失誤，一個人如果沒有解釋這些細小行為的習慣，無疑會將這個失誤解釋為當時的忙亂，然而，我一直這樣問自己，為什麽我拿了音叉而不拿反射錘？我的匆忙應該是我拿正確的東西的動機，而不至於以後還要浪費時間去更正失誤。
“誰是最後使用音叉的人呢？”當時，這個問題突然闖入我的腦海，這是一個低能孩子，我曾用音叉去測試其對感覺印象的注意；但他被這個音叉強烈地吸引了，我大費周折才將音叉從他手裏要了回來，這是否說我是低能的？顯然是這樣的，因為我首先由“錘子”聯想到了“蠢驢”。
但是，為什麽會出現這種侮辱性的語言？首先，我們對這種情況做一下分析。我要到西部鐵路沿線的一個地方去治療一個患者，根據寄給我的病曆，他幾個月前從陽台上摔了下來，以後便不會走了。這個通知我的醫生寫信告訴我，他尚無法確定這個患者患的是脊髓損傷還是創傷性神經症，即癔症，這正是要我確定的，並建議我小心地做出一個差異診斷。我的同事都認為我做出的癔病診斷太輕率了，這有可能導致嚴重問題的發生。但這也不至於使我使用這個侮辱性的言詞。
為什麽會用這樣的言詞呢？我想到了這個小車站，幾年前我就是在這個地方見到了一個年輕人。
他在經曆了一次情緒折磨後不能走路了，當時我診斷為癔病，並用心理的方式對他進行了治療；
但實際的情況是這樣的，盡管我的這個診斷並非不正確，但也並非正確。患者有很多癔症的症狀，這些症狀在治療過程中消失了，但是在此背後的其他的症狀卻無法通過我的治療消除。這個症狀隻能被解釋為多發性硬化，在我之後的人是很容易看到這種器質性的影響的，但我卻沒有能夠做出這個差異診斷，留給我的印象是，我似乎出現了嚴重的失誤，我曾許諾這個患者我會將他治好，但這個許諾沒有兌現。
我錯拿了音叉而非錘子這個失誤，如果轉化為文字的話，就是這樣的：“你這個白癡！你這個蠢驢！這一次診斷時，你可不要再次將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診斷為癔症，正如幾年以前在同一地方對一個可憐的人的診斷。”這個小小的分析使我發現，這個診斷也與我當時的情緒有關，因為我是在對這個低能孩子治療的第二天見到這個患有嚴重的**性麻痹的患者的。
這次的觀察發現，在這次閃失動作中，我聽到了自己的自貴聲，閃失行為是表現自責的一種很恰當的方式：通過這個失誤來再現以前的過失。
4.當然，閃失動作還有其他意識不到的目的，如下麵的例子。我很少打碎東西，雖然我的動作並不特別靈便，但我的神經一肌肉組織還較完整，因此不會無緣無故地做出這類笨拙的行為，並造成難堪的結局。我回憶不起我曾在我這個房間裏打爛過什麽東西，雖然由於我的工作室的狹小，我收集的這些陶器、異石放的地方很不恰當，參觀過的人都表現出這樣的焦慮：我可能會撞著這些東西並將其打碎。但這種事情並未發生，然而，為什麽有一天我卻失手將我的一個普通的大理石墨水瓶蓋子碰到地上打碎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