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釋夢》一書出版的情況
（一）德文版
1900《釋夢》（Die Traumdeutung）在萊比錫和維也納由Franz Deuticke出版
pp.iv+375
1909 第2版（增補修訂版）由同一出版社出版
pp.vi+389
1911 第3版（增補修訂版）由同一出版社出版
pp.x+418
1914 第4版（增補修訂版）由同一出版社出版
pp.x+498
1919 第5版（增補修訂版）由同一出版社出版
pp.ix+474
1921 第6版
1922 第7版（為第5版重印版，另增新前言並對參考書目做了修訂）
pp.vii+478
1925 《弗洛伊德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之第2卷及第3卷之部分在萊比錫、維
也納、蘇黎世由Internationaler Psychoanalytischer Verlag出版
pp.543和1～185
1930第8版（增補修訂版）在萊比錫和維也納由Franz Deuticke出版
pp.x+435
1942 《弗洛伊德全集》第2、3卷（為第8版重印版）在倫敦由Imago Publishing Co.出版
pp.xv+1～642
（二）英文版
1913 譯者A.A.Brill。在倫敦由George Allen & Co.出版，在紐約由The Macmillan Co出版
pp.xiii+510
1915 第2版，在倫敦由George Allen & Unwin出版，在紐約由The Macmillan Co.出版
pp.xiii+510
1932 第3版（全麵修訂並由若幹非指定人員重寫），仍由上述兩公司出版
pp.600
1938 《弗洛伊德主要著作》出版（該書為第3版重印，其中第一章基本上刪除）出版單位是紐約Random House出版社
pp.181～549
目前這一全新版本是由James Strachey所譯。
實際上，《釋夢》一書的成書是在1899年，弗洛伊德曾在他《我與約瑟夫·波普-林庫斯的交往》的第二篇論文（1932c）中提到過這件事。他說：“關於《釋夢》的這本書在1899年冬天終於展現在我的麵前（盡管扉頁標明的日期屬於下一個世紀）。”我們還可以通過弗洛伊德與威廉·弗利斯（W.Fliess）的通信（弗洛伊德1950a）中得到更為準確的信息。在1899年11月5日（信123）的信中，弗洛伊德宣布：“昨天，這本書終於問世了。”而且在此之前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似乎曾提到他在半月前已獲得兩本樣書，其中一本他作為生日禮物送給了弗利斯。
弗洛伊德的《釋夢》和《性學三論》這兩部書已經多次再版修訂，他一直使它們在體係上“跟得上時代”。在本書第3版之後，書中的改動沒有以任何形式進行說明，這給以後幾個版本的讀者造成了困惑，因為新的材料有時涉及弗洛伊德對最初寫書時一些觀點修訂方麵的知識。為了擺脫這一困境，弗洛伊德的第一部文集（《弗洛伊德全集》）的編者們在第一卷中重印了《釋夢》的第1版原文，並在第2卷中增補了後來補充的新材料。但遺憾的是這項工作做得不夠周密，所增補的材料沒有標明日期，以致這項計劃事倍功半，未能達到預期的目標，使得隨後的幾個版本不得不又回到最老的、無爭議性的孤卷本上去。
由於有相當數量的增補內容都和夢的象征意義的各種題目有關，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運動史》一書中，以及在本書中的第六章開頭解釋說，他對這一課題的這一方麵內容的重要性的全麵認識來得較遲。在第1版中，關於夢的象征意義的討論隻占幾頁，並在第六章關於表現力考慮的結尾部分（通過幾例性象征的例子）舉了一個典型夢例。在第2版時（1909）對這一部分內容也沒有做任何的增補。但在第五章“典型夢”中又插入幾頁關於性象征的內容。這些內容在1911年的第3版中都有相當的擴充，而第六章的原來內容仍然沒有做任何變動。顯然，重新改寫的工作拖得太遲了，在第4版（1914）第六章中加上了關於象征意義的全新內容的一節，並將原來第五章中有關這一問題的材料移至本節，同時增加了大量新材料。在以後的諸版本中這本書的結構沒有變化，盡管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在兩卷本的版本（1925）之後（即1930年第8版中），第五章“典型的夢”一節中原已刪除的一些段落在這裏又重新寫了進去。
在第4、5、6、7各版（即1914～1922）中，在第六章結尾處曾增加了奧托·蘭克（Otto Rank）的兩篇文章（其一是《夢與創作》，另一篇是《夢與神話》），但後來被刪去。
關於參考書目的問題。第1版中參考書目隻列了大約80本書，其中大部分弗洛伊德都曾在正文中有所援引。在第2版與第3版中，這些書目沒有變動；但在第3版中，弗洛伊德又增加了一個新書目，包括1900年以來出版的大約40本書。在這以後，這兩個參考書目的數量不斷增加，到第8版時，第一個書目已增至260部著作，第二個也增至200多部。到了這個階段，第一個書目（1900年以前出版的）中僅有少數書目是弗洛伊德在書中真正提到的；而另一方麵，第二個書目（1900年以後出版的）也不能跟上當時關於分析或準分析方麵有關著作出版的步伐（這第二個書目很可能是人們從弗洛伊德在各個序言中提到的內容裏整理出來的）。而且，弗洛伊德在正文中援引過的許多著作，都沒有包括在這兩個書目中。看來從第3版以後的參考書目編列工作主要是由奧托·蘭克負責的。
二、關於《釋夢》一書的史料
通過已發表的弗洛伊德與弗利斯的一些通信，我們可以了解到關於《釋夢》一書寫作過程的一些細節。在《精神分析運動史》一書中，弗洛伊德曾回顧最初寫作時那種悠閑的步調，說：“以《釋夢》為例，早在1896年這本書的主要部分就已完成，但全書告竣卻拖到了1899年的夏天。”
再如，他在《兩性解剖差異所帶來的心理後果》（1925j）一文的前言中曾寫道：“我的《釋夢》和《一例癔症分析片斷》（1905e）……是我壓而不發的（即使沒有霍勒斯的9年禁止），無論如何我也拖了四五年時間才把它們出版。”
我們目前能夠做些增補，或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根據新近發現的作者本人所提供的證據，來訂正後來的一些不當說法。
除了關於這一題目的一些零散參考材料（從他的通信中可以看出，這些材料至少可以追溯到1882年）外，最主要而且已發表的關於弗洛伊德對夢最早產生興趣的證據，是在他和布洛伊爾合著的《癔症研究》一書中他在第一個病例上所做的長長的腳注（即埃米·馮·N夫人的病例，日期是5月15日）。他討論的是這樣一種情況：神經症患者似乎總有一種把在心靈中同時出現的任何觀念都聯係起來的要求。他還寫道：“不久之前我才通過對不同領域中現象的觀察，使自己相信這種指向聯係的強製性力量。幾周來我總是換一張更硬一些的床睡覺，結果我的夢也就更多了，而且也更為逼真，或許我也不再如以往睡得更沉穩。在剛剛醒來的大約一刻鍾內，我能記得夜裏做的所有夢，我不厭其煩地把它們記下來，並試圖解釋它們。我成功地尋找到兩個因素：一是出於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的需要，這些想法白天僅僅是粗略地考慮過，或剛剛接觸到並未完全想出來；二是出於把在同一意識狀態下出現的任何觀念都聯係起來的壓力。那種無意義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夢的特征，可能與這後一因素的力量無限增加有關。”
遺憾的是關於這一篇章的準確日期不能明確標出。這一卷的前言寫於1895年的4月份。1894年6月22日的一封信（信19）透露出那時這些病曆業已完成，1895年3月的一封信更證實了這一點。弗洛伊德這一封信（信22）非常有意義，它已顯示出願望滿足理論的端倪。在信中，他引用了這位醫科學生的“方便夢”的例子，這段文字在本卷第三章中提及。但他的這一理論在腦海中明確形成是在1895年的7月24日，他是通過對自己關於伊爾瑪打針的夢的分析（見第二章釋夢的方法：典型夢例分析）才得出這樣的結果的（參看1900年6月12日的信）。同年（1895）9月，弗洛伊德完成了《科學心理學設計》的第一部分（在弗洛伊德與弗利斯通信集的附錄中發表），並在《科學心理設計》一書的第19、20、21節中對有關夢的一係列理論做了最初的探討。
它已包括了許多重要問題，這些問題在本書中也再次出現，如：（1）夢的願望滿足特征；（2）夢的幻覺特征；（3）心靈在夢和幻覺中的退行作用（布洛伊爾在《癔症研究》一書的理論貢獻中已明確提出這一問題）；（4）睡眠狀態包括運動麻痹這一事實；（5）夢中移置作用的本質；（6）夢與神經症症狀在機製上的相似性。當然，還遠不止於此，《科學心理學設計》還清楚地說明了《釋夢》一書向世人揭示了一個重大發現，即兩種不同類型的精神作用（即原發性心理過程和繼發性心理過程）的區別。
以上這些也不足以窮盡《科學心理學設計》一書及弗洛伊德與弗利斯直到1895年底有關信件的重要意義。如果我們說正是《科學心理學設計》的出版才更好地幫助我們理解《釋夢》的第七章和弗洛伊德後來對心理玄學的研究，是毫不誇張的。
從弗洛伊德學生們的理論著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即使在弗洛伊德深蘊心理學的思考中，他對經常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也不做或者很少做出討論，如“精神能量”（mental energy）、“刺激總和”（sums of excitation）、“精力貫注”（cathexis）、“量”、“質”、“強度”等等。在弗洛伊德全部著作中，最為明晰的概念分析大概莫過於他對在《防禦性神經精神病》（1894a）第一篇論文中倒數第二句話的分析。在分析中，他提出一個假說，即“在精神作用中，有些必須區分的東西（如情感釋放、刺激總和），它們具有量的所有特征（盡管我們無法對之加以測量），但可以增加、減少、轉移或消除。它可以如電流傳遍全身一樣擴散到整個對某事的記憶痕跡中去”。在弗洛伊德後期著作中，這樣的一些基本概念都極少有解釋，是由於弗洛伊德認為讀者理解這些概念應是理所當然的事，正如作者本人可以理解它們一樣。我們真應感謝在弗洛伊德去世之後他與弗利斯的通信公開發表，對我們理解這些令人費解的術語有所幫助。
當然，在此我們不可能對這一題目展開深入細致的討論，讀者必須去讀原著（1950a）和克裏斯（Kris）博士為這卷著作所寫的卓有見地的序言。[1]不過，指明困難的處境是十分容易的。
弗洛伊德《科學心理學設計》的精髓在於他打算把兩個完全不同來源的理論結合成一個理論。其一是赫爾姆霍茨（Helmholtz）的生理學派，弗洛伊德的老師、生理學家布呂克（Brücke）正是這一學派的核心成員。根據該派的理論，神經生理學因而發展為心理學，並完全被化學和物理的規律所支配。如“守恒定律”就是常被弗洛伊德和布洛伊爾（也是赫爾姆霍茨學派的門徒）引用的，並在1892年用這些術語來說明問題（見1940年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死後出版的一些手稿）。
“神經係統努力保持某物在發揮功能時恒常不變，這可以被描繪為‘刺激總和’。”布洛伊爾對《癔症研究》一書的大部分理論貢獻也是沿這些思路的精心構建。被弗洛伊德引入到《科學心理學設計》一書中並起到作用的另一種主要理論，是神經元的解剖學理論，這一學說在80年代逐漸被神經解剖主義者所接受（“神經元”這一術語隻是在1891年才被沃爾德耶［Waldeyer］所介紹）。這一學說認為中樞神經係統的功能單位是一個獨立的細胞，它與相鄰的細胞沒有直接的解剖學聯係。在《科學心理學設計》一書的開篇句子中就明確地說明，這部著作是在以上兩種理論的結合基礎上寫出的。弗洛伊德寫道，它的目的是“把精神過程描述為特殊物質粒子的定量決定狀態”。他還繼續推定說，這些“物質粒子”就是神經元，並指出那種區別它們處在活動狀態和處在休眠狀態的東西就是“量”，這種“量”是受“運動的一般規律支配的”。這樣，這些神經元就可能有時是“空的”，而有時就“充有一定的量”，即“被貫注了”。[2]“神經興奮”將被解釋為一個“量”流經神經元係統，這個流受到阻止或得到推動取決於神經元間“接觸屏障”的狀態（後來在1897年，“突觸”這一術語才被福斯特［Foster］和謝林頓［Sherrington］所使用）。整個神經係統的功能是受“慣性”總原則支配的，根據這一原則，神經元總有擺脫“量”的傾向，因為它們會被“量”所充滿——這一原則與“恒定性”原則是相關的。弗洛伊德就是以這樣一些概念或類似的概念為材料，構築起一個作為一部神經學機器的十分複雜而又特別天才的關於心靈的工作模式。把神經元假定地劃分為三類或三個係統在弗洛伊德的理論構架中是起到很大作用的。其中第一和第二係統分別與外部刺激和內部刺激有關，它們都隻在量的基礎上發揮作用。也就是說，它們的活動完全受衝擊它們的神經刺激的量值所決定。第三個係統與量差相關，量差區分意識的感覺和情感。這種把神經元劃分為三個係統的方法為許多精確的心理學解釋提供了依據，如記憶機製、對現實的知覺、思維過程、做夢以及神經症等現象。
但是在寫《科學心理學設計》之後的幾個月裏，費解現象和難題又接踵而至，弗洛伊德不斷地修訂他的理論。隨著時間的流逝，他的興趣也發生了轉移，開始從神經的和理論的方麵轉向心理學和臨床問題的研究，以至於後來終於全部放棄了原來的理論構架。幾年之後，在本書第七章中他再一次地回到理論問題（他當然不會放棄這樣的信念：心理學的物理基礎終將建立起來）。這也正是為什麽《科學心理學設計》一書對《釋夢》的讀者十分重要的原因。因為早期理論框架的一般模式，許多基本點都在這一新的著作中再次運用。神經係統已被精神係統（或精神動因）所代替；物理的“量”被假設的精神能量的“貫注”所代替；慣性原則變成了快樂原則（或如弗洛伊德所謂“痛苦”原則）的基礎。除此以外，一些精神過程的詳細論述在第七章中也已給出。由於心理學先驅者們的論述可以作為閱讀這一章的參考，所以讀者會感到更容易理解了。例如，對找出“記憶係統”中的記憶痕跡的描繪，對願望的性質及滿足願望有不同方式的討論，以及對言語的思維過程在適應現實要求中的強調等。
所有以上都足以證明弗洛伊德的《釋夢》“在1896年初時一切基本內容均已完成”的說法是有道理的。不過，我們現在需要做一些補充說明。例如，俄狄浦斯情結理論隻是在1897年的夏秋之間才得以確立的（信64～67）；雖然它本身對夢的研究並不直接有關，但它畢竟對隱藏在夢背後的潛意識願望的幼兒期根基有很大關係。有更明顯重要理論意義的是對夢中有睡眠願望的普遍性的發現。這件事弗洛伊德直到1899年6月9日（信108）才宣布。而潤飾作用的說法似乎是在1897年7月7日的一封信（信66）中首次提出。我們已經知道，夢和神經症患者的症狀在結構上有相似之處已在1895年中的《科學心理學設計》中提出，並在1897年秋之前曾幾次又提到過。不過奇怪的是後來似乎把這個術語給忘掉了，因為在1899年1月3日的信（信101）中，他又宣稱有了一個新的發現，而且把這件事作為對為什麽這本書遲遲未能完成的解釋。
弗利斯給弗洛伊德的信也可以使我們了解寫作過程中的一些細節問題。打算寫這本書的念頭是弗洛伊德在1897年5月最初提到過，但很快就放到一邊了，這大概是因為他的興趣又轉移到了自我分析，而這種分析又在那年的夏天導致了俄狄浦斯情結的發現。直到那年年末，這本書再次提到日程上來，而且到了第二年（1898）初的頭幾個月裏，第一份手稿就已完成，但在這份手稿中沒有第一章。[3]這件工作在那年的6月曾中止一段，即使在暑假中也沒有繼續下去。1898年10月23日，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信99）中寫道，這本書“依然放在那裏，還是老樣子；目前，尚沒有出版的打算。心理學上的不足（指第七章）和由於刪除夢例的完全分析所留下的空缺（指第二章），是我目前完成這本書的尚未克服的困難”。這樣一擱就是幾個月，直到1899年5月底，突然有一天，弗洛伊德寫道，“不知什麽原因”完成這本書的想法又在他的心中湧動。在此以後，工程進展迅速，第一章（即有關以前夢的研究狀況）終於在6月完成，並將開頭的幾頁寄給了出版社。
這一章始終是令弗洛伊德無端生畏的。到了8月末，中間的一些章節的校對工作已完成，而最後一章（心理學的一章）幾乎是完全重新寫過，最後幾頁在9月初才寄出去。
無論是手稿還是校樣，弗洛伊德都按時送給弗利斯，讓他提出批評。弗利斯似乎對這本書的最終定型有相當的影響，同時也對弗洛伊德自己的一個夢的分析刪掉負有責任，這當然是出於審慎的緣故。但是最嚴厲的批評還是來自作者本人，這些批評主要指向那種文學的風格與形式。“我認為，”他在1899年9月21日（信119）該書已完成時寫道，“我的自我批評不是沒有道理的，我也隱隱約約地有一種形式零亂感和追求完美的審美感，書中一些句子喜歡用間接性詞語，而對它們的主題缺乏正視。這樣，有一些內心的想法就沒有明確表達出來。形式上的不足是對材料掌握不完全的表現，在這方麵，我幾乎犯了錯誤。”盡管弗洛伊德自己對這本書有如此嚴厲的批評，盡管這本書在問世後受到外界的冷落（出版後頭6年中總共隻賣出351本），給弗洛伊德精神上造成較大的壓力，但他仍認為這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他在英文第3版的前言中寫道：“如果一個人偶有這樣的洞察力，恐怕一生也隻有一次。”
三、關於目前這個英文版
目前這個英文版本是根據1930年德文第8版翻譯的，它是弗洛伊德尚在世時最後的一個德文本。同時，它不同於以前任何版本（無論德文的，還是英文的），因為它具有集注本（Variorum）的性質。編者曾努力把從第一版最初出版以來的每一重要改動都標明日期並予以說明。無論後來各版刪掉了什麽，或修改了什麽，這一版本把刪除部分或早期版本的原來內容在注中一一給出。
唯一的例外就是蘭克在第六章之後的兩個附錄去掉了。這在當時也是經過認真考慮的，最後決定還是刪掉。這兩篇文章基本上是自成體係的，與弗洛伊德的這本書沒有直接關係。如果加上，就等於又增加50頁的內容，但是它們都說的是德國文學和神話方麵的事，對英文讀者沒多大意義。
參考書目又重新排過。第一個書目中所列出的書都是弗洛伊德這本書正文和腳注中引用過的。
它也可以作為一個作者人名索引。第一個書目包括了德國1900年以前的所有有關著作，這些書未必都是弗洛伊德曾引用過的。但印出來還是有價值的，因為關於1900年以前有關夢的研究的材料，這是最全的一個書目，在其他地方很難找到這方麵較老的參考書目。1900年之後的有關資料，除了在第一個書目已列入或常在弗洛伊德著作中被引用的以外，也很少有人問津。但我們也必須提請讀者注意，即德文版的這兩個書目，據調查有相當一部分是有錯誤的。在英文版中已盡可能地進行了修改，但有些書目也難以在倫敦找到。所以，凡是帶有星號的書目隻能存疑了。
編輯所增加的內容放在方括號中。毫無疑問，許多讀者對如此浩繁的參考書目和其他一些解釋必定會十分惱怒，但這些參考基本上是來自弗洛伊德自己的著作，很少涉及其他作者（當然弗洛伊德自己列出的除外）。無論如何，我們得麵對這樣的事實：《釋夢》是一部科學經典，經受過時間的考驗，這一點是更加得到了證明。編者相信，也希望這些參考以及這部著作與弗洛伊德其他著作間的互相映襯、參照，實際上能有助於認真的學習者，使他們更容易理解弗洛伊德錯綜複雜的材料。對於那些隻是作為消遣的讀者（如果有的話），可以不去理會這些注解或解釋。
關於翻譯本身還得再說上兩句。對於夢的那些文字、措詞、行文等細節，譯者是花了大氣力的。
凡是那些讀起來很晦澀的地方，應該這樣去理解：那是因解釋上的需要而不得不這樣做。如果對同一個夢的文本的不同譯本有不一致的地方，應該理解為原文本身就是有著這樣或那樣的不協調之處。
語言本身的困難常常表現出這樣一些例子，它們的解釋可以說是雙關的。但我們可以有三個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譯者可以把這個夢省略去，或以其他相似的夢代之，這種夢可以來自自己的經曆，亦可人為編造。以上兩種方法是以前翻譯這本書時曾采用的方法。但這種做法受到強烈的反對。我們還得重申一點，即我們是在翻譯一部科學經典！我們希望看到的是弗洛伊德自己所選擇的例子，而不是其他什麽人的。本書譯者所采取的是近乎迂腐和令人生厭的方法：保持原來德文中的雙關語，然後再在方括號中或注釋中去解釋。當然，這樣一來，原來所有的幽默性可能會喪失掉，而這又是不得已而為之的。
在本書煩瑣的校對工作中，巴特裏治（R.sPartridge）夫人和裏克羅夫特（C.F.Rycroft）博士曾做出慷慨的貢獻。巴特裏治夫人還做了大部分的索引工作。參考書目的校閱工作主要是由泰蘭德（G.Talland）先生承擔的。
最後，編者還必須感謝厄內斯特·瓊斯（Ernest Jones）博士，他給我們許多良好的建議，並給以熱情的鼓勵和支持。他所編寫的弗洛伊德傳記的第一卷，給本書提供了難得的背景知識，同時對許多細節問題也提供了重要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