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忝列寅恪先生門下,自謂頗讀了一些先生的書,對先生的治學方法有一點了解,對先生的為人也有所了解,自己似乎真正能了解陳寅恪先生了。
但是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
我以前注意到,先生是考據大師,其造詣之深絕不在乾嘉諸樸學大師之下。但是有一點卻是乾嘉大師所無法望其項背的。寅恪先生絕不像乾嘉大師那樣似乎隻是為考證而考證,他在考證中寓有極深刻的思想性,比如他研究曆史十分重視民族關係、文化關係、對外文化交流的關係,以及家族和地域關係,等等。讀了他的著作,絕不會僅僅得到一點精確的曆史知識,而是會得到思想性和規律性極強的知識和認識,讓你有豁然開朗之感。
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中,寅恪先生在這一點上是很突出的。梁任公先生思想活潑,極富創新能力,但是駁雜多變,不成體係。王靜安先生早期頗具一個哲學家、思想家的素質,但是,到了晚年,則一頭鑽入考據探討中,不複有任何思想色彩。趙元任先生走的是另外一條路,不在我討論範圍之內。總之,我認為在清華四大導師中,寅恪先生是最具備一個思想家素質的人。至於先生是不是一個傑出的思想家,則是我從來沒有想到過的一個問題。
最近讀了李慎之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學術界》2000年第5期),極有創見,論證極能說服人。我恍然大悟,寅恪先生是中國20世紀傑出的思想家之一,我深信不疑。這種近在眼前的事,我在幾十年中竟沒有悟到,愧一己之愚魯,感慎之之啟迪。在內疚之餘,覺得自己對寅恪先生的認識,終於又近了一步,又不禁喜上眉梢了。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兩個詞兒是先生所撰的“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的話,是讚美王靜安先生的。原來王靜安先生自沉後,陳先生哀痛備至,又是寫詩,又是寫文章,來表達自己的哀思。靜安先生自沉的原因,學者間意見頗不一致。依我個人的看法,原因並不複雜。他的遺言:“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說得十分清楚。“事變”,指的是國民黨軍的北伐。王氏是一個大學者,一個大師,誰也不會有異辭。但是,心甘情願地充當末代皇帝溥儀小朝廷上的“上書房行走”,又寫詩讚美妖婆慈禧,實在不能不令人惋惜。他在政治上實在是非常落後,非常遲鈍的。陳寅恪先生把他的死因不說成是殉清,而是殉中國文化,說他是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說“文化神州表一身”,頗有拔高之嫌。我認為,能當得起這兩句話的隻有陳先生本人。
我在這裏想附帶講一個小問題。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中有兩句詩:“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王觀堂先生流淚是很自然的。但是,寅恪先生三世愛國,結果卻是祖父被慈禧賜死,父親被慈禧斥逐,他對清代不會有什麽好感的,可是他何以也“泣數行”呢?他這眼淚是從哪裏流出來的呢?難道這就是他所說的“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嗎?
幾年前,我曾寫過一篇文章《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講了一點我心裏想講的話。我認為,在過去幾千年的曆史上,中國優秀的知識分子有兩個特點:一個是根深蒂固的愛國心,這是由曆史環境所造成的,並不是說中國知識分子有愛國的基因;一個是硬骨頭精神。中國曆史上出了許多錚錚鐵骨的知識分子,千載傳頌。孟子說:“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我過去對所謂“硬骨頭”就隻能理解到這個水平。現在看來,是遠遠不夠了。寅恪先生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現代的科學的說法,拿來用到我所說的“硬骨頭”上恰如其分。
將近一年前,我在廣州中山大學召開的紀念陳寅恪先生的學術討論會上做了一次發言,題目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一個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前一句是歌頌寅恪先生的愛國主義,後一句是讚美他的硬骨頭精神,頗獲得與會者的讚同。在發言中,我講到,建國以後,絕大部分的,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知識分子,包括許多留學國外多年的高級知識分子在內,都是自覺自願地進行所謂“思想改造”,認真嚴肅地參加造神運動。我的兩位極可尊敬的老師,都是大名鼎鼎的學術大師,也參加到這個龐大的造神隊伍中來。他們絕不會有任何私心雜念,完全是一片赤誠。要說一點原因都沒有,那也是不對的。他們在舊社會待過,在國外待過,在半殖民地的社會中受到外人的歧視,心中充滿了鬱懣之氣,一旦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哪能不感激涕零呢?我在政治方麵是後知後覺。我也著了迷似的參加造神活動,甚至失掉了最起碼的常識。人家說,一畝地能產五十萬斤糧食,我也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嘛!我膜拜在自己造的神腳下,甚至幻想以自己的性命來表達忠誠。結果被神打倒在地,差一點丟掉了小命。然而,在南方的陳寅恪先生卻依然愛國不輟,頭腦清醒,依舊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和我那兩位老師是真誠的,其他廣大的知識分子也是真誠的。可是這兩個“真誠”之間不有天地懸殊的差異嗎?何者為優?何者為劣?由聰明的讀者自己去判斷吧!我自己是感到羞愧的。中國曆史上,大知識分子著了迷,幹可笑的事情的先例,我現在還想不起來。
我主要論述的是寅恪先生的人生基本態度,也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似乎有點離了題,可是我認為,並沒有離。一個學者的基本人生態度怎麽能夠同他的學術思想截然分開呢?以陳先生的人生基本態度為切入口來求索他的學術思想,必能有新的收獲。但是,這個工作我不做了,請其他有誌有識之士去完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