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十封信是萊內·馬利亞·裏爾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在他三十歲左右時寫給一個青年詩人的。裏爾克除卻他詩人的天職外，還是一個永不疲倦的書簡家；他一生寫過無數比這十封更親切、更美的信。但是這十封信卻渾然天成，無形中自有首尾；向著青年說得最多。裏邊他論到詩和藝術，論到兩性的愛，嚴肅和冷嘲，悲哀和懷疑，論到生活和職業的艱難——這都是青年人心裏時常起伏的問題。
人們愛把青年比作春，這比喻是正確的。可是彼此的相似點與其說是青年人的晴朗有如春陽的明麗，倒不如從另一方麵看，青年人的愁苦、青年人的生長，更像那在陰雲暗淡的風裏、雨裏、寒裏演變著的春。因為後者比前者更漫長、沉重而更有意義。我時常在任何一個青年的麵前，便聯想起荷蘭畫家凡·高的一幅題作《春》的畫：那幅畫背景是幾所矮小、狹窄的房屋，中央立著一棵桃樹或杏樹，丫杈的枝幹上寂寞地開著幾朵粉紅色的花。我想，這棵樹是經過了長期的風雨，如今還在忍受著春寒，四圍是一個窮乏的世界，在枝幹內卻流動著生命的汁漿。這是一個真實的、沒有誇耀的春天！青年人又何嚐不是這樣呢，生命無時不需要生長，而外邊卻不永遠是目光和溫暖的風。他們要擔當許多的寒冷和無情、淡漠和誤解。他們一切都充滿了新鮮的生氣，而社會的習俗卻是腐舊的，腐舊得像是洗染了許多遍的襯衫。他們覺得內心和外界無法協調，處處受著限製，同時又不能像植物似的那樣沉默，他們要告訴人們——他們尋找能夠聽取他們的話的人，他們尋找能從他們表現力不是很充足的話裏體會出他們的本意而給以解答的過來人。在這樣的尋找中幾乎是一百個青年有一百個失望了。但是有一個人，本來是一時的興會，寫出一封抒發自己內心狀況的信，寄給一個不相識的詩人，那詩人讀完了信有所會心，想起自己的青少年時代，仿佛在撫摩他過去身上的傷痕，隨即來一封，回答一封，對於每個問題都給一個精辟的回答和分析。——同時他卻一再聲明，人人都要自己料理，旁人是很難給以一些兒幫助的。
可是他告訴我們，入到世上來，是艱難而孤單。一個個的人在世上好似園裏的那些並排著的樹。枝枝葉葉也許有些呼應吧，但是它們的根，它們盤結在地下攝取營養的根卻各不相幹，又沉靜，又孤單。人每每為了無謂的喧囂，忘卻生命的根蒂，不能在寂寞中、在對於草木鳥獸（它們和我們一樣都是生物）的觀察中體驗一些生的意義，隻在人生的表麵永遠往下滑過去。這樣，自然無所謂艱難，也無所謂孤單，隻是隱瞞和欺騙。欺騙和隱瞞的工具，裏爾克告訴我們說，是社會的習俗。人在遇見了艱難，遇見了恐怖，遇見了嚴重的事物而無法應付時，便會躲在習俗的下邊去求它的庇護。它成了人們的避難所，卻不是安身立命的地方。——誰若是要真實地生活，就必須脫離開現成的習俗，自己獨立成為一個生存者，擔當生活上種種的問題，和我們的始祖所擔當過的一樣，不能容有一些兒代替。
在這幾封信裏，處處流露著這種意義，使讀者最受感動。當我於1931年的春天，第一次讀到這一小冊書信時，覺得字字都好似從自己心裏流出來，又流回到自己的心裏，感到一種滿足，一種興奮，禁不住讀完一封，便翻譯一封，為的是寄給不能讀德文的遠方的朋友。如今已經過了六年，原書不知又重版了多少次，而我的譯稿則在行篋內睡了幾年覺，始終沒有印成書。現在我把它取出來，略加修改付印，仍然是獻給不能讀德文原文的朋友。後邊附錄一篇裏爾克的散文《論山水》。這篇短文內容的豐富，在我看來，是抵得住一部藝術學者的專著的。我尤其喜歡那文裏最末的一段話，因為讀者自然會讀到，恕我不在這裏抄引了。
關於裏爾克的一生和他的著作，不能在這短短的序中有所敘述。去年他去世十周年紀念時，上海的《新詩》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曾為他出一特輯，讀者可以參看。他的作品有一部分已由卞之琳、梁宗岱、馮至譯成中文，散見《沉鍾》半月刊、《華胥社論文集》、《新詩》月刊、大公報的《文藝》和《藝術周刊》中。
至於收信人的身世，我知道得很少，大半正如他的《收信人引言》上所說的一樣，後來生活把他“趕入了正是這位詩人溫暖、和藹而多情的關懷”所為他“防護的境地”了。
馮至
1937年5月1日
(1)馮至譯本《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1938年由商務印書館首次出版，收入“中德文化叢書”，這是當時馮至所寫的譯者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