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潛：文學的趣味（節選）

朱光潛（1897—1986），筆名孟實、盟石，安徽省桐城人，美學家、文藝理論家、教育家、翻譯家，中國現代美學奠基人。著有《朱光潛選集》、《悲劇心理學》、《無言之美》、《談美》、《給青年的十二封信》等。

活的趣味時時刻刻在發現新境界，死的趣味老是囿在一個窄狹的圈子裏。

在這裏我們會起疑問：文藝有好壞，愛憎起於好壞，好的就應得一致愛好，壞的就應得一致憎惡，何以文藝的趣味有那麽大的分歧呢？你擁護六朝，他崇拜唐宋；你讚賞蘇辛，他推尊溫李，紛紜擾攘，莫衷一是。作品的優越不盡可為憑，莎士比亞、布萊克、華茲華斯一般開風氣的詩人在當時都不很為人重視。讀者的深厚造詣也不盡可為憑，托爾斯泰攻擊莎士比亞和歌德，約翰生看不起彌爾頓，法朗士譏誚荷馬和維吉爾。這種趣味的分歧是極有趣的事實。粗略地分析，造成這事實的有下列幾個因素：

第一是資稟性情。文藝趣味的偏向在大體上先天已被決定。最顯著的是民族根性。拉丁民族最喜歡明晰，條頓民族最喜歡力量，希伯來民族最喜歡嚴肅，他們所產生的文藝就各具一種風格，恰好表現他們的國民性。就個人論，據近代心理學的研究，許多類型的差異都可以影響文藝的趣味。比如在想象方麵，“造形類”人物要求一切像圖畫那樣一目了然，“渙散類”人物喜歡一切像音樂那樣迷離隱約；在性情方麵，“硬心類”人物偏袒陽剛，“軟心類”人物特好陰柔；在天然傾向方麵，“外傾”者喜歡戲劇式的動作，“內傾”者喜歡獨語體詩式的默想。這隻是就幾個犖犖大端來說，每個人在資稟性情方麵還有他的特殊個性，這和他的文藝的趣味也密切相關。

其次是身世經曆。《世說新語》中謝安有一次問子弟：“《毛詩》何句最佳？”謝玄回答：“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謝安表示異議，說：“訐謨定命，遠猷辰告句有雅人深致。”這兩人的趣味不同，卻恰合兩人不同的身份。謝安自己是當朝一品，所以特別能欣賞那形容老成謀國的兩句；謝玄是翩翩佳公子，所以那流連風景，感物興懷的句子很合他的口味。本來文學欣賞，貴能設身處地去體會。如果作品所寫的與自己所經曆的相近，我們自然更

容易了解，更容易起同情。杜工部的詩在這抗戰期中讀起來，特別親切有味，也就是這個道理。

第三是傳統習尚。法國學者泰納著《英國文學史》，指出“民族”、“時代”、“周圍”為文學的三大決定因素，文藝的趣味也可以說大半受這三種勢力形成。各民族、各時代都有它的傳統，每個人的“周圍”（法文milieu略似英文circle，意謂“圈子”，即常接近的人物，比如說，屬於一個派別就是站在那個圈子裏）都有它的習尚。在西方，古典派與浪漫派、理想派與寫實派；在中國，六朝文與唐宋古文，選體詩、唐詩和宋詩，五代詞、北宋詞和南宋詞，桐城派古文和陽湖派古文，彼此中間都樹有很森嚴的壁壘。投身到某一派旗幟之下的人，就覺得隻有那一派是正統，阿其所好，以至目空其餘一切。我個人與文藝界朋友的接觸，深深地感覺到傳統習尚所產生的一些不愉快的經驗。我對新文學屬望很殷，費盡千言萬語也不能說服國學耆宿們，讓他們相信新文學也自有一番道理。我也很愛讀舊詩文，向新文學作家稱道舊詩文的好處，也被他們嗤為頑腐。此外新舊文學家中又各派別之下有派別，京派海派，左派右派，彼此相持不下。我冷眼看得很清楚，每派人都站在一個圈子裏，那圈子就是他們的“天下”。

一個人在創作和欣賞時所表現的趣味，大半由上述三個因素決定。資稟性情、身世經曆和傳統習尚，都是很自然地套在一個人身上的，輕易不能擺脫，而且它們的影響有好有壞，也不必完全擺脫。我們應該做的功夫是根據固有的資稟性情而加以磨礪陶冶，擴充身世經曆而加以細心地體驗，接收多方的傳統習尚而求截長取短，融會貫通。這三層功夫就是普通所謂學問修養。純恃天賦的趣味不足為憑，純恃環境影響造成的趣味也不足為憑，純正的可憑的趣味必定是學問修養的結果。

孔子有自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仿佛以為知、好、樂是三層事，一層深一層；其實在文藝方麵，第一難關是知，能知就能好，能好就能樂。知、好、樂三種心理活動融為一體，就是欣賞，而欣賞所憑的就是趣味。許多人在文藝趣味上有欠缺，大半由於在知上有欠缺。

有些人根本不知，當然不會盛感到趣味，看到任何好的作品都如蠢牛聽琴，不起作用。

這是精神上的殘廢。犯這種毛病的人失去大部分生命的意味。

有些人知得不正確，於是趣味低劣，缺乏鑒別力，隻以需要刺激或麻醉，取惡劣作品療饑過癮，以為這就是欣賞文學。這是精神上的中毒，可以使整個的精神受腐化。

有些人知得不周全，趣味就難免窄狹，像上文所說的，被囿於某一派別的傳統習尚，不能自拔。這是精神上的短視，“坐井觀天，誣天藐小”。

要診治這三種流行的毛病，唯一的方劑是擴大眼界，加深知解。—切價值都由比較得來，生長在平原，你說一個小山坡最高，你可以受原諒，但是你錯誤。“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那“天下”也隻是孔子所能見到的天下。要把山估計得準確，你必須把世界名山都遊曆過，測量過。研究文學也是如此，你玩索的作品愈多，種類愈複雜，風格愈分歧，你的比較資料愈豐富，透視愈正確，你的鑒別力（這就是趣味）也就愈可靠。

人類心理都有幾分怡性，常以先人為主，想獲得一種新趣味，往往須戰勝一種很頑強的抵抗力。許多舊文學家不能欣賞新文學作品，就因為這個道理。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起初習文言文，後來改習語體文，頗費過一番衝突與掙紮。在才置信語體文時，對文言文頗有些反感，後來多經摸索，覺得文言文仍有它的不可磨滅的價值。專就學文言文說，我起初學桐城派古文，跟著古文家們罵六朝文的綺靡，後來稍致力於六朝人的著作，才覺得六朝文也有為唐宋文所不可及處。在詩方麵我從唐詩入手，覺宋詩索然無味，後來讀宋人作品較多，才發現宋詩也特有一種風味。我學外國文學的經驗也大致相同，往往從篤嗜甲派不了解乙派，到了解乙派而對甲派重新估定價值。我因而想到培養文學趣味好比開疆辟土，須逐漸把本來非我所有的征服為我所有。英國詩人華茲華斯說道：“一個詩人不僅要創造作品，還要創造能欣賞那種作品的趣味。”我想不僅作者如此，讀者也須時常創造他的趣味。生生不息的趣味才是活的趣味，像死水一般靜止的趣味必定陳腐。活的趣味時時刻刻在發現新境界，死的趣味老是囿在一個窄狹的圈子裏。這道理可以適用於個人的文學修養，也可以適用於全民族的文學演進史。

（朱光潛著《談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