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奸。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為重人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奸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
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群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獨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眾，而一國為之訟。則法術之士欲幹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以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奸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
夫越雖國富兵強，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製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眾，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製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製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譯文】
懂法治策略的人，必須有遠見而且精明，不精明不能洞察隱私；能推行法治的人，必須堅強剛毅而且果敢正直，不果敢正直就不能懲治奸邪。遵行法令而盡職，按照法度秉公辦事的一般人臣，並不是所說的重人。所謂重人，就是無視法令而為所欲為，損害公法而謀私利，損耗國家財物而為自家求利，他們具有實力，又能得到君主的信任，這就叫做重人。懂策略的人精明，聽君主使用，而且能洞察重人的陰謀詭計；能推行法治的人果敢正直，聽君主使用，而且能懲治重人的奸邪行為。所以懂策略又能推行法治的人得以任用，那麽地位顯赫的重人必定要在法令所允許的範疇之外去行奸。因而懂策略又能推行法治的人與當道的重人，就成為勢不兩立的仇敵了。
重人控製著國家大權，於是國內國外一些勢力就都為他效力。諸侯不借重他們，事情很難辦成，所以對等的國家都為他唱頌歌；百官不借重他們，功業便無法進展，所以群臣都為他們盡力；近侍不借重他們，就無法接近君主，所以左右都為他們隱瞞罪過；有學之士不借重他們，就俸祿微薄而禮遇低下，所以有學之士也為他們吹噓。這就叫做四助，而四助就是為奸臣粉飾門麵的幫手。重人不忠於君而更不可能推薦自己的仇人，即不可能推薦推行法治的人，君主也不能越過四助而察明他的大臣，所以君主就越來越受蒙蔽，而重人的權勢也就越來越重。
凡是當道重人對於君主，很少不是受信任喜愛的人，而且又是君主的寵幸之故舊。如果說他那迎合君主的心意，和君主同好惡，本來就是他得以受重用的手段。官爵貴重，黨羽又多，而且整個國家都為他唱頌歌。那麽行法而有策略的人想要得到君主的任用就很難，他們沒有君主的信愛因而得不到寵幸，他們沒有親近故舊的恩澤，而且要用推行法治的語言來扭轉君主偏聽偏信的邪僻之心，這就和君主的心意完全相反了。他們所處的地位既卑微低賤，又沒有黨羽支持，可謂是孤立無援。用疏遠的身份去和君主親近，去和君主寵信的人爭能，從哪方麵來說，都是無法取勝的；用新來的客人的身份去和近侍故舊爭能，從哪方麵來說，都是無法取勝的；與君主的心意相反卻和與君主嗜好相同的人去爭能，從哪方麵來說，都是無法取勝的；用輕賤的身份與官爵貴重的人去爭能，從哪方麵來說，都是無法取勝的；用一人之口與全國人眾去爭能，從哪方麵來說，都是無法取勝的。法術之士帶著五不勝的不利條件，整年都得不到君主的接見；可是當道重人卻可以憑借五勝的資本，早晚都能單獨在君主麵前進言。所以法術之士如何能得到君主的任用，而君主又到什麽時候才能醒悟過來呢?因而抱著一定不易取勝的條件而又和重人勢不兩立，法術之士怎能不遭受危害呢。那些人可以用犯罪來誣陷他，用公法來殺害他；無法用罪過來加害的，就派刺客去暗殺。這就是因為懂法術的人違反君主的心意，不是被官吏誅戮，就一定會死在刺客之手。相互勾結以蒙蔽君主，歪曲事實以利己的人，一定會受到重人的信任。所以對可以用：叻勞作借口的，就封官拜爵使他們顯貴；對可以借助名聲的，就利用其他諸侯國的勢力使他們居於重要地位。因此，蒙蔽君主而能奔走私門的人，一時不顯達：於官職爵位，就一定會依托諸侯國的權勢而達到目的。如今君主不去實際考核就執行殺戮，：不等建立功業就授予爵祿，因此，能行法術之士怎麽能冒死的危險而去進獻他們的主張呢?奸邪之臣怎麽能在得利之時而自求隱退呢?所以君主的地位越下降，豪門貴族的地位就越升高。
越國雖說是國富兵強，中原各國諸侯都知道對自己無益，卻說：“這不是我們所能控製得了的。”如今據有國家的，雖說地廣人眾，然而君主受到蒙蔽，大臣專權，這個國家就和遠離中原無法控製的越國是一樣的。隻知道自己的國家和越國不一樣，而不知道為什麽和越國不一樣，這是不考察同類原因的緣故。人們之所以說齊國完了，並不是領地和城邑都沒有了，而是呂氏控製不了而田氏就來統治它；所以說晉國完了，也不是說領地和城邑都沒有了，而是姬氏控製不了而六卿專晉國之政。如今大臣掌握權柄獨斷專行，而君主不知把權柄收回，這是君主的不明智。與死人的病因相同，這人就不能活了；與亡國的政治情況相同，這個國家就不能存在了。現在仍舊按照齊國、晉國的老路走，想要使國家長治久安，那是不可能的。【原文】
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國以精潔固鎊身，其智士且以治辯國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辯之功製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則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
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傍。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奸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奸者也。大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比周，相與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譯文】
大凡法治難於推行，不僅僅是大國，便是小國也是如此。君主的左右不一定是有才智的臣下，君主認為有的人確有才智而聽了他的計策，又同左右評論他的言論，這是同愚者評論智者。君主的左右不一定是有品德的臣下，君主認為有的人確有賢德而以禮相待，又同左右來評論他的行為，這是用無德者來評論賢士。智者要由愚者來取舍他提出的策略，賢士要由無德者來衡量他的行為，有智之士就會感到恥辱，而認為君主的決斷太荒謬。想要做官的人們中，如是修身之士就要用光明廉潔的行為來約束自己，而有智之士就要搞好政事來建功立業。修身之士不能用送禮來侍奉他人，他要堅守光明廉潔，更不能違反法令去辦事；而修身之士、有智之士不去侍奉君主的左右，也不會理睬私人的請托。君主的左右近侍，他們的品行並不像伯夷那樣清高，要求得不到，財寶上不來，兢兢業業奉公守法的功勞就會被湮沒，而詆毀和誹謗隨之而來。治理政務的功勞被君主的近侍所製約，光明廉潔的行為取決於毀譽，於是品德高尚才智精明的官吏被斥退，君主的聖明就被堵塞了。不用功勞來評定人的才智和德行，不經核實驗證就去判斷一個人的罪過，隻聽信左右近侍的話，無能之士就可以擠進朝廷，而愚濁汙穢之人就可以取得官職。
大國的禍患，在於大臣的權柄太重；小國的禍患，在於左右近侍過於受寵信。這是各國君主共同存在的禍患。況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錯，人臣與君主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怎樣才能證明這一點呢?可以說：君主的利益在於給有才幹的授予官職，人臣的利益在於沒有才幹而能得到委任；君主的利益在於有功的授予爵位俸祿，人臣的利益在於無功而得到富貴；君主的利益在於任用豪傑而發揮他們的才智，人臣的利益在於勾結黨徒而謀取私利。因此國家領土日益削減而私家日富，君主地位日卑而大臣權勢日重。所以君主失掉威勢而臣下取得國家大權，主上甚至向他的大臣稱蕃稱臣，而相室可以分封而立符契。這就是為什麽人臣要欺騙他的君主而圖謀私利的緣故。因而當世的重臣，在君主的威勢有了變化之後，還能得到寵幸的，十無二三。這是什麽緣故呢?就是重臣的罪過太大了。臣有大的罪過，就是他的行為欺騙君主，按他的罪行就應該處死。有智之士有遠見而害怕死亡，一定不能屈從重臣；賢士廉潔愛身而羞於與奸臣一道欺騙君主，也一定不能屈從重臣。因而當道之人的黨徒，不是愚濁就是不知禍患的人，再就是汙穢而不避奸邪的人。大臣挾製一夥愚濁汙穢之人，和他們一起欺騙君主，一起搜刮民財，掠奪百姓。他們結黨營私，一個鼻孔出氣，迷惑君主，敗壞法紀，擾亂士民，使國家危殆，土地削減，君主憂愁受辱，這是極大的犯罪。臣有極大的罪行而君主不去禁止，這是極大的過失。如果在上的君主有了極大的過失，在下的人臣有了極大的罪行，想求得這個國家不滅亡，這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