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凡奸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嚐聞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群臣者，人主非有術數以禦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
國有擅主之臣，則群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為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為奸利以弊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奸，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為奸利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為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為重人者眾，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戍之所以弑簡公者也。
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於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偽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奸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汙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巔墮峻溪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
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也。恃人之以愛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幹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奸邪，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為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耳必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為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視，天下不得不為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眾，民疾怨而眾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告奸者眾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奸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為己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譯文】
大凡奸臣都想順從君主的心意，用以取悅君主而得到寵幸和攫取權勢。因而君主喜愛的人，奸臣便跟著讚譽；君主憎恨的人，奸臣便跟著借機毀謗。大凡人的性情，取舍相同就彼此稱讚，取舍不同就互相反對。如今人臣所讚譽的，就是君主所肯定的，這就叫做同取；人臣所毀謗的，就是君主所否定的，這就叫做同舍。要說取舍相同而又相互抵觸，那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事。這就是奸臣用來取得信任寵幸的手段。奸臣能夠憑借君主的寵幸以取得權勢，並用毀謗或讚譽的手段來提升或罷免群臣，就是因為君主沒有法術來駕馭他們，沒有考核驗證來審察他們，就必定因過去與自己的意見相同而相信他們現在的話，這就是受寵幸的奸臣所以能夠欺騙君主營私舞弊的原因。所以君主必然在上麵被欺騙，而奸臣必然在下麵握重權，這就叫做控製君主的奸臣。
國家有控製君主的奸臣，群臣就不能發揮他們的才智來效忠君主，各級官吏就不能盡心執法而建立功業。怎樣才能知道這個問題呢?又安全又有利的事就去做，有危險又有害的事就避開，這是人之常情。而今做臣下的盡心建功立業的，竭盡智能而效忠的，其結果他本身困窘家裏貧窮，父子均遭受禍害；以奸詐謀利的手段以蒙蔽君主，並用金銀財寶侍奉貴重大臣，本身尊顯，家庭富貴，父子都得到恩澤；人們怎麽會離開又安全又有利的途徑而去接近危害之處呢?治理國家如果像這樣錯下去，做君主的還想讓臣下沒有奸詐之行，官吏都能執法奉公，那顯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君主左右的近臣都知道忠貞誠信是不可能得到安全和利益的，他一定會說：“我用忠信侍君，積累功勞而求得安全，這就如同盲人想要知道黑白的情況一樣，一定是沒有希望的了；如果是執法奉公推行正道，不去投靠有錢有勢的重臣，不去迎合君主而求得平安，就如同耳聾而又要去辨析清濁音一樣，那是更沒有希望的了。二者都不能得到安全，我怎麽能不去結黨營私、蒙蔽主上、奸詐謀利去投靠權臣呢?”這就一定不會顧及對人君盡忠之道了。各級官府的衙吏也知道廉潔正直是不可能得到安全的，他一定會說：“我用廉潔之道去侍奉君主而求安，就如同不用圓規曲尺去畫方圓，一定是沒有希望了；如果守法而不結黨營私去整頓官府而求安，這就如同用腳去撓頭頂一樣，那就更沒有希望了。二者都不能得到安全，能夠不廢法行私而去投靠重臣嗎?”這樣的人一定不會考慮君主的王法了。所以徇私情維護權臣的人就多，而執法盡忠的人就少了。因而君主孤立於上，而人臣結黨於下，這就是田成子之所以能夠殺害齊簡公的原因。
懂法術的人作為人臣，能夠獻上他的法理之言，對上闡明君主的法令，對下控製奸臣，以此尊崇君主，安定國家。是以法理之言能夠呈獻在君主麵前，而賞罰就一定會在以後實現。君主如能清楚了解法治的策略，又不遷就世俗的言論，就能遵循名實確定是非，靠比較驗證，來審察他的主張和意見了。因此左右近侍寵幸之臣，就會知道弄虛作假、詐騙取巧是不會得到安全的，就一定會說：“我不除掉奸詐陰私的行為，不竭盡智慧去侍奉君主，而用互相勾結、胡亂毀謗、讚譽而求安，就如同背負千鈞的重物，墜人無法測度的深淵之中，還想求得生存，那一定是沒有希望的了。”百官也會知道作奸謀利是不可能得到安生的，就一定會說：“我如果不清廉方正且奉公守法，而用貪汙的心思去犯法營私以圖利，就如同登上大山的絕頂墜入深澗，還想得以生存，那一定是沒有希望的了。”安危的情形如此明確，左右怎能用不實之詞來迷惑君主，而百官又怎敢用貪心去搜刮百姓呢?因而人臣能夠表達他的忠誠而不去蒙蔽君主，臣下也就能安分守職而沒有怨恨了。這就是管仲之所以把齊國治理得那麽富足，而商鞅之所以把秦國治理得那麽強大的原因。
由此看來，聖人治理國家，原來是有使人們不能不為我效力的辦法，而不是依靠人們用愛來為我效力。依靠人們用愛來為我效力就危險了，依靠我不能不那麽辦就安全了。君臣之間並不是有骨肉之親的關係，正直奉公的可以得到利益，臣下就盡心盡力來侍奉君主；正直奉公的不可能得到安生，那臣下就會徇私舞弊而犯上。聖明的君主了解這種情況，所以就設下刑罰和獎賞的條令向天下公布。因而人君不必用口去教導百官，不必用目去察奸邪之人，而國家就已經安定了。做人君的，眼睛不必像離朱那樣才算明亮，耳朵不必像師曠那樣才算聰慧。隻用眼睛觀察事物，隻憑眼睛如果不運用法術，親眼看到才算看清，看到的就太少了，這不是不受蒙蔽的辦法。隻憑耳朵聽取情況而不憑借權勢，而要等親耳聽到才算數，那聽到的也太少了，這並不是不受欺騙的辦法。聖明的君主，使天下不得不為自己所觀，使天下不得不為己所聽。所以身在深宮，而他的光明卻照亮四海之內，使天下不能蒙蔽不能欺詐，這是什麽緣故呢?因為愚昧混亂之路被廢除了，聰明之權勢振興起來了。所以善於運用權勢的國家就可以得到安全，不知道依權勢的國家就會垂危。古時秦國的風習，君臣都不執行公法而用私情，因而國家混亂、兵力弱小而君主卑微。商鞅勸說秦孝公變法、革新風俗而使臣民奉公守法，獎賞告發隱私，壓抑工商遊民而優惠農業生產。當此之時，秦國百姓習慣於舊有的風氣，認為有罪也可以得到豁免，沒有功勞也可以得到尊貴顯榮，因而輕易觸犯新法。於是對觸犯新法的誅罰加重而且堅決，對告密的獎賞優惠而且信實，所以奸邪罪犯沒有不被抓獲的，被懲辦的就多了，百姓痛恨埋怨而且人們的指責每天都可以聽到。秦孝公並不理睬，終於推行了商鞅之法。百姓後來才知道有罪肯定要被懲治，而告發隱私奸邪的人就多了，所以百姓也就沒有誰再敢犯法的了，刑罰也就沒有什麽可施行的了。因而國家太平而兵力強盛，土地遼闊而君主尊顯。其所以能夠如此，就是對隱瞞罪行的刑罰嚴重而對告發的獎賞優厚的緣故。這也就是使天下臣民一定要為我觀看、要為我探聽的辦法。最高的治國法術已經明確了，然而世上讀死書的人並不了解這個道理。
【原文】
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阱井之陷，又妄非一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蟻垤一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眾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為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為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
處非道之位，被眾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餘，春申君之正妻子日甲。餘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複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信妾餘之詐，為棄正妻。餘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餘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餘。餘與爭之，至裂餘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餘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毀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群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為人也，固左右奸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
世之學者說人主，不日“乘威嚴之勢以困奸邪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為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眾，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邪，設其所惡以防其奸，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惠愛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捶策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為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為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托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為卿相之處；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裏之地立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為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故有忠臣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禦其眾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黔劓，敗其形容，以為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刑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譯文】
再說世上愚昧的學人，都不知道國家治亂的實情，隻會滔滔不絕地背誦古書，來擾亂當世的統治秩序；他們的智謀並不足以躲避陷阱，又胡亂誹謗法術之士。聽了他們的話，國家就會垂危；用了他們的計謀，國家就會混亂；這就是最大的愚昧，而且對國家危害最嚴重。他們都跟有法術的人一樣有擅長談論的名聲，其實相差很遠，這是名聲相同與實質不同的人。世上愚昧的學人與有術之士相比，就如同蟻穴上的小土堆和大山相比一樣，兩者相差太遠了。然而聖人，卻能夠詳察是非的實情、治與亂的真相。所以他治理國家，整飭法令，陳設嚴刑，就是為了拯救群眾於混亂，消除天下的災禍，使強不欺弱，多不壓少，年老的享受天年，年幼的順利成長，邊境不受侵犯，君臣互相親密，父子互相愛護，沒有戰死、殺戮、關禁、俘虜的憂患，這也是最大的功績呀!愚昧之人並不了解這個道理，反而以為是暴虐無道。愚者本來也希望國家得到治理，卻反對治理國家的良策；都怨恨國家的垂危，卻又愛好造成國家垂危的陳詞濫調。這是根據什麽知道的呢?嚴刑重罰是百姓所厭惡的，然而卻是國家得以治理的根本；哀憐百姓、減輕刑罰是百姓所喜歡的，然而卻是使國家垂危的原因。聖人為國家製訂法令，必然違反世俗的愚見而順應於正理。懂道理的人，就會讚同這個法規而反對世俗的偏見；不懂道理的人，就會反對這個法規而讚同世俗的偏見。天下知法者少，而這個法理就會被認為是錯誤的了。
14．6法術之士處於不合理的地位，遭受著眾人的誣陷，淹沒在世俗的誹議之中，而想要在嚴厲的君主麵前求生，難道不是非常困難嗎!這就是有識之士之所以至死也不會受到尊重的原因。楚莊王的兄弟春申君有一個愛妾叫餘，春申君的正妻之子叫甲。餘為了讓春申君拋棄正妻，便自己傷害身體給春申君看，並哭著說：“能夠成為您的妾，真是萬幸。雖然如此，順從夫人就沒有辦法侍奉您了，順從您就沒有辦法侍奉夫人了。我自己本來就不賢惠，能力不夠侍奉二位主子的，沒有辦法使您倆都滿意，與其死在夫人手下，不如賜死在君前。妾死之後，如果再有左右被寵幸的，希望您一定要詳察，不要被人恥笑。”春申君因而相信了妾餘的欺詐，為她拋棄了正妻。餘又想殺甲而讓她自己的兒子做繼承人，因而自己撕裂了貼身內衣給春申君看，且哭著說：“餘得到君的寵幸已經很久了，甲並不是不知道，而今卻想要強行調戲我。我跟他爭鬥起來，以至撕裂了我的內衣，這個兒子不孝，再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春申君氣急了，就把甲殺了。所以其妻因妾餘的欺詐而被拋棄，而兒子也因此以致被殺。由此觀之，父親對兒子的愛，還可以因毀謗而被害。君臣之間相互交往，根本沒有父子這樣的親近關係，而群臣的毀謗言論，就不隻是一妾之口了，聖賢被殺戮又有什麽奇怪呢?這就是商鞅之所以在秦國被車裂，而吳起之所以在楚國被分屍的原因。大凡人臣有罪本來就不願意受到誅罰，無功者也都想要得到尊貴顯榮。而聖人治理國家，獎賞不施加給無功之人，而誅罰對有罪的人必定要執行。那麽，從法術之士的為人看，本來就是君主左右奸臣所要加害的人，不是聖明的君主是不會聽從法術之士的見解的。
世上所謂有學問的人向君主進言，不說“憑借威勢去壓製奸邪之臣”，卻都說“隻有仁義惠愛就可以了”。君主隻是以仁義之名為美而不去分析它的實際，嚴重的國家毀滅而本身被殺，輕微的喪失土地而君主卑微。怎樣才能證明呢?施舍給貧困百姓，這就是世俗所說的仁義；哀憐百姓而不忍誅罰的，這就是世俗所說的惠愛。如果施舍給貧困百姓，那麽無功的就可以得到獎賞；不忍誅罰百姓，那麽暴亂就無法禁止。國家之中有無功得賞的，那麽百姓也就對外不再斬敵立功上努力，不再對內應急盡力耕作，都想使用金錢財寶結交權貴，為個人立美名，以便取得高官厚祿。所以奸邪行私舞弊之臣會越來越多，而違法暴徒越發猖狂，國家不亡還等待什麽?嚴刑是百姓所畏懼的，重罰是百姓所厭惡的。所以聖人擺上百姓所畏懼的嚴刑，用以禁止邪行；設下百姓所厭惡的法令，用以防範奸詐，因而國家安定而暴亂不起。我根據這個道理來表明仁義惠愛之不足以治國，而嚴刑重罰是可以安定國家的。沒有鞭策的威嚴，沒有馬嚼子等工具，即使是造父也不能夠製服馬；沒有圓規曲尺等工具，線繩墨鬥等用具，即使像王爾那樣的能人也無法成方圓；沒有威嚴的權勢，沒有賞罰的法令，即使是唐堯虞舜也沒有辦法把國家治理好。如今世上的君主，都是輕易地便把需要嚴刑誅罰的人給放了，講究惠愛，而又想成就霸王的功業，這是不可以企冀的。所以要更好地為君主著想，就必須勸說君主明定賞罰，設下利網，使百姓因功得賞而不是按仁義的說法來隨意賜與；用嚴刑重罰來禁止為非作歹，使百姓按罪誅罰而不是用愛惠來豁免。這樣，無功者不奢望賞賜，有罪者也不祈求幸免於難。憑借堅牢的犀牛皮車和良馬，就可以在陸地上衝破艱難險阻；坐上安穩的船，依靠船槳的力量，就可以橫渡長江黃河那樣的艱險；運用法術之道，厲行重罰嚴誅，就可以收霸王之功。治理國家，有了法術賞罰，就如同在陸地上行進有堅車良馬，在水上航行有輕舟便槳一樣，坐上去就可到目的地。伊尹得到它，商湯才成王；管仲得到它，齊國才稱霸；商鞅得到它，秦國才強盛。這三個人，都通曉霸王之術，詳察治理國家強盛的道理，而又不受世俗的牽扯；他們的見解適合當世聖明君王的心意，才直接從布衣接受了重任，被提升到卿相的高位；他們處高位治理國家，而有使君主得到尊重、疆土得到開拓的實效，這才稱得上值得尊重的大臣。商湯得到了伊尹輔佐，以百裏之地成為天子；齊桓公得到了管仲，成為五霸之首，九次會合諸侯，一舉匡正天下；秦孝公得到了商鞅，國土擴大，兵強國盛。所以說國家有了忠臣，外不會有敵國的禍患，內也不會有亂臣賊子的憂慮，可使天下長治久安，名垂後世，這才叫做忠臣。像豫讓作為智伯的臣，對上不能勸說主上使他明了法術的道理而避免患難與災禍，對下不能帶領群眾安撫國家。等到趙襄子殺了智伯之後，豫讓便漆身割鼻，自毀容貌以報趙襄子殺主之仇。這樣雖說有殘己殺身為主的美名，然而對智伯卻沒有一絲一毫的幫助。這就是我認為他很卑下，而世上人君卻認為他很忠貞而且高大的原因。古時伯夷、叔齊兩人，周武王想把天下讓給他們而他們不接受，二人還不食周粟而餓死在首陽山上。像這樣的臣子，不懼怕最大的誅戮，不貪圖最高的獎賞，這就是不能用刑罰來禁止，也不能用獎賞來使喚，這就是所謂無益之臣。我因此看輕他們，厭棄他們；而當今的君主卻看重他們，訪求他們。【原文】
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人主無法術以禦其臣，雖長年而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嫡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靜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轡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國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國，崔子又不聽；公乃走，逾於北牆。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卓齒國之用齊也，擢湣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癰腫疕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餓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譯文】
諺語說：“麻風病人可憐君主。”這是不敬之言。雖然這麽說，而古時並沒有不實的諺語，是不能不加以考察的。這是指被劫殺的君主而言的。君主如果沒有法術駕馭臣下，即使是年長而又有才幹，大臣還是可以獲得權勢，專權獨斷，各自隻管私人的急事。奸臣害怕君主的叔伯兄弟以及豪傑之士，怕他們借助君主的力量，禁止或誅殺自己，因而殺害賢長而扶立幼弱，廢除嫡長子而立不賢不義之人。因此《春秋》記載：“楚國的王子圍出使聘問鄭國，還沒有離開國境，聽說楚王病了，就回來了。王子圍進宮探問病情，就用帽帶把楚王勒死了，乃自立為王。齊國有個崔杼，他的妻子很美，齊莊公跟她私通，常常到崔氏家裏來。等齊莊公到了，崔子的家臣賈舉率領崔子的家丁攻打齊莊公。莊公進入崔氏室內，請求同崔子共分齊國，崔子不答應；莊公請求在祖廟中自盡，崔子還是不答應；莊公跑了出去，剛剛翻上北牆，賈舉一箭射中莊公的大腿，莊公掉了下來，崔子的家丁用戈把莊公砍死了，而立他的弟弟景公為君。”近年所見，李兌在趙國掌政，把趙主父餓了一百天，主父活活餓死；卓齒在齊國掌政，抽了湣王的筋，吊在大梁上，滑王隔夜而死。所以麻風病雖說是癰腫瘡癤，上比春秋之時，還不至於被勒死、射中大腿被砍死那樣慘；下比近世，還不至於被活活餓死、被抽出筋來吊死那樣慘。所以說被劫殺而死的君主，他們心上的憂懼，身上的痛苦，一定會超過麻風病人的。由此看來，即便說“麻風病人可憐君主”，也不是不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