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信義仁愛和平，都是有文化的民族共有的理想；在文字理論上，猶太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希臘人，以至近世各文明民族，都講的頭頭是道。所不同者，全在吳先生（吳稚暉）說的“有作法，有熱心”兩點。若沒有切實的辦法，沒有真摯的熱心，雖然有整千萬冊的理學書，終無救於道德的低淺。宋明的理學聖賢，談性談心，談居敬，談致良知，終因為沒有作法，隻能走上“終日端坐，如泥塑人”的死路上去。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是永遠存在書本子裏的；但是因為我們的祖宗隻會把這些好聽的名詞都寫作八股文章，畫作太極圖，編作理學語錄，所以那些好聽的名詞都不能變成有作法有熱心的事實。西洋人跳出了經院時代之後，努力做征服自然的事業，征服了海洋，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空氣電氣，征服了不少的原質，征服了不少的微生物，——這都不是什麽“保存國粹”、“發揚固有文化”的口號所能包括的工作，然而科學與工業發達的自然結果是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提高了人類的幸福，提高了各個參加國家的文化。結果就是吳稚暉先生說的“總和道德叫做高明”。
世間講“仁愛”的書，莫過於《華嚴經》的“淨行品”，那一篇妙文教人時時刻刻不可忘了人類的痛苦與缺陷，甚至於大便小便時都要發願不忘眾生：“左右便利，當願眾生，蠲除汙穢，無**怒癡。已而就水，當願眾生，向無上道，得出世法。以水滌穢，當願眾生，具足淨忍，畢竟無垢。以水盥掌，當願眾生，得上妙手，受特佛法。……”但是一個和尚的弘願，究竟能做到多少實際的“仁愛”？回頭看看那一心想征服自然的科學救世者，他們發現了一種病菌，製成了一種血清，可以救活無量數的人類，其為“仁愛”，豈不是千萬倍的偉大？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並不是“維係並且引導我們民族向上的固有文化”，他們不過是人類共有的幾個理想，如果沒有作法，沒有熱力，隻是一些空名詞而已。這些好名詞的存在並不曾挽救或阻止“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貞節牌坊，地獄的監牢，夾棍板子的法庭”的存在。這些八股，小腳，……等等“固有文化”的崩潰，也全不是程顥、朱熹、顧亭林、戴東原……等等聖賢的功績，乃是“與歐美文化接觸”之後，那科學工業造成的新文化叫我們相形之下太難堪了，這些東方文明的罪孽方才逐漸崩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