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曆史家需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遠的想像力。沒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評判史料的工夫；沒有高遠的想像力，不能構造曆史的係統。況且中國這麽大，曆史這麽長，材料這麽多，除了分工合作之外，更無他種方法可以達到這個大目的。但我們又覺得，國故的材料太紛繁了，若不先做一番曆史的整理工夫，初學的人實在無從下手，無從入門。後來的材料也無所統屬；材料無所統屬，是國學紛亂煩碎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們主張，應該分這幾個步驟：
第一，用現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簡的先做成各種專史，如經濟史，文學史，哲學史，數學史，宗教史……之類。這是一些大間架，他們的用處隻是要使現在和將來的材料有一個附麗的地方。
第二，專史之中，自然還可分子目，如經濟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區域；如文學史、哲學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宗派，又可專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時代，可專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這種子目的研究是學問進步必不可少的條件。治國學的人應該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用曆史的方法與眼光擔任一部分的研究。子目的研究是專史修正的唯一源頭，也是通史修正的唯一源頭。
怎樣“博采參考比較的資料”呢？向來的學者誤認“國學”的“國”字是國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認“比較的研究”的功用。最淺陋的是用“附會”來代替“比較”：他們說基督教是墨教的緒餘，墨家的“钜子”即是“矩子”，而“矩子”即是十字架！……附會是我們應該排斥的，但比較的研究是我們應該提倡的。有許多現象，孤立的說來說去，總說不通，總說不明白；一有了比較，竟不須解釋，自然明白了。例如一個“之”字，古人說來說去，總不明白；現在我們懂得西洋文法學上的術語，隻須說某種“之”字是內動詞（由是而之焉），某種是介詞（賊夫人之子），某種是指物形容詞（之子於歸），某種是代名詞的第三身用在目的位（愛之能勿勞乎），就都明白分明了。又如封建製度，向來被那方塊頭的分封說欺騙了，所以說來說去，總不明白；現在我們用歐洲中古的封建製度和日本的封建製度來比較，就容易明白了。
製度史上，這種比較的材料也極重要，懂得了西洋的議會製度史，我們更可以了解中國禦史製度的性質與價值；懂得了歐美高等教育製度史，我們更能了解中國近一千年來的書院製度的性質與價值。哲學史上，這種比較的材料已發生很大的助力了。《墨子》裏的《經上下》諸篇，若沒有印度因明學和歐洲哲學作參考，恐怕至今還是幾篇無人能解的奇書。韓非、王莽、王安石、李贄……一班人，若沒有西洋思想作比較，恐怕至今還是沉冤莫白。看慣了近世國家注重財政的趨勢，自然不覺得李覯、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會主義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莽、王安石的見解和魄力了。
《易·係辭傳》裏“易者，象也”的理論，得柏拉圖的“法象論”的比較而更明白；《荀卿書》裏“類不悖，雖久同理”的理論，得亞裏士多德的“類不變論”的參考而更易懂。這都是明顯的例。至於文學史上，小說、戲曲近年忽然受學者的看重，民間俗歌近年漸漸引起學者的注意，都是和西洋文學接觸比較的功效更不消說了。此外，如宗教的研究，民俗的研究，美術的研究，也都是不能不利用參考比較的材料的。
以上隨便舉的例，隻是要說明比較參考的重要。我們現在治國學，必須要打破閉關孤立的態度，要存比較研究的虛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學者研究古學的方法早已影響日本的學術界了，而我們還在冥行索途的時期。我們此時應該虛心采用他們的科學的方法，補救我們沒有條理係統的習慣。第二，材料上，歐美日本學術界有無數的成績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可以給我們開無數新法門，可以給我們添無數借鑒的鏡子。學術的大仇敵是孤陋寡聞；孤陋寡聞的唯一良藥是博采參考比較的材料。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