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大公報》的社論曾有這樣一段議論：
最近二十年，世變彌烈，人欲橫流，功利思想如水趨壑，不特仁義之說為俗誹笑，即人禽之判亦幾以不明，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力既已**然無存，不待外侮之來，國家固早已瀕於精神幻滅之域。
如果這種診斷是對的，那麽，我們的民族病不過起於“最近二十年”，這樣淺的病根，應該是很容易醫治的了。可惜我們平日敬重的這位天津同業先生未免錯讀曆史了。《官場現形記》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描寫的社會政治情形，不是中國的實情嗎？是不是我們得把病情移前三十年呢？《品花寶鑒》以至《金瓶梅》描寫的也不是中國的社會政治嗎？這樣一來，又得挪上三、五百年了。那些時代，孔子是年年祭的，《論語》、《孝經》、《大學》是村學兒童人人讀的，還有士大夫講理學的風氣哩！究竟那每年“洙水橋前，大成殿上，多士濟濟，肅穆趨蹌”，曾何補於當時的慘酷的社會，貪汙的政治？
我們回想到我們三十年前在村學堂讀書的時候，每年開學是要向孔夫子叩頭禮拜的；每天放學，拿了先生批點過的習字，是要向中堂（不一定有孔子像）拜揖然後回家的。至今回想起來，那個時代的人情風尚也未見得比現在高多少。在許多方麵，我們還可以確定的說：“最近二十年”比那個拜孔夫子的時代高明的多多了。這二、三十年中，我們廢除了三千年的太監，一千年的小腳，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這都沒有借重孔子的力量。八月廿七那一天汪精衛先生在中央黨部演說，也指出“孔子沒有反對納妾，沒有反對蓄奴婢；如今呢，納妾蓄奴婢，虐待之固是罪惡，善待之亦是罪惡，根本納妾蓄奴婢便是罪惡”。汪先生的解說是：“仁是萬古不易的，而仁的內容與條件是與時俱進的。”這樣的解說畢竟不能抹煞曆史的事實。事實是“最近”幾年中，絲毫沒有借重孔夫子，而我們的道德觀念已進化到承認“根本納妾蓄奴婢便是罪惡”了。
（《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