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寫到這裏，有人打岔道：“喂，你別跑野馬了。他們要的是‘國民精神上之人格，民族的自信’。在這‘最近二十年’裏，這些項目也有進步嗎？不借重孔夫子，行嗎？”
什麽是人格？人格隻是已養成的行為習慣的總和。什麽是信心？信心隻是敢於肯定一個不可知的將來的勇氣。在這個時代，新舊勢力，中西思潮，四方八麵的交攻，都自然會影響到我們這一輩人的行為習慣，所以我們很難指出某種人格是某一種勢力單獨造成的。但我們可以毫不遲疑的說：這二、三十年中的領袖人才，正因為生活在一個新世界的新潮流裏，他們的人格往往比舊時代的人物更偉大：思想更透辟，知識更豐富，氣象更開闊，行為更豪放，人格更崇高。試把孫中山來比曾國藩，我們就可以明白這兩個世界的代表人物的不同了。在古典文學的成就上，在世故的磨煉上，在小心謹慎的行為上，中山先生當然比不上曾文正。然而在見解的大膽，氣象的雄偉，行為的勇敢上，那一位理學名臣就遠不如這一位革命領袖了。照我這十幾年來的觀察，凡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們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時代的聖賢，不但沒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老輩中，如高夢旦先生，如張元濟先生，如蔡元培先生，如吳稚暉先生，如張伯苓先生；朋輩中，如周詒春先生，如李四光先生，如翁文灝先生，如薑蔣佐先生：他們的人格的崇高可愛敬，在中國古人中真尋不出相當的倫比。這種人格隻有這個新時代才能產生，同時又都是能夠給這個時代增加光耀的。
我們談到古人的人格，往往想到嶽飛、文天祥和晚明那些死在廷杖下或天牢裏的東林忠臣。我們何不想想這二、三十年中為了各種革命慷慨殺身的無數誌士！那些年年有特別紀念日追悼的人們，我們姑且不論。我們試想想那些為排滿革命而死的許多誌士，那些為民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而死的無數青年，那些前兩年中在上海在長城一帶為抗日衛國而死的無數青年，那些為民十三以來的共產革命而死的無數青年——他們慷慨獻身去經營的目標比起東林諸君子的目標來，其偉大真不可比例了。東林諸君子慷慨抗爭的是“紅丸”，“移宮”，“妖書”等等米米小的問題；而這無數的革命青年慷慨獻身去工作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整個國家的自由平等，或他們所夢想的全人類社會的自由平等。我們想到了這二十年中為一個主義而從容殺身的無數青年，我們想起了這無數個“殺身成仁”的中國青年，我們不能不低下頭來向他們致最深的敬禮；我們不能不頌讚這“最近二十年”是中國史上一個精神人格最崇高，民族自信心最堅強的時代。他們把他們的生命都獻給了他們的國家和他們的主義，天下還有比這更大的信心嗎？
（《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