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易知難的學說是一種很有力的革命哲學。一麵要人知道“行易”，可以鼓舞人勇往進取。一麵更要人知道“知難”，可以提倡多數人對於先知先覺者的信仰與服從。信仰領袖，服從命令，一致進取，不怕艱難，這便是革命成功的條件。所以中山說這是必要的心理建設。
（《知難，行亦不易》[68]）
行易知難說的根本錯誤在於把“知”“行”分的太分明。中山的本意隻要教人尊重先知先覺，教人服從領袖者，但他的說話很多語病，不知不覺地把“知”“行”分做兩件事，分作兩種人做的兩類的事。這是很不幸的。因為絕大部分的知識是不能同“行”分離的，尤其是社會科學的知識。這絕大部分的知識都是從實際經驗（行）上得來：知一點，行一點；行一點，更知一點，——越行越知，越知越行，方才有這點子知識。三家村的豆腐公也不是完全沒有知識；他做豆腐的知識比我們大學博士高明的多多。建築高大洋房的工人也不是完全沒有知識；他們的本事也是越知越行，越行越知，所以才有巧工巧匠出來。至於社會科學的知識，更是知行分不開的。五權與九權的憲法，都不是學者的抽
象理想，都隻是某國某民族的實行的經驗的結果。政治學者研究的對象隻是曆史，製度，事實，——都是“行”的成績。
（《知難，行亦不易》）
行易知難說是一時救弊之計，目的在於矯正“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的舊說，故為“林林總總”之實行家說法，教人知道實行甚易。但老實說來，知固是難，行也不易。這便是行易知難說的第二個根本錯誤。
（《知難，行亦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