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才主席說：材料不很重要，重要的在方法。這話是很對的。有方法與無方法，自然不同。比如說，電燈壞了若有方法就可以把它修理好。材料一樣的，然而方法異樣的，所得結果便完全不同了。
我今天要說的，就是材料很重要，方法不甚重要。用同等的方法，用在兩種異樣的材料上，所得結果便完全不同了。所以說材料是很要緊的。中國自西曆一六〇〇至一九〇〇年當中，可謂是中國科學時期，亦可說是科學的治學時代，如清朝的戴東原先生在音韻學、校勘學上都有嚴整的方法。西洋人不能不承認這三百年是中國科學時代。我們自然科學雖沒有怎樣發明，但方法很好，這是我們可以自己得意的。閩人陳第曾著《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考》等些書。他方法很精密的，是顧炎武的老祖宗。
顧亭林、閻百詩等些學者都開中國學術新紀元，他們是用科學方法探究學問的。顧氏是以科學方法研究音韻學，他的方法是本證與旁證。比如研究《詩經》，從《詩經》本身來舉證，是謂本證；若是從《詩經》的外麵舉證，便謂旁證了。閻氏的科學方法是研究古文的真偽，文章的來源。
一六〇九年的哥白尼聽說在意國的北部一個眼鏡店裏當小夥計。一天偶然疊上幾片玻璃而發現在遠方的東西，哥白尼以為望遠鏡是可以做到的。他利用這儀器，他對於天文學上就有很大的發現。像哈代瑪（Houdvery）、牛頓（Newtun），還有顯微鏡發明者黎汶豪（Ieeueven Hock），他們都有很大的發明。當哥白尼及諸大學者存在時候，正是中國的顧炎武、閻百詩出世的時期，在這五六十年當中東西文化、東西學說的歧異就在這裏。他們所謂方法就是假說與求證，牛頓就是大膽去假定，然後一步一步去證明。這是和我們不同的地方。我們的方法是科學的，然而材料是書本文字。我們的校勘學是校勘古學古字的正確的方法，如翻考《爾雅》諸子百家；考據學是考據古文的真偽。這一大堆東西可以代表清朝三百年的成績。黎汶豪是以鑒、鑽等做研究的工具；牛頓是以木、石、自然資料來研究天文學。像現在已經把太陽係都弄清楚了。前幾天報上宣傳英國天文台要與火星通訊，像這樣的造就實在可怕的。十八、十九世紀時候，西方學者才開始研究校勘學。瑞典的加禮文他專攻校勘學，曾經編成《中國文字分析字典》。像他這個洋鬼子不過研究四五年，而竟達到中國有三百年曆史的校勘學成績。加禮文說道：“你們隻在文字方麵做功夫，不肯到漢口、廣東、高麗、日本等地方實際考查文字的土音以為證明；要找出各種的讀法應當要到北京、寧波……”這可證明探求學問方法完全是經驗的要實地調查的。顧亭林費許多時間而所得到的很少，而結果走錯了路。
剛才楊教務長問我怎樣醫治浪漫病？我回答他說：浪漫的病症在哪裏？我們以為浪漫病或者就是懶病。你們都是年青的，都還不到壯年時期，而我們已是老狗教不成新把戲了。現在我們無論走哪條路，都是要研究微積分、生物學、天文學、物理學。我們要多做些實驗功夫，我們要跟著西洋人走進實驗室去。至於考據方麵就要讓我們老朽昏庸的人去做。黎汶豪的顯微鏡實在比妖怪還厲害，這是用無窮時間與時時刻刻找真理所得的結果。十九世紀時候，法國化學師巴土鳩（Pastwur）在顯微鏡下麵發現很可怕微生物。他並且感受瘋狗的厲害，便研究起瘋狗來。後來從狗嘴的涎沫裏及腦髓中去探究，方知道是細菌在作怪，出示神經係中有毒。他把狗骨髓取出風幹經過十三四天之久，就把它變成注射藥水，可以治好給瘋狗咬著的人。但是當時沒有膽量就注射在人身上，隻先在他動物身上試驗著看。在那時候很湊巧一位老太婆的兒子給狗咬傷，她請醫生以死馬當作活馬醫治，果然給他治好了。還有一位俄人他給狼咬著，他就發明打針方法。
法國酒的病，蠶的病亦給顯微鏡找出來了；歐洲羊的病，德國庫居（Koeb）應用藥水力量把羊醫好。像蠶病、醋病與酒病治好後，實在每年給法國省下來幾千萬的法郎。普法戰爭時，賠款有五十萬萬之巨額。然而英國哈代（Harley）嚐說：巴士鳩以一支玻璃管和一具顯微鏡已經把法賠款都付清了。
懶的人實在沒有懂得學問的興趣。學問本來是枯燥東西，而正確方法是建築在正確上的，像西方的奈端和牛頓那樣的正確。我們中國要研究有結果，最要緊的是要到自然界去，找自然材料。做的更要到民間去到家庭裏去找活材料。我喜歡談談，大家都是年富力強，應該要打破和消滅懶病。還要連帶說“606藥水”，是法國某醫生發明的，用以殺楊梅瘡的微菌。這位先生他用化學方法，經過八年的研求而成功的。我們研究學問，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懶，要堅韌不拔的努力，那麽，浪漫病就可以打破了。
【注釋】
[1] 本篇演講時間、地點不詳，由張嘉樹記錄，刊於1928年12月9日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副刊》。收入1998年2月光明日報出版社《胡適精品集》第10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