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死在一九二五年。他死後二十一年，這些思想就概括在《中華民國憲法》的第一條裏，這一條的全文是：
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
所以我們可以說，林肯的蓋梯斯堡演說的一部分，現在用孫中山先生自己翻譯的文字，永遠生存在中華民國的憲法裏。我相信這是我們中國人民對林肯表示的最高的崇敬。
今天我們慶祝林肯一百五十年的紀念，正當全世界的危機時期，我們不能不感覺林肯的生平事業對我們有一種新的意義。
這種新的意義就是：林肯當日麵臨的是一個分裂的國家，我們今天麵臨的是一個分裂的世界。分裂林肯的國家的，是一種把人作奴隸的製度。分裂我們今天這個世界的，是一種把人作奴隸的新製度。
在一百年前，林肯曾宣言：
一個自己分裂的家庭是站不住的。
我相信，在一半是奴隸，一半是自由人的狀態，這個政府是不能長久存在的。……將來總有一天，或者全部都是奴隸，或者全部都是自由人。
林肯本人是反對奴隸製度的，他相信一切的人，在無論什麽地方，都應該自由。
但他也是一個搞實際政治的政治家，所以他總不免有一種希望，——一種無可奈何的希望：他總希望反對奴隸製度的人們能夠“限製這種製度的推廣”，能夠“把這種製度認作一種不可再推廣的罪惡，但是因為這種製度確已存在我們的社會裏，我們隻好容忍他，保護他”。
他這種希望，若用近幾年流行的名詞來說，可以叫作“圍堵”和“共存”的政策（The policy of“Containment"and"Co-existence”)。
但是林肯沒有機會可以實行他的“圍堵奴隸製度”的政策。從他被選作美國大總統，到他就職，在短短的幾個月裏，已有七個南方的邦宣告脫離聯邦國家了，他們已成立了一個臨時政府，並且把獨立各邦境內多數炮台也占領了。
林肯就總統職之後三十九天，戰爭就爆發了，——那個可怕的戰爭一直延長到四年之久。
林肯總統遲疑了一年半，方才頒布它的釋放南方各邦境內全部黑奴的命令。最後的解放黑奴命令是一八六三年元旦頒布的。
當他遲疑未決的時期，他在一封信裏曾說：
我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救這個聯邦國家。……如果不解放一個奴隸而可以救國，我要幹的。如果解放全部奴隸而可以救國，我也要幹的。……
當時戰事的延長擴大，使他不能不承認釋放奴隸的命令不但是道德上的必要，並且是軍事上的必要。
直到今天，全世界最不忘記的、最崇敬的林肯，就是那位偉大的奴隸解放者林肯。
我們現在紀念林肯的生日，我們很自然的都回想到他在一百年前說的那幾句富有預言意味的話：
我相信，在一半是奴隸，一半是自由人的狀態，這個政府是不能長久存在的。……將來總有一天，或者全部都是奴隸，或者全部都是自由人。
林肯在一百年前說的這幾句話，今天在我們的心裏得著同情的響應，正因為我們現在正麵對著一種新起的、更殘酷的奴役人們的身體與精神的奴隸製度，——這種新起的奴隸製度已經把一個很大部分的人類都變作了奴隸，並且還在很嚴重的威脅著整個世界。
我們在“自由中國”的人，在自由世界的人，都常常忍不住要問問我們自己：
我們這個一半是奴隸，一半是自由人的世界能夠長久存在嗎？
這個一半是奴隸，一半是自由人的世界究竟還能夠存在多少時呢？
我們還要問：
是不是將來總會有一天，——正如林肯在一百年前懸想的將來總會有一天，或者全部都是奴隸，或者全部都是自由人？
我相信，這是林肯在今天給我們的新意義。
一九五九年一月廿九日
朱會長，各位來賓，中華民國聯合國同誌會各位會員：
今天中華民國聯合國同誌會，舉行遷台十周年紀念大會，朱會長要我在大會中作一個演講。我要講的題目，是“從二千五百年前的弭兵會議說起”。
朱會長剛才提到國際聯盟中國同誌會，那是民國八年我們一班朋友在北京發起組織的，那時國際聯盟還沒有正式成立，國際聯盟正式成立是在民國九年，即一九二〇年。所以，今天不僅是中華民國聯合國同誌會遷台十周年紀念，也是聯合國成立十五年紀念，並且也是聯合國前身國際聯盟成立四十年紀念。藉此機會我要提一提四十五年前的一件事。
一九一五年六月十七日，在美國費城獨立廳成立了一個團體，這個團體的名字叫League to Enforce Peace，我在留學日記裏把它譯作“維持和平國際聯盟”，其實這個譯名不太切實，Enforce可以譯作“執行”或“強製執行”，意思就是要用力量去維持和平，或強製執行和平。這個團體的發起人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海彌爾敦霍特，他是一家銷路不很大的獨立周報編輯。他覺得，百年來文明進步，大家希望和平，為什麽會忽然發生世界大戰？這就是因為沒有實力維持的和平是靠不住的。因此，霍特邀請美國名流一百人發起組織這個團體，成立後由前總統塔虎脫（W.H.Toft）擔任會長。當時這個團體提出了四項主張：一、由國際法庭調查判決國際爭執。二、設立國際調解機構。三、凡不經過前兩項和平手續而運用武力開戰端的，同盟國得聯合使用經濟及軍事力量製裁侵略者。四、國際法庭有隨時會商修正的機會。威爾遜總統很讚成這些主張，在一個公開的演講中，提出了“用經濟和武力製裁侵略者，以保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後來成了國際聯盟約章第十六條第十七條及聯合國憲章第七章第三十九條至第五十條條文的來源。近二十年來，區域性的或雙邊的安全條約，如美洲國家間互助條約第三條，布魯舍爾公約第四條，北大西洋公約第三條至第五條，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第五條，以及東南亞公約、美澳紐條約、美菲條約、美日條約等，也都有聯合一致以力量製裁侵略者，而維持和平的規定。就是說，四十五年前的這個私人團體，為二千五百年來的各種和平會議裁軍會議，提出了可行的辦法，為世界和平開了一條新的路。聯合國成立，在舊金山開會，當時霍特先生已八十多歲了，他跋涉三千多裏，由佛羅裏達趕到舊金山參觀，他打電話告訴我說：這是我多年前提出的意思，特地來看看我的夢想是不是有希望實現。
紀元前五百四十五年，即二千五百年前，孔子還隻是六歲的小孩子，那時的古中國，有大國小國，有強國弱國，他們在現在的河南商丘舉行了一次弭兵會議，會議情形，《左傳》魯襄公二十七年有很詳細很有趣的記載。那個時代，與現代的情形很相像，有兩個一等強國，北方的晉，南方的楚；有兩個二等強國，東方的齊，西方的秦，其餘的小國，都是他們的附庸，宋是介於兩大之間的小國，外交部長向戌與晉楚兩大國的國務卿很要好，發起弭兵（裁軍）大會，先向晉國的趙武說了，趙武召諸大夫商量，韓宣子說：“兵民之殘也……將或弭之，雖日不可，必將許之。”又說：如果不允許，楚國倒要允許了，藉此號召諸侯，晉國會失掉領導的地位。晉國允許了，向戌又去楚國接洽，楚國也允許了，再向兩個二等強國提議，因“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也就都讚成了，又通知其餘各小國，於是便在宋集會，當時的十四個國家都參加，由於晉的容忍，讓楚國占了麵子，總算會議開成。四年之後，紀元前五百四十一年，晉楚又在虢召開第二次弭兵大會，即所謂“尋宗之盟”。在這次大會中便出了亂子，東方小國莒提出控訴，控魯國出兵侵略他的土地。結果由晉國勉強調解了過去。又四年，紀元前五百三十八年，楚國公然出兵伐吳，弭兵大會全告失敗！這給我們的教訓是裁軍和和平的號召，沒有人敢反對，但沒有辦法的“裁軍”，“和平”是不會有結果的。
六十二年前，一八九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俄國召集一次和平會議，大家不相信這個會議會有結果，但沒有一個國家敢反對。於是在一八九九年五月十九日至七月二十九日在海牙開會，到會的共二十八國，我國也參加，會議的結果隻簽了海牙公約，其他毫無成就。過了幾個月，便發生了南非戰爭。四五年後，俄國本身也與日本開戰。
三十一年前，一九二九年，美國國務卿開洛格（Kellogg）和法國外長白裏安（M.Briand）發起非戰公約，宣布戰爭為非法，簽訂公約的有六十二個國家，自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生效。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軍人在沈陽開炮，在短時期內，占領整個東三省，開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非戰公約毫無用處。
今年五月十六日，在巴黎召開的最高層會議，由於赫魯雪夫唱獨腳戲，把會議唱散了。前幾天日內瓦裁軍會議又因蘇俄代表及其附庸國代表的退出而吹散了。在中華民國聯合國同誌會紀念大會中，我為什麽盡講這些悲觀泄氣的話呢？從二千五百年前的弭兵會議說起，說到前一個半月的最高層會議及前幾天的日內瓦裁軍會議的破裂。大家看過我的留學日記的，知道我是一個和平主義者，有年輕人的夢想；後來在《獨立評論》寫文章，擁護國際聯盟，盼望國聯能實現和平理想，而今我說這些悲觀泄氣的話，主要的意思是要大家想想，為什麽過去的裁軍會議沒有結果？要在什麽樣的條件之下，才可以實現和平的夢想？二千五百年來空談裁軍所以無效，四十五年前提出了辦法，國際聯盟約章第十六條第十七條，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九條至五十一條明定以力量製裁侵略者，何以還是不能維持和平？我覺得主要的原因是沒有充分的力量可以夠得上製裁暴力的侵略者。日本侵略中國東三省，國聯無法處理，意大利侵略伊索匹亞（阿比西尼亞），國聯無法處理，希特勒侵略捷克，國聯正是開會的時候，竟不敢在大會中討論。那時我在歐洲，以霍特參觀聯合國會議的同樣心情參觀國際聯盟大會，看到這種情形，覺得當年的夢想完了。有一個故事是大家都熟悉的：一群老鼠開會商量對付貓的辦法，提議在貓頸上係鈴，使大家聞到鈴聲便可以躲避。大家都表讚同，可是討論到由誰去係鈴時，卻都不敢去執行，會議終於無結果而散。今日的國際會議，正是這種情形。唯一的一次，是十年前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以武力製裁北韓共產軍隊侵略南韓，十六個聯合國會員國，在美國的領導下持著聯合國旗幟，浩浩****的使用力量製裁侵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這次的成就是由於蘇聯代表反對中華民國代表權而退席，當本案在安理會討論時，蘇聯代表還沒有奉到指示恢複出席，才未遭遇行使否決權，而獲順利通過。
總之，今天有了維持和平的辦法，而無法實現和平，便是大家不肯以力量對付侵略者的緣故。
雖然這樣，但我們回顧最近幾十年的曆史，可以看出和平還是有實現的希望，那就是有力量侵略的國家漸漸的少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以中國的情形來說，起碼有七八個國家向中國侵略，如日、俄、德、奧、英、法，甚至連歐洲其他小國也想參加瓜分中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侵略國家隻剩了日本、蘇俄和複興後的德、意，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更隻剩下了蘇俄為唯一存在的有力量的侵略國，它的思想理論，是要征服世界。這個國家的一切思想行為尤其是最近的囂張狂妄動作，成為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對象，眼前的形勢，戰爭有隨時爆發的可能。在這個戰爭裏，我們有信心，憑愛自由愛和平的信念和現有的及潛在的力量，足可打倒這唯一的侵略者，而且其國內也會發生革命，那時，二千五百年來的和平夢想便可以實現了。
“中央研究院”有今日基礎，都是以前的蔡孑民先生、楊杏佛、丁在君、傅孟真、薩本棟諸人的功勞。在蔡先生時代，“中央研究院”還隻是十幾歲的小孩；最大的功勞，當然是朱騮先先生了。朱先生先當總幹事，後當院長，他當了十八年的院長，在兩度極艱難的時代，把“中央研究院”帶到三十多歲的成年，尤其是南港今天的基礎，都是朱先生的功績。
王九逵先生到院的日子最淺，他還不大知道院中的曆史，所以我要給他修正一下。他剛才說的“五四”運動也要修正的。……我們當年提倡白話文的文學、國語的文學，乃是從思想上、文化上、教育上的文藝複興運動，遠在“五四”運動以前，但是經過了“五四”運動，把原來的文藝複興運動改變了方向；也可以說，“五四”運動是新文藝的岔子，——政客，政黨就把青年學生運動做為政治的力量。做為政治的工具了。
民國四十五年，那時我在加裏福尼亞大學教書。那天接到嚴耕望先生的一本唐代製度考證的書。我覺得這本書對我考證一個佛經上的人很有幫助的，於是我寫信給他，他又寫信給我，如此，三次來往通信之後，我覺得他每次都給我許多學問上，知識上的幫助。那時在美國借書有了種種的限製。如普林斯登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國會圖書館，本來我都可借的；但那時國會圖書館是不能借了，必須由普林斯登大學代借，又有時間的限製。我因想起史語所的我那一行的書籍最多。我在國外是得不到助手的，又有圖書的原因，所以想要搬到台灣來住。當時我寫信給李濟之先生、朱騮先先生，想在中央研究院的地皮上，自己花三四千美元來造一座房子，十五年以後還給公家。美國大學是有這種辦法的……大學裏的教授自己出錢造房子，二十年後連房子還給大學的。我已有了回到台灣來的動機了。接著，我經過了一次外科大手術之後，把這事忘了。
那時朱先生因為身體不好辭職了，我在不得己的情況之下來接事。這兩年，得了這裏不少朋友的幫忙。我寫了東西都先請他們看過。他們替我找材料，指正我的錯誤，我寫了不少的文字。
我一個人在此。我是有二十多年的心髒病的人。由於王誌維先生、胡頌平先生的愛護，——他們愛護我，比我的太太在身邊還好。我都要感謝的。
前幾天，有位老朋友八十歲生日，我本來想寫首詩送給他，但詩沒有寫成，於是寫了顧亭林《五十初度》的兩句詩：
遠路不須愁日暮，
老年終自望河清。
所謂“望河清”，我們終有回到大陸上去的日子。還要我們大家的努力。
“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這個題目，不是我自己定的，是負責籌備的委員會出給我的題目。這題目的意思是問：在我們遠東各國，社會上需要有些什麽變化才能夠使科學生根發芽呢？
到這裏來開會的諸位是在亞洲許多地區從事推進科學教育的，我想一定都遠比我更適合就這個大而重要的題目說話。
我今天被請來說話，我很疑心，這是由於負責籌備這個會議的朋友們大概要存心作弄我，或者存心作弄諸位：他們大概要我在諸位的會議開幕的時候做一次Advocatus diaboli,“魔鬼的辯護士”，要我說幾句怪不中聽的話，好讓諸位在靜靜的審議中把我的話盡力推翻。
我居然來了，居然以一個“魔鬼的辯護士”的身份來到諸位麵前，要說幾句怪不中聽的話給諸位去盡力駁倒、推翻。
我願意提出一些意見，都是屬於知識和教育上的變化的範圍的——我相信這種變化是一切社會變化中最重要的。
我相信，為了給科學的發展鋪路，為了準備接受、歡迎近代的科學和技術的文明，我們東方人也許必須經過某種知識上的變化或革命。
這種知識上的革命有兩方麵。在消極方麵，我們應當丟掉一個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見，那就是以為西方的物質的（material）、唯物的（materialistic）文明雖然無疑的占了先，我們東方人還可以憑我們的優越的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自傲。我們也許必須丟掉這種沒有理由的自傲，必須學習承認東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spirituality）實在很少。在積極方麵，我們應當學習了解、賞識科學和技術決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義的（idealistic）、乃是高度精神的（spiritual）；科學和技術確然代表我們東方文明中不幸不夠發達的一種真正的理想主義，真正的“精神”。
第一，我認為我們東方這些老文明中沒有多少精神成分。一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還有什麽精神文明可說？一個文明容忍“種姓製度”（the caste system）到好幾千年之久，還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說？一個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過的，把貧窮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禍，又有些什麽精神價值可說？
試想像一個老叫花婆子死在極度貧困裏，但臨死還念著“南無阿彌陀佛！”——臨死還相信她的靈魂可以到阿彌陀佛所主宰的極樂世界去，——試想像這個老叫花婆子有多大精神價值可說。
現在，正是我們東方人應當開始承認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價值或完全沒有精神價值的時候了；那些老文明本來隻屬於人類衰老的時代，——年老身衰了，心智也頹唐了，就覺得沒法子對付大自然的力量了。的確，充分認識那些老文明中並沒有多大精神成分，甚或已沒有一點生活氣力，似乎正是對科學和技術的近代文明要有充分了解所必需的一種知識上的準備；因為這個近代文明正是歌頌人生的文明，正是要利用人類智慧改善種種生活條件的文明。
第二，在我們東方人是同等重要而不可少的，就是明白承認這個科學和技術的新文明並不是什麽強加到我們身上的東西，並不是什麽西方唯物民族的物質文明，是我們心裏輕視而又不能不勉強容忍的，——我們要明白承認，這個文明乃是人類真正偉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們必須學習去愛好、去尊敬的。因為近代科學是人身上最有精神意味而且的確最神聖的因素的累積成就；那個因素就是人的創造的智慧，是用研究實驗的嚴格方法去求知、求發現、求絞出大自然的精微秘密的那種智慧。
“真理不是容易求得的”（理未易察）；真理決不肯自己顯示給那些憑著空空的兩手和沒有訓練的感官來摸索自然的妄人。科學史和大科學家的傳記都是最動人的資料，可以使我們充分了解那些獻身科學的人的精神生活——那種耐性、那種毅力、那種忘我的求真的努力，那些足令人心灰氣餒的失敗，以及在忽然得到發現和證實的刹那之間那種真正精神上的愉快、高興。
說來有同樣意味的是，連工藝技術也不能看作僅僅是把科學知識應用在工具和機械的製造上。每一樣文明的工具都是人利用物質和能力來表現一個觀念或一大套觀念或概念的產物。人曾被稱作Homo faber，能製造器具的動物。文明正是由製造器具產生的。
器具的製造的確早就極被人重視，所以有好些大發明，例如火的發明，都被認作某位偉大的神的功勞。據說孔子也有這種很高明的看法，認為一切文明工具都有精神上的根源，一切工具都是從人的意象生出來的。《周易·係辭傳》裏說得最好：“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利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鹹用之，謂之神。”這是古代一位聖人的說法。所以我們把科學和技術看作人的高度精神的成就，這並不算是玷辱了我們東方人的身份。
總而言之，我以為我們東方的人，站在科學和技術的新文明的門口，最好有一點這樣的知識上的準備，才可以適當的接受、賞識這個文明。
總而言之，我們東方的人最好有一種科學技術的文明的哲學。
大約在三十五年前，我曾提議對幾個常被誤用而且容易混淆的名詞——“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物質文明“（Material civilization),”唯物的文明”（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重新考慮，重新下定義。
所謂“物質文明”，應該有純中立的涵義，因為一切文明工具都是觀念在物質上的表現，一把石斧或一尊土偶和一隻近代大海洋輪船或一架噴射飛機，同樣是物質的。一位東方的詩人或哲人坐在一隻原始舢板船上，沒有理由嘲笑或藐視坐在近代噴射機在他頭上飛過的人們的物質文明。
我又曾說到，“唯物的文明”這個名詞雖然常被用來譏貶近代西方世界科學和技術的文明，在我看來卻更適宜於形容老世界那些落後的文明。因為在我看來那個被物質環境限製住了、壓迫下去了而不能超出物質環境的文明，那個不能利用人的智慧來征服自然以改進人類生活條件的文明，才正是“唯物的”。總而言之，我要說：一個感到自己沒有力量對抗物質環境而反被物質環境征服了的文明，才是“唯物”得可憐。
另一方麵，我主張把科學和技術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義的、精神的文明。我在大約三十多年前說過：
這樣充分運用人的聰明智慧來尋求真理，來控製自然，來變化物質以供人用，來使人的身體免除不必要的辛勞痛苦，來把人的力量增加幾千倍、幾十萬倍，來使人的精神從愚昧、迷信裏解放出來，來革新、再造人類的種種製度以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樣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義的文明，是真正精神的文明。
這是我對科學和技術的近代文明的熱誠頌讚——我在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首先用中文演說過並寫成文字發表過，後來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又在英、美兩國演說過好幾次，後來在一九二八年又用英文發表，作為俾耳德（charles A.Beard）教授編的一部論文集《人類何處去》（Whither Mankind）裏的一章。
這並不是對東方那些老文明的盲目責難，也決不是對西方近代文明的盲目崇拜。這乃是當年一個研究思想史和文明史的青年學人經過仔細考慮的意見。
我現在回過頭去看，我還相信我在大約三十五年前說的話是不錯的。我還以為這是對東方和西方文明很公正的估量。我還相信必須有這樣的對東方那些老文明、對科學和技術的近代文明的重新估量，我們東方人才能夠真誠而熱烈的接受近代科學。
沒有一點這樣透徹的重新估量、重新評價，沒有一點這樣的知識上的信念，我們隻能夠勉強接受科學和技術，當作一種免不了的障礙，一種少不了的壞東西，至多也不過是一種隻有功利用處而沒有內在價值的東西。
得不到一點這樣的科學技術的文明的哲學，我怕科學在我們中間不會深深的生根，我怕我們東方的人在這個新世界裏也不會覺得心安理得。
各位朋友：今天是“中央研究院”遷台十二年來，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院士會議。令人高興的是海外四位院士也能回國參加這次會議。“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是在大陸上選出的，當時被提名的一五〇人，選出了八十一位；現在一部分是過去了，……“中央研究院”在此恢複時，隻有十九位活著在台灣。
現在我們在這座山上看見中研院的許多建設，都是最近六年來造的房子。最初遷台時，連書籍也都無處放，隻有在楊梅車站的堆棧裏棲身。那時政府在作戰，我們也不好向政府多所要求。現在得了政府的幫助，及海外團體學會的幫助，始有今日的規模。設了七個研究所，召開了四次院士會議，選過了三屆院士。
今天上午第五次院士會經過了三次投票，結果選出七位院士：二位在台灣，五位在海外。在台灣的是梅貽琦、陳槃，在海外的是任之恭、柏實義、程毓淮、李景均、何廉。
十幾年來，我們在這個孤島上，可算是離群索居，在知識的困難、物質的困難情形之下，總算做出點東西。這次有四位遠道來的院士出席，他們的回來，使我們感到這些工作，也許還有一點點價值，還值得海外朋友肯光臨，實在是給我們一種很大的inspiration，希望他們不但這次來，下次還來，下次來時還多請幾個人一同回來。
我今天還可以講一個故事。我常向人說，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兩個學生是物理學家：一個是北京大學物理係主任饒毓泰，一個是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證驗“對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時，吳健雄還對吳大猷說：“我高一輩，你該叫我‘師叔’呢！”這一件事，我認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今天因為太太沒有來，我多說了幾句話。現在要將這個會交給李濟等幾位先生，請他們說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