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我們要講老子頗受爭議的一章了。
既然有麻煩，那就先把原文端出來再說。
原文是——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譯文是——
古代善於行道的人，不是讓人民聰明，而是讓人民愚鈍。
人民難於統治，是由於他們的智太多。如果以智治國，是國之禍；如果不以智治國，是國之福。
知曉這兩點，也是一種範式。永遠尊重這種範式，可叫“玄德”。又深又玄之德，與具體事物相反，卻是達到大順之德。
我早年初讀這段論述時也曾吃驚。“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以智治國，國之賊”這樣的說法，明白提倡愚民政策，反對以智治國，這是怎麽回事？
中國曆史上不少統治施行過種種愚民政策，動機隻有一個，那就是為了便於統治。愚化，使人民失去了思考權、反問權、對比權、選擇權、創新權，而且，不知道這種失去是“被剝奪”。那樣，統治起來就太容易、太自由了。難道，老子為這種統治手法提供了最早的學理依據？
對此，我要為老子做一些辯護。
從老子所有的言論看，他是與民一體的。對民，他關切、擔憂、維護，不可能讓他們喪失智能而更受欺淩。對統治者，他雖然也會提建議、發警示、出點子，但基本立場不會站在他們一邊。基於這個整體判斷，我們可以對他“將以愚之”的“愚”和“以智治國”的“智”，做出更深入的解讀了。
老子在這裏所說的“愚”，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愚蠢和愚化，而主要是指淳樸。王弼注釋道：“愚謂無知，守其真順自然也。”反之，就是“多智巧詐”。河上公對“愚”的注釋是：“使樸質不詐偽。”範應元的注釋是：“使淳樸不散，智詐不生也。”
王弼所說的“巧詐”，河上公所說的“詐偽”，範應元所說的“智詐”，就是老子所說的“以智治國”的“智”。對這樣的“智”，老子當然要反對了。
但是，老子說了，民眾也有“智多”的時候，這是怎麽回事？徐複觀在《中國人性論史》中回答道：“人民的智多，也是受了統治者的壞影響。”
這麽說來，老子所說的“愚民”，主要也就是指“返樸”。這也就回到了老子堅守的大道主脈，因此他的語氣也變得堅決。否則，如果僅僅泛論智愚，他不會說出“以智治國，國之賊”這樣的重話。他在說“賊”的時候，腦子中浮現的，就是王弼、河上公他們所說的“巧詐”、“詐偽”、“智詐”，所以也就沒有好話了。
老子希望，這個世界的民眾應該淳樸、天真、安靜，不要有那麽多信息和知識，不要有那麽多計謀和紛爭，如果能夠這樣，即便愚鈍一點也無妨。
在為老子做出以上辯護之後，我也不得不指出，這一章在表述上確實也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有的與老子本人有關，有的是後世傳播時產生的誤讀，但老子也有一點責任。我且說兩個方麵——
第一方麵，老子為了追求“逆向因果”效應，喜歡把一些流行的概念倒轉過來，都很精到，但是，在“愚”和“智”的倒轉解釋上，稍稍超出了應有的限度。這是因為，即便是在當時，要把“愚”解釋為“淳樸”畢竟還要花一些力氣，而且即使大家接受了這種解釋，心裏依然明白，這個字還有更多別的含義。對“智”也一樣，當然可以把它引申為“智詐”之類，但這個字的正常含義依然存在。因此，肯定“愚”而否定“智”，在表述邏輯上粗糙了，過度了。
第二方麵，老子在說這段話的時候，產生了“對象遊移”。也就是，這是在對誰說？很容易產生誤會。因為說了“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聽起來是在說給統治者聽，在為他們出主意。這一來，“愚民”也就成了一種“政策奉獻”。其實，老子一上來就擺出的主語是“古之善為道者”，最後又歸結到“玄德”，從頭到尾都在說大道。但是中間又三次講到“治”和“治國”，產生了主語更替，也就是“對象遊移”。這就引起了後世的普遍錯解，把大道話題變成了一種政策手段。
除了這兩方麵的問題外，我還想進一步論述，老子的這些思想即使不受誤解，也存在著明顯的局限。他的經曆，是看了太多“智”和“學”上的偽詐現象，因此做出了激烈的判斷。但是，在他之後的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智”和“學”將會發揮強大的正麵作用。即使在當時，也不是所有的“智者”、“學人”都是騙子，他自己就是傑出“智者”和“學人”的典範。由此可知，老子在這個問題上顯然是保守得過分了。
老子的這種思維傾向，也反映了中華民族早期智者們的一種精神選擇。由於老子的經典性，對後代有不少影響。後來的不少統治者雖然沒有領悟老子的天地大道，卻總是不斷張揚“道統”，而貶斥智能，致使全社會創新精神減弱，發展動能疲頓。這是我們在研究老子時也需要正視的。
正因為這樣，我在翻譯這段文字時，也就不像某些好心的研究者那樣，把“愚”直接轉換成“樸”，把“智”直接轉換成“詐”了。我覺得，對於老子的片麵性和保守性，後人也不必用這種方法去掩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