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明朝曆史上經受住了這樣兩次考驗。由此可以說明明成祖遷都北京是必要的和正確的，無論從軍事上和政治上來說，他都做對了。
但是，僅僅隻把政治、軍事中心建立在北京還是不夠的。當時東邊從遼東起，西邊到嘉峪關止，敵人從任何地方都可以進來。當然，從山海關往西有一道萬裏長城。可是城牆是死的，沒有人守還是不能起作用。所以，必須要在適當的軍事要點布置強大的軍事力量。因此，明朝政府在北方沿邊一線設立了所謂“九邊”。“九邊”是逐步發展起來的。開始隻建立了四個鎮，即遼東、宣府、大同、延綏。跟著又增加了三個鎮：寧夏、甘肅、薊州。以後又加上太原、固原二鎮。這九個軍事要塞，在明朝合稱“九邊”，是專門對付蒙古族的。每一個軍事中心都有很多軍隊，譬如明朝後期，光在薊州這個地方就有十多萬軍隊。
九邊有大量的軍隊，北京也有大量的軍隊。這些軍隊吃什麽呢？光依靠河北、山東、山西這幾個地區的糧食是不夠供應的，必須要從南邊運糧食來。要運糧食，就要有一條運輸線。當時沒有公路、鐵路，隻能通過運河水運，把東南地區的糧食集中在南京，通過運河北上。一年要運三四百萬石糧食來北京養活這些人。所以運河在當時是一條經濟命脈。這種運輸方法，當時叫做漕運。為了保護這條運輸線的安全，明朝政府專門建立一個機構，派了十幾萬軍隊保護運河沿線。明朝是如此，清朝也是如此。
把軍事、政治中心放在北京，北方的問題解決了。可是發生了另外一個問題：南方發生了事情怎麽辦？於是就把南京改為陪都。陪都也和首都一樣，除了沒有皇帝之外，其他各種組織機構，北京有一套，南京也有一套。北京有六部，南京也有六部。因為南京沒有皇帝，便派一個皇帝親信的人做守備。當時的大學叫國子監，國子監也有兩個：一個叫“北監”，一個叫“南監”。北監在北京，就在孔廟的旁邊。北監、南監都刻了很多書，叫北監本和南監本。當然，陪都和首都也有區別，首都的六部（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的部長叫尚書，副部長叫侍郎）有實權，而陪都的六部沒有實權。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在首都辦。南京的這些官清閑得很，沒有什麽事情可做。這些人大都是些政治上不得誌的人，在北京站不住腳，有的年紀大了，做不了什麽事，就要他到南京去做一個閑官，有飯吃，有地位，可是沒有什麽事情可做。我們研究這個時代的曆史要了解這一點。那麽，他在南方搞一套機構的目的是什麽呢？第一，以南京為中心來保護運河交通線；第二，以南京為中心，加強對南方人民的統治。南方各個地區發生了人民的反抗鬥爭，就可以就近處理、鎮壓。
明成祖遷都北京，這不但是抵抗蒙古族南下的一個最重要的措施，同時也為北京附近地區生產的發展、文化水平的提高、都市的繁榮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有了這個基礎，清朝入關後才能繼續建都北京。我們在全國解放之後，才有條件繼續建都北京。這是一個曆史發展的過程。我們國家建都北京，是經過了慎重、周密的考慮的。當時在討論這個問題時，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他們認為北京是一個學術中心，首都最好建在別的地方，不要建在北京。北京一建都，就成為政治中心了。這些人認為政治是很不幹淨的東西，所以反對建都北京。甚至在我們建都北京之後，還有不同的論調。一些人認為舊北京城不能適應我們今天的政治要求，因此應該在複興門外建一個新北京。把舊北京甩開。他們舉了很多條理由。但是我們有一條：北京在1949年有一百幾十萬人口，你要把國家的中央機關放在複興門外，孤孤單單地和人民脫離了，這在政治上是錯誤的。過去十幾年以來，不斷有這樣的爭論。現在事實證明：第一，今天建都北京是正確的；第二，在北京的舊基礎上來擴建新北京也是正確的。中央機關——無產階級的最高政權機關脫離人民行不行呢？當然不行，那是原則性的錯誤。當然還有其他方麵的爭論，今天不能多講了。這是從明成祖遷都北京，順便講到我們今天的北京。
“北虜”、南倭問題
這裏談談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對待明朝和蒙古族的關係問題。明朝和蒙古族的關係始終是敵對的。從1368年之後，一直到明朝滅亡，幾百年間始終是敵對的關係。我們今天來研究過去的曆史，應該實事求是地處理這個問題。在曆史上是敵對的關係，你就不能說那個時候我們已經貫徹了民族政策，漢族和兄弟民族都是友好相處的。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今天我們國家是各民族團結的大家庭，實行民族團結的政策，各民族互相尊重，友好相處。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怎麽來看待曆史上的民族關係？譬如明朝和蒙古族的關係，北宋和契丹的關係，清朝滿族和漢族的關係，等等。對這些問題，有不少人感到難以處理。其實很簡單，從今天學習曆史的角度來說，從幾千年各個民族發展的曆史來說，我們應該把我們國家曆史上的民族關係當作內部矛盾來處理。無論是蒙古族或者契丹，無論是西夏或者女真，都是這樣。經過幾年的研究，我們得出這樣的看法：就是凡是今天在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之內的各民族，不論是哪一個民族，曆史上的關係，都是我們自己內部的問題，不能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不能把它們當作外國。要是當作外國，那問題就嚴重了。我們不能繼承解放以前那些曆史書、教科書和某些論文中的帶有民族偏見的錯誤觀點。總之，我們今天的看法可以分為兩個方麵：一方麵必須實事求是，曆史是怎麽樣就怎麽樣寫。明朝和蒙古族是打了幾百年的仗，這個曆史事實不能改，在當時是敵對關係，這一點不能隱諱，也不能歪曲。另一方麵，凡是我國疆域以內的各民族，不管它在曆史上是什麽關係，今天我們看都是內部問題，內部矛盾。兩個兄弟吵架，不能作為侵略和被侵略來處理。今天，蒙古族是我們五十幾個兄弟民族裏麵的一個，我們今天來講這段曆史的時候，就不能像當時那樣對蒙古族采取誣蔑、謾罵、攻擊的語言。要互相尊重。明朝是罵蒙古族的，蒙古族也罵明朝，這是曆史事實。但這是他們在罵，不是我們在罵，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記錄。如果我們也用自己的話來罵就不對了。你有什麽道理罵蒙古族？你根據什麽事情罵？所以要正確處理曆史上的民族關係。
至於區別戰爭的性質問題，是正義戰爭還是非正義戰爭的問題，我們不能把少數民族打漢族的戰爭不加區別地都說成是正義的，也不能把漢族為了自衛而進行的戰爭都說成是非正義的。應該就事論事，就戰爭發生的原因、經過情況、是非來判斷戰爭的性質。比如說，漢朝和匈奴的關係。匈奴來打漢朝，他搶人家的東西，屠殺人畜；漢朝為了自衛，就應該還擊，這當然是正義的。唐朝和突厥的關係也是一樣。突厥經常來打，唐朝為了自衛進行還擊，也是正義的。明朝和蒙古族的關係。蒙古族要南下，明朝組織力量反抗，這同樣也是正義的。但是，曆史上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戰爭，也不是正義都在漢族的一邊，這需要根據當時曆史情況做出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漢族經常欺侮一些小民族，打人家，這是非正義的。少數民族中的一些統治階級為了自己的階級利益，鬧分裂，鬧割據，打漢族，也同樣是非正義的。所以要具體分析，不能籠統地對待。不是哪個民族大、哪個民族小的問題，也不是簡單的誰打誰的問題，而是要根據戰爭的情況、雙方人民的利益來判斷戰爭的正義性與非正義性。
明朝和蒙古族的關係始終是敵對的關係，這個問題以後到清朝才解決。清朝打明朝經過了長期的戰爭，在這個戰爭中清朝采取聯合蒙古族的政策，取得了蒙古族的支持。在入關之後，清朝對待蒙古族的政策是通過婚姻關係來保持滿、蒙兩個民族之間的和平，清朝皇帝總是把自己的女兒嫁給蒙古族的酋長。乾隆過生日時，來拜壽的一些蒙古族酋長都是他的女婿、孫女婿、曾孫女婿。所以，萬裏長城在清朝失去了意義。秦始皇修築萬裏長城在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早在戰國時代，北方一些國家，像燕國、趙國為了抗拒外族的侵略，已經修築了一些城牆。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把這些國家所修的城牆聯結起來加以擴展，就成為萬裏長城。我們現在看到的長城是經過許多朝代修建的，特別是青龍橋八達嶺這一段，不是秦始皇修的，而是明朝後期修的。我們在評論曆史上某一件事情的好壞時，應該用辯證的方法。秦始皇修萬裏長城花了很大的力量，死了不少人，這是壞的一方麵；可是另一方麵，長城在漫長的曆史過程中也的確起了作用。雖然它不能完全堵住北方各民族向南發動戰爭，但是，無論如何，它起了一部分作用，至少因為有了這樣一個防禦工事，使得長城以南眾多的人口可以從事和平的生產。把長城的作用估計過高，認為有了這一條防線，北方的少數民族就進不來了，這是錯誤的。它們還是進來了，而且進來不止一次。但是，由於有了這個防禦工事，使得北方一些少數民族的軍事進攻受到阻礙，這種作用，直到明朝還是存在的。所以明朝還繼續修繕長城。隻有到了清朝，這樣的作用才不再存在了。當然，清朝和蒙古族也有幾次戰爭，不過跟明朝的情況比較起來就不同了。明朝和蒙古族始終是敵對的關係。清朝不是這樣，清朝和蒙古族隻是個別時候發生過戰爭。今天情況就更不同了，國家性質改變了，我們采取民族團結、民族區域自治的政策，內蒙古自治區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組成部分之一，現在長城隻是作為一個曆史文物而保留著。世界上有七大奇跡，長城是其中之一，是世界上最偉大、最古老的工程之一。
明朝和蒙古的關係，是明朝曆史上的一個特征，跟過去的情況不一樣，跟以後的情況也不一樣。此外，明朝和倭寇的關係，即所謂南倭問題，也是這個時代很突出的一個問題。明朝以前沒有這樣的情況，明朝以後也沒有這樣的情況。
研究明朝和倭寇的關係，光從中國的情況、中國的材料出發，還不可能得到全麵的理解。還必須研究日本的曆史。不研究日本的曆史就很難理解當時為什麽會有那麽一些人專門從事搶劫，進行海盜活動，而且時間是如此之長，破壞是如此之嚴重。但是看看當時日本國內的情況，問題就很容易理解了。所以我們先講講日本的情況。
明朝的曆史是從1368年開始的。而日本從1336年起，內部分裂為南朝、北朝。京都是北朝的政治中心，吉野是南朝的政治中心。這個分裂的局麵，長達六十年之久。一直到1392年南朝站不住了，才投降了北朝。分裂期間，日本有兩個天皇：京都有一個天皇，吉野有一個天皇。正當日本南北朝分裂的時候（1336—1392年），明朝建立起來了。明朝建立初年，正是日本南北朝分裂的後期。
當時日本的政治形勢怎麽樣呢？日本有天皇，可是那個天皇是虛的、無權的，是一個傀儡。不隻是那個時候的天皇是傀儡，凡是明治維新以前的天皇都是傀儡，地位很高，可是政治上沒有實際權力。掌握實權的是誰呢？是將軍。當時的將軍稱為征夷大將軍。將軍有幕府，當時的幕府叫室町幕府，也叫足利幕府。那時日本處在封建社會，有很多封建領主，這些封建領主有很多莊園，占有很多土地，有自己的軍事力量，他們不完全服從幕府的命令，各自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實行封建割據。足利幕府建立之後，由於他的經濟基礎很薄弱，不能完全控製他們。所以，在足利幕府時代，由於地方經濟的發展，封建領主勢力強大，在幕府控製下的中央財政發生了困難。怎麽辦呢？它就要求和明朝通商，做買賣。足利幕府的第三代叫足利義滿，他派人到明朝來，要求和明朝通商。明朝政府當然歡迎，但是對日本的情況不了解，對國際形勢缺乏知識，不知道日本國內已經有了天皇，糊裏糊塗地就封足利義滿為日本國王。足利義滿希望通過和明朝通商來加強自己的經濟地位，減少財政困難。但是，由於當時日本是處在一種分裂割據的狀態，那些大封建領主並不聽他的話。而在那些大封建領主下麵有一批武士，由於得不到土地，生活困難，於是他們就到海上去搶劫，成為倭寇。這就是倭寇的來源。所以當時的情況是，一方麵幕府和明朝有交往；另一方麵幕府下麵那些封建領主一批批地來破壞這種交往，到處搶劫。幕府不能控製那些諸侯、封建領主，最後發生了內戰。從1467年到1573年這個時期，是日本曆史上的“戰國時期”。這個時期延續了一百多年，日本國內到處打來打去，戰爭頻繁，人民不能正常地進行生產，因而土地荒廢，糧食不夠。這樣，就使更多的人參加到倭寇的隊伍中來。這就是日本在“戰國時代”，也就是明朝中期（1467—1573年）之後，倭寇侵略更加嚴重的原因。
從中國的情況來說，中國遭受倭寇的侵犯從明朝一開始就發生了。在明朝建國以前，倭寇已經侵略高麗。那時候，高麗王朝的政治很腐敗，沒有能力抵抗。接著倭寇南下騷擾我國沿海各地，從遼東半島到山東半島，到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到處侵犯。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政府派海軍去抵抗倭寇。1384年之後，又派了一個大將在山東、江蘇、浙江沿海地區修了59個軍事據點防禦倭寇。1387年，又在福建沿海地區修建了16個軍事據點。所以，從洪武時代起，倭寇就已在危害中國。在永樂時代，1419年倭寇大舉進攻山東沿海地區。明朝軍隊狠狠地打了它一下，把這一股倭寇全部消滅了。
倭寇的侵擾引起了明朝政府內部在政治上的爭論。當時明朝政府專門設立了三個對外貿易機構，叫做“市舶司”。這三個市舶司設在廣州、寧波和泉州。這些地方是當時的對外通商口岸，外國人可以到這裏來做買賣。當倭寇侵略發生之後，有的人認為，倭寇之起是由於對外通商的緣故，因為你要做買賣，所以日本海盜就來了。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市舶司封閉掉，對一切國家一概不做買賣。這種論調在明朝政府中占了優勢，結果在1523年把三個市舶司撤銷了。
撤銷市舶司之後發生了另外一個問題。浙江、福建、廣東等東南沿海地區，人口密度高，人多耕地少，不少人沒有生產資料。這些人做什麽呢？在通商的時候他們借一點資本出去做買賣，買一些外國貨到中國來賣；把中國的土產賣出去。因此，這些人是依靠通商來維持生活的。這是一種情況。另外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東南沿海的一些大地主，他們看到對外通商的收入比在農業生產上進行剝削要多好幾倍，因此從事對外貿易。他們自己搞了很多海船載運中國土產出國；同時把外國商品帶回來賣。沿海大地主依靠通商發財，這在當時叫做“通蕃”。“通蕃”的曆史已經很久了，宋朝後期就有許多大地主組織船隊出海通商的事。宋代關於這一類事情的記載很多。元朝也有。
民間有這樣一個傳說，說明朝有一個大富翁叫沈萬三，他家裏有一個聚寶盆，這個盆裏可以出很多寶貝。這是傳說，事實並不是這樣。事實是他搞對外貿易發了財。有人說他富到這樣的程度，明太祖修建南京城時，有一半是他出的錢；此外，每年還要他出很多錢。因為在明朝和元朝作鬥爭的時候，他曾經站在元朝這一邊。所以後來明太祖幹脆把他的家產全部沒收了，把他充了軍。有的說是充軍到雲南，也有的說是充軍到東北。這個故事說明，當時是有這麽一部分人是依靠通商和對外貿易來發財的。
所以，當時東南沿海地區的情況是，一方麵許多貧民依靠對外通商來維持生活，其中有一些窮苦的人長期停留在國外，這一批人就成為華僑。現在南洋各個地方都有華僑，大體上以廣東、福建人為多；另一方麵，沿海一些大地主依靠通商來發財。因此，當1523年，由於倭寇不斷騷擾沿海，明朝政府封閉了市舶司，斷絕了對外通商關係時，就發生了新的問題：一方麵很多窮苦人失去了生活來源；另一方麵，沿海大地主失去了發財機會。他們要求恢複通商。在這種情況下，某些地主集團便采取反抗手段。你禁止通商，他就秘密通商。他們自己組織船隊出去，其中有一些照樣發了財，有一些就遭到倭寇的搶劫；而另外一些則采取和倭寇合作的辦法，他們也變成了倭寇。他們組織船隊出去，能夠做買賣就做買賣，不能做買賣就搶。因此，倭寇主要是日本海盜，但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中國人。
除了倭寇之外，當時還有一種情況，即在16世紀初年（1513年），葡萄牙人到東方來了。這些葡萄牙人一方麵進行通商活動；另一方麵也進行海盜活動。不但進行海盜活動，而且占據了我國福建沿海的一些島嶼。
1546年，也就是日本的“戰國時代”，倭寇對沿海的侵略更加嚴重了，浙江寧波一帶受到嚴重的損害。明朝政府派了一個官員總管浙江、福建兩省的軍事，防禦倭寇。這個官員叫朱紈，他堅決執行禁海方針，任何人都不許出去。堅決用軍事力量打擊倭寇，打擊葡萄牙海盜。把抓到的九十多個海盜頭目——有日本人，有葡萄牙人，也有中國人——都殺掉了。這樣一來引起政治上的一場軒然大波。因為被殺的這些人裏麵，有一些是沿海的大地主派出去的，把這些人殺了，就損害了沿海大地主階級的利益。這些大地主集團在北京中央政權機構裏的代言人（主要是一些福建人）大叫起來了，他們向皇帝控告朱紈，說他在消滅海盜時，錯殺了良民和好百姓。這樣就展開了政治鬥爭。在政府裏和地方上形成兩派：一派要求對外通商；一派反對通商。大體上沿海一些大地主堅決主張通商，而內地一些大地主反對。為什麽內地的大地主反對呢？因為他們不但得不到通商的好處，而且海盜擾亂的時候，還要出錢。他們吃了虧。通商派和反通商派的鬥爭很激烈，代表閩浙沿海大地主利益的許多官員都起來反對朱紈。朱紈也向皇帝上疏為自己辯護，並且很憤慨地說：“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這樣，浙江、福建沿海的大地主集團更加恨他，對他的攻擊更厲害了。結果明朝政府就把他負責的浙江、福建兩省的軍事指揮權撤銷了，並且派了一個官員來查辦這件事。最後朱紈在“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的情況下自殺了。
朱紈失敗了，倭寇問題沒有解決。1552年之後，情況更加嚴重。在浙江沿海一帶，倭寇**。一直到1563年的十一年中間，不但江蘇、浙江、福建的許多城市、農村受到倭寇的燒殺、搶劫，倭寇甚至還打到南京城下，打到蘇州、揚州一帶。
這個時候，明朝的軍事力量已經腐化了。明朝在地方的軍事製度是衛所製，一個衛有5600人，一個千戶所有1120人，一個百戶所有120人。軍隊和老百姓分開，軍戶和民戶分開。軍人是世襲的，父親死了以後，兒子接著當兵。明朝初年的軍事力量是相當強大的，因為它有經濟作基礎。那時，明朝實行屯田政策，軍隊要參加生產。辦法是國家撥一部分土地給軍隊，軍隊裏抽一部分人，參加農業生產。自己生產糧食供應軍隊的需要，國家再補貼一部分。所以，盡管軍隊的數量很大，最多時達到二百多萬人，可是國家的財政開支並不大。以後由於許多地主官僚把屯田吞沒了，把軍隊的錢貪汙了，所以屯田的麵積愈來愈小，糧食收入愈來愈少。同時，有些軍官把士兵拉來替他搞私人勞動，在家裏服役。此外，由於軍隊和老百姓是分開的，軍戶和民戶是分開的，軍人的服裝、武器要自備；把河北人派到雲南去，山東人派到浙江去，世世代代當兵，結果部隊中逃亡的比例愈來愈大。從明朝初年一直發生軍隊減員的現象，以後愈來愈嚴重，往往一個單位的逃亡比例達到十分之七八，一百人當中隻剩下二三十人。怎麽辦呢？明朝政府就采取這樣的辦法：張三如果逃跑了，就把他的弟弟、侄子抓去頂替。如果他家裏沒有人可以頂替，就抓他的鄰居去代替。但是這些被抓去頂替的人又逃跑了。所以軍隊數量愈來愈少，質量愈來愈低。軍官也腐化了。
從明太祖到明成祖，在沿海建立了許多軍事據點，組織了海軍，建造了一些戰船。到這時，這些戰船因為用的時間太久了，破破爛爛，不能再用了。按照規定，船過一定時期要修一次。可是由於修船的錢也被軍官貪汙了，沒辦法修，所以戰船愈來愈少。
由於上麵這幾方麵的原因，明朝的軍事力量腐化了，軍隊不能打仗了。在1552年之後，往往是數量不多的倭寇登陸之後，一搶就是幾十個城市，搶了就跑。各地方盡管有很多軍隊，但是不能抵抗。人民遭受到深重的災難。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倭寇所侵犯的這些地區都是糧食產區，是最富庶的地方。像江蘇（包括長江三角洲）、浙江及福建沿海地區，都是最富庶的地區，經濟最發達的地區。這些地方長期遭到搶劫一直到什麽時候呢？一直到1564年才改變這種局麵。這時，出現了戚繼光、俞大猷等有名的軍事將領。戚繼光看到原來的軍隊不能作戰了，就自己練兵。他了解浙江義烏縣的農民很勇敢，便招募了義烏縣的農民三千人，成立了一支新軍，進行嚴格的軍事訓練。他根據東南地區的地形，組織了一個新的陣法，叫做“鴛鴦陣法”。這個陣法的主要特點是各個兵種互相配合，長武器和短武器結合使用。更重要的是他有嚴格的軍事紀律，對兵士進行嚴格的軍事訓練。經過兩三年之後，他的這支軍隊便成了最有戰鬥力的軍隊。當倭寇侵入浙江的時候，在台州地區，戚繼光的軍隊九戰九勝，把浙江地區的倭寇消滅光了。以後把福建地區的倭寇也消滅了。他和俞大猷及其他地區的軍事將領經過十年左右的努力，徹底解決了倭寇問題。
可是，在倭寇問題解決之後，又發生了新的問題。這時日本國內的情況發生了變化，原來的幕府被推翻了，新的軍閥起來了。這就是豐臣秀吉。豐臣秀吉用軍事力量統一了國內。不過這是表麵上的統一，實際上國內各地還是一些封建領主在統治著。這些封建領主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他不能完全控製。為了把尚未完全控製的封建領主（大名）的目標轉向國外，並消耗他們的實力，以穩固自己的統治，於是豐臣秀吉就發動一次侵朝戰爭，派軍隊去打朝鮮。他寫信給朝鮮國王，說他要去打明朝，要朝鮮讓路，讓他通過朝鮮進入我國東北，他的軍事野心非常狂妄，準備征服整個中國，然後把他的天皇帶到中國來，以寧波為中心，建立一個龐大的帝國。步驟是：第一步占領朝鮮；第二步占領中國；第三步以中國為中心，向南洋群島擴張。麵臨著這樣的形勢，明朝政府怎麽辦？有兩種主張：一種認為日本打朝鮮與中國無關；另一些人看到了唇亡齒寒的關係，認為朝鮮是我們友好的鄰國，豐臣秀吉占領朝鮮以後就會向中國進攻，因此援助朝鮮也就是保衛自己。經過一番爭論，後一種意見占了優勢，明朝派了軍隊出去援助朝鮮。這時候，朝鮮已經很混亂，大部分地區被日本軍隊占領，國王逃跑。明朝政府動員全國的力量來幫助朝鮮，前後打了七年（1592－1598年）。由於中國人民的援助，朝鮮軍隊的奮勇抗戰，特別是朝鮮海軍名將李舜臣使用一種叫“龜船”的戰艦，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最後把日本侵略軍打敗了。1598年，豐臣秀吉病死。日本侵略朝鮮的軍隊跑掉了，戰爭結束了。
所以，我們和朝鮮的曆史關係很深遠，在甲午戰爭前三百年，中國就出兵援助過朝鮮，共同反抗外來的侵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我們的經濟還沒有恢複，美帝國主義就越過“三八線”，向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進攻。情況很嚴重。我們又進行了抗美援朝運動，派出了誌願軍支援了朝鮮人民。
這一段曆史使我們得到這樣的認識：日本軍國主義者不是這個時代才有，而是有其長遠的曆史原因。它總是要侵略別人的，從倭寇起，以後不斷地向外侵略，1592年侵略朝鮮，甲午戰爭時期占領我國東北，1937年以後占領了我國大部分地方。我們進行了抗日戰爭才取得了勝利。要了解和熟悉日本的情況，必須要了解和熟悉我們自己的曆史情況，這樣才能對我們很接近的國家有正確的看法。當然，說日本的軍國主義有長遠的曆史原因，絕對不等於說日本人民都是侵略者。如果得出這樣的結論，那就是錯誤的。但是日本的統治者，不管是過去的封建主，或者是近代的軍國主義者，都是侵略成性的。中國與日本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兩國之間有著悠久的曆史文化聯係。但是在近代的半個多世紀中，由於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給中日兩國人民帶來了災難。現在中日兩國人民，都要從慘痛的曆史中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使慘痛的曆史永不重演，建立和鞏固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
明朝的曆史情況與過去不同。與倭寇的鬥爭，與蒙古貴族的鬥爭貫穿著這個時代。明朝以前沒有這樣的情況，明朝以後也沒有這樣的情況，這是明朝曆史的特征。要抓住這個特征才能夠了解明朝人民的負擔為什麽那麽重。因為北邊有蒙古問題，沿海有倭寇問題，就要有軍隊打仗。軍隊要吃飯，要花錢，這些負擔都落在人民身上。所以明朝的農民受著無比深重的苦難。在這樣的情況下，從明朝開國一直到滅亡，都不斷發生農民戰爭。農民戰爭次數之多，規模之大，時間之久，分布地區之廣，在曆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可以和明朝相比。
東林黨之爭
東林黨之爭是明朝末年曆史上的一個特征。
首先應該明確這樣一個問題，曆史上所謂黨與我們今天所說的黨是兩回事，不能把曆史上所說的黨和今天的政黨混同起來。曆史上所說的黨並沒有什麽組織形式，參加哪個黨是沒有任何形式的，既不要交黨費，也沒有組織生活，更沒有黨章和黨綱。然而在曆史上又確實叫做黨。
曆史上所謂黨是指的什麽呢？是指政治見解大體相同的一些人的集團，也就是統治階級內部某些人無形的組合。明朝的東林黨，它的情況大致是這樣：在江蘇無錫有個書院叫東林書院，這是一所學校。當時有兩個政府官員，叫顧憲成和顧允成，兩兄弟在北京做官的時候，由於他們的政治見解與當時的當權人物相抵觸，便辭官不做，回家後在東林書院講學。他們很有學問，在地方上聲望很高，為人也正派。這樣，和他們意氣相投的人跟他們的來往便越來越多了。不但在地方上，就是在北京，有一些官員跟他們的來往也比較多。他們以講學為名，發表一些議論朝政的意見。這樣，從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開始，一直到明朝被推翻，前後五十年間，在明朝政治上形成了一批所謂東林黨人，和另外一批反對東林黨的非東林黨人。非東林黨人後來形成齊（山東）、楚（湖北）、浙（浙江）三派，與東林黨爭論不休。這五十年中間，在幾件大事情上都有爭論。你主張這樣，他反對；他主張那樣，你反對。舉例來說，黨爭中最早的一個問題，就是所謂“京察”問題。“京察”這兩個字大家都認識，但是不好懂。這是古代曆史上的一種製度，就是政府的官員經過一定的時期要考核，相當於現在的考勤考績。主持考勤考績的是吏部尚書、吏部侍郎（相當於現在的內務部部長、副部長），他們主管文官的登記、資格審查、成績考核及任免、升降、轉調、俸給、獎恤等事。當時考取進士以後，有一部分進士就安排做科道官。科就是六科給事中，道就是十三道禦史。六科就是按照六部（吏、戶、禮、兵、刑、工）來分的。道是按照行政區劃來設置的。當時全國有十三個布政使司，設了十三道禦史，譬如浙江道有浙江道禦史。科道官都是監察官，當時叫做“言官”。他們本身沒有什麽工作，隻是監察別人的工作，提出讚成的或者反對的意見。他們的任務就是說話，所以叫“言官”。每次“京察”，吏部提出某些人稱職，某些人不稱職。1594年舉行“京察”的時候，就發生了爭論，這一部分人說這些人好，那一部分人說不好。凡是東林黨人說好的，非東林黨人一定說不好。爭論中摻和了封建社會的鄉裏（同鄉）關係。譬如齊、楚、浙就是鄉裏關係。不管這件事情正確不正確，隻要是和我同鄉的人，都是對的。還有一種同門的關係。所謂同門就是指同一個老師出身的。不管事情本身怎麽樣，隻要跟我是同學，就都是對的。至於對親戚、朋友則更不用說了。就在這樣的封建關係組合之下，從1594年“京察”開始，一直爭吵了五十年。
繼“京察”問題之後，接著發生了“國本之爭”。所謂“國本”就是國家的根本。我們今天說國家的根本就是人民，沒有人民就沒有國家。當時並沒有這樣的概念。那時候所謂“國本”是指皇帝的繼承人問題。萬曆做了多年皇帝，按照過去的慣例，他應該立一個皇太子，以便他死後有一個法定的繼承人。可是他不喜歡他的大兒子，他所喜歡的是他的小老婆（鄭貴妃）生的兒子福王（以後封在河南洛陽），所以他就遲遲不立太子。有些大臣就叫起來了，他們認為國家的根本很重要，也就是說第二代的皇帝很重要，應該早立太子。凡是提議立太子的，萬曆就不高興，他說：我還活著，你們忙什麽！這樣，有人主張早立太子，有人反對立太子，爭吵起來了，這就叫“國本之爭”。
跟著又發生了一個案子叫“梃擊案”。有一天早晨，突然有一個人跑到宮裏來見人就打，一直打到萬曆的大兒子那裏去了。當然，這個人馬上被逮住了。可是這裏發生了一個問題，是誰叫他到宮裏來打萬曆的大兒子的？當時有人懷疑是鄭貴妃指使的。這是宮廷問題，卻成了當時政治上的一個大問題，引起了爭吵，東林黨與非東林黨大吵特吵。
萬曆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死了。他的大兒子繼位不到一個月又死了。怎麽死的呢？搞不清楚。據說他在病的時候，有一個醫生給他紅丸藥吃，吃了以後就死了。這樣就發生了一個問題，這個皇帝是不是被毒死的？是誰把他毒死的？因此又發生了所謂“紅丸案”。各個集團之間又爭吵起來了。
正在爭吵的時候，發生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這個隻做了個把月的皇帝死了以後，他的兒子繼位，還沒成年。這個短命皇帝有個妃子李選侍，她住在正宮裏不肯搬出來。她有政治野心：想趁這個小孩做皇帝的機會把持朝政。這樣，又發生了爭論，有一些人出來罵她：你這個妃子怎麽能霸著正宮？逼著她搬出去了。這個案件叫“移宮案”。京戲裏有一出戲叫《二進宮》，就是反映這件事的，不過把時代改變了，把孫子的事情改成了祖父的事情。
“梃擊”“紅丸”“移宮”是當時三大案件，成為當時爭論最激烈的事件。在這樣的情況下，政治上出現了什麽現象呢？每一件事情出來，這批人這樣主張，那批人那樣主張，爭論不休，整天給皇帝寫報告。到底誰對誰不對？從現在來看，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之爭，一般地說，道理在東林黨方麵。東林黨的道理多，非東林黨的道理少。但是，東林黨是不是完全對呢？在某些問題上也不完全對。這樣爭來爭去，爭不出個是非來，結果隻有爭論，缺乏行動，許多政治上該辦的事沒人去管了。後來造成這種現象：某些正派的官員提出他的主張，這個主張一提出來，馬上就有一批人來攻擊他，他就不能辦事，隻好請求辭職。皇帝不知道這個人對不對，不做處理，把事情壓下來。這個官既不能辦事，辭職也辭不成，怎麽辦？幹脆自己回家。他回家以後政府也不管，結果這個官就空著沒人做。到萬曆後期政治紀律鬆懈到這樣的地步：哪個官受了攻擊就把官丟了回家，以至六部的很多部長都沒人做了。萬曆皇帝到晚年根本不接見臣下，差不多一二十年不跟大臣見麵，把自己關在宮廷裏，什麽事情也不管。大臣們有什麽事情要跟他商量也見不著。政治腐化，紀律鬆懈，很多重要的問題得不到解決，卻專搞無原則的糾紛。大是大非沒人管了，成天糾纏在一些枝節問題上麵。
這種無休止的爭吵影響到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的發展。譬如日本侵略朝鮮，中國到底應不應該援助朝鮮，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爭論。後來還是派兵去支援了朝鮮，第一個時期打了勝仗，收複了平壤。後來又派兵去，由於麻痹大意，打了敗仗。打了敗仗以後，政府裏又發生爭論了，主和派覺得和日本打仗沒有必要，支援朝鮮意義不大，不如放棄軍事辦法，轉而采取政治辦法來解決問題。他們主張把豐臣秀吉封為日本國王，並答應和他做買賣。曆史上封王叫做朝，做買賣叫做貢，所謂朝貢，說得通俗一點，就是你帶些物資來賣給我，我給你一些物資作交換。在這種情況下，明朝政府隻好一麵按照主戰派的主張，繼續派兵援助朝鮮；一麵派人暗中往來日本進行和議。後來明軍與朝鮮軍大敗日本侵略軍。日本願和了。明朝政府便按照主和派撤兵議和的主張，允許議和。並派人到日本去辦外交，封豐臣秀吉為國王。但日本國內本來已經有天皇，因此豐臣秀吉不接受王位，而且提出了很強硬的條件。結果外交失敗了。日軍重新侵略朝鮮。明朝政府隻好再次出兵，最後打敗了日軍。由於追究外交失敗的責任，又引起了爭論。
這種影響在“封疆案”的問題上表現得更加明顯。萬曆死後，東林黨在政府做官的人越來越多了。這時北京有一個“首善書院”（在北京宣武門內），在這裏講學的也是東林黨人。這些人在政治上提出意見時，非東林黨人就起來攻擊，要封閉這個書院。東林黨人當然反對封閉。這樣吵了二三十年。這個爭論最後演變成什麽局麵呢？當時萬曆皇帝的孫子熹宗（年號天啟，是崇禎皇帝的哥哥）很年輕，不懂事，光貪玩。他寵信太監魏忠賢，軍事、政治各個方麵都是太監當家。一些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由於在魏忠賢門下奔走而當了官。凡是屬於魏忠賢這一派的，曆史上稱為“閹黨”。閹黨裏麵沒有什麽正派人。東林黨是反對閹黨的。因此，黨爭發展到這個時候，就變成了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與宦官的鬥爭。這個鬥爭影響到東北的軍事形勢。在萬曆以前，東北的建州女真已經壯大起來了，不斷進攻遼東，占領了許多城市。到天啟時代，明朝防禦建州女真的軍事將領熊廷弼提出一係列的軍事上和政治上的主張，他認為跟建州女真進行軍事鬥爭時，明朝軍隊不能退回到山海關以內，而應該在山海關以東建立軍事據點。當時前方的另一個軍事將領叫王化貞，他不同意這個意見，他認為隻能依靠山海關來據守。熊廷弼雖然是統帥，地位比王化貞高，但是沒有軍事實權。而王化貞得到了魏忠賢的支持。這樣，熊廷弼的正確意見因為得不到支持而不能貫徹，結果打了敗仗，王化貞跑回來了，熊廷弼也跑回來了，山海關以東的很多地方都丟了。北京震動，麵臨著很嚴重的軍事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又發生了有關“封疆案”的爭論。當時追究這次失敗的責任，到底是熊廷弼的責任，還是王化貞的責任？從當時的具體軍事形勢來看，熊廷弼是正確的，但他沒有軍隊來支持。王化貞有十幾萬軍隊，堅持錯誤的主張，因此王化貞應該負責。但是因為熊廷弼得罪了很多人，結果把這個責任推到他身上，把他殺了。很顯然，這樣的爭論和處理大大地影響了前方的軍事形勢。
“封疆案”以後，跟著就是魏忠賢對東林黨人的屠殺。因為一些在朝的東林黨人認為魏忠賢這樣胡搞不行，就向皇帝寫信控告他的罪惡。當時有楊漣等人列舉了他的二十四條罪狀。這些東林黨人的行為得到了其他官員的支持。這樣，東林黨和閹黨就麵對麵地鬥爭起來。由於魏忠賢軍權在握，又指揮了特務，而東林黨人缺乏這兩樣武器，結果大批的東林黨人被殺。當時被殺的有楊漣、左光鬥、周順昌、黃尊素、繆昌期等。其中周順昌在蘇州很有聲望，當特務逮捕他的時候，蘇州的老百姓起來保護他。最後這次人民的鬥爭還是失敗了，人民吃了苦頭，周順昌被帶到北京殺害了。
熹宗死了以後，明朝最後的一個皇帝——崇禎皇帝比他哥哥清楚一點，他把魏忠賢這夥人收拾了，把一些閹黨分子都殺了（魏忠賢是自己上吊死的）。但是這場鬥爭是不是停止了呢？沒有停止，東林黨人跟魏忠賢的餘孽在崇禎十七年（1644年）的時候還在繼續鬥爭。崇禎五年（1632年），一些東林黨人的後代跟與東林黨有關係的地方上的知識分子組織了一個團體，叫做“複社”，以後又有“幾社”，有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參加。表麵上他們是以文會友，寫文章，寫詩，是學術研究組織，實際上有政治內容。大家可能看過《桃花扇》這出戲，這出戲裏的侯朝宗、陳貞慧、吳應箕、冒辟疆四公子都是複社裏麵的人。當時李自成已經占領了北京，崇禎上吊死了。這個消息傳到了南方，沒有皇帝怎麽辦？這時一些閹黨人物就想擁小福王（由崧）來做皇帝。原來萬曆把最喜歡的那個兒子福王（常洵）封在河南洛陽，這是老福王。這個人很壞，在他封到洛陽時，萬曆給他四萬頃土地，河南的土地不夠，還把鄰省的土地也給他。老百姓都恨透了。李自成進入洛陽以後，把老福王殺掉了。小福王由崧（這也不是個好東西）逃到南京。當時在南京掌握軍事實權的是過去和魏忠賢有關係的閹黨人物馬士英，替他出主意的也是一個閹黨分子，叫阮大铖，他們把小福王抓到手中，把他捧出來做皇帝。可是政府裏麵另外一批比較正派的人，像史可法、高弘圖、薑日廣等主張立潞王（常淓）做皇帝。這個人比較明白清楚。但馬士英他們先走了一步，硬把福王捧出來做了皇帝。這樣，在南京小朝廷裏又發生了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之爭。因為馬士英和阮大铖是當權的，史可法被排擠出去，去鎮守揚州。在清軍南下的時候，史可法堅決抵抗，在揚州犧牲了。馬士英和阮大铖在南京搞得不像樣，清軍一步步逼近南京。這時候小福王在做什麽呢？在跟阮大铖排戲。也就在這個時候，上麵說的四公子就起來反對阮大铖，他們出布告，揭露阮大铖過去是魏忠賢的幹兒子，名譽很不好，做了很多壞事，不能讓他在政府裏當權，號召大家起來反對他。南京國子監的學生也支持他們的主張，這樣就形成一個學生運動。侯朝宗這些人雖然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支持，但是他們根本沒有實力。而馬士英、阮大铖有軍事力量。結果有的人被逮捕了，有的人跑掉了。不久之後，清軍占領南京，小福王的政權也就被消滅了。
黨爭從1594年開始，一直到1645年，始終沒有停止過。無論是在政治問題上，還是在軍事問題上，都爭論不休。這種爭論是什麽性質的呢？這是地主階級內部的矛盾。開始是東林黨和齊、楚、浙三黨之爭，後來演變為東林黨與閹黨之爭。由於東林黨的主張在某些方麵是有利於當時的生產發展的，因此他們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但是反過來說，所有的東林黨人都反對農民起義。這是他們的階級本質決定的。譬如史可法這個曆史人物，從他最後這段曆史來說是應該肯定的。那時候，清軍南下包圍揚州，他的軍事力量很薄弱，也得不到南京的支持，孤軍據守揚州。但他寧肯犧牲不肯投降。這是有民族氣節的人，也就是毛主席所說的有骨氣。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史可法就是這種有骨氣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以前的曆史就不好追究了。他以前幹什麽呢？鎮壓農民起義。在階級鬥爭極為尖銳的時候，這些人的階級立場是極為清楚的，反對農民起義，鎮壓農民起義。即使在他抗拒清軍南下的時候，還要反對農民起義。有沒有同情農民起義呢？沒有。不可能要求統治者來同情被統治者的反抗。
對於這樣一段黨爭的曆史，要具體分析，具體研究。黨爭跟明朝的政治製度有關係。明太祖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取消了宰相，取消了中書省，搞了幾個機要秘書到內廷來辦事情。到明成祖時搞了個內閣，這是個政府機構。內閣的權力越來越大，代替了過去的宰相，雖然沒有宰相之名，但是有宰相之實。至於給皇帝個人辦事的有秘書，就是在宮廷裏麵設立一個機構，叫做“司禮監”。這是一個內廷機構，不是政府機構。司禮監有一個秉筆太監，皇帝要看什麽政府報告，讓秉筆太監先看；皇帝要下什麽書麵指示，也讓秉筆太監起稿。皇帝年紀大一些、知識多一些的，還能辨別是非，是不是同意，他自己有主見。可是一些年輕的皇帝就搞不清楚，結果司禮監的秉筆太監就操縱政治，掌握了政權。因為用人和行政的權力都給了司禮監，結果形成了明朝後期的太監獨裁。在明朝曆史上有很多壞太監，像明英宗時代的王振，明武宗時代的劉瑾，天啟時代的魏忠賢等。太監當家的結果，就是造成了政府與內廷之爭，也就是統治階級內部地主階級知識分子與太監爭奪政權的鬥爭。明朝後期五十年的東林黨之爭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進行的。
隨著太監權力的擴大，不但中央被他們控製了，地方也被他們控製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後，地方上設有三司（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三司是各自獨立的，都受皇帝的直接指揮。到了永樂時代，當一個地區發生了軍事行動，像農民起義或其他的群眾鬥爭爆發的時候，這三個司往往意見不統一，各管各的。結果隻好由中央政府派官員去管理這個地方的事。這個官叫巡撫。巡撫是政府官員，常常是由國防部副部長即兵部侍郎擔任。巡撫出去巡視各個地方，事情完了就回來。可是由於到處發生農民戰爭和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戰爭，這個官去了以後就回不來了，逐漸變成一個地方的常駐官了。因為巡撫是中央派去的，所以他的地位在三司之上。
過去三司使是地方上最大的官，現在三司使上麵又加了一個巡撫。但這能不能解決問題呢？還是不能解決問題。為什麽呢？因為巡撫隻能指揮這一個地區的軍事行動，比如浙江的巡撫就隻能管浙江這一個地方。可是遇到軍事行動牽涉到幾個省的時候，這個巡撫就不能管了。於是又派比巡撫更高的官，即派國防部長——兵部尚書出去做總督。總督管幾個省或一個大省。有了總督之後，巡撫就變成第二等官了，三司的地位則更低了。可是到了明朝後期，總督也管不了事。為什麽呢？因為戰爭擴大了，農民戰爭和遼東的戰爭往往牽涉到五六個省。五六個省就往往有五六個總督，誰也管不了誰。結果隻好派大學士出去做督師。總督也歸他管。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明朝為了鎮壓各地人民的反抗，就派軍官到各地去鎮守，叫做總兵官，也就是總指揮。統治者對總兵官不放心，怕他搞鬼，因此總是派一個太監去監督，叫做監軍。哪個地方有總兵官，哪個地方就有監軍。監軍可以直接向皇帝寫報告，因為他是皇帝直接派出去的。因此，不但總兵官要聽他的話，就是像巡撫這一類的地方官也要聽他的話。這樣，就形成了中央和地方都是太監當家的局麵，明朝的政治變成太監的政治了。此外，明朝的皇帝貪圖享受，為了滿足自己生活上的欲望，哪個地方收稅多就派一個太監去，哪個地方有礦藏也派一個太監去，叫做“稅使”“礦使”。全國的主要礦區，東北起遼東，西南到雲南，以及武漢、蘇州等大城市都有稅使、礦使搜刮民脂民膏。這些太監很不講道理，他們的任務就是弄錢。他們根本不懂得什麽礦，更不懂得怎麽開采，卻要開礦。隻要聽說這個地方有金礦就要開，而且規定要在這裏開三百兩、五百兩。如果開不出來怎麽辦？就要這個地方的老百姓來賠。老百姓要反抗，他就說你的房子下麵有礦，把房子拆了開礦。收稅也很厲害。蘇州有很多機戶，紡織工人數量很大。他們要加稅，每一張織機要加多少錢。老百姓交不起就請願。請願也不行。結果就起來反抗，把太監打死，形成市民暴動。蘇州市民暴動出了一個英雄人物，叫做葛賢。這個人後來被殺了。因為明朝政府要屠殺參加暴動的市民，他挺身出來頂住了。不僅在蘇州，在武漢、遼寧、雲南各個地方都發生了市民暴動。有的地方把太監趕跑了，有的地方把太監下麵的人逮住殺了。市民暴動是明朝後期曆史的一個特征。人民的生活日益困難，不但農民活不下去，城市工商業者也活不下去了，他們便起來反對暴政。
因此，當時一些比較有見解的政治家，就在政治上提出了一些主張。譬如大家知道的海瑞就是這樣。他提出了什麽主張呢？他做蘇州巡撫，管理江蘇全省和安徽一部分。這個地區的土地情況怎樣呢？前麵說到明朝初年土地比較分散，階級鬥爭比較緩和。可是一百多年以後，情況改變了，土地全部集中在大地主、大官僚的手中，而且越來越集中。就在海瑞所管轄的地區鬆江府，出了一個宰相叫徐階，他就是一個大地主，家裏有二十萬畝土地。土地都被大地主占有，農民沒有土地，隻能逃亡。土地過分集中的結果，使農民活不下去，階級矛盾越來越尖銳。海瑞看出了毛病，他想緩和這種情況。當然，他不能也不知道采取革命的手段。他采取什麽辦法呢？他認為要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要使人民不去搞武裝鬥爭反對政府，就必須使這些窮人有土地可種。土地從哪裏來呢？土地都在大地主手裏，而大地主之所以取得這些土地，主要的手段是非法強占。因此他提出這樣一個政治措施：要求他管轄地區內的大地主階級，凡是強占的土地一律退還給老百姓，使老百姓多多少少有一些土地可以耕種，能夠活下去。這樣來緩和階級矛盾。他堅決主張這種做法。這一來，大地主階級就聯合起來反對他，結果這個蘇州巡撫隻做了半年多就被大地主階級趕跑了。海瑞的辦法能不能解決當時的土地問題？當然不可能。把大地主階級強占的一部分土地歸還給老百姓能不能稍微緩和一下階級矛盾呢？可以緩和一下。可是辦不到，因為地主階級不肯放棄他們已經到手的東西。海瑞是非失敗不可的。類似海瑞這樣的政治家當時還有沒有呢？有的。他們也感到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嚴重性，認為這個政權維持不下去。但是能不能提出一個解決的辦法呢？誰也沒有辦法。不但統治階級，就連農民起義的領袖也提不出解決的辦法來。
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結果，最後形成了明末的農民大起義。崇禎時代，各地方的農民都起來鬥爭，最後形成兩支強大的軍事力量，一支以李自成為首，一支以張獻忠為首。他們有沒有明確地提出解決階級矛盾的辦法呢？也沒有。李自成後期曾經提出“迎闖王，不納糧”的口號來爭取廣大農民的支持，結果他的隊伍一下子就發展到一百多萬。農民、小手工業者、城市貧民都跟著他走。但是不納糧也不能解決問題。現在有一個材料，就是山東有一個縣，李自成曾經統治過那個地方，當時有人主張分田給百姓。分了沒有呢？沒有分。他提不出明確的辦法，不但提不出消滅地主階級的根本方針，甚至連孫中山那樣的“平均地權”的辦法也提不出。所以消滅封建剝削，消滅地主階級這個根本問題，在古代曆史上的任何時期都不能解決。不但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官僚提不出解決辦法，就是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農民起義領袖也提不出解決的辦法，這個問題隻有在我們這個時代才能解決。我們研究過去的農民革命、農民起義時，不能把我們今天的思想意識強加於古人。我們這個時代能辦到的事，不能希望古人也能辦到。否則就是非曆史主義的觀點。目前史學界在有些問題上存在一些偏向，總希望把農民起義的領袖說得好一些，說得完滿一些，不知不覺地把自己所理解的東西加在古人身上。這是不科學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我們隻能根據曆史事實來理解、來解釋、來研究和總結曆史，而不可以采取別的辦法。
附帶講一個小問題。前麵提到巡按禦史，到底巡按禦史是個什麽官？我們經常看京戲，很多京戲裏都有這麽一個官。所謂八府巡按，威風得很。他是幹什麽的呢？我們前麵講過禦史，就是十三道禦史，是按照行政區劃設置的。每一道禦史的職務就是監察他這個地區的官吏和政務。同時，中央有一個機構叫都察院。都察院的官吏叫左、右都禦史，左、右都禦史下麵是左、右副都禦史，左、右副都禦史下麵是左、右僉都禦史，再下麵就是禦史和巡按禦史。巡按禦史是由都察院派出去檢查地方工作的。凡是地方官有違法失職的，他們有權提出意見來。他們還可以監察司法工作，有的案子判得不正確，他們可以提出意見。老百姓申冤的，地方官那裏不能解決問題，可以到巡按禦史這裏來告。這就是戲上八府巡按的來源。禦史的官位大不大呢？不大，隻是七品官。當時縣官也是七品官。知識分子考上進士以後，有一批人就分配做禦史。禦史管的事情很少，可是在地方上有很高的職權。為什麽呢？因為他代表中央，代表都察院，是皇帝的耳目之官。
建立這樣一種製度的目的是什麽呢？目的是想通過巡按禦史的監察工作，來緩和當時人民和政府之間的矛盾，解決一些問題。提出來貪官汙吏，把他罷免；幫助平反冤枉的案子。於是老百姓對這樣的官員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他們能幫助自己申冤。這種願望，在當時的一些文學作品中得到了反映。雖然這些人在實際政治生活中並沒有解決什麽問題，但是一些文學家、藝術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創作了許多這類題材的作品，特別是明清兩代有很多劇本是反映這個思想的。
這些作品大體上有這樣一些共同的內容：一類是描寫老百姓受了冤枉，被大地主、大官僚陷害，被關起來或者判處了死刑，最後一個巡按給他翻了案。或者是描寫皇莊的莊頭作威作福，不但莊田範圍以內的佃農，就是莊田附近的老百姓也受他們的欺侮。姑娘被搶走了，家裏麵的東西被搶走了，後來遇上俠客打抱不平，或者清官出來把問題解決了。在明朝後期和清朝前期，有不少的小說、劇本是描寫這些惡霸、莊頭的殘暴行為的。這是一類。另一類作品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的出路問題。當時的知識分子無非是通過考試中秀才、中舉人、中進士。中了進士幹什麽呢？當巡按禦史。因此有很多作品是這樣的題材：一位公子遇難，在後花園裏遇到一位小姐。小姐贈送他多少銀子。以後上北京考上了進士，當上了八府巡按。最後夫妻團圓。這個時期的文學作品大體上有這幾方麵的題材，反映了這個時期的政治生活、階級鬥爭的一些問題。
建州女真問題
現在講第一部分的最後一個問題，建州女真問題。建州女真的曆史和明朝一樣長。在明朝初期和中期的時候，建州女真是服從明朝的。從明朝初年起一直到努爾哈赤的時候都是這樣，努爾哈赤曾經被明朝封為“龍虎將軍”。但是清軍入關以後，清朝皇帝忌諱這段曆史，他們不願意讓人們知道他們的祖先和明朝有關係。因此，清朝寫的一些曆史書把這幾百年間建州女真和明朝的關係整個取消了，把這段曆史的真實情況隱瞞起來，說他們的祖先從來就是獨立的，跟明朝沒有關係。凡是記載他們的祖先與明朝的關係的曆史書，他們都想辦法搜來毀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裏有一部分禁毀書目，大體上有兩類：一類是書裏麵有某些文章對清朝表示不滿的；另一類就是牽涉到清朝的祖先的。這也是一種地方民族主義思想在作怪。因此這一段曆史很長時間被埋沒了，最近二三十年才有人進行研究。
現在講講建州女真這個部族的發展變化。建州在過去叫女真，金朝就是女真族建立的。建州女真就是金的後代。為什麽叫建州呢？因為他們居住的地區長白山一帶就叫建州。後來努爾哈赤統治了東北，建立了政權，國號仍稱為“後金”。到了他兒子的時候才改國號為“清”。建州女真在明朝初年的時候，還沒有進入農業社會，還不知道種地，生產很落後，文化當然也很落後。那時他們靠什麽生活呢？靠打獵、采人參過活。把獸皮、人參一些特別的物產跟漢人、朝鮮人交換他們所需要的布匹、鐵鍋一類的東西。所以建州人的經濟生活跟漢人、朝鮮人分不開。後來由於人口的增加，對糧食的生產感到很迫切了。但是他們自己不會種，怎麽辦呢？找漢人、朝鮮人替他們種。於是通過戰爭把漢人、朝鮮人俘虜過去做他們的奴隸。有大量的漢文和朝鮮文資料說明建州族的農業生產是農奴生產。建州貴族自己是不參加農業勞動的。農奴也不是他們本族人，而是俘虜來的漢人和朝鮮人。
他們通過以物換物的方法從漢人那裏取得鐵器。到了15世紀後期，他們俘虜了一些漢人鐵匠，自己開始開礦、煉鐵。有了鐵器，生產水平提高了。到了努爾哈赤的時候，通過戰爭把原來的許多小部族統一起來，定居在遼陽以南一個叫赫圖阿拉的地方。努爾哈赤一方麵統一了東北的許多部族，另一方麵他又用很大的力量來接受漢人的文化。在他左右有一批漢族的知識分子。他和過去的封建帝王一樣，注意研究曆史，接受曆史上的經驗教訓，來製定他的政策方針和軍事鬥爭方針。
上麵簡單地談了一下建州女真的社會發展過程。現在我們來講講建州女真跟明朝的關係。在明朝初期，建州女真分為三種：分布在現在的鬆花江一帶的叫海西女真，因為鬆花江原來的名字叫海西江。分布在長白山一帶的叫建州女真，因為這些人主要居住在現在的依蘭縣。這個地方在曆史上曾建立過一個國家，叫做“渤海國”。渤海國人把依蘭縣稱為建州，因此住在這個地方的女真人稱為建州女真。住在東方沿海一帶的叫“野人女真”。“野人女真”的文化最落後。海西和建州又稱為熟女真。“野人女真”又稱為生女真。“野人女真”經常活動在忽剌溫江一帶，因此野人女真又稱為忽剌溫女真，也叫“扈倫”。從曆史發展來看，熟女真是金的後代，生女真可能是另外一個種族。這三種女真分布的地區大致是這樣：東邊靠海，西邊和蒙古接近，南邊是朝鮮，北邊是奴兒幹（現在的庫頁島）。在明朝建國以後，西邊就是明朝，南邊是朝鮮，北邊是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