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寧九年是個動**的年份，整個朝廷天翻地覆。先是呂惠卿、章惇被逐出朝廷，接著缺乏能力的宰相韓絳請求去職。熙寧九年十月王安石又遭二次罷相，以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出任江寧知府。其後不久，在王安石、呂惠卿這場惡鬥中左右逢源的牆頭草——禦史中丞鄧綰因為左右騎牆、往來陷害，被神宗看破嘴臉，罷去禦史中丞，外放為虢州知府。
在這場恐怖的政治混戰中，“三司係”大將呂惠卿、鄧綰、章惇先後落馬，王安石也徹底失勢，早已四分五裂的“三司係”更加人才凋零不堪使用。為了填補朝廷的真空，神宗隻得任命兩位舊臣王珪、吳充為宰相，早前被呂惠卿陷害的馮京回朝廷擔任樞密使。同時提拔出身“三司係”的蔡確為知諫院，去年被鄧綰咬敗的章惇也被招回，仍然擔任三司使。於是“三司係”和舊臣各掌一半權力，形成互相製約的態勢。隻是台諫之權仍然牢牢掌握在“三司係”手裏，神宗皇帝心裏也仍然寵幸新貴，不信舊臣。
也在此時，奇妙的事發生了：已經漸漸瓦解的“三司係”新貴們和剛剛坐上宰相之位的王珪勾結在一起，很快形成了一個新的朋黨。
“政治”就像一條有生命的毒蟲，不但能絞殺，會撕咬，而且隻要有需要，它自己就能迅速進化。比如王珪，這本是個極有才學的人，仁宗、英宗兩朝做過直集賢院、翰林學士，擔任過知製誥，是個不折不扣的“舊臣”。可王珪是個出了名的牆頭草，誰勢力強就依附誰，所以不論朝廷發生什麽樣的動**，王珪從來不受衝擊，真正是一個“不倒翁兒”。
其實“不倒翁”也不好做。王珪是前朝舊臣，被“三司係”猜忌；這人又無恥，被舊臣們討厭，在朝中十分孤立。如今“三司係”首腦盡罷，骨幹已失，空前衰弱，於是名聲不佳孤立無援的宰相和力量漸失不能獨立的“三司係”自然而然地結合起來，形成了一股全新的勢力。
——這股可怕的新勢力，對朝局造成的改變無法估量。
以前“三司係”和舊臣係的爭鬥全圍繞“變法”而起，雖然無聊，至少有個名堂，爭鬥的各方也有個立場。可王珪與蔡確、李定、張璪這些“三司係”舊人合成的新勢力卻沒有明確的政治立場，他們抱成一團隻為了占據權位，僅此而已。
為了理想而搏鬥，雖然殘酷，至少還算“高尚”吧。可為權力而互相鬥爭，就隻能稱為“卑鄙”了。
此時神宗皇帝在位九年了，在他的治下，朝廷的黨爭已經從“變法”之爭惡化到純粹的私利鬥爭，大宋王朝正從內部日益腐爛，這個國家在無形中又向 “亡國”的恐怖斷崖邁出了一大步。
這種可怕的變化神宗皇帝似乎沒注意到，就連仍然留在朝廷的幾位“舊臣”也沒發現端倪。現在，和王珪並肩而立的宰相吳充正想辦法勸說皇帝招回舊臣，改變朝局。
吳充是仁宗景祐五年進士，此人老實厚道，辦事能力並不出眾，早年擔任國子監直講、集賢校理，又外放做過知府。在英宗朝也隻做了個鹽鐵副使。到了神宗朝，吳充卻意外地升了知製誥、知諫院，又做了翰林學士，再升樞密副使，究其原因，原來吳充的兒子吳安持娶了王安石的女兒，兩家成了兒女親家。
然而吳充的官運到這裏就停下來了。
當王安石施行變法的時候，大宋朝萬眾歡騰，吳充對自己這位親家也寄予厚望，可隨著變法越來越深入，“害民”弊病漸漸暴露；接著朝臣們遭遇一輪又一輪打擊，德高望重的臣子紛紛被貶，禦史台掃**一空，天下人對於“變法”的真正目的越發感到疑懼，從表麵上看，這一切問題都與王安石的“剛愎自用”有關，吳充對王安石越發不滿。可吳充是位老夫子，脾氣不大，加之和王安石是親戚，所以不肯激烈抨擊。
因為吳充對王安石不滿，使他的仕途停滯了好幾年。也因為吳充這個“並不激烈”的態度，使他能夠勉強留在朝堂，一直到王安石第二次下台——也就是徹底垮台的時候，神宗皇帝一時無人可用，就把吳充提起來做了宰相。
吳充雖然厚道，但他也有主意。眼看王安石罷相了，“三司係”幾個重要頭目都倒了，吳充就理所當然地認為朝局已經改變，“三司係”已經失寵，該是招回舊臣重振朝綱的時候了，於是在皇帝麵前奏了一本：請求招回司馬光、呂公著，重新起用蘇軾、蘇轍、陳襄、孫覺等一班舊臣。
吳充對朝局的考慮一半是對的，另一半卻錯了。
神宗皇帝想不想招回能臣重振朝綱？他當然希望如此。所以當年神宗皇帝在貶逐這些大臣的時候都留了情麵，讓他們到要緊的地方擔任州府官員，時常還給些升遷，目的就是籠絡他們，為後麵的重新起用打好伏筆。可眼下王安石倒了，“三司係”散了，神宗皇帝能不能立刻把這些舊臣招回來呢？又難……
當年神宗皇帝扶植王安石和“三司係”打倒舊臣的時候，他的想法比較簡單：先把朝廷的權柄從舊臣手中奪到皇帝手裏，同時借王安石之手推行新法，待新法大局已定，王安石和他的“三司係”官員們可用的則用，不可用則廢。到那時，朝廷上的空缺可以用那些被貶到地方的能臣充任。於是皇帝權柄在握，變法基本完成，而朝廷仍然如仁宗、英宗時一樣人才濟濟，皇帝再與這些能臣們一起把新法推行下去，完成繼位之初定下的“富國強兵”的宏願。
然而事與願違，當皇帝借王安石之手打擊舊臣的時候，“三司係”卻無形中坐大了。等神宗覺得王安石討厭，決定把他清除掉的時候，又無意中縱容了呂惠卿這個奸佞小人。最終，神宗皇帝不得不把呂惠卿和王安石一起打倒，結果是，曾經作為皇帝左右手的“三司係”從上層被徹底打散！
神宗皇帝上台後隻做了一件大事，就是“變法”，所以新法的信譽與皇帝本人的威信是一體的，如今“三司係”從上層被打散，《青苗法》、《市易法》、《手實法》先後失敗，新法信譽喪失殆盡，新法沒信譽，皇帝怎麽能有威信？皇帝沒能建立足夠的威信，他又怎能服眾？
——招回舊臣，皇帝威信受損；維持現狀，朝中無人可用！神宗皇帝陷入了兩難。
現在宰相吳充公開建議招回司馬光、呂公著等舊臣，這等於是在皇帝背後又推了一把。可神宗皇帝滿心顧慮，根本不敢往前邁步兒，再被人從後頭一推，頓時一個踉蹌，連站都站不穩了！
進退兩難之際，神宗越發焦慮，甚而有些懊惱了。
神宗皇帝心裏的煩惱吳充猜不出來，另一位宰相王珪卻猜透了。
朝堂上自古就有兩種大臣，一種是“辦事”的，一種是“辦人”的。吳充是個“辦事”的宰相，王珪卻是個“辦人”的宰相。看出皇帝對重新起用司馬光等人的請求十分反感，忙在旁奏道：“自從河湟一戰朝廷奪了青唐之地，設立熙河路，對西夏形成兩麵夾擊之勢，西賊腹背受敵，寢食難安。如今西夏大將青宜結鬼章率軍數萬進逼洮州、岷州一帶，與朝廷爭奪河湟之地，當地部落也有人叛變從賊。此事不可小視，請陛下早做定奪。”
王珪一句話，把正在討論的“人事任命”扔出十萬八千裏去。神宗也正想丟開這個話題，就故意不理吳充，隻問王珪：“依卿之見該如何禦敵？”
王珪忙說：“臣以為河湟戰事拖延數年不能決勝，原因是兵將不能統一調動，臣請陛下派心腹之臣到熙河路直接指揮各路軍馬，或可收到奇效。”
宋軍攻取河湟之地，建立熙河路，西夏方麵極為惶恐。然而宋軍雖然奪了河湟，卻因為部隊缺少騎兵，多以重裝步兵為主，沒有長途奔襲之能，攻不能直取西夏腹地，守則犄角突出，不斷與西夏軍摩擦。而神宗皇帝又和真宗、仁宗、英宗一樣，對將領極不放心，不肯放權，結果宋軍幾員猛將隻能各自在有限的地區內作戰，不能合力進退。西夏卻仗著快馬長槍來往如飛，時時殺進河湟地區，如此一來宋軍表麵占據主動，其實與西夏完全是個“平手”態勢，反複拉鋸在所難免，導致河湟一帶連年戰禍。加之當地羌人遊牧部落朝秦暮楚，誰勝了就追隨誰，誰敗了就背棄誰，如此一來亂局更難收拾。
現在王珪獻了一計，讓皇帝派“心腹之臣”到邊境去，其實是請皇帝派太監到地方監軍。
太監做監軍，這種事在唐末很常見。並不因為太監們會打仗，而是皇帝實在不信將領，就派身邊人去盯著，所謂“統一調動”其實是“逐一監視”的意思。
王珪說的主意對前線戰事毫無益處，隻是奉迎皇帝心思罷了。聽了這話神宗覺得有理，點頭道：“朕想想罷。”
很快，神宗皇帝下詔，命內侍押班李憲前往西夏邊境節製各軍。
就在邊境重燃戰火的時候，蘇軾密州三年任滿，回京等待任命。與此同時，蘇軾的弟弟齊州掌書記蘇轍也帶著一家老小回京，兄弟二人都在京師東門外範鎮的府裏借住。
要論從政的能力，蘇轍其實比兄長還強。此人性格剛毅果斷，頭腦冷靜清晰，平時少言寡語，從不因為說話而得罪人。可以說蘇軾身上的毛病蘇轍全都沒有，蘇軾不具備的從政經驗和辦事能力蘇轍全都具備。
蘇轍天生是個從政的材料，按說他的仕途應該比兄長更順利才對。可天下事都有“運氣”，蘇軾嘴快心急，全無城府，總在不合時宜的時候跳出來和當權者爭辯，顯得特別引人注目，都以為他是舊臣“首腦智囊”。就因為這個虛名，蘇軾一邊被“三司係”仇視，一邊被皇帝看重，先做了祠部尚書直史館，又放一任杭州通判，再升密州知府，已經是個顯赫的大人物了。蘇轍卻一直得不著重用，到今天才做個“齊州掌書記”的小官兒。這又引出另一個麻煩：蘇轍子女眾多。此時共有三個兒子六個女兒，幾年後又生一女，十個孩子都靠他這點兒俸祿養活，一家人吃糠咽菜，體無完衣，落魄得很。
天下事就是這樣，“有名無實”總比“有實無名”管用得多。到哪兒說理去？
至於蘇家兄弟借住的這家主人範鎮，也是一位老前輩。
當年王安石掃**禦史台，朝臣都認為王安石處事不公，當時正擔任翰林學士的範鎮和司馬光想把有膽量、能辯論的蘇軾推進禦史台，頓時引發“三司係”大將謝景溫的不滿，布局陷害蘇軾，範鎮拚著職位不要，上奏為蘇軾辯白，結果真就罷了翰林學士一職，回家賦閑。
此時的範鎮年過七旬，但雄心尚存，對朝局也沒有絕望。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倒台，連章惇、鄧綰這些人都被罷出朝廷，範鎮覺得國家大事有轉機了，見蘇軾兄弟二人同時進京更是高興：“陛下雖然用人有誤，變法太急，畢竟是聖明之主，對舊臣雖不能用，仍能禮賢下士。子瞻、子由都已磨練成才，該為國家多做點事了。”
蘇軾這些年在外頭做官，心裏無時無刻不想回朝廷輔佐皇帝。然而蘇學士心裏還有一個想法：“要說為國盡力，我的本事有限，真正能把事辦好的隻有在洛陽閉門寫書的司馬君實。”說著自己又皺起眉頭，“司馬光對朝局一言不發，隻知道閉門寫他的書，若說真的不再關心國家大事，我不信！可他為何如此沉寂？”
司馬光是神宗皇帝極信任的大臣。但他知道皇帝對朝局有一套精妙嚴厲的安排，要貶人，要打人，要有很多變動。當皇帝下定這種決心的時候，司馬光說的話不會起作用，反而可能得罪皇帝，失去信任。所以司馬光選擇了韜晦之術，在洛陽蓋了個小小的庭院，取名“獨樂園”，瓦房一間，取名“讀書堂”， 平時連大門都不出，日夜著書不止，寫的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資治通鑒》。
自古凡精通韜晦之人，不管是英雄還是梟雄，是忠臣還是奸臣，必是城府極深而能力極強的。司馬光就是這麽一位有城府的忠臣。他的心思蘇轍明白，蘇軾不明白。
現在蘇軾說了這糊塗話，蘇轍在旁無話可說，範鎮卻說：“子瞻言之有理，司馬君實韜晦數載，如今王安石、呂惠卿一齊落馬，此公或許該出山了……”
在政事上蘇轍是一把好手，比他哥哥強多了。聽範鎮要勸司馬光出山，忙說：“老先生不要急，司馬大人著書尚未完成，不如再等一年，看看他那裏的情況吧。”
所謂司馬光“著書未成”，其實是說朝局未定，“三司係”幹將仍然大權在握，司馬光選在這時候複出，弄不好被“三司係”的人一個悶棍打倒，反而不妥。
蘇轍精明，蘇軾糊塗，偏這糊塗學士被天下人視為“智囊”。現在範鎮也重視大蘇、輕視小蘇，認為蘇軾的主意更好：“這樣吧，我到洛陽走一趟，當麵問問君實的意思。”
第二天，老範鎮坐個馬車直奔洛陽跟司馬光見麵去了。
蘇學士在政治上是個“糊塗車子”，一句話把範鎮激得跑到洛陽去見司馬光，結果驚動了“三司係”頓時又興大獄！使司馬光出山時間被推遲了好幾年。
最倒黴的是蘇學士自己，後來遭遇“烏台詩案”差點送命，究其根，都源於他今天的糊塗和急躁。
範鎮去洛陽不久，南京留守張方平進了京。
張方平是蘇軾父親蘇老泉的至交好友，也是蘇軾、蘇轍的長輩。兩蘇急忙來拜，極力邀請，於是張方平也和蘇軾兄弟一起住進範鎮家裏去了。
張方平秉性忠直，老而彌辣，蘇子瞻嘴快心急，舌利如刀，這兩個人坐在一起談論國事暢快淋漓，反是沉穩的蘇轍在一旁插不上嘴。
也在此時，朝廷下了詔命：蘇軾以祠部員外郎直史館外放為河中知府。蘇軾接了詔即將上路，對朝廷的時局卻不放心：“陛下在熙河路用兵已有五年，士卒傷亡無數，錢也花了無數。現在陛下又命太監到熙河路監軍，這是要大動幹戈了嗎？咱們做臣子的不能眼看著陛下做這糊塗事！”
“熙河開邊”是神宗在位九年最大的成就，雖然這“成就”隻是樣子貨，可皇帝指著熙河路給自己爭麵子，和西夏的戰爭怎能輕易停止？
蘇轍知道內中關鍵，就說：“陛下禦極九載，威權日重，未必肯聽人勸。我等官卑職小，又是外臣，更不宜勸……”
蘇轍這話是勸說兄長的，哪知張方平聽了卻拍案而起：“大宋立國百年一向是個盛世，當今陛下也是聖主明君，隻不過被小人蒙蔽了視聽，我等身為臣子，豈能不諫？你們年輕人就罷了，我今年七十歲，行將就木，怕什麽？今天就上劄子勸說陛下！”
蘇轍勸兄長不成，倒惹怒了老前輩，一時語塞。蘇軾概然應道：“老先生有這樣的膽魄，小子豈能落在後麵？這道劄子我來寫，老先生給我把關就行！”
說幹就幹，蘇軾動筆、張方平潤色，共同寫就一道《諫用兵書》遞進宮裏去了。
這天晚上，神宗皇帝看到了蘇軾遞進的劄子。
在神宗心目中蘇軾已經掛上了標簽，乃是“舊臣首腦智囊”。拿起劄子大略看了看，是責備皇帝不該對外連年用兵的。文辭激烈，旁征博引，痛快淋漓。其中有“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身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這樣的難聽話，又有“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這種批評官員的話，更有“李憲之師複出於洮州，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淩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之畏之”這樣的喪氣話。這些皇帝是看不進去的。大概瞧了兩眼就直接翻到後頭，隻見劄子末尾寫道：“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眾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究左右大臣未嚐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籍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籍口矣……”
蘇軾這道劄子是和老臣張方平一起寫的。其中九成是蘇軾的意思，最後這一句“臣亦將老且死”卻是張方平的話。這是一個老臣、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子常發的牢騷，其中有長者對年輕人的責備，更有幾分“倚老賣老”的要挾。
若這道劄子是年已七旬的三朝元老張方平遞進的，看了這話，皇帝就算不高興，也不至於想太多。可這劄子卻明明是蘇軾上的。蘇子瞻這一年才四十二歲，何謂“將老且死”？一個四十二歲的臣子敢在皇帝麵前說“見先帝於地下亦有籍口”，這也太囂張了！
蘇子瞻這個人呀，辦事的能力一般，得罪人的本事真大。
看到這句氣人的話兒，神宗皇帝皺緊眉頭深思良久，得出一個結論：蘇軾在仁宗朝以“直言極諫”製科大考超等拔擢，是被仁宗皇帝當成“太平宰相”培養的人才。可到神宗一朝蘇軾卻外放為官多年，無權參與朝政，心裏很不痛快，就借著上奏的機會向皇帝撒嬌。
——不然蘇子瞻為什麽要說“見先帝於地下”這種不著四六的怪話呢？
兒女向父母撒嬌是為了得甜頭兒；臣子向皇帝撒嬌是為了討好處。蘇子瞻以“舊臣首腦智囊”的身份向皇帝撒嬌，不給他點甜頭也不行。於是神宗下詔，命蘇軾到延和殿見駕。
神宗皇帝誤會了蘇軾的意思，蘇軾又沒心眼兒，對皇帝的誤會一點也感覺不出來，見皇帝招他，還以為自己的意見受到重視，非常高興，急忙進宮。
神宗高居禦坐，微笑著說：“子瞻離朝後六年未見了，朕時時想著你，也想著你的詩詞文章。”
當年蘇軾在朝廷遭謝景溫陷害，神宗格外開恩讓他做了杭州通判，這個恩典蘇軾從不敢忘。現在聽說皇帝六年來一直“想著”自己，蘇軾激動得眼圈都紅了，忙說：“臣在地方，也不敢忘了陛下的恩德，無時無刻不想重睹天顏。”
神宗點點頭，半晌又說：“卿向來以直言極諫著稱，這幾年你不在朝廷，朕好久聽不到這樣的聲音了。今天你不必有顧慮，隻管直言極諫。”
皇帝說的是客套話，可蘇軾心裏沒有這個彎彎繞，把客氣當成了“福氣”，以為皇帝真的願意聽他直言極諫，於是鼓足勇氣向上奏道：“臣早年讀史書，其中有一篇說張儀欺騙楚王，要獻商於六百裏之地跟楚國會盟，等楚王照他的意思辦了，張儀又說：‘我隻有封地六裏可以獻給大王。’行事如同兒戲，簡直不顧道義廉恥，於是天下人都咒罵張儀，同時也笑話楚王愚蠢。其實六百裏土地不算什麽，張儀本是秦國臣子，他是為秦國謀劃，算計楚國，似乎也沒什麽可責備的。但像張儀這種欺騙君主的惡人自古至今實在太多了。這些人一得機會就跑到君王麵前說：‘隻要按我的主意辦事，必能使天下安定，百姓富足，禮樂興盛，國家馬上會進入太平盛世。’君王聽了這些騙人的話立刻重用佞臣，結果什麽也實現不了，什麽好處也沒得到，反而把國家弄得一塌糊塗，損失之大豈止‘六百裏土地’？所以臣以為治天下者，最要提防的就是張儀之類毫無廉恥的策士。”
蘇軾這話擺明了是在指責那幫“三司係”新貴，最糟糕的是，蘇軾竟把神宗皇帝這位“活堯舜”比成了昏庸無道的“楚懷王”！聽了這話，神宗的臉色著實不太好看。
神宗皇帝讓蘇軾“不必顧慮，直言極諫”，蘇軾真就放下顧慮，果然直言極諫，真是夠大膽、也夠糊塗的。現在神宗皇帝臉色已經不好看了，蘇軾卻看不出來，略停了停又說：“臣早年任直史館的時候曾聽說過一件異事，講的乃是前朝仁宗皇帝故事，臣聽後感動至極，到今天記憶猶新，想說與陛下聽：當年宮裏有一位張貴妃極得仁宗寵愛，去世後被追諡‘溫成皇後’，溫成皇後有個乳母賈氏，也很得信任，宮裏人都尊稱她為‘賈婆婆’。當時賈昌朝任崇政殿說書，想升官，就去巴結這位‘賈婆婆’，被禦史吳春卿察覺，彈劾賈昌朝，哪知查了半天並無實據。於是有人在仁宗麵前進言：‘禦史胡說八道，應該治罪！’哪知仁宗皇帝卻說：‘吳春卿所言屬實，賈氏真的在我麵前推薦過賈昌朝……’”說到這裏偷看了皇帝一眼，又說，“賈昌朝是被器重的臣子，又有宮裏的人為他說情，且查無實據，若是別的皇帝也許趁這機會要治禦史的罪了，可仁宗皇帝竟當麵承認此事，不護賈昌朝的短，也不護那個什麽‘賈婆婆’的短，真是聖主明君，氣度非凡！”
蘇軾這個故事表麵上稱頌仁宗皇帝，結尾處卻連說了兩個“不護短”，顯然是指責神宗護了“三司係”那幫人的“短”。最氣人的是，蘇軾話裏還有一個暗示：神宗皇帝治國的本事遠不能與仁宗皇帝相比。
——討厭呐！真討厭……
神宗在禦座上坐直身子，揚起臉來長長地籲了口氣。半晌才說：“卿還有事要奏嗎？”
到這時候，稍有自知之明的臣子早已閉上嘴巴老老實實退下殿去了。偏偏蘇軾嘴巴永遠比腦子快，心裏有話不說不行，又向上奏道：“暴秦治理天下用的是嚴刑酷法。漢高祖打天下的時候盡棄秦法，隻與百姓約法三章，可知高祖不是個殘忍之人。哪知高祖得天下以後仍然沿用秦法，這是何故？臣以為漢高祖不是不知道秦法殘酷，是他習慣了這套酷法，所以沒有改動。到漢文帝時才取消肉刑，停止族誅之罪，可到景帝的時候又把這些酷刑恢複了。到漢武帝，法度更加殘酷，害民更加厲害，漢武帝死的時候，國家漸漸難以為繼，漢宣帝又減輕刑罰，國家這才逐漸緩過勁來。由此可以看出，法治越人道，國家越強盛，法度卻殘酷，國家越衰敗，可後世人糊塗，硬說西漢強盛是因為漢武帝用嚴刑酷法所致，這樣的糊塗會導致亡國，所以虐民之法萬不可用。”
蘇軾把話說到這個程度，神宗皇帝耿著脖子歪著頭，已是無話可說。半天說了句：“朕也累了，就到這裏吧。”起身走了。
三日後，詔命下達：蘇軾以祠部員外郎直史館外放徐州知府。
蘇軾沒有被派到河中府，而是改調徐州府了。因為徐州府比河中府更大、更富庶、戰略地位更重要。
蘇子瞻雖然煩人，畢竟是舊臣一派的“首腦智囊”，皇帝對他是要格外關照的。尤其此人在皇帝麵前說了一堆話，雖然沒有一用中聽，皇帝卻也因為這些“不中聽”的話，不得不做個“肯納諫”的樣子給天下人看。
蘇學士，又因為他身上擔的那個虛名兒實實在在撿了個現成便宜。隻是古人早說過：“塞翁得馬，焉和非禍。”蘇軾這根“錐子”尖兒露得太多，不但紮了皇帝的手，也刺痛了“三司係”上上下下所有新貴。
到此時神宗皇帝已經確信：和“三司係”一樣，舊臣們也是有一個“朋黨”的。這個“舊臣黨”的首腦就是蘇軾、範鎮、張方平。再扳起手指算一算，其中恐怕也少不了宰相吳充、侍中文彥博，還有蘇轍、陳襄、孫覺、劉攽以及閉門不出的司馬光……
神宗皇帝禦極十載，用了種種手段，本以為早就把舊臣們收拾服帖了，現在皇帝才知道，這些人表麵不敢鬧事，暗中卻勾得很緊，人數很多，而且對十年來所遭的迫害，他們一個個心恨難平。
——所以蘇軾這個“首腦智囊”才會當著皇帝的麵責備朝廷濫用“酷法”。
從這一刻起，神宗皇帝對朝局的看法改變了，對舊臣的起用推遲了。而蘇子瞻，三年後那場大禍，早在這一刻，已經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