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
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裏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柳永《望海潮·東南形勝》
我無數次想象過大宋詞人柳永的出場，但從未想過是如此的驚豔，而又如此的宿命。
這闋《望海潮》，被普遍認為是柳永20歲時的作品。一個初登曆史舞台的年輕人，以一支鋪敘點染、自然揮灑之筆，為11世紀大宋城市的繁華日常，留下了印象派式的經典描摹。
在隨後的半個世紀間，這名才華橫溢的詞人，流**多地，境遇窘迫，以個人的悲劇成就了11世紀最偉大的歌者。盡管那個時代的人們專注於給他打標簽，認定他隻是一個鄙薄、**媟、俗豔的青樓詞人，但，這隻是對他的刻板偏見——事實上，他有四分之一的作品在展現那個時代最有生命力的城市生活，是北宋盛世的一名忠實記錄者。
人們也習慣於認定，這個“有才無行”的浪子詞人，是社會秩序的局外人和破壞者，卻不曾料到，一生懷才不遇的柳永一直都在努力向權威靠攏，爭取官方與士大夫階層的接納，盡管這些努力均以悲情收尾。但至少可以說明，他不是主動拋棄了主流社會，而是被主流社會遺棄和傷害的人。
這闋《望海潮》的誕生，背後就是一個幹謁的過程。當時，20歲的柳永從家鄉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往帝都開封應試，途經杭州，拜謁世誼前輩兩浙轉運使孫何，這闋詞類似於求見的一塊敲門磚。
雖然柳永在詞中僅寫了杭州的城市繁華，以及投贈之人孫何雖富貴而不忘山林的書生本色，並未像唐宋時期的其他幹謁之作一樣阿諛媚俗，但希望借助投贈之人的影響力而讓自己在科舉中有所斬獲的意圖，仍然十分明顯。
是的，天才詞人柳永從一開始就是個俗人——遵從社會潛規則，渴望世俗功名，然而他的世俗和卑微，最終卻無助於他被認同和接納。而且，終其一生，直到晚年，他都在做著同樣一件事——不停地幹謁，向有權勢的人投獻作品，希望獲得舉薦。想想看，這是多麽悲哀和辛酸的人生！這樣一個柳永，才真正是最具悲劇性的，是他個人的悲劇，更是時代的悲劇。
唯一幸運的是，人間不過是寄身之處，在他貧病老死之後，他的作品獲得了永生，迄今仍被奉為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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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沒有為柳永立傳。沒有原因，但不難想象原因——一定是修正史的宋元人，不屑於為他作傳。
於是，沒有傳記的柳永創造了一項紀錄：他可能是史上在正史中無傳卻名氣最大的人。他的名氣，不僅在他死後，在他生前也相當大。
宋代有許多野史、筆記，都記載了柳永的逸聞。盡管這些記錄真真假假，但正是這些記錄，以及柳永本人的作品，才構成了後人了解這位詞人的入口。
這麽說吧，柳永堪稱大宋第一代“流行天王”。
他在進入開封後，還沒參加科舉，就憑借音樂稟賦和文藝天才，崛起為汴京流行文化圈的領導人物。當時，“教坊樂工，每年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於世”。搞音樂的人，譜了新曲子，一定要求柳永填詞，否則這曲子鐵定紅不了。
另一則史料記載，“妓者愛其有詞名，能移宮換羽，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資給之”。就是說，柳永靠填詞，收入已經不錯了，因為帝都的青樓女子都知道柳永名氣大，讓他有償地給自己填個詞，或在詞裏給自己曝曝光，分分鍾就野雞變鳳凰。
柳永的詞通俗易懂有風致，深得民間喜愛。當時有一個說法，叫“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
據說，邢州（今河北邢台）開元寺有個嗜酒的僧人，每次喝醉就唱柳永的詞，臨終前還念道：“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卻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
明朝馮夢龍說，宋代坊間有傳言：“不願穿綾羅，願依柳七哥；不願君王召，願得柳七叫；不願千黃金，願中柳七心；不願神仙見，願識柳七麵。”雖是小說家言，卻大抵符合柳永生前爆紅的情況。
有意思的是，柳永的詞不僅在民間廣為流傳，還登堂入室，在皇宮宴會上傳唱。北宋陳師道記載：“柳三變遊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宴，必使侍從歌之再三。”“歌之再三”，有點開啟循環播放模式的意思，可見宋仁宗對柳永的詞是真愛。
然而，對於這樣一名生活在自己治下的“人民藝術家”，作為粉絲的宋仁宗，不僅沒有開啟特殊照顧通道，反而成為其仕途不順的攔路人。
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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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柳永的仕途悲劇，從宋仁宗的父親宋真宗在位時就開始了。
柳永的一生，比我們想象的漫長。他大概生於雍熙元年（984），卒於皇祐五年（1053），曆經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三朝。
他一生四五次參加科舉，直到50歲時才中舉。
宋真宗時期，是柳永的青壯年時期，一輩子最好的時光。但他基本上都在考場上蹉跎了，在煙柳巷揮霍了。而這兩者，在他身上構成了一個惡性循環——他在青樓冶遊的文字，給他盛名，但也成為他進入仕途的障礙；而他在科舉仕途上的失意，反過來使他更加縱情於青樓柳巷。
應該是在他連續科舉失敗後，他填了一闋詞表達得不到官方認可的鬱悶：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狂**。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
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倚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柳永《鶴衝天·黃金榜上》
這闋詞細品，是八分落寞兩分傲氣。因為得不到官方承認，柳永才不得不宣稱自己是“白衣卿相”，不得不忍心割舍功名之心，偎紅倚翠，淺斟低唱。這分明是一個末路窮途之人的悲歌，詞人也表明自己到煙花巷陌尋訪意中人，實乃是政治理想難酬的自我麻痹。
可是，在這闋詞流傳出去以後，來自高層的解讀者卻讀出了滿滿的傲氣。
在接下來的科舉旅程中，柳永考中了，但仍被當朝皇帝（有說是宋真宗，有說是宋仁宗）特意將名字拿掉，並說，這不就是那個“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的柳三變嗎？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
沒想到柳永會以這種形式被皇帝“照顧”，以後的路隻能越走越窄。怪就怪自己的詞太火了，每一首都會傳到最高層的耳朵裏。有史料記載，當時還有人向皇帝推薦柳永，皇帝問：“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推薦者答：“然。”皇帝說：“且去填詞！”柳永“由是不得誌，日與獧子縱遊娼館酒樓間，無複檢約”，並半帶調侃地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
在皇帝們看來，柳永的詞唱起來很爽，但僅限於私人化的娛樂場合，而在國家治理層麵，是萬萬不能讓人懷疑帝國最高層是推崇這些**詞豔曲的，不然會引起道德人心的墮落。連帶著，肯定也不能錄用這個舉國皆知的“**詞”作者當官，隻能讓他去填詞，國家的道德體係才不會亂了套。
宋真宗就曾降旨說：“讀非聖之書，及屬辭浮靡者，皆嚴譴之。”閱讀範圍超出儒家經典，寫作帶有浮靡文風的人，都要嚴肅處理。這是朝廷要振興儒道，淨化文化環境呀。柳永若是官場中人，肯定要被樹立為反麵典型進行打擊。
宋仁宗在位時期，同樣“留意儒雅，務本理道，深斥浮豔虛薄之文”。柳永的**冶謳歌之曲，同樣屬於嚴厲打擊的行列。盡管皇帝本人會以“內部批判”的名義循環播放他的曲子，但在公開場合恨不得搞一場燒毀柳永作品集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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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整個時代寫浮豔之詞的人多了去了，為什麽偏偏是柳永成為被打擊的出頭鳥？
詞這種形式，是供教坊樂工、青樓女子歌唱的，從一誕生就帶有俗豔俚語的特征。在蘇軾特意強調詞的豪放性之前，婉約詞幾乎一統天下，甚至連蘇軾本人，絕大部分的詞創作也都是婉約風。婉約，就必然多多少少帶有閨門密語、浮豔虛薄，乃至**媟鄙俗的調調。
如果硬要說創作有原罪，那也是詞的原罪，而不是柳永的原罪。
柳永的作品集《樂章集》中，確實有不少“**詞”，贈妓、詠妓、狎妓之詞比比皆是，甚至還有直接寫男女**之詞（當然，相比明清情色小說的寫法還是文雅多了），被李清照批評為“詞語塵下”。
秀香家住桃花徑。算神仙、才堪並。層波細翦明眸，膩玉圓搓素頸。愛把歌喉當筵逞。遏天邊，亂雲愁凝。言語似嬌鶯，一聲聲堪聽。
洞房飲散簾幃靜。擁香衾、歡心稱。金爐麝嫋青煙，鳳帳燭搖紅影。無限狂心乘酒興。這歡娛、漸入嘉景。猶自怨鄰雞，道秋宵不永。
——柳永《晝夜樂·秀香家住桃花徑》
像這闋《晝夜樂》，寫名妓秀香，上片寫她的容貌、聲音，用詞已經頗為豔情，但下片更不得了，直接寫男女**的場麵，這就難怪要遭人詬病了。
因為這些“**詞”在柳永的作品集中特別紮眼，所以，盡管他還寫過許多經典的羈旅詞、懷古詞、城市詞，但通通被無視了，人們僅留給他一個標簽——風流浪子詞人。
然而，那個年代的大詞人，無一不是這種寫法。唯一的區別，可能是場麵怎麽寫得含蓄一點，所謂“雅俗之別”罷了。
和柳永同時代的張先、晏殊、歐陽修等人，都是寫作男女**情感乃至色情風味詞作的老手。像歐陽修這闋《憶秦娥》：“十五六，脫羅裳，長恁黛眉蹙。紅玉暖，入人懷，春困熟。展香裀，帳前明畫燭。眼波長，斜浸鬢雲綠。看不足。苦殘宵、更漏促。”**裸的程度絲毫不亞於柳永之詞。而比柳永晚出生半個世紀以上的蘇軾、秦觀等人，也依然在寫“笑倚人旁香喘噴”“玉纖嫩，酥胸白”等**詞句。
但隻有柳永，背負**詞之名，遭到了最猛烈的批判，付出了落榜的代價，一生仕途困頓，這顯然是極不公平的。
為什麽會這樣？
其他人都以雙重人格在寫詞，隻有柳永全身心投入，不加掩飾，成為史上第一個專業詞人，這使得柳永更容易成為被攻擊的靶子。
宋朝士大夫發展出文學體裁的等級論，即“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雖然都是創作，但不同體裁的創作在道德上有高低之分，文章第一，詩第二，詞曲最下。張先、晏殊、歐陽修等柳永的同時代人，對這一準則的把握都很老到，戴上麵具寫載道文章，卸下麵具寫言情之詞，毫不含糊。但柳永不懂這一套，別人把詞當“餘事”“末技”，他把詞當成全部，與歌女樂工打成一片，率真而不加掩飾，難怪吃了大虧。
傳統士大夫基於自身的道德優越感，認定俗豔詞曲僅可以在帝國統治階層內部把玩，因為他們讀過聖賢書，有辨別力和把控力。但絕對不能在小民之間流傳，否則，會導致社會道德的坍塌。帶著這種道德優越感和恐懼感，他們固然會在私人場合吟唱士大夫階層的“**詞豔曲”，但在公開場合絕對要排斥**綺靡之音，以維護儒家詩教的正統地位。
換句話說，士大夫有士大夫的**書寫模式，民間有民間的**書寫模式，二者界限分明，被認為是“雅俗之別”。柳永一定要跨界，代沉淪的青樓女子立言，這是民間的姿態，士大夫階層是不認的。
傳統士大夫階層對文化的層級就是這麽嚴苛，你可以說他們高傲，說他們虛偽，但就是改變不了他們的特性——他們容不下一個全身心代表民間文化的人。
據說，柳永以詞觸怒宋仁宗之後，曾去拜謁宰相晏殊求通融。晏殊問：“賢俊作曲子麽？”柳永答：“隻如相公，亦作曲子。”晏殊冷冷地說：“殊雖作曲子，不曾道‘針線閑拈伴伊坐’。”
柳永以為，同樣寫詞的晏殊大人，一定對自己心有戚戚焉，哪知道，在晏殊大人的思想裏，詞與詞是有天壤之別的。柳永筆下“針線閑拈伴伊坐”——歌妓一邊做針線活，一邊與情郎相倚相挨——這樣的句子，晏殊就說自己絕對不寫。
晏殊寫思念，那必須是傳統意境，雍容典雅，比如“斜陽獨倚西樓，遙山恰對簾鉤。人麵不知何處，綠波依舊東流”，柳永那種庸俗化、日常化的場景，是他相當不屑的。所以抱歉，咱倆雖然都寫詞，但絕非一類人。
從曆史的發展來看，肯定是柳永的詞更能反映時代的風貌，因為他的詞是有生活氣息的，帶有時代的煙火氣。而晏殊等士大夫的詞，幾乎看不到任何時代信息，有的隻是傳統意境的揣摩和複述，搭配私人化極強的情緒，放在唐宋元明清任何一個時代裏，都是成立的。也正因此，柳永的世俗化寫作，在當時就打敗了晏殊等人的精英化寫作，不僅在民間廣為傳唱，還悄悄傳進了皇宮。當下的真實，永遠最動人。
而柳永最終被打入另冊，也恰恰由於他的詞太出名，使他無形中被當成了市井俗豔文化的代表人物。
槍打出頭鳥，人紅是非多，他被上綱上線為儒家正統文化的對立麵，並作為市井俗豔文化的代表人物遭到正統的鄙視和唾棄，也就順理成章了。
士大夫階層中有真誠的個體，但作為掌控主流意識形態的群體，則一定是虛偽的。所以他們一方麵沉迷甚至模仿柳永的詞風，另一方麵卻必須公開排斥和否定柳永的詞品，進而排斥和否定柳永的人品。
整個宋代，柳永是所有著名詞人中地位最低的，沒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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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任何一個寫詞的人，都無法忽視柳永的存在。
他的詞太經典了，盡管當時的士大夫對他的**媟豔俗表示不屑，然而，背地裏無不邊罵邊學。
宋人筆記有載，秦觀和老師蘇軾久別重逢，蘇軾向秦觀道賀說，你現在填詞更厲害了，京城都在傳唱你的“山抹微雲”那闋詞。秦觀客氣一番，說恩師謬獎。蘇軾卻接著說，但想不到我們分別後，你卻開始學柳永作詞了。
秦觀不承認，趕緊辯解說：“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先生不要空口無憑，毀我清譽呀。蘇軾則當場舉例質問道：“‘銷魂當此際’，非柳詞句法乎？”秦觀慚愧不已。
這個故事信息量很大。秦觀和蘇軾的對話發生時，柳永已經故去三四十年，但他的影響力顯然未減當年。從對話內容來看，被後世稱為“婉約派一代詞宗”的秦觀，和“豪放派鼻祖”的蘇軾，兩人均對柳永的詞作和詞風相當熟稔。他們對柳永詞都十分不屑，但吊詭的是，盡管他們都不願承認，但在無形之中，卻受到了柳永詞深深的影響，抹都抹不掉。
蘇軾調侃秦觀學了柳詞句法，而他自己也活在被柳永影響的焦慮裏。
從蘇軾的一些著名詞作中，不難看到柳永的影子。比如《江城子·記夢》中的“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分明就是柳永《雨霖鈴》中“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的轉寫。
而同題詞作《八聲甘州》，柳永對景融入人世無常的感慨，想必也給蘇軾寫出“有情風萬裏卷潮來，無情送潮歸”以相當的啟示。因為蘇軾曾稱讚柳永的《八聲甘州》中“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幾句，“不減唐人高處”，顯然是十分欣賞這闋詞的。
晚天蕭索，斷蓬蹤跡，乘興蘭棹東遊。三吳風景，姑蘇台榭，牢落暮靄初收。夫差舊國，香徑沒、徒有荒丘。繁華處，悄無睹，惟聞麋鹿呦呦。
想當年，空運籌決戰，圖王取霸無休。江山如畫，雲濤煙浪，翻輸範蠡扁舟。驗前經舊史，嗟漫載、當日風流。斜陽暮草茫茫，盡成萬古遺愁。
——柳永《雙聲子·晚天蕭索》
這是柳永遊覽蘇州時寫出的懷古詞，沉鬱蒼涼，寄寓深遠。大家再默念一下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對比一下，是否有熟悉的味道？
柳永寫“嗟漫載、當日風流”，蘇軾則寫“千古風流人物”；
柳永寫“想當年”，蘇軾則寫“遙想公瑾當年”；
柳永寫“江山如畫，雲濤煙浪”，蘇軾則寫“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
……
麵對柳永詞，蘇軾的態度是矛盾的，既不屑，又讚賞，既想擺脫其影響，卻又欲罷不能。他在給友人的信中曾說：“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以自己的詞終於脫離了柳永的詞風而沾沾自喜，可見柳永詞曾對蘇軾造成多大的焦慮。
毫無疑問，柳永是蘇軾在成長為偉大詞人的路上，必須翻越過去的一座高峰。這個眾所周知的段子，也很能說明問題：
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比柳詞何如？對曰：柳郎中詞，隻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外殘風曉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公為之絕倒。
蘇軾當然高興，通過豪放詞的寫作，他自認徹底擺脫了柳永的詞風，而可以與柳永形成不同風格的雙峰並峙。
同樣的長路跋涉，也發生在“慢詞集大成者”周邦彥身上。周邦彥的慢詞聲譽甚高，但明眼人都能看出，那是因為他得到了柳永的真傳，所謂“周詞淵源，全自柳出”。
柳永是史上第一個大量創製慢詞的人，慢詞因音韻和緩、篇幅較大，突破了小令的局限，從而擴大了詞的內容含量。經過柳永之手，詞的體式才算完備。自柳永之後，慢詞成為大宋詞壇主流。周邦彥正是在柳永大膽創新的基礎上，受其文學恩澤，才成長起來的。
北宋中後期，蘇軾和周邦彥各開詞壇一派，但追根溯源，他們都是從柳永詞分化而出。可以說，沒有柳永，就沒有蘇軾，也沒有周邦彥。宋詞能發展成與唐詩相媲美的文學高峰，柳永居功甚偉。
用現代文學史家鄭振鐸的話說，柳永的影響籠罩著整個北宋詞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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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詞壇如此重要的一代宗師，卻是體製的棄兒，這層轉折發生在柳永身上，就是一幕活生生的悲劇。你可以說他是深藏不露的掃地僧，可問題是，他本人並不願以掃地僧的身份度過一生。
當所有人都認定他是詞壇風流浪子的時候，隻有他還堅信，自己要做一個溫柔敦厚的儒士，寄希望於並終生努力想成為一個兼濟天下的士大夫。
在他40歲的時候，經曆多次科舉失敗，他忍痛離開開封，告別心愛的情人（疑為歌妓蟲娘），南下謀生，並寫下了那闋最負盛名的《雨霖鈴》：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裏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柳永《雨霖鈴·寒蟬淒切》
深藏內心的功名之念，無時不對柳永的感情造成威脅。因為執著於科舉功名，他一生大部分時間處在漫遊之中，羈旅行役，遍及開封、江南、關中……他不停地幹謁，投獻奉頌之詞，希望獲得舉薦。
終於，在他50歲的時候，命運稍微垂青於他一次。他考取了進士。
時人記載，他是在改名後才被錄取的，因為“柳三變”與“**詞豔曲”構成對應關係，長期被列入黑名單，所以他才改名“柳永”。
但即便考中進士，年過半百的柳永也未迎來命運的改觀。他的餘生，久為小吏，在各地流走，曆任睦州推官、定海曉峰鹽場鹽監、泗州判官等職。他勤政愛民，政聲很好，卻難以升遷。最後出任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等寄祿官，權小位卑，始終未能進入上層士大夫的文化圈子。
據考證，直到65歲高齡，權小位卑的柳永還在四處幹謁，希望得到朝廷重用。然而，他的天才再也未能帶來任何奇跡，盡管他勉力歌功頌德，但投獻出去的作品大多如泥牛入海，徒留嗟歎。
柳永被嫌棄的一生，讓我想起了當代作家王小波。王小波生前為了作品出版，為了得到承認，曾配合出版社大規模刪稿、起庸俗的書名等，但均於事無補，像極了柳永忙碌一生的幹謁之旅。鬱悶低落之時，王小波還考取了大貨車駕照，說不行就幹這個，像極了柳永曾痛苦而無奈地流連於市井圈層。
一個真實的人，遊離在主流之外，寂寞孤獨，他的內心總歸是痛苦的。盡管事後，人們會對他們的孤獨進行美化，但仍不能回避，他們是痛苦中的過來人，誰也不比誰超脫。
關於柳永的最後一個悲劇傳奇，源於他的死。
據說，他死時窮困潦倒，由歌妓湊錢安葬。送葬的隊伍中，歌妓們縞衣素服，個個淚濕衣袖，哭聲震天。她們的淚水中浸透了真誠的悲哀——從來沒有一個時代的歌者，能如此為底層的女性代言；也從來沒有一個老者的離去，能如此讓城市的歌妓傷悲。這是對等的，也是柳永應得的。
當然，這個送葬的情節不一定真實。可以確定真實的是，活了70歲的柳永，死前肯定真切地感受到，真摯的感情不在士大夫之間，而在最底層的小民之間（比如他和歌妓）。在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群中，他才感覺自己活過了有意義的一生。
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是處紅衰翠減，苒苒物華休。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
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歎年來蹤跡，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妝樓顒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闌幹處，正恁凝愁！
——柳永《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
人生已然淒楚，但請相信，歲月自有公論！
謹以此文，紀念曆史繁華的記錄者、時代悲劇的承受者——柳永，一個在文字中活了一千年的天才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