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實施新法兩年後，熙寧四年（1071）五月，發生了一起群眾大鬧京城的事件。
史載，東明縣（今河南蘭考）上千名農民進京，先上開封府衙門告狀，之後又去了中央監察機構禦史台，還有一些憤怒的民眾闖進了王安石的住宅鬧事，這下子讓京城官員們都很慌。
禦史中丞楊繪查明情況後得知，這些農民之所以如此激憤，是在推行新法時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可地方官員不予受理，隻好進城找宰相當麵理論，一哭二鬧三上吊。這一次衝突確實是新法惹的禍，問題就出在王安石的得意之作——免役法。
免役法，顧名思義就是免除官府派給老百姓的勞役，改成交錢。這是為緩解財政危機采取的差役貨幣化政策。
新法是好法，但在實踐中出了問題。
免役錢要交多少錢，縣裏按照當地GDP定出等級，而中央的司農寺又有自己的標準，經常從中幹預，如果中間出了差錯，老百姓要交的錢就超出了可接受範圍。
錢這玩意兒不是憑空變出來的，東明縣的農民手裏沒錢，被逼到賣糧賣房，日子過不下去，當然要鬧。
王安石想為大宋力挽狂瀾。可是，在熙豐變法（即王安石變法）這場曆史大戲中，他始終麵對著洶湧的反對浪潮，這些聲音來自民間百姓、朝中大臣、地方官員，甚至是宮中的皇帝。
他的這份孤獨，本身就是一種偉大的精神，也是一種無奈。
1
在東明縣農民大鬧京城的一年前，朝廷出現了著名的“三不足”之說。
熙寧三年（1070）的一天，支持變法的宋神宗召見王安石時說，如今朝野議論紛紛，朕聽聞有“三不足”之說，愛卿知道嗎？
什麽叫“三不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實際上，這三句話是否為王安石所說，至今仍是曆史疑案，極有可能是當時政敵強加給他的“罪名”。
王安石在聽到這三句話後說，此話不知從何說起，反問宋神宗道：“陛下躬親聽政，怎麽能說是不懼天變？廣開言路，如何是不恤人言？至於說祖宗之法不足守，臣以為正該如此。”
盡管王安石否認自己說過此話，“三不足”卻可代表他的變法精神，那就是不顧一切、堅定不移地推行新法，這三句話如一聲驚雷，振聾發聵。
剛即位的宋神宗，是一個銳意進取的年輕皇帝。
20歲的他曾向富弼等三朝老臣請教富國強兵之道，這些老人都告訴他：“陛下即位之始，應當廣布恩德，與民休息，至少二十年不言兵事。”這對於年輕氣盛的皇帝來說，無疑是當頭棒喝。
在“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的社會環境和“三冗”（冗員、冗兵、冗費）危機中，繁榮的大宋正在進入“衰世”，國庫都快沒錢了。
當初，宋神宗即位不過數日，主管財政的三司使就給他上交了一份財政報告，其實赫然寫著八個字：“百年之積，惟存空簿”，真是窮到快揭不開鍋。
此時，宋神宗對王安石一見傾心。
早在宋仁宗時期，王安石就跟他朋友司馬光一樣上過萬言書，提出自己的理財主張，認為“自古治世，未嚐以財不足為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王安石看來，財政問題完全是理財無方、不知法度造成的。那該咋辦？唯一的出路就是變法，解決根本問題。
這位倔強的變法派，一向特立獨行。
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22歲的江西臨川人王安石考中進士，第一份工作是去揚州擔任淮南節度判官，當時他的上司是名臣韓琦。
王安石是個不修邊幅的人，每天晚上讀書、工作到深夜，第二天經常來不及梳洗就去上班。韓琦看到後還以為這小夥子整日尋花問柳、不務正業，特意囑咐他，年輕人要有上進心，不能自暴自棄啊！王安石一言不發，不作任何辯解，反而惹得韓琦很不高興。韓琦眼中這個不求上進的年輕下屬，卻在日後成為一位憂國憂民的帝國官員。
王安石任江寧（今江蘇南京）知府時，曾登上金陵故都，憑高吊古，寫下其代表詞作《桂枝香·金陵懷古》：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裏澄江似練，翠峰如簇。歸帆去棹殘陽裏，背西風，酒旗斜矗。彩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歎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周汝昌先生曾評價此詞：“王介甫隻此一詞，已足千古。”王安石感歎的是六朝亡覆的曆史，眼前卻是危機重重的現實，他最擔憂的，是大宋的未來。
正因如此，在主持變法之前，王安石就已經表現出出色的實幹精神，多次放棄留在京城的升遷機會，請求調到地方為官。他給出的理由還有幾分無厘頭，說舉家在京城居住花費太高，而且先父未葬，二妹當嫁，母親年老多病，他家中貧困，實在住不起，請朝廷收回成命。
有一次，宋仁宗同時指派王安石與司馬光給他修起居注，兩個人都不願幹，一起辭官。
司馬光辭了五次，最終隻好接受，修史這方麵他很專業。王安石卻死活不肯，為了不讓詔書送到自己手上，跑到廁所裏躲起來，信使隻好把詔書先放在他桌上。王安石出來後，又追上去，退回了委任狀。
在地方為官時，王安石開始探索變法的途徑。
王安石年輕時當鄞縣（今浙江寧波）知縣，曾在十三天內走數百裏路，親自調研這一水源充足的地區為何會發生旱災，並進行根治。
在鄞縣任上，王安石曾試行在春季農田青黃不接時，提供低息貸款給農民，待收獲後讓他們連同利息一起償還。這就是青苗法的雛形。由於在鄞縣實行時頗有成效，王安石後來主持變法時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推廣。
這樣一個人才，正是宋神宗苦苦尋覓的。
當宋神宗準備重用王安石，召其進京討論治國理政時，王安石說，一定要“變風俗，立法度”。
宋神宗興奮地連連點頭說，好。
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拜相，開始主持變法，浩浩****的熙豐新政就此拉開序幕。
2
變法一展開，位於權力中心的王安石就仿佛身在疾風驟雨之中。
宋代禦史台和諫院合稱台諫，主要任務是監察彈劾，這些人最先對王安石發起進攻。
禦史中丞呂誨打響了反對變法的第一槍，他挺立於大殿之上，痛陳王安石十大罪狀，指責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詐似信”。
這十條罪狀中最嚴重的一條是“動搖天下”。王安石以變法為名，新設“製置三司條例司”，相當於大宋的國家體改委，包攬財政大權。台諫勢力認為，這是擾亂國家體製，挑戰祖宗家法。呂誨直斥王安石，“誤天下蒼生者，必斯人也”。
麵對呂誨來勢洶洶的聲討，王安石把球踢給了宋神宗，表示要稱病辭職，看皇帝是否有變法的決心。年輕的皇帝對於是否要處置負責監察的台諫官員也很糾結，他對大臣說：“朕如果貶斥了呂誨，恐怕王安石內心不安啊！”
王安石聽說後，坦然表示，臣已經以身許國，陛下處理得當，臣怎麽會心不自安呢？
皇帝態度明確，一如既往地支持王安石，呂誨在這場辯論中慘敗，被貶出京，兩年後就悲憤去世。臨死前，呂誨仍對王安石恨得咬牙切齒，他在重病中起身，張目怒視，對前來探望他的好友司馬光說：“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這是告誡司馬光，一定要與王安石鬥到底。
司馬光也反對老朋友王安石的變法。
司馬光的改革思想是藏富於民，國家不與民爭利，以“節流”為主；王安石是以“開源”為主，變法措施皆為富國強兵，摧抑兼並，也就是“國富”優先於“民富”。
為此，王安石與司馬光進行了將近二十年的爭鬥，鬧到二人關係“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長久以來論戰不斷。
王安石的青苗法，本意是取代民間富戶之家的高利貸。由政府從“國家農業銀行”中拿出一筆錢糧，作為利息較低的青苗貸款提供給農民，讓農民在春天青黃不接時吃飽肚子，之後夏秋糧食成熟後再加息償還。如此，農民有飯吃，國庫有餘糧。
但在司馬光等反對派看來，國家公然放貸收息，乘人之危，這不就跟唯利是圖的商人一樣嗎？
王安石的免役法，是針對差役法的改革，本意是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
王安石改派役為雇役，也就是讓民眾將其應服之役（力役、徭役等義務勞動）折合成“免役錢”交給官府，由官府雇人當差。原來不服役的官戶和寺觀則出一半，叫助役錢。
這一項改革可謂兩全其美，農民出錢不出力，不用再服役，也就不會耽誤生產。社會閑散人員也多了一條生路，可以接受官府的雇用，成為專業化的差役，這也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
可是，司馬光根本不在意其觀念超前的積極作用。後來司馬光廢除免役法，恢複差役法，很多原本反對變法的人都極力阻止，但他不以為然。
王安石變法辦得熱火朝天，司馬光隻好出走到洛陽擔任閑職，帶著一幫學者用十五年的時間編撰《資治通鑒》，淪為半退休狀態。
在宋神宗支持下，新法的推行順風順水，並取得了初步成效。
王安石以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免役法等富國之法，以及置將法、保馬法、軍器監法等強兵之法作為後盾，迅速改變了宋朝中央財政空虛的局麵。
現代史學家通過數量分析，發現熙豐變法的確增加了大宋的財政收入，僅青苗法、免役法和市易法三項就每年增收2300多萬貫。
熙寧六年（1073），宋軍扭轉了長久以來西北戰線的被動局麵，由王韶率大軍盡收熙、河各州，拓地兩千餘裏，在河西走廊確立了三麵包圍西夏的有利形勢。
宋軍收複河西之地後，宋神宗大為振奮，到紫宸殿接受眾臣朝賀，並當著百官的麵解下自己所配玉帶，賜給王安石。王安石走上了人生巔峰，也走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青年皇帝對這位“師臣”推崇備至，可在反對派看來，位高權重的王安石完全就是王莽、董卓一類的權奸，罵他“比莽、卓過矣，但急於功利，遂忘素守”。
3
反對派竭盡所能地搜集變法弊端，對王安石進行抨擊，其中不少人曾是王安石的朋友、學生，甚至變法派內部也出現了分裂。
熙寧七年（1074），一個叫鄭俠的小官，將一幅描繪民間疾苦的《流民圖》呈給宋神宗，並上了一道奏折，反對王安石變法。
圖中景象觸目驚心：由於連續八個月的旱情，無數難民扶老攜幼，在開封城外的道路上逃荒，個個麵如菜色，甚至要賣兒鬻女才能換來一口糧食，繳納新法規定的稅款。麵對天災人禍，縱使是王安石也無能為力。
宋神宗看後滿麵愁容。變法五年來，國力日漸強盛，可在都城之外，竟有如此民不聊生的慘狀。
在古代，自然災害經常被認為是統治者不修德政的結果。因此，輿論的矛頭迅速指向王安石變法。
鄭俠上疏時的身份比較特殊，他的職務是安上門監，平時給皇帝看大門，深入基層，聲稱圖中景象是自己在城樓上親眼所見，但也正因為官職低微，他無法向皇帝直接上書，隻好通過城外的官差站，謊稱是絕密情報，這才快遞給皇帝，這是冒險的違法行為。
鄭俠還是王安石一手栽培的學生。他反對變法，完全是因觀念不同，而非為了私仇。這個與老師鬧矛盾，卻一樣執拗的小官，後來被貶到英州（今廣東英德），靠皇帝保護才免於一死。
王安石的這場危機因不久後天降大雨而化解，卻成了他第一次罷相的前兆。
正是在同一年，市易法給王安石帶來了大麻煩。
王安石在開封設立市易司，實行市易法，是為了平抑物價、穩定市場。由市易司出錢，收購滯銷貨物，等市場短缺時再賣出，以此限製豪商大賈對市場的控製。這無疑也是極具先進性的改革措施。
可其負責人呂嘉問卻操作不當，把這個意在平抑物價的民政機構，變成了壟斷市場、操控物價的剝削機器，把京城商販的生意都搶了，導致民怨再次沸騰。宋神宗得知此事後，一連三次與王安石提到市易法，說，近臣都說此法不好，太皇太後和皇太後還為此流淚控訴。
王安石卻固執地說，宮中哪知民間疾苦？
與此同時，鄭俠為宋神宗獻上了《流民圖》，皇帝不得不對王安石心生懷疑。
宋神宗下詔，命另一個變法派曾布對呂嘉問進行調查。根據調查，呂嘉問確實利用市易司強買強賣，低價買進高價賣出，這是與民爭利，剝削百姓。宋神宗很生氣，以此質問王安石。王安石隻好解釋說，這是呂嘉問與曾布的個人恩怨。
但皇帝這次沒給王安石麵子，當晚下了批示，說市易務一事是呂嘉問欺君罔上。
在市易法失控的混亂局麵中，王安石隻好辭職，第一次被罷相，回到江寧擔任知府。變法運動由新任參知政事呂惠卿，協同其他宰相主持。
王安石暫時離開京城，好在新法保住了，但呂惠卿動了歪念頭。
呂惠卿是王安石變法的得力助手，也是王安石的好學生。史書稱他與年長他11歲的王安石情同父子。他自己也跟宋神宗說，能夠讓臣像侍奉雙親一樣孝順的，除了陛下，就隻有王安石一人。
可王安石罷相後，作為變法二把手的呂惠卿卻在執掌朝政後瞬間自我膨脹，千方百計阻止老師王安石東山再起。有一次，他想借用祭祀赦免的舊例，向宋神宗推薦任王安石為節度使，讓老師繼續在外為官。
呂惠卿那點小心思，宋神宗當然知道，立刻質問他：“王安石又不是因罪被罷免，為何要以赦免的方式複官？”呂惠卿最終為自己一時的貪欲付出代價，後來被排擠出朝，被新、舊兩黨共同打壓。
呂嘉問、曾布與呂惠卿這幾個人都是變法派，也是王安石提拔的後輩，卻因各自利益在變法過程中互相爭鬥，最終潰不成軍。此時的變法，已經顯現出黨爭的跡象。
罷相後第二年，王安石再度被起用，可他對自己的複出十分憂慮，在途經瓜洲時（在今江蘇邗江）寫下了《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隻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王安石剛剛從江寧出發，就已經想著何時回家。他也許已經察覺到，新政變味了，皇帝也變了。
4
對於變法，宋神宗本身是矛盾的。
他一方麵支持王安石變法，另一方麵極力維護皇權，恪守“異論相攪”的祖宗之法，對王安石及變法派進行牽製，避免王安石權位太重，使朝廷無可避免地出現內耗。
熙寧元年（1068），王安石與宋神宗第一次長談。
宋神宗問，唐太宗如何成為幾百年來的一代明君？
王安石卻說，唐太宗不過是利用隋末亂局得以稱雄一時，後世子孫更是昏庸不堪，有什麽好學的？陛下豈止要做唐太宗，您應該效法堯舜，成為後世帝王治理天下的典範。
宋神宗心情那叫一個激動，對王安石信誓旦旦地說出了一句，“可悉意輔朕，庶幾同濟此道”。愛卿用心地輔佐朕，我們一同來實現這個理想。
但自從王安石初拜相時，宋神宗就一直對其權力進行製衡。熙豐新政的第一套執政班子，有“生老病死苦”之稱，除了王安石，其餘人都不支持變法。
“老”是指曾公亮，他已經年近古稀；“病”是富弼，他因反對變法而稱病不出；“死”是唐介，他也反對變法，整日憂心忡忡，變法開始不久後就病死了；“苦”是趙抃，他無力阻止變法，成了憤青，整天叫苦不迭。這幾個舊臣與變法領袖王安石互相牽製，正是宋神宗的安排。剩下的“生”是王安石，他的變法生機勃勃。當宰相的權力不斷加強，宋神宗不由得心生忌憚。
熙寧八年（1075），王安石再度拜相後，宋神宗不再重視他的意見，經常自作主張，甚至對王安石表現出厭煩。王安石後來也對別人說：“隻從得五分時也得也。”這是說，要是皇帝能聽從我一半建議也好啊。
王安石第二次宰相任期匆匆結束，愛子王雱去世後，王安石辭去相位，退居江寧長達九年，至死未曾回京，而他的新法，還吊著半口氣。
元豐八年（1085），宋神宗走到了生命盡頭。在去世前半年，他已對新法表現出了厭倦，其中一個重要舉措，是指定了司馬光與呂公著為太子老師。這兩個人，都是變法的反對派。
英年早逝的宋神宗留下年幼的皇子趙煦即位，這就是宋哲宗。宋哲宗剛即位時懵懂無知，由宋神宗的母親高太後垂簾聽政，而她正是變法的堅定反對者。
當初宋神宗重用王安石，仁宗皇後、太皇太後曹氏與英宗皇後、皇太後高太後經常跟皇帝訴苦，說：“我們聽說民間被青苗、助役錢害苦了，還是將其廢除吧。”宋神宗當時還信任王安石，說這都是利民之法，絕對不會危害百姓。曹太後接著說，王安石這個人確實有才學，然而很多人怨恨他，皇帝如果愛惜他，不如先讓他到地方為官，過一段時間再召回。
皇帝的弟弟祁王趙顥在一旁，連忙順著曹太後的話，說：“太皇太後所言甚是，陛下不可不三思。”
宋神宗當場大發雷霆，說：“你是說我敗壞天下嗎？那這個皇帝你來當！”
祁王嚇得哭泣道：“一家人何必到這地步呢？”一番談話後，一家人不歡而散。
宋神宗去世後，反對變法的高太後就掌握了話語權。
從熙寧、元豐年間王安石變法到高太後垂簾時期的元祐更化，廢除新法，再到紹聖紹述，親政後的宋哲宗恢複宋神宗各項新法。朝政有如棋局幾度翻覆，最後的決策者僅神宗、高太後與哲宗三人而已，其實全是趙家人說了算。
一心想變法的是皇帝，最終顛覆新法的也是皇權。
在皇帝的動搖態度下，王安石也很無助。晚年的他退居金陵，在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之間徘徊，在夢與酒之中渾渾噩噩，寫成如《千秋歲引》中的憂思離恨：
無奈被些名利縛。無奈被他情擔閣。可惜風流總閑卻。當初謾留華表語，而今誤我秦樓約。夢闌時，酒醒後，思量著。
5
司馬光回來了。
他結束了在洛陽十五年的隱居，重回京城，在高太後的支持下調整中央領導班子，打著“以母改子”的旗號，固執己見，不分青紅皂白地廢除新法。這種武斷的做法，就連一些反對變法的大臣都看不下去。
宋神宗元豐年間，蘇軾遭遇烏台詩案，險些喪命。遠在金陵的王安石並不在意蘇軾對變法提過反對意見，迅速上書宋神宗，說：“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此舉，將蘇軾從困境之中解救出來。
後來，被貶的蘇軾見到退居江寧的王安石，兩位直言無忌的風流人物放下變法之爭，相約同遊山水，多次作詩唱和。送別蘇軾後，王安石更是對人說：“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真正的君子，從來不會讓政治牽扯個人恩怨，而王安石也沒有看錯蘇軾。
元祐更化中，蘇軾回朝，輔佐司馬光改革新法，建議權衡利弊，保留變法中有益的部分，他本人支持保留免役法，廢除青苗法。大權在握、年已遲暮的司馬光卻不聽勸告。自知不久於人世的他，在大病之中堅持廢盡新法，甚至最後幾天上朝都為此忙得不可開交。
王安石原本對朝中的變化默默無語，直到免役法被司馬光所廢，才老淚縱橫地哀歎道：“就連免役法也要廢除嗎？我跟先帝可是研究了整整兩年才推行，方方麵麵都考慮周全了。”
這一年，王安石與司馬光先後病逝，而變法引發的內耗與紛爭卻還未休止。
北宋滅亡後，變法派更是背上了導致靖康之恥的黑鍋，王安石也不可避免地被妖魔化。
宋代蔡絛《鐵圍山叢談》等文人筆記甚至譏笑他為獾子精下凡，是一個瞎折騰大宋的“妖人”。元代的《宋史》編撰成書後，變法派的得力幹將們入了《奸臣傳》，腐朽無能的頑固派反而都成了忠臣。
然而，在這場長達數十年的變法之爭中，所謂小人、君子大多不過如過眼煙雲，即便是左右搖擺的皇帝，也是速朽的，而一心為國的孤獨改革家王安石，終將光耀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