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一個“陰氣”比較重的朝代。
兩宋300多年，18位皇帝，一半曾經曆過皇太後（妃）垂簾聽政。後妃參與政治的頻率，堪稱曆朝曆代之最。
但有意思的是，宋代士大夫對後妃幹政似乎並不嫌惡。
除了極個別權力欲旺盛的後妃曾遭到士大夫階層的汙名化處理，比如宋真宗皇後劉娥，絕大部分垂簾聽政的皇太後（妃）均在曆史上贏得了美名。官修史書《宋史》對宋代後妃這一群體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宋三百餘年，外無漢王氏之患，內無唐武、韋之禍，豈不卓然而可尚哉！”
9名垂簾聽政的皇太後（妃），攝政時間基本上都少於一年，僅有兩人屬於“超長待機”：一個是上麵提到的劉娥，在宋仁宗朝以皇太後身份攝政長達11年；另一個則是宋英宗皇後高滔滔，在宋哲宗朝以太皇太後身份攝政9年。
也正是這兩名皇太後，在宋朝垂簾聽政者中留下了兩極化的口碑：劉娥被認為口碑最壞，史書說她差點就成為第二個武則天；而高滔滔的口碑最好，被譽為“女中堯舜”——翻閱史書，恐怕找不出第二個女人有此殊榮。
那麽，問題來了：高滔滔被捧得這麽高，是因為她真的很有作為，還是另有隱情呢？
1
高滔滔是那種贏在起跑線上的人。
她出生在劉娥去世的前一年，1032年。大名高正儀，小名高滔滔。與劉娥出身極其寒微截然相反，高滔滔出身顯貴，父母兩邊都是當朝的名門望族。她的曾祖父是名將高瓊，曾在澶淵之役中立下戰功；祖父是高繼勳，被時人稱為“神將”；父親高遵甫，是高繼勳的第三子。她的母係更顯赫，其母是大宋第一開國功臣曹彬的孫女，宋仁宗皇後曹氏的親姐姐。
這麽說吧，高滔滔的人生起點就是劉娥奮鬥了一輩子的終點。
宋真宗當年要立劉娥為皇後，被朝臣噴得滿臉唾沫，所有人都譏諷她“出身寒微，不可母儀天下”。但高滔滔絕無此種煩惱。她自小跟隨姨媽曹皇後，在宮中長大，與宋仁宗和曹皇後的養子趙曙青梅竹馬。兩個小孩子剛好同歲，宋仁宗見他們天生一對，曾對曹皇後說：“異日當以婚配。”後來，宋仁宗和曹皇後果然為兩人主持婚禮，當時有“天子娶媳，皇後嫁女”的說法。
1063年，趙曙即位為宋朝第五位皇帝，即宋英宗。高滔滔則被立為皇後。
高滔滔先後為宋英宗誕下四子四女，而這也是宋英宗全部的子女。宋英宗一向多病，正史中沒有他晉封嬪妃的記載，宋代私人筆記則曾提及宋英宗“左右無一侍禦者”。一種可能的解釋是，高滔滔在夫妻關係中確實比較強悍，限製宋英宗靠近其他女人。
然而，宋英宗在位不到4年，便於1067年病逝了。他與高滔滔的長子趙頊，隨後繼位，是為宋神宗。
36歲的高皇後，變成了高太後。
宋神宗是個熱血青年，即位時20歲，不久就大膽起用王安石，推行變法。變法取得一定成效，但阻力重重，最典型的表現是朝中士大夫因立場和站隊開始出現撕裂。
此時，以太皇太後曹氏、皇太後高滔滔、皇後向氏為核心的後宮，分別憑借祖母、母親、妻子的特殊身份，向宋神宗施壓，反對變法。在她們的影響下，宋神宗壓力巨大，一度向王安石訴苦：“自近臣以至後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為天旱更失人心。”王安石說，後宮有異議，一定是向經（向皇後之父）、曹佾（曹太後胞弟）慫恿的結果。
變法派認為，新法損害了豪商巨賈的既得利益，所以他們千方百計利用手裏的政治資源和人脈，企圖使新法流產。外戚家族是阻撓變法的一股強大力量，而後宮成為他們施加影響的切入口。
不過，從王安石點名的外戚來看，並沒有高滔滔的娘家人，可見高滔滔雖然站在反對變法的政治立場上，但她的私德確實不錯，至少抑製了自己的娘家人進行政治關說活動。這是她生前死後獲得好評的原因之一。
1085年，年僅38歲的宋神宗帶著未竟的雄心壯誌，憂鬱而逝。
大宋政局站在了一個分岔口上，在這個關鍵節點，54歲的高滔滔正式開啟了她的政治生涯。
2
在宋神宗病情惡化之時，誰來接任皇帝，朝中各派開始了秘密醞釀。
由於宋神宗先前的幾個兒子均早夭，眼下年紀最大的兒子是皇六子趙煦，但也隻有9歲。假如由趙煦繼位為幼主，則勢必回到宋仁宗年幼繼位後由皇太後劉娥攝政的“故事”，那麽，此時升級為太皇太後的高滔滔無疑是臨朝聽政的自然人選。
然而，高滔滔對新法的敵意，讓宰相蔡確不得不謀取另一種可能性。蔡確是王安石去位後，新法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他和變法派頗為顧慮，一旦高滔滔真的開啟垂簾聽政，勢必罷除新法，引起他們個人命運的轉折。
蔡確於是希望援引大宋的另一種繼位模式，來排除這種最壞的結果。除了“父死子繼”，宋朝還出現過“兄終弟及”的皇位繼承先例。宋神宗臨死時，他的兩個弟弟——雍王趙顥和曹王趙（左君右頁），都是30來歲，年富力強，按先例也有做皇帝的資格。蔡確聯合另一個大臣邢恕，密謀選立其中一人為帝。
與此同時，宰相王珪在問疾時，搶先請宋神宗早日立趙煦為皇太子。宋神宗已不能說話，隻是點頭同意。
在這場皇位之爭中，高滔滔的態度就顯得尤其重要：立自己的兒子，還是立自己的孫子，手心手背都是肉。
不過，關於高滔滔最初的立場，史書的記載已經模糊不清了。因為記載這場皇位之爭的第一手史料《哲宗實錄》，在宋徽宗朝以後經過了數次重修，隨著朝中政治鬥爭形勢的轉換而出現截然相反的書寫。
最早的版本，說高滔滔欲“立弟（神宗弟趙顥）不立子（神宗子趙煦）”，因為她一直寵愛兒子、雍王趙顥，而趙顥也有野心，在宋神宗病重時頻繁出入禁中，提出皇帝病重“當請皇太後（高滔滔）垂簾”。在這個版本中，蔡確屬意立幼主趙煦，而高滔滔與王珪“謀廢立”。
到了南宋，《哲宗實錄》經過大改，專門為高滔滔辯誣。大改後的版本，增加了高太後在宋神宗彌留之際秘密請宮人縫製小孩子可穿的黃袍的細節，說明高滔滔一開始就遵從宋神宗的意願決定立趙煦為帝。同時記載說，高滔滔勒令自己的兩個兒子（神宗的兩個弟弟）不得再來探問宋神宗的病情，免得生出是非。在這個版本中，蔡確和邢恕以觀花之名，邀請高滔滔的侄子參與謀廢立遭拒後，遂使了一記毒招——造謠和誣蔑高滔滔與宰相王珪有廢立趙煦的意思，而他蔡確才是趙煦繼位的真正支持者。
對於卷入這場皇位之爭的當事人而言，真相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製造真相，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最終，在宋神宗病逝前四天，高滔滔開始垂簾聽政。四天後，宋神宗駕崩，宰相王珪宣讀遺詔，9歲的趙煦繼位，是為宋哲宗。
皇位之爭，暫時塵埃落定。但在多年後，當宋哲宗開始親政時，圍繞當初到底誰才是自己繼承帝位的支持者，又在朝中掀起了一場風波。
3
沒有跡象表明高滔滔有主動謀取攝政地位的意願。幼主繼位，按照曆史慣例，得有皇太後或太皇太後垂簾輔政，此時後宮之中屬她輩分最高，所以，她沒得選。
本朝第一個攝政太後劉娥，早在其夫宋真宗生病的兩三年間就深度參與處理政事。到宋真宗病逝、幼主宋仁宗即位時，劉娥已有足夠的政治經驗，順利進入攝政太後的權術生涯。
但與劉娥不同的是，高滔滔在開始正式攝政之前，毫無政治經驗。無論是英宗朝還是神宗朝，她都是一個謹守後妃之道的女人，沒興趣也沒機會參與朝廷政治。唯一的政治態度流露，是在王安石變法後，跟隨當時尚在世的姨媽曹太後，勸諫宋神宗廢除新法。僅此而已。
當她開啟垂簾聽政之後，必須麵對的抉擇，就是如何處理宋神宗留下來的政治遺產——新法以及一批支持新法的朝臣。很明顯，這些政治遺產，與她本人的政治傾向是相悖的。
為了快速上手，掌控國家事務，建立自身權威，她開啟了路徑依賴模式，在熟悉的人和事之間尋求支持。人是“老人”，她選中的人，基本都是其丈夫宋英宗時期的重臣，比如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等；事也是“舊事”，就是要廢除神宗朝以來施行的新法，恢複到神宗朝以前那個她所熟悉的祖宗舊製時代。
最關鍵的是，她期待中的人和事竟然也如此匹配——她熟悉和信任的老臣，個個都是新法的反對者、祖宗舊製的擁護者。那麽，新法的廢除，擁護新法的朝臣的清洗，就隻是時間問題而已。
根據記載，高滔滔攝政後的第一件大事，竟然是拋開正常的政治途徑，私下派太監到洛陽向司馬光問政。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在洛陽隱居著書15年的司馬光，估計做夢都想不到，自己會在生命的最後一年重返政治核心，並成功反撲新法，得償夙願。
洛陽問政後不久，司馬光入朝拜相，並進一步援引反對變法的呂公著、文彥博等人入朝。朝中出現了蔡確、章惇等變法派與保守派對峙的局麵，雙方勢同水火。
為了控製輿論、打擊變法派，司馬光等人又私下推薦了蘇轍、朱光庭等保守派給高滔滔，請求授予諫官之職。隨後，王岩叟、劉摯也被引入朝廷，充當禦史，專門攻擊變法派。
司馬光還建議高滔滔，設置看詳訴理所，替宋神宗時期反對新法的官員平反昭雪，恢複名譽和官職，重新安排進朝廷的各級部門。
政治鬥爭的本質都是人事安排。哪一方占據了朝中職權的優勢，在接下來的政策變動和清理異己中，必將穩贏。
人事安排到位後，諫官們對變法派發起了猛烈攻擊，蔡確、章惇先後離開京城，支持變法的其他官員也陸續被貶出朝廷。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方田均稅、市易、保甲、青苗、免役等變法的成果被盡行廢棄，國家製度似乎一夜回到了18年前。
1086年，農曆九月，司馬光在重新出山一年後病逝，太皇太後高滔滔大聲慟哭。3年後，呂公著去世，高滔滔再次哀慟不止，流著淚對朝臣們說：“邦國之不幸，司馬相公已故，呂司空又逝。”在她攝政的時間裏，她的權威先後成為司馬光和呂公著兩任保守派領袖壓製新法的工具。如今，工具的使用者離開了，工具似乎失去了方向。
實際上，在司馬光死後，保守派內部逐漸分裂為三派，即後世所稱的“蜀洛朔黨爭”。而高滔滔並無任何強勢幹預的姿態，隻是任其黨爭環境惡化下去，直至像黑洞一樣吞噬了這個國家。
4
高滔滔的私德其實很好。她崇尚節儉，以樸實著稱，雖然出身貴族，但對民間疾苦有惻隱之心。她對待外戚——自己的娘家人，態度十分嚴苛，不徇私情。
但更多時候，她的美德僅限於她能感知的範疇。一旦進入治國領域，需要她站在更高的立場去權衡利弊，施行利國利民的美德，她就變得茫然無措，甚至成為政治上的“失德者”。
必須承認，一個政治家的美德，跟作為個體的美德，還是有很大差別的。從王安石變法開始以後的北宋政壇，幾乎很少人意識到這一點，每個人仍然習慣用個體的美德去衡量政治家的美德，結果都陷入了偏執的境地。而高滔滔顯然不具備改善紛亂朝局的思想與能力，這已經超越了她的日常經驗。她隻能作為一麵旗幟被一幫老臣扛著，宣傳她的私德，進而美化她作為政治家的道德。
但實際上，被史書美化為“元祐治世”的高滔滔攝政時期，卻是北宋走向亡國深淵的前奏。致使北宋亡國的各種伏筆，此時已經埋下了。
高滔滔攝政時期，給北宋種下了三大惡果：第一，對宋神宗時期變法內容的全盤否定，將北宋經濟推向了崩壞的邊緣；第二，對西夏的割土示弱，不僅未能換得邊境和平，反而刺激了其得隴望蜀的野心；第三，黨同伐異的政治迫害，拉開了北宋末年翻來覆去的黨爭序幕。
尤其第三點，是北宋末年政局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朝局的重心不再是研究如何富國強民，而是研究如何打倒對手，徹底演化為一派打擊另一派的鬥爭。
變法派中有真心實意希望國家變好變強的人，有想借變法攀龍附鳳謀求高升的人。正如保守派中同樣有為國謀不為己謀的人，也有借廢除新法維持官僚貴族既得利益的人。假如高滔滔有識人的本事，那麽，她應該采取的治國原則是就事論事，而不是就人論事。
可惜，在實際操作中，朝局中人都被站隊和標簽劃成新舊兩黨，而新法也遭到不分良莠的整體廢除，毫無回旋的餘地。
在被史書稱為“元祐更化”的這場廢除新法運動中，高滔滔表現出了對保守派老臣的絕對依賴性。作為國家事實上的最高統治者，她未能展現出超脫於黨派之上的態度，也未能施展更具智慧的權謀，而僅僅淪為保守派全麵廢除新法、打擊變法派的一個工具。
宋神宗時期黨爭的曆史，在高滔滔攝政時期又重演了一遍，而且是變本加厲地重演了一遍。
變法派領袖蔡確被貶出朝廷後，曾遊安州（今湖北安陸）車蓋亭，並作了一組絕句抒發個人感情。不料，保守派抓住機會，曲解詩意，上奏稱其詩中影射高太皇太後為武則天，由此製造了“車蓋亭詩案”。高滔滔下令蔡確自辯，卻不接受他的自辯之辭，還堅持認為朝中有蔡確黨，將打擊麵擴大到整個變法派。
高滔滔的做法，引起保守派內部一些人的反對。範純仁提醒說，“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文字獄這個頭不能開呀。吃過“烏台詩案”苦頭的蘇軾也認為要從輕發落，不可株連他人。但高滔滔仍然利用手中的權力，製造了北宋開國以來打擊麵最廣、打擊力度最大的文字獄案。
蔡確後來死於貶所，變法派也遭到斬草除根式的清算，連範純仁都被扣上袒護蔡確的罪名貶出朝廷。
當年，針對蘇軾的“烏台詩案”爆發時，高滔滔跟隨曹太後向皇帝求情，而現在，她發起針對變法派的文字獄，終於活成了自己曾經最討厭的樣子。
這起牽連甚廣的“車蓋亭詩案”，影響比“烏台詩案”還要惡劣。它挑起了新、舊兩黨在此後的鬥爭中務求趕盡殺絕的政治報複情緒。日後，新黨掌權，同樣不遺餘力地打擊舊黨，立“奸黨碑”。
自此以後直至北宋滅亡，朝局就在新舊黨爭之中反複重演了四五次，帝國掉入了權鬥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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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烈的權力鬥爭中，所有人都忽視了一個人的存在——宋哲宗趙煦，他才是大宋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
高滔滔攝政9年，宋哲宗從一個9歲的小孩，成長為一個19歲的青年。然而，軍國大事仍然由高太皇太後和幾位大臣拍板，皇帝始終沒有發言權。
朝中大臣無一例外，都忽視了宋哲宗的年齡增長。他們習慣地認為皇帝還小，告誡他凡事要聽命於太皇太後。朝堂之上，皇帝禦座與太皇太後座位左右相對，根據禮數，大臣應麵對宋哲宗奏事，然而大臣都反過來，麵對太皇太後，背對宋哲宗。
宋哲宗親政後，曾提及當年太皇太後垂簾聽政的場景，說自己個子小，隻能看見朝臣的屁股和腰部。
有時候，高滔滔會問宋哲宗，你為什麽一直沉默，不發表你的看法呢？
宋哲宗回答：“娘娘已處分，還要我說什麽？”
有一次，高滔滔命人將宋哲宗用了很久的一張舊桌子抬走換掉，但宋哲宗很快自己派人又把舊桌子搬回來。高太後大惑不解。
宋哲宗回答：“這是先帝用過的。”
高滔滔心中一驚，這才意識到，自己在年輕的皇帝心中種下了怨恨的種子。
垂簾太後與年輕皇帝的對立，在曆史上並不罕見，可以稱為“垂簾聽政後遺症”。皇帝一旦成年親政，輕則一反前政，消除攝政太後的影響，比如宋仁宗；重則必下狠手，要把攝政太後搞臭，比如宋哲宗。
高滔滔病重之時，已經意識到宋哲宗對她的極度不滿。她似乎看出了一些不祥的征兆，特意將呂大防、範純仁召來，進行臨終囑托：“老身受神宗顧托，同官家禦殿聽斷，公等試言，九年間曾施私恩與高氏否？”
呂大防奉承說：“陛下以至公禦天下，何嚐以私恩及外家。”
一直到臨死，高滔滔最得意的事情，仍然是她的私德無虧，不曾利用權力額外照顧娘家人。但她並不知道，這一點，對於長期被無視的皇帝來說，重要嗎？
高滔滔接著叮囑範純仁：“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後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意思是要範純仁學習他的父親範仲淹，當年劉太後劉娥死後，宋仁宗一度要報複劉娥，範仲淹勸說宋仁宗要盡兒子的責任。
最後，高滔滔還告誡呂大防和範純仁說，我死之後，皇帝是不會重用你們的，你們應主動退避，免得遭禍。在生命的最後時日，高滔滔對宋哲宗親政後可能采取的舉動，已經預見得清清楚楚。
1093年的秋天，62歲的高滔滔病逝，諡號為“宣仁聖烈皇後”。
宋哲宗終於開始了反撲式的親政。對於高滔滔攝政期間任用的人、製定的政策，他一概不認，通通反著來。他把章惇、蔡卞等變法派首腦重新召回朝堂，而保守派官員則陸續被貶到嶺南一帶。朝廷黨爭，權勢轉移，一個新的輪回又啟動了。
這時候，朝廷上已經有人斥罵高滔滔為“老奸擅國”。或許是出於宋哲宗的授意，章惇和蔡卞打算追廢高滔滔，並擬好了詔書。在向太後和宋哲宗生母朱太妃的苦苦相勸後，宋哲宗罵了章惇和蔡卞一場，此事翻篇。
親政4年後，當年高滔滔倚重的已故老臣，一個個被追貶和剝奪恩封。宋哲宗還打算開掘司馬光等人的墳墓，被朝臣苦諫之後才作罷。
從高滔滔攝政起，一直到宋哲宗親政後，整個大宋充斥著怨恨與報複的情緒，以及在此情緒控製下的國家治理方式，國事是好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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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盡管國家和朝政都向壞的方向發展，而高滔滔卻在北宋滅亡後，迎來了個人口碑的徹底逆轉。
從高滔滔攝政的整個過程來看，宋哲宗的權力是被完全架空的，難怪後者親政後對其抱有如此深的恨意。
從實際采取的垂簾製度來看，高滔滔也比劉娥更大膽。劉娥當年隻在後殿聽政，不接受百官朝拜；而高滔滔攝政時期，官員需要先參拜高太後，然後才拜宋哲宗。
然而，與劉娥攝政時期建綱立製、興利除弊的社會改革相比，高滔滔的執政卻是一種頑固保守、路徑依賴的姿態，加劇了北宋末年的衰亡。
雖然權力大、作為小，高滔滔卻被捧為“女中堯舜”，她攝政的那幾年，也被史書粉飾為“朝廷清明，華夏綏定”，甚至“我朝之治，元祐為甚，母後之賢，宣仁為最”，這已經把高滔滔捧上天了。
為什麽會出現如此背離事實的曆史定論呢？
從根本上講，高滔滔攝政時雖然權力大，但她顯然更懂得如何配合複興祖宗成法，不去挑戰男權社會的準則，因而在長期以來偏保守的皇權時代，她更容易得到寫史者的肯定。
特別是，北宋滅亡以後，南宋政局基本是由保守派掌控。宋高宗時，曾對高滔滔攝政時期的曆史記錄進行修訂改寫，突出以高滔滔為代表的保守派與變法派的政爭，是忠黨與奸黨兩條線的鬥爭。以簡單的忠奸論，模糊了宋神宗、宋哲宗兩朝複雜的曆史真相。
後來的史書，包括元代官修《宋史》，均在倉促間修撰，而以南宋的史書為底本，導致這段被模糊、被改寫的曆史一直得不到正確的審視。
高滔滔是“女中堯舜”的既定說法，就這樣被《宋史》繼承下來，代代流傳。
後世不斷地重複書寫，事實上塑造並強化了所謂的曆史真相。盡管這種曆史真相，與曆史事實可能是全然相反的，但沒關係，重要的是曆史書寫的權力掌握在誰手裏。保守派在政治鬥爭中有起有落，但他們最終占據了曆史書寫權，於是，後人看到的曆史就變成了這樣——凡是支持新法的，都被打成奸臣；凡是反對新法的，都被塑造成忠臣。而反對新法的總舵主高滔滔，則是曆代賢德女主第一人，這都不帶謙虛的，就得這麽寫。
從來都是人，而不僅僅是事實，在構建曆史。
可以確定，不是高滔滔利用了保守派，而是保守派利用了她，利用她被建構起來的地位和口碑，為他們心中的理想人格和事業進行扶持，使其具備合法性和權威性。
作為曆史上男權社會的一個女人，她有沒有作為，在他們看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對他們有沒有用。
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