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大宋最後的風骨，死於1283年
麵對兵臨城下的蒙古人，德祐元年（1275），臨安城裏亂成一團。以兩位宰相陳宜中和留夢炎為首，南宋朝廷的大小官員們紛紛棄職逃命作鳥獸散。
自從靖康之變（1127）以來，南奔建立的南宋始終處於北方遊牧民族持續不斷的衝擊和高壓之下，如今，女真人雖然亡國，但不斷南下的蒙古人卻更加精銳致命。望著臨安城下的蒙古兵，66歲的太皇太後謝道清發現，她和年僅4歲的宋恭帝趙?，已經孤獨無依。
謝道清下令，在臨安城中張榜痛斥公開逃竄的各級官員：“我朝三百多年，對士大夫以禮相待。現在我與新君遭蒙多難，你們這些大小臣子，不見一人出來救國。我們有什麽對不起大家？你們內臣叛官離去，地方守令舍印棄城……平日讀聖賢書，所許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麵目對人，死何以見先帝？”
但蒙古人對此有另外一種解釋。在逃竄前，南宋宰相陳宜中派出使者柳嶽前往蒙古大營談判，以無比卑下的姿態搖尾乞憐說：“希望貴國能夠憐憫我們、班師回朝，我們肯定會每年進貢，修好於大元。”蒙古軍的統帥伯顏倒是回答得幹淨利落：“如果想讓我軍停止前進，你們是想效仿當初吳越國國君錢俶，向我們納土稱臣？還是效仿南唐的李後主出降？當初宋人得天下於小兒之手，今天又失之於小兒之手，這是天意，不必多說了。”
想當初，宋太祖趙匡胤通過陳橋兵變，從年僅7歲的後周皇帝柴宗訓處奪得帝位建立宋朝，如今大宋似乎也將亡國於年僅4歲的宋恭帝趙?。
冥冥之中，曆史確實蘊含著某種詭異的宿命。
1
南宋生死存亡關頭，一位狀元出身的官員挺身而出。
他就是在南宋寶祐四年（1256），以21歲之身榮膺狀元的文天祥（1236—1283）。眼下，這名40歲的昔日狀元，正擔任贛州知州。
自打1234年蒙古人滅亡金國，持續不斷南侵以來，曆經四十多年抵抗，南宋的耐心和國力已經日漸耗盡。很多人開始觀望形勢，首鼠兩端，以致當蒙古人逼近臨安城，南宋皇室向天下發出勤王詔書時，響應者竟然寥寥無幾。
在這種情況下，文天祥散盡家財，招募士卒前往臨安拱衛京城。這位“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的美男子狀元，捧著勤王詔書痛哭流涕。他對門客說：“以別人的快樂為快樂的人，也憂慮別人憂慮的事情；以別人的衣食為衣食來源的人，應為別人的事而至死不辭。”
文天祥當年初入仕途，因為性格忠直得罪了權臣賈似道，而被貶出朝廷。盡管在地方“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但一到國家危難時刻，他卻不畏艱難，“盡以家資為軍費”。
麵對虎狼之師的蒙古兵，有友人勸告他說，如今元兵三路直逼臨安，而你卻帶著一萬多人的烏合之眾去以卵擊石，這跟趕著一群羊入虎口有什麽區別？這位狀元出身的地方官員回答說，我又何嚐不知，但國家危難，眼下征召天下勤王，卻“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
他散盡家財募兵，日夜疾馳奔赴臨安。在江蘇虞橋，他臨時組織的毫無作戰經驗的勤王義軍，被凶悍且久經戰陣的元兵屠戮殆盡，他不得不率領殘兵退保餘杭。
然而在臨安城外，起初文天祥卻被拒絕入城。在宰相陳宜中等人眼裏，文天祥的勤王之舉是“猖狂”和“兒戲”。因為在更多的文官看來，文天祥越忠誠，就越襯托其他文官武將的明哲保身和委曲求全。所以一直到當年十一月，蒙古兵已將臨安城團團包圍之時，文天祥才被召入臨安城中。
德祐二年（1276），文天祥被任命為臨安知府，協助拱衛京師。當時，元朝大軍已經逼近臨安城外的皋亭山。在敵兵的震懾之下，比文天祥早12年（1244）考中狀元的左丞相留夢炎開溜了。然後，右丞相陳宜中也腳底抹油了。
無人可用的太皇太後謝道清，隻得頒發懿旨，任命文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全權負責與城外元軍主帥伯顏的談判事宜。
當王朝即將覆滅，南宋皇族們放眼望去，才發現那些當初共富貴的人，都逃跑了。剩下那些他們看不入眼的人，卻選擇了與他們同生死，共患難。
宋朝養士三百年，這是最後的考驗時刻。
2
在宋代以前，封建王朝通過薦舉製、九品中正製等方式選拔人才。盡管唐代開始有了科舉，但是由於人才選拔規模太小，加上多為貴族壟斷，因此唐代並未能通過科舉製培育出廣大的知識分子群體。從根本上說，宋代以前的朝代興衰，更多是貴族間的鬥爭，而與知識分子群體無關。
到了宋代，隨著科舉製的急劇擴大，平民階層有了更直接的渠道參與朝政。北宋末期，每年參與各級科舉應試的學子已達10萬多人，而南宋時期的12世紀後期，盡管丟失了三分之一的國土麵積，但每年參與各級科舉應試的學子，更增加到了40多萬。
通過這種“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舉製，廣大知識分子有了直接的通道可以實現階層流動和上升。也因此，知識分子群體對於國家興亡的責任擔當意識開始強烈膨脹，以致北宋時期，知識分子群體敢於在宋神宗麵前，公開闡述皇權必須與“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在後世強調皇權獨裁的明清時代，宋人和宋代知識分子群體的集體自信，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說，盡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概念要到明末清初才被提出，但宋代的知識分子已經開始踐行這種理念。
在文天祥看來，他狀元出身，以贛州知州的身份起兵勤王，如今危難之際臨時被任命為宰相，對於家國天下，更是承擔著發自肺腑的崇高責任。
當時，文天祥等人主張依托臨安城中的幾萬殘兵和數十萬百姓支持，與元兵進行攻守決戰。然而66歲的謝太後和4歲的宋恭帝趙?束手無策，他們和更多的文官仍然癡癡夢想著蒙古人能和此前的契丹人、女真人一樣，在得到更多的歲幣和納貢後可以退兵回朝。
婦人小兒無力挽救趙宋天下，無奈下，文天祥隻得代替宋廷，再次出城談判。麵對氣焰囂張的元軍統帥伯顏，文天祥毫不懦弱退縮，堅持與伯顏抗爭辯論。伯顏怒了——一位即將亡國的南宋宰相，竟然敢如此當麵頂撞他——於是下令，將文天祥拘押鎖銬起來。
文天祥公開怒斥伯顏並被拘押的這一天，是德祐二年（1276）農曆正月二十四日。10天後，二月初五，南宋朝廷在臨安向元軍投降。
與149年前經曆靖康之恥（1127）滅亡的北宋一樣，南宋，也已接近窮途末路。
但危難之際，謝太後仍然命令陸秀夫等人，在南宋朝廷於臨安投降元朝之前，秘密護送著趙宋皇族最後的血脈——7歲的趙昰和4歲的趙昺，出走福州。
臨安之降後3個月，1276年5月，陸秀夫和趕來護駕的張世傑一起，在福州擁立趙昰登基，是為宋端宗。此後，被元軍押解北上的文天祥，也在途中逃脫南下，曆經九死一生輾轉來到福州，並被任命為右丞相知樞密院事。
當時，南宋已經瀕臨末日，但在各個角落，仍然有忠臣義士在頑強抵抗元兵。在揚州，盡管得知首都臨安已經淪陷，但駐守的李庭芝和薑才等人卻始終堅持不降。在率兵轉戰泰州兵敗被俘以後，李庭芝最終殉國。薑才臨死前，仍然對元兵破口大罵，誓死不降。
在重慶，張玨等人則一直孤軍奮戰。一直到臨安淪陷兩年後的1278年，從釣魚城率兵轉戰重慶城的張玨才最終兵敗被俘。他不願投降元朝，用弓弦上吊，以身殉國。
與此同時，從元兵手中逃脫的文天祥也再次出發，從1276年7月到1278年11月，他先後組織義兵，一度收複了被元兵占領的江西贛州、吉州等地。然而在江西永豐，他再次遭遇敗績，妻妾子女都被元兵俘虜。而在進軍廣東潮州過程中，他的軍隊又開始流行瘟疫，並奪走了他剩下的唯一的兒子。
文天祥已然一無所有，可他仍然在堅持戰鬥。
他率領最後的殘兵一路轉戰，在退到廣東海豐時，被元朝將領張弘範部隊突然襲擊。猝不及防的文天祥最終被捕，倉促之中，他吞下腦子（龍腦）試圖自殺，沒想到自殺失敗。
這是他第一次自殺。
元將張弘範要他跪拜，他堅持不拜。張弘範又要求他寫信勸降陸秀夫和張世傑等人，文天祥卻說：“我無法保衛自己的父母，又怎麽可能教別人背叛自己的父母？”
他寧死不降，在被元軍押解前往追擊宋軍時，寫下了千古聞名的《過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經，幹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已然抱定必死的決心。
3
在文天祥的時代，隨著家國意識的強化，以及程朱理學的影響，知識分子心中“家、國、天下”已經渾然一體，密不可分。
早在北宋時，理學家張載就提出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念，並在此後切實影響了無數知識分子為之奮鬥終生。在宋代儒士們看來，“家國”是密不可分的。宋代以前的知識分子，一是沒有形成像宋明清如此龐大的群體，二是沒有形成如此強烈的責任擔當意識，而宋代“三百年養士”的結果和終篇，就是文天祥和陸秀夫的末世悲歌。
這已經不僅僅是家國興亡，而是天下興衰、匹夫有責了。
南宋寶祐四年（1256），21歲的文天祥榮膺當年科舉狀元。當時，19歲的陸秀夫也高中進士。作為同榜和同年，這兩位南宋末世的知識分子，在窮途末日中堅持不懈地戰鬥著。
文天祥在廣東海豐被捕的當年，1278年，年僅10歲的宋端宗趙昰在流亡途中病逝。隨後，陸秀夫又與張世傑一起，共同擁立當時年僅7歲的趙昺為帝，繼續抗戰。
從福州退守廣東後，在崖山，1279年2月，陸秀夫和張世傑率領殘餘的十多萬南宋軍民，與元兵展開了最後的戰鬥。
宋軍最終慘敗。
麵對重重包圍的元兵，不願屈服投降的陸秀夫，毅然背著8歲的宋帝昺投海自盡。在得知陸秀夫和宋帝昺跳海自盡的消息後，張世傑仰天長嘯，淚流滿麵地說：“我為趙氏盡心盡力，一君亡，又立一君，如今又亡矣，不知天意為何？”颶風中，張世傑也跳入滾滾波濤之中，追隨那個他為之奉獻所有的王朝而去。
整個崖山之戰，史書記載，南宋最後殘存的十多萬軍民，或在戰鬥中壯烈犧牲，或不甘受辱投海自盡，“浮屍出於海十餘萬人”。盡管首都臨安已經於1276年淪陷，但這些殘存的忠臣義士，仍然堅持奮戰到了三年後的1279年。
至此，南宋徹底毀滅於崖山的怒海波濤之中。
崖山之戰後，元軍統帥張弘範非常得意，下令在崖山北麵的石壁上，刻下了“鎮國大將軍張弘範滅宋於此”十二個字。元朝滅亡以後，當地人將張弘範的字全部鏟掉，改刻上了“宋丞相陸秀夫死於此”九個大字。
當時，文天祥在被關押的海船上，目睹了這場南宋的亡國之戰。後來，他寫下了《二月六日海上大戰國事不濟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慟哭為之詩曰》：
長平一坑四十萬，秦人歡欣趙人怨。大風揚沙水不流，為楚者樂為漢愁。兵家勝負常不一，紛紛幹戈何時畢。必有天吏將明威，不嗜殺人能一之。我生之初尚無疚，我生之後遭陽九。厥角稽首並二州，正氣掃地山河羞。身為大臣義當死，城下師盟愧牛耳。間關歸國洗日光，白麻重宣不敢當。出師三年勞且苦，隻尺長安不得睹。非無虓虎士如林，一日不戈為人擒。樓船千艘下天角，兩雄相遭爭奮搏。古來何代無戰爭，未有鋒蝟交滄溟。遊兵日來複日往，相持一月為鷸蚌。南人誌欲扶昆侖，北人氣欲黃河吞。一朝天昏風雨惡，炮火雷飛箭星落。誰雌誰雄頃刻分，流屍漂血洋水渾。昨朝南船滿崖海，今朝隻有北船在。昨夜兩邊桴鼓鳴，今朝船船鼾睡聲。北兵去家八千裏，椎牛釃酒人人喜。惟有孤臣雨淚垂，冥冥不敢向人啼。六龍杳靄知何處，大海茫茫隔煙霧。我欲借劍斬佞臣，黃金橫帶為何人。
南宋已滅，元軍統帥於是讓人再次押來文天祥，引誘他說：“你的國家已經滅亡了，丞相您對宋朝的忠孝已經傾盡全力了。如果你能用對待宋朝的忠心，來對待當今的聖上（忽必烈），那麽一定還可以當上宰相！”
對此，文天祥淚流滿麵地說：“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又怎麽能夠背叛國家，不與之同生共死呢？”
一席話，說得張弘範也動了惻隱之心。他命人護送文天祥北上大都覲見忽必烈。
文天祥再次自殺求死。在路途中，他絕食八日，沒想到仍然不死。於是他放棄絕食，決定與蒙古人周旋到底，最終以求一死，為大宋殉葬。
在《言誌》詩中他寫道：
殺身慷慨猶易免，取義從容未輕許。
……
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
4
在元大都的監獄裏，忽必烈讓當時已經9歲的宋恭帝趙?出麵勸降文天祥。
當看到宋恭帝一身蒙古人裝扮出現在牢獄中時，文天祥立馬跪在宋恭帝身前淚流滿麵。他說：“臣不能保大宋，致使陛下今日，深愧。聖駕請回，聖駕請回！”
當時宋恭帝已經懂事，也在文天祥麵前失聲痛哭。
在牢獄中，蒙古人又將文天祥的妻子歐陽氏和兩個女兒柳娘、環娘罰沒為奴，並讓他的女兒柳娘寫信給他，並提示他說，隻要他願意投降，他的家人馬上可以恢複自由身，他本人也可享受榮華富貴。但文天祥執意不肯，在回複自己妹妹的信中，文天祥寫道：“收柳女信，痛割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裏，於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環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淚下哽咽哽咽。”
為了逼迫文天祥投降，懾服亡宋子民，元朝宰相孛羅親自提審文天祥。文天祥堅持不肯下跪，強硬地說：“天下事有興有衰。國亡受戮，曆代皆有。我為宋盡忠，隻願早死！”
當時已經投降元朝的王積翁等人上書忽必烈，請示說，文天祥堅持不降，或者就將他釋放做道士好了。但同樣為宋朝狀元宰相出身的留夢炎卻強烈反對，留夢炎說：“文天祥如果被釋放，複出號召江南，那我們這些投降的人，將置於何地？”
對於生死，文天祥早已超脫看透。在元大都的監獄中，元朝至元十八年（1281）夏，文天祥寫下了《正氣歌》：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
……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
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
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
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
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
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
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
從1278年被俘，到1279年目睹崖山之戰南宋的毀滅，中間兩次自殺，始終堅持不屈的文天祥，最終在被關押四年後的1283年，迎來了忽必烈的再次提審。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八（1283年1月8日），忽必烈親自召見文天祥，進行最後一次勸降。文天祥卻說：“我文天祥作為大宋的狀元宰相，宋亡，隻能死，不能活。”
忽必烈仍然重視這位南宋的狀元宰相，便問他說：“你有什麽願望？”
文天祥顯得非常淡然，隻是說：“我文天祥受大宋的恩惠，官為宰相，安能投降二主！願賜之一死足矣！”
次日，他被引出就刑。
臨刑前，他特地要求，向著南方故國大宋的方向鄭重跪拜。
然後，他要來紙筆，寫下了最後的絕命詩：
昔年單舸走維揚，萬死逃生輔宋皇。
天地不容興社稷，邦家無主失忠良。
……
天荒地老英雄喪，國破家亡事業休。
惟有一腔忠烈氣，碧空常共暮雲愁。
寫完最後的詩，他對著圍觀的上萬市民呐喊：“吾事畢矣！”
然後，他從容就義。他死後幾天，妻子歐陽氏為他收屍，在他的衣帶中發現了他的遺言：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在辦完文天祥的喪事後，妻子歐陽氏也選擇了跟隨文天祥，自盡殉亡。
南宋在1279年滅亡整整四年後，王朝的最後一位忠臣義士，最終選擇了一條殉國之路。至此，宋史才算合上了無盡歎息的最後一頁。
5
文天祥死後，元人針對謝太後於1276年在臨安城怒斥文官貪生怕死一事寫道：
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者甚於生者，可不謂“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因為文天祥的榜樣，還有無數像陸秀夫這樣的忠烈選擇殉國，元人對於宋人“養士三百年”，最終蓋棺論定，予以了中肯的評價。
而在宋代理學的影響之下，文天祥的人文形象也被不斷塑造。在此後越來越重視綱常和人臣之義的封建王朝，文天祥作為知識分子的代表，足以為萬世“忠君愛國”的典範。殊不知，他作為知識分子的強烈自省，以及對天下興亡的憂患責任，內涵遠遠不止於此。
到了明亡清興的鼎革之際，以文天祥為榜樣的文人士大夫層出不窮。文天祥強烈的人格力量，使得在明末清初不懈奮鬥的文人士大夫們振奮不已。例如江西金溪人傅鼎銓就在明朝滅亡後，跟隨同鄉揭重熙募兵抗清，傅鼎銓兵敗被捕後，被清廷要求作書招降揭重熙。傅鼎銓引用了文天祥在《過零丁洋》中所寫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進行拒絕。
在獄中，傅鼎銓還寫下了《正命銘》：
經嚴猾夏，義大複仇。民安弗獲，主辱何求。生不負學，死不降誌。取義存仁，庶畢吾事。
這生命中最後的自白，與前輩文天祥的遺囑“衣帶讚”內涵相同，追求一致。
“取義成仁”，自文天祥以後，一直在激勵著無數仁人誌士。
明末，作為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徵明的曾孫，同樣狀元出身的文震孟就以忠義著稱。文震孟在世時直言上疏對抗閹黨，被視為文天祥轉世。文震孟死後，文震孟的兒子文乘又在明亡清興之際起兵抗清。文乘臨死前麵不改色，先是朝著北方明朝首都北京的方向跪拜，然後又朝著南方蘇州家鄉的方向跪拜。他留下遺書：
閥閱名家舊姓文，一身報國九原聞。
忠魂今夜歸何處，明月灘頭臥白雲。
在文天祥的老家江西廬陵，當時人供奉有文天祥的紀念祠文信國公祠，臨死前，文乘呐喊，我的靈魂將皈依你啊，文信國公祠，公（文天祥）其許我！
而曾經與鄭成功一起反攻江浙一帶的張煌言，兵敗被捕後，在監獄中，也是一遍遍抄寫文天祥的《正氣歌》。在杭州西湖邊鳳凰山就義前，行刑官問他還有什麽遺言，他呐喊道：
我年適五九，複逢九月七。
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
一個張煌言死了，又一個“文天祥”活了。
對於文天祥以後的知識分子來說，文天祥強烈的精神榜樣，一直都是儒家“取義成仁”的典範。這在某種意義上，已經遠遠超越了“忠君愛國”的範疇，而是一種超脫於生命之上，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自我期許和責任擔當，進而內化成為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塑造力量。
對此，盡管自己是取代明朝的滿清皇裔，但乾隆皇帝仍然公正地評價說：
若文天祥，忠誠之心不徒出於一時之激，久而彌勵，浩然之氣，與日月爭光。該誌士仁人欲伸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
好一個“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近現代曆史學家蔡東藩評價說，文天祥與陸秀夫、張世傑這“宋末三傑”，“奔波海陸，百折不回，尤為可歌可泣，可悲可慕。六合全覆而爭之一隅，城守不能而爭之海島，明知無益事，翻作有情癡”。
此後，在外敵入侵，中國再次遭遇國難的曆史背景裏，在中華民族從傳統的“天下—華夷”觀到“世界—民族”的涅槃重生中，蔣介石評價文天祥說：“文天祥忠君愛國的精誠和崇高偉大的人格，更不隻江西一省之光榮，實堪代表整個中華民族之精神與人格，並為整個民族萬古不變的光榮。”
作為一個民族永恒的榜樣，文天祥跨越了時空，滲透進各個人群和階層，成為這個國家和民族不斷浴火重生的精神力量和至高榜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早已超越了知識分子的局限，而轉化成為民族魂的象征。
一個大寫的宋人，他始終無愧於天，無愧於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