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吉隆坡向北到亞羅士打，得有近四百公裏，到地方已經是中午，透過車窗，看到登康下了大巴車，順路朝北走去。我們三個人像小偷似的出來，在後麵遠遠跟著。小楊覺得很刺激，但心裏也忐忑，因為我在出租車上和她講了登康的往事，小楊對登康也有了全新的了解，她很擔心登康是不是被什麽仇家給威脅。
小楊的擔心不是沒道理，之前熊導遊的事還沒完，我和方剛都有理由懷疑，這混蛋是不是想辦法找到了登康。但又覺得不像，以熊導遊的為人，就算他找到了登康，要麽來硬的，直接把登康幹掉，要麽暗中作手腳，沒必要威脅登康要錢吧，這似乎並不是他的風格。
跟在登康後麵，我們大概走了半個多小時，拐來拐去，看到他走進一棟灰白色的樓院。院門口有個小辦公室，登康進去兩分鍾後又出來，走進大樓。我們進院來到辦公室，有個小窗口，方剛先是用半生不熟的馬來語和坐在裏麵的工作人員溝通，對方是懂中國話的，反問我們是不是華人。經工作人員告知，我們才知道，這棟樓居然是亞羅士打市的精神醫院。
我們三人麵麵相覷，方剛問：“登康來精神醫院幹什麽？”
“對了，你剛才不是給講過，登康的爸爸中了他施的魂魄降，成了精神失常的人嗎？”小楊忽然說道。她反應真快，我和方剛看了看，都沒說話。
探視需要手續，否則不讓進。方剛打聽剛才那個叫登康的人，工作人員看了看我們，也不回答。方剛對我點點頭，我打開皮包，裏麵有昨天解降客戶給我的生意錢，我數了幾張馬來西亞鈔票遞過去，稱我們是登康的朋友，因為被事耽擱，就落在後麵了。
那工作人員看了幾秒鍾我手裏的錢，說：“你們可以打電話給他，讓他出來接。”我又求了半天，這人居然不吃這套，讓我們驚訝。可能是之前在東南亞用錢辦事太痛快，現在遇到個較真的，還有些不習慣。
方剛哼了聲：“打就打，我們又不是小偷！”沒辦法，我隻好一手握著錢，另一隻手掏出手機撥通登康的電話。他問我什麽事，我直接說就在精神醫院門口，你出來接我們吧。
登康十分意外：“你們在哪裏？”我說已經看到你進去了，現在工作人員不讓我們進，你快出來。登康沉默了幾秒鍾，掛斷電話。
大概五分鍾之後，小楊指著門口：“出來了出來了！”登康走到我們麵前，那工作人員探頭出來，問他是否和我們是朋友。這人還挺謹慎，看來是怕我們找登康麻煩。登康點了點頭，工作人員這才放心，把我手裏捏著的鈔票抽走，縮回身繼續看報。把我給氣的，原來這工作人員自有他的一套原則，既不想擔負擔，又想收好處。
“你們一直跟著我？”登康不太敢相信。小楊笑嘻嘻地說是啊，我們怕你被那個狗熊導遊給威脅，所以想來幫你。登康失笑，搖搖頭轉身就走。我們在後麵跟著進了大樓，兩旁都是鐵門的房間，各種聲音很雜亂。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牌商都這樣，反正我在這三年的牌商生涯中，至少去過好幾次精神病院了。表哥工廠中大獎的胡三強、華欣市跟妓女要好的劉先生、要殺夫的香港瓊姐，這是我見過的。還有好幾個我知道但沒去看過的，不過這些都是客戶，現在卻是跟著登康，還不知道看望誰。
在一樓，登康把證件展示給醫生，這醫生帶著我們來到頂樓的某鐵門前，透過窗戶能看到裏麵很簡陋，隻有一張鐵床和一個抽水馬桶，別的什麽也沒有。床邊坐著個六十幾歲的老頭。和我以前探視過的客戶不同，這人一動也不動，就像木雕泥塑。
醫生掏鑰匙打開門，用馬來語和登康溝通著，我們聽不懂。登康進去之後，那老人也沒動彈，就像完全沒看到。登康走到老人對麵，雙手抱在胸前，背靠著牆，看了看我們，就把頭轉向窗外。
“這是……”我發問。
其實我們心中已經有答案了，隻是沒確定，方剛問：“是你爸爸？”登康點點頭，眼睛仍然看著窗外。小楊忍不住問登康為什麽不和他爸爸交流，多可憐的老人家。
登康哼了聲：“你來替我交流吧。”
小楊也沒客氣，徑直走到老人麵前蹲下，笑著說：“您就是登康師父的爸爸嗎？”老人根本不動，我甚至懷疑他是不是睡著了。
方剛問登康怎麽回事，登康說：“半年前我在山打港的一名牌商朋友告訴我，他在網絡上看到有衛生部發的消息，公布了很多與家屬失聯的精神病人。其中有位老人的信息中顯示，他是泗務人，兒子叫登康。這牌商知道我也是泗務人，就覺得好奇，把那網頁用手機拍下來，展示給我看。我一眼就看出照片上那個男人就是我父親，這才找到他。”
“可是他已經完全不能和人交流了？”我問。登康點點頭，說醫生告訴過他，這位老人在兩三年前就被精神醫院收治，當時是在某凶案現場發現的，有個女人剖腹而死，老人在旁邊隻會胡言亂語，案子也沒破。後來漸漸連胡言亂語都不會了，就是沉默。給飯就吃，給水就喝，想大小便就自己去找地方，沒地方就隨地解決，和貓狗一樣。
登康說：“我沒敢說是他的兒子，怕被醫院捅到警察那邊去，再牽出當年的凶案，隻好說我是他的侄子。好在我補齊了三年的收治費用，醫生也沒多問，但勸我帶他出去。我說想給他治病，醫生說以東南亞的醫學水平恐怕不行，可以去日本或者歐美澳試試，但可能需要很多錢。”
到現在，我和方剛恍然大悟，才明白為什麽一向不太看重錢的登康，居然私下跟拉賈那家夥串通，一起行騙，原來就為了多接大生意，好湊出錢來給父親治病。這讓我想起老謝，一個是治兒子，一個是治父親。這真是造化弄人，當初他爸爸被鬼迷住心竅，一心跟著那個寡婦，害死老婆和兒媳，登康極度痛恨親爹，但又下不去死手，隻好給他下魂魄降，然後對鬼王假稱已經用降頭術害死父親。時隔幾年之後，登康居然還能和他爸爸相遇。按理說應該是好事，可又要湊巨款給他治腦子，這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
我又嚐試和他爸爸對話，可這老爺子真是病得沒救，我問十幾句，他隻看過我一眼，然後就再也不理我了，就像老電影《追捕》裏的杜丘裝傻一樣。
四個人就在病房裏沉默了半小時，還是登康首先走了出去，我們三個緊跟出來。方剛問登康這段時間住在哪裏，登康說：“我已經從山打港搬到這裏了。”我問他以後打算怎麽辦，登康說盡量湊夠錢，因為爸爸已經六十多歲，醫生說時間拖得越久，大腦的損傷就越大，能治好的機率也越低，所以要盡快。
“我手裏最多隻有不到五萬人民幣，田七也不會比我多到哪裏去，跟你要的數字差得太多。”方剛說。
吃過晚飯，我們四人來到登康租住的公寓。和方剛的住所差不多，隻有一間臥室，和不大的客廳，裏麵設有簡單的地壇，那顆勞差的頭骨域耶就擺在上麵。登康是我們的合作夥伴，也算好朋友，可我總不能賣掉房子借錢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