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的機會主義路線使革命走上了失敗的道路。全體黨員都意識到了情況的嚴重，而黨的領導中倉卻渙散無力。不少黨員想盡種種辦法來挽救局麵，但時間已經來不及了。有一些黨員則表現消沉。譚平山辭去了武漢政府農民部長的職務，成天忙著收拾行李，見了我就歎息說不行了！搞不下去了，還是走吧！”我問他：“不在這裏繼續搞，又走到哪兒丟呢？”他也回答不出來。武漢街頭的空氣也愈來愈緊張。何鍵的反動軍隊天天在街上巡邏。汪精衛正在加緊醞釀“分共”。當時的第四軍共產黨員最多，戰鬥力最強，是“分共”的主要阻礙。汪精衛找第四軍軍長張發奎商量，張發奎怕控製不了軍隊，有些猶豫。汪精衛就拿出共產國際的指示，添油加醋地說共產黨要消滅國民黨，要把軍權抓到手上，跟他們合作不下去了，還是分開的好。”這樣，張發奎也就同意了“分共”的反革命計劃。
1927年7月14日晚間，武漢國民黨秘密召開“分共會議”。兼有國民黨籍的共產黨員都被排斥而不得參加。那晚，我和林伯渠同誌在一起等候會議的消息。直到深夜12時，彭澤民來告訴我們開會的情況：汪精衛在會議上極力主張“分共”，宋慶齡沒有參加會議，請了陳友仁作代表，在會議上極力反對“分共”。陳代宋說：“聯俄、聯共和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是總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夠發展成今天的局麵，拋棄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屈服，……”孫科聽了就起來跟陳友仁大吵。汪精衛也堅持要“分共”，並假惺惺地說：“分共以後，我們還可以跟共產黨實行黨外合作；我們仍繼續反帝反蔣。”當然汪精衛說的這些都是騙人的鬼話。事實證明：他在“分共”的同時就立即對共產黨員大肆逮捕和屠殺。他所說的“分共”就是“反共”的同義語，而“分共”的必然結果，就是滾進帝國主義的懷抱裏。
當晚我回到寓所，心中很煩躁。再加天氣炎熱，不能睡覺，夜間3點鍾我還在曬台上乘涼。忽然看見有四個人，背著槍，推開我寓所的門進來，一會兒又出去了。我躲在暗裏看他們的動靜，以為他們走了。幾分鍾後，這四個人又從後門進來了，到我電話室裏，拆了電話，還留下一封信。信上說外麵風聲很緊，要我趕快離開。我和同住的鄧懋修商量，鄧勸我說：“你且暫時移居一個地方吧！否則，赤手空拳，一定要吃他們的虧。”因此我當晚就搬到我大哥的寓所去了。
7月15日早晨，接到黨中央的通知，讓我到武昌集合。當時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印信、賬目、文件，都是由我經手管理的。我考慮到賬目沒有交代，反動派很可能製造謠言，誣蔑我卷款潛逃，借此來破壞我黨的聲譽。因此我決定要親自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去辦清交代。9點鍾我就去黨部，把我經手的一切都交代清楚，然後給汪精衛留下了一封信。信中大意是說咋晚有武裝到我寓所迫我速走，所以我隻得離開；並說他們“分共”的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把革命中途斷送了。
當天傍晚，在一陣傾盆大雨之後，我渡江去武昌。在船上，麵對著鬱鬱的青山和浩浩的江水，一件又一件的往事在我腦子裏翻滾。多少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出生入死，流血犧牲，才臝得了北伐戰爭的勝利。如今革命竟被斷送了，勝利的果實被反動派奪去，作為建立新的統治的資本。這是多麽沉痛的教訓！我恨不得有這末一支大筆，可以蘸滿長江之水，把這個教訓題銘在青山之巔！